人与事：我所亲历的八十年代《诗刊》（一）“真是临到一个高速公路的时代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刊论文,我所论文,人与论文,高速公路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艾青
邵燕祥
柯岩
唐晓渡
1982年2月22日，我携着一堆行李到诗刊社报到。和那个年代所有怀有文学梦的青年一样，对那时的我来说，《诗刊》不仅是一个最具权威性的诗歌刊物，而且意味着一块灵魂的净土。正因为如此，当接我的面包车穿过灰蒙蒙的北京城，猛地拐进北郊小关一个比肩挂着“诗刊社／北京市朝阳区绿化大队”牌子的素朴庭院时，我基于虚荣心的些微失望（相对于期待中的“诗歌殿堂”）只稍稍露了露头，就被一阵由衷的欣喜所砍伐：绿化——诗歌，诗歌——绿化，多么富于象征意味的契合！我将要投身其间的，不正是一项绿化人们灵魂的事业吗？
时至今日我也不打算嘲笑当初的浪漫，相反却时常惊悚于这种绿色情怀在岁月风尘中点点滴滴的流失，或被蒸发。当然，即便在当初，绿色也不是我心境的全部。毕竟此前我已在社会上摔打多年，毕竟我有限的文学经验已经历过“思想解放运动”的初步锻炼。我知道《诗刊》在许多人心目中是所谓“皇家刊物”，近乎诗歌艺术的最高裁判所，但我决不会这么看；我还知道，大凡这样的机关刊物，都会是观念冲突的“风口浪尖”，而观念冲突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力斗争。那么我将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我能否扮演好我的角色？在下班后空空荡荡的庭院里我转着圈一遍遍问自己，不由得心中疑虑重重，忐忑不安。
编辑部主任吴家瑾给我送来一封折成燕形的便函，是副主编邵燕祥先生留请她转交的。这封便函此后许多年一直夹在我的《英汉词典》里，有意无意地也不知看过多少遍，可惜前年搬家后不知怎么找不着了，为此着实懊丧了好几天。说来也就寥寥数语，大意是说当日要去作协开会，不能在社里面谈；但已请吴家瑾同志调阅过档案，又看了你的毕业论文，觉得你是具备当一个好编辑、好评论工作者的资质的。现在诗歌评论很薄弱，希望你认真学习，尽快熟悉情况，以速速担负起工作云云。
一个初来乍到者，一个游子，懵头懵脑之下，突然读到来自一位景慕已久的前辈和领导的如此亲切的文字，其心情可想而知。刹那间我甚至想到古来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当然我不敢谬托知己，事实上在其后共事的数年内，我们的个人关系一直止于“君子之交”；但在私心里，我是颇以能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工作为幸事的。他工作作风的严谨缜密，为我近二十年的编辑生涯中所仅见。他批阅稿件的细致程度常常令人汗颜：每一个值得推敲的句子，每个错别字，以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在稿笺上很少只署诸如“同意”、“不用”这样更多示其权能的批语，而总是尽可能详细地说明用或不用的理由，包括必要的提醒以至警告。有一次我的审稿意见写得过于龙飞凤舞，结果招来了他的辛辣讽刺：“送审报告不是书法比赛，以后请写得工整些”，让我一见之下，脸红至腰。
他的儒雅谦逊同样令我心折。记忆中但凡去他的办公室，他很少不是迅即起身离座，一起站着说话的；当然，将其理解成一种为了使谈话尽可能简短的策略也未尝不可。有一件他或许早已忘却的小事，最能说明他作为领导的胸襟和风格。那是1983年初春。在当天的评刊会上，他着重谈了部分青年作者中存在的“学生腔”问题，并以我送审的一首诗为例；会议结束时他建议评论组就此写一篇文章，尽速编发。回到兼作卧室和办公室的房间里我左思右量，心里总也不太平服：倒不是因为受了批评，而是因为我对这首诗有甚不相同的看法。下班前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去找燕祥先生，我想那也是我第一次当面向上司直陈自己的艺术见解。我一面为满头汗气蒸腾而大感狼狈，一面紧张地斟酌词句。我说那首诗或许有一点“学生腔”，但更突出的却是其饱满的现代感性，而这正是当前许多作品所缺少的。他隔着办公桌安详地听着，始终不置一词，但目光中充满了鼓励。最后他说：“很好。让我考虑一下。”第二天上午我刚在办公桌前坐定不久，他便敲门而入。时至今日他的语调仍能从遥远的岁月深处漾过来一阵和风。他说我仔细想过了，以为你昨天的分析很有道理。刚才已去找过××同志，这篇文章仍然要写，但不会再用那首诗作例子。给你打个招呼。
他完全没有必要以如此郑重的方式给我打这样的“招呼”。他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等我再去找他，也可以在一个顺便的场合带一句；假如是那样，我当时也会心怀感动，但决不会在记忆中珍藏至今。我不认为这仅仅是在表达个人的某种心情。回头看去，那一时期的《诗刊》之所以能在诗坛葆有巨大的声望和感召力，之所以能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做到不乱方寸，除了其特殊的地位及可归之于“大气候”的种种因素外，与领导者的工作作风、襟怀气度和人格魅力甚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既严格又谦和；既精警又诚恳；既有一定之规，又决不保守僵硬，如此等等。这么说时我心中想着的不仅是邵燕祥先生，也包括严辰先生和邹荻帆先生，尽管对我来说，严先生更多的是一个慈祥的长者，而邹先生更多的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有效地协调各种关系的大师。我唯一不敢妄加评说的是柯岩女士。在我心目中，她与其说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副主编，不如说是一位真理在握的诗歌监护人，一位高不可问、神秘莫测的“大人物”。面对这样的“大人物”我从不缺少自知之明。80年代之于诗即便不是一个黄金时代，也是一个风云际会的复兴时代。这种复兴始于70年代末，在最初的两三年内即已迅速呈现为一种新的格局。以下是一些当时形成了重大影响、具有标识性的诗歌事件：
1978年。12月，由北岛、芒克主持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所谓“新诗潮”开始崭露头角。
1979年。1月号《人民文学》刊出艾青的长诗《光的赞歌》，此后一批复出的老诗人纷纷发表作品，形成所谓“归来者诗歌”现象；4月初，由《今天》编辑部组织的第一次民间诗歌朗诵会在北京玉渊潭公园举行；3月号《诗刊》转载了《今天》上北岛的诗《回答》等，4月号转载了舒婷的《致橡树》，8月号发表了叶文福的《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引起争议；第9期《文艺报》发表公刘《诗与诚实》一文，提出“诗人和作家首先要忠实于人民，忠实于事实”；10月号《安徽文学》最早以专辑的方式发表30位青年诗人的作品。
1980年。《福建文学》自第二期起，开辟“新诗创作问题讨论”专栏，讨论主要围绕舒婷的创作展开；4月，在南宁召开了以“诗歌的现状和展望”为主题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如何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成为争论焦点之一；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谢冕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率先探讨了“新诗潮”的意义；7月，《诗刊》举办第一届“青春诗会”，随后，10月号推出特辑；8月号《诗刊》发表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由此展开了所谓“朦胧诗”的大讨论；9月，诗刊社在北京召开诗歌理论座谈会，会上围绕对“朦胧诗”的评价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诗探索》创刊号推出“请听听我们的声音——青年诗人笔谈”专辑；《上海文学》自1月号起开辟“百家诗会”专栏。
1981年。3月号《诗刊》发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从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必然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构成挑战的前提出发，论述了“新诗潮”的哲学基础和美学特征；4月号《诗刊》发表程代熙《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对孙文进行批驳；5月，诗刊社受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主办的“全国中青年新诗评奖”结果揭晓；7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诗创造》、《中国新诗》等刊物上集中发表作品的9位诗人的合集《九叶集》；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0年代曾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集中发表作品的20位诗人的合集《白色花》；孙静轩发表《幽灵》一诗引起争议，并遭公开批判。
类似的“大事记”当然免不了疏漏，但已能大致说明问题；而所有的问题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且与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呼应：一，新格局的主要构成是“文革”后复出的一批老诗人和正在“崛起”的一批青年诗人。二，在度过了最初的“蜜月”阶段后，某种内在的分野正变得越来越不可回避；这种分野远不止是艺术风格的歧异，也无法被归结为当时人们乐于挂在嘴边的“代沟”；在更深的层面上，它是新诗在谋求自身现代化（一种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既相平行，又相颉颃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综合“症候”。三，《诗刊》作为公开出版的诗歌报刊的“头羊”，在新格局的形成和演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理论和批评方面甚至扮演了弄潮的角色。然而，随着复兴大潮的潮头初平，《诗刊》的角色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出于任何个人意志，倒不如说它出于某种集体意志。这种集体意志一方面感受着新诗（思）潮的冲击所带来的兴奋、眩晕和不适，一方面念念不忘主流意识形态、体制和所谓“新诗传统”的规范，后者作为“看不见的手”事实上早就划好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圈子。有关“朦胧诗”的论争最初尚能保持学理上起码的平等、自发性和张力（这在1949年以后似乎还是第一次，仅此就应对这场论争予以高度评价，而无论其于诗学建设的意义有多么初级），但越是到后来，要求对诗坛年轻的造反者进行“积极引导”的压力就越大。这一特定语境中的“关键词”透露出，对那些自认为和被认为负有指导诗歌进程责任的人们来说，阅读的焦虑从一开始就与某种身份危机紧紧纠缠在一起，而后者远比前者更令人不安。
我到《诗刊》后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是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举行的老诗人座谈会，主题为“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时间是1982年3月15日，地点在新侨饭店。这次座谈会分两拨进行，第一拨已于3月6日开过，与会者主要是当时在“解放区”的老诗人；我参加的是第二拨，与会者其时大多在“国统区”。采取这种“分而忆之”的方式想来是考虑到了话题的方便和角度的不同。比较一下会后发表的两篇“纪要”，确也可以发现某种微妙的差异：前者更多地是在表达“饮水思源”的感恩心情，并强调《讲话》精神对中国新诗的现实以至永远的指导意义；后者则更多地关注和诗歌现状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如何评价新诗成就（对这一代诗人来说，“新诗迄无成就论”肯定称得上是一道阴影）、如何借鉴外国诗歌、如何看待新诗的形式、如何看待当前年轻人的探索等等。
不用说，面对这些诗坛的名家巨宿我内心充满了敬意，但必须承认，在与会的大部分时间内我都在不可控制地走神——或许是因为发言者大多过于斟词酌句，以致有点沉闷；或许是因为臧克家先生的倏忽来去过于戏剧化，以致留下太大的反差。他在会议开始约10分钟时出现在门口，在全体起立和一片问候声里泰然坐下，在众人凝神屏息的期待中开始发言。他思路清晰，一二三四，语调急促，词锋锐利。他以精光四射的眼神震慑全场，以大幅度的手势和飞溅的唾液强化他的磅礴大气。他兴致勃勃，口若悬河，如鱼在水，如隼在天；但突然间又戛然收束，向主持人一揖致歉，称身体欠佳，遵医嘱不可久留，云云。话音未落，人已飘然出座，惟留下盈耳“保重”之声。
这种旋风式的风格令我一时头晕目眩。我想他可真像是一条神龙。直到一年多以后大批“精神污染”，当初的一幕重现于虎坊路《诗刊》会议室时，我才想到这很可能是一道“大人物”特有的风景。那次他也是姗姗来迟，也是坐下就说，说了就走。那次他的激情更加不可遏制。当说到国内外反华反共势力正沆瀣一气，在诗歌领域内刮起一股黑风，妄图否定“左联”，否定革命文艺，应及时识别，坚决粉碎时，他的手不再是在空中挥动，而是把茶几上的玻璃板拍得砰砰作响。也正是那次，他原先在我心目中尚有点模糊的形象忽然变得清晰起来，而这一形象顽强地和契诃夫笔下的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叠映在一起。一个像他那样怀有钢铁般的信念和眼光的人，除了捍卫与这种信念和眼光有关的秩序外不会再关心什么。他不会困惑，也无意寻求任何意义上的对话，因为他的耳朵中早已充满同样坚硬的真理结石。相比之下，倒是艾青先生的小小牢骚更富于人性，更亲切真实。由于他的“泰斗”身份，人们往往倾向于把他的牢骚认作是一种幽默；但如下的一段话在我听来只能是牢骚。在那次会议发言的结尾部分他抱怨道：“我只是说写文章得让人能看懂，竟遭到有的人非难，写匿名信痛斥我，说我是诗歌界的‘霸王’；有人要把我送到火葬场。”不过，接下来的一句暗含讽刺的慨叹确实体现了他的幽默，并且是诗人才会有的幽默。他说，诗“真是临到了一个高速公路的时代了”。
诗歌当然不会以高速公路还是乡间小径作为其价值标识，就像不会以诗人身份的等级，或音量的大小、声调的高低作为其价值标识一样；不过，艾青的慨叹还是可以作为旧秩序解体、新秩序生长的某种隐喻。无论人们愿意与否，无论他们的观点有多么歧异，也无论还要经历怎样的反复，有一点在当时已显示得足够清楚，即诗坛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那种受控于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局面，正进行着巨大吐纳的诗歌潮流也必定要漫过所有被预设的河床，而辜负规划者的一片苦心。
一个多月后，我又参加了《诗刊》组织的另一次座谈会。与会者除编辑部的邵燕祥、吴家瑾和我之外，记忆中有诗人流沙河、刘祖慈、沙白、周良沛，评论家何西来、吴泰昌、严迪昌等，地点在安徽黄山脚下的屯溪。由于事先宣布这是一次“不登报、不宣传、不扩散”的小型内部会议，最初我心中不免怀有某种神秘感，以致直到会议结束，还觉得尚未开始。应该说那是一次真正的“神仙会”，也是我在《诗刊》16年间参加的不多的称得上“议论风生”的会之一——没有布置，没有仪式，没有主题；杯茶在手，海阔天空，但凭兴之所至。最早的半天会尚租用了招待所的一个会议室，当日下午便移至下榻处一个甚为宽敞的露台上。露台外顺山势生长着茂密的杂树林，可听到栖息其间的大群鹭鸟不时嘎嘎鸣和，鼓翼而起。会议的最后一日，则干脆是在由安徽歙县至浙江建德、沿新安江而下的一只渔舟里进行的，那可是令李白写下“人行明镜里，鸟飞画屏中”这等诗句的一片风景。或许正因为气氛如此自由，会上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反倒记不清了，只留下若干瞬间片断。比如何西来说到古罗马奥古斯都、渥大维时代文艺何以繁盛时那炯炯的眼神，比如沙白说到“不要到老虎头上去拍苍蝇”时嘴角那意味深长的微笑，比如邵燕祥在谈到历史教训时那如数家珍（惨痛的“家珍”！）般的列举。那次他说了一句很可能是这次会议上最有分量的话。他说，我们所需要的，应该是真正的百花齐放，而不是一种花开出一百朵不同的样子来。
考虑到与会者大多是卓有见识的才俊之士，这显然是一次旨在交流看法、集思广益的会议。照说这样的会应该多多益善；那么，又有什么必要采取“三不”的谨慎做法呢？这个令我一时颇感困惑的问题，需要我积累更多的经验之后才能回过味来。
*《诗刊》，1957年创刊，首任主编为臧克家。1961年1月改为双月刊。1963年7月恢复为月刊。1965年出至80期停刊。1976年1月复刊，先后由李季、严辰、邹荻帆、张志民、杨子敏任主编，现任主编为叶延滨。1980年增加印张，由32开本改为16开本。从1980年开始组织的青春诗会，扶植了大量青年诗作者。2002年改为半月刊出版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