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三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理性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技术理性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批判了作为异化根源的技术理性、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技术理性和作为生态危机根源的技术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技术理性批判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联性。本文拟通过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的三个维度，分析其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基本特点与理论得失。
一、作为异化根源的技术理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卢卡奇较早把人的异化的根源归结为技术理性。他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明确揭示人的异化和技术理性的盛行是同一历史过程。“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1] 卢卡奇认为，技术理性从如下三个方面导致了人的异化：首先，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机器生产体系具有严密的分工和内在规律，它是由“可计算性”的效率原则所决定的。这不仅意味着人的劳动不得不服从分工的要求，而被分解为局部的、机械的操作性劳动，人不再参与劳动产品生产的全过程，丧失了和劳动产品的整体联系；而且人还不得不服从机器运行的规律，进而丧失劳动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沦为劳动过程的旁观者。其次，技术理性颠倒了人和物的关系，技术理性对效率和利润的追求使人不得不屈从于物的牵引和支配，这既体现在人们不得不屈从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机器生产体系规律的支配，同时也体现在人的原子化以及物的价值的上升和人的价值的下降。“个人的原子化只是以下事实在意识上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遍及社会生活的所有表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整个社会(至少按照趋势)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经济过程；社会成员的命运都由一些统一的规律来决定。”[1] (154)最后，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机器生产体系使人和人的关系为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使得物化结构开始深入到人的意识领域，同时人们把遵循机器生产体系规律的行为奉为一种责任伦理，并形成了操作性的思维方式，丧失了把握社会总体和本质的能力。
卢卡奇把技术理性作为异化的根源，主要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思想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把资本主义现代化归结为不断理性化的过程。它是一个生产效率不断提高，社会结构和管理职能不断科层化和专门化的过程，但是由于支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性”是脱离了“价值理性”指导的“工具理性”，由此造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物的价值不断上升和人的价值不断下降的“两难困境”。卢卡奇通过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拜物教现象同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思想结合起来，展开他的技术理性批判。
虽然卢卡奇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但总的看，他的技术理性批判还是从属于他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而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针对消费社会的特点，从生存论的视角进一步深化了对作为异化根源的技术理性的批判。
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生产率，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西方社会由此进入消费社会。一方面消费社会意味着物品的极大丰裕和生活的日益感官化，另一方面消费不再仅仅只具有满足人们基本生理需要的功能，被消费的商品具有更多的社会意义。对物品的消费既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身份认同的功能，也承载着人的价值自我确证的功能。但是，由消费社会以及对物品的消费带来的基本问题是：“生活是否根据其生存，或根据所赋予个人或集体的生命意义组织起来的呢？”[2] 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正是立足此点来批判技术理性的。从生存论的视角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原本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创造了条件，但是现实却是西方人沉醉于被广告操纵的商品消费中而丧失自我。对此，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两部著作中分别提出了“必要的压抑与额外的压抑”、“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两对概念，指出资本和以资本为基础的利益集团为了追逐利润的需要，不仅没有利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物质财富使人们自由和全面发展，而且通过广告等大众媒体控制和支配了人们的需求，造成了对人的“额外压抑”。因为这种需求并不是人的真实需求，而是服从于资本追逐利润的虚假需求，其内容和方向是被资本所操纵的，其核心是把追逐物质生活享受作为幸福和自由来体验，最终导致西方人异化成为只知道追逐物质生活享受，而丧失对自由和解放等精神追求的“单向度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对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展开了批判。霍克海默尔、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不仅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揭示了技术理性的形成、基本特点和功能，而且还提出了“文化工业论”，集中批判了建立在技术理性基础上的消费主义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的功能原本在于培育和提升人性，前技术时代的文化生产具有个性化和不可重复的特点。但是，借助于现代技术，西方社会出现了文化工业。文化工业不仅使文化产品的生产具有标准化和大规模复制的特点，而且文化产品从其性质上看，它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艺术转换成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3] 文化工业从其功能看，它所生产的文化产品通过诉之于人的感官，以轻松娱乐的方式，把人们的心灵世界引向消费领域，使人们沉醉于消费主义的异化生存方式中，忘却对生活本质的追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本·阿格尔则立足于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来批判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阿格尔指出，借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合法性主要依靠向人们许诺，不断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实现，进而引导人们到以广告为媒介的消费中去得到满足，这就决定了大规模技术的运用和技术运用的极权化，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处于异化状态，这促使工人把幸福和自由的体验寄托于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中。阿格尔把这种消费称之为弥补异化劳动的异化消费。异化消费之所以得以实现正在于技术进步以及技术的非理性运用。
二、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技术理性
对这个问题论述较多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莱斯，他们主要从如下两个视角对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技术理性展开批判：其一，他们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考察了技术理性的形成、本质和功能；其二，他们通过考察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作用，明确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命题。
对于技术理性的形成这一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它归因于近代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把技术理性的形成归因于近代启蒙理性的内在缺失。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的目的是使人从对自然和神的恐惧中摆脱出来获得自由和独立，而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关键就在于人具有理性和知识。但是，启蒙理性不仅没有真正实现其目的，反而使人陷入科学技术的奴役。其根本原因在于启蒙理性放弃了任何对意义的探求，把任何不符合计算和实用规则的东西都当做值得怀疑的东西予以抛弃，关于事物本质的实体、因果性、存在与生存等范畴都被当做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予以拒绝了。因此，真理并不在于展示事物的本质，而在于它能够指导人们有效地操作和解决问题，知识的本质被归结为技术，理性被归结为已数学化、公式化、形式化和实用化的技术理性。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则认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控制自然”的观念中就蕴涵着技术理性的思想萌芽，近代启蒙运动则进一步确立了技术理性的权威。基督教创世说中关于上帝创世，明确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的生物的派生统治权，人胜过“所有的动物不是靠力量优势而是因为其理性和知识。……这样，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平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的学说的一个突出特征”[4]。自培根以来的近代启蒙运动不仅进一步强化了“控制自然”的观念，而且把社会进步归因于技术进步。“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是一种向社会进步输出合理性的完整的、独立的力量，换句话说，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进步的方法。”[4] (49)正是启蒙理性从“控制自然”这一目的出发，造就了理性的技术化和实用化，导致技术理性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引发了一系列现代性问题。
对于技术理性的本质与政治统治功能，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技术理性的本质在于它是割裂科学与哲学、技术与价值内在关联的片面理性，其功能不仅在于控制自然，更在于通过培育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削弱和消灭理性的批判向度，实现对人的政治统治。技术理性把科学与哲学、技术与价值对立和割裂开来，首先来源于近代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把知识等同于技术，把理性数学化、形式化和实用化，实际上就否定了理性的思想功能和批判否定功能。“启蒙事先就把追根究底的数学世界与真理等同起来，启蒙以为这样做就能够避免返回到神话中去。启蒙把思想和数学混作一团，并且通过这种方法把数学变为一种绝对例证。……启蒙把对思考思想这一传统需求弃置一边……数学步骤变成了思维仪式。尽管有着自我限定的公理，数学还是认定自身有着必然性和客观性：它把思想变成了物，变成了工具”[3] (21-22)。同时，由于科学技术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大作用，以及资本追逐利润的需要，启蒙理性这种割裂科学和哲学、技术和价值的做法被进一步强化，体现为实证主义哲学泛滥。由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技术理性的批判重点转向对实证主义哲学的批判。实证主义哲学的突出特点是拒斥形而上学，其理由是形而上学的命题是超越经验，不能为经验所证实或证伪的无意义命题。经验证实原则为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石。以此为出发点，实证主义哲学借口保证科学的客观性，否定科学中的主观因素和价值因素。对于实证主义哲学把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价值割裂开来的做法，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霍克海默尔承认科学和哲学形而上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形而上学没有必要存在。这是因为，从科学和哲学的关系看，实证主义哲学借口保证科学的客观性，进而把主观因素和价值因素排除在科学之外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一方面，科学并非只是和主体无关的事实体系，科学理论的形成离不开主体的建构过程；另一方面，无论是科学的研究对象还是科学的观察过程，都离不开主体既有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旨趣。从哲学形而上学本身的特点看，哲学形而上学虽没有像科学那样普遍同意的结论和研究方法，但是哲学形而上学不仅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文化土壤，而且哲学所关涉的正是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即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只有哲学才能起到培育人的人格，赋予人生存价值和意义的作用。基于以上理由，霍克海默尔指出，当前实际上存在着科学的危机，它具体表现在科学研究的成果虽然“可以有助于工业生产，然而，当面临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的问题时，科学却逃避着它的责任”[5]。科学的危机实际上表现为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危机，表现为技术理性的危机。
那么，技术理性何以能够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从两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探索。其一是分析了作为技术理性哲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对哲学否定功能的消解。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哲学的社会功能在于它的批判功能。“哲学认为，人的行动和目的绝非是盲目的必然性的产物。无论科学概念还是生活方式，无论流行的思维方式还是流行的原则规范，我们都不应盲目接受，更不能不加批判地仿效。”[5] (243)正因为如此，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把“是—应该”这种辩证逻辑作为其本体论条件和内在结构，从而保证西方思想传统具备肯定性思维和否定性思维的双重向度。但是，实证主义哲学却用只关注形式而不关涉内容的形式逻辑代替了辩证逻辑，从而消解了哲学的批判向度，培育了人们对现实的顺从意识和顺从思维。其二是通过分析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命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对于这一点分析较为深刻。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当代西方社会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巨大物质财富，西方资产阶级得以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活方式，控制人们的内心需要，使人们沉醉于只追逐消费这种异化的生活方式，而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能力。因此科学技术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虽然同意“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命题，但是他强调科学技术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的方式是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的。传统意识形态主要是自上而下通过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并通过政治说教来欺骗民众的；而科学技术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的方式是“非政治性”的，即它是借助于科学技术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通过对民众进行补偿，自动地获得民众自下而上的忠诚而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的。
三、作为生态异化根源的技术理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作为生态异化根源的技术理性批判，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其一是揭示了以“控制自然”为内容的技术理性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及自然的异化；其二是揭示了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以及生态后果。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以及自然的异化开始于近代启蒙运动，其原因在于：首先，近代启蒙运动阐发了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观念。启蒙运动之前的西方基督教文化虽然也具有强调人是地球的主人以及“控制自然”的观念，但是自然对人具有双重含义。“自然有一种两面性，从它的直接表现来说，作为满足人类维持生命需要的来源，它必然产生功利主义的行为主义方式；但是反过来，自然则表现为上帝恩赐的可见证据。从其价值的观点来看，它应当视为一种理解神的意图的辅助手段。”[4] (30)这实际上是把自然看做是具有精神属性的，因而人们在利用自然的同时又采取某种仪式表达对自然精神属性的敬畏。这种自然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制约人们现实行为的功能。但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运动却表达了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观念，即对自然的迷恋。一方面，启蒙运动对基督教的自然观念作出了行为主义化的解释，强调自然需要人的监督才能使其功能更佳，这种解释意味着要对自然环境进行彻底改变；另一方面，启蒙运动强调“自然的奇迹是能够操纵的，并且根据造物主的意志，这些隐秘奇迹的发现会提高人们的地位和尊严”[4] (66)。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拥有发现自然奥秘的工具。启蒙运动的这种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观念实际上是建立在以人为目的的功利主义基础上的。其次，启蒙运动强调“技术理性”应看做是发现自然的奥秘，控制和利用自然的工具。如前所述，技术理性实际上是理性的工具化和实用化，它的物化形式就是技术。启蒙理性强调，人高于其他生物并能够控制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工具正在于科学技术，从而使得“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因此，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对‘控制自然’的观念作进一步的分析和解剖”[4] (71)。最后，由于启蒙运动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以及自然的异化。“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这些人，因此他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物，因此他才能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了科学家的意志。”[3] (6-7)但是问题在于，自然界本身的固有发展规律决定了它并非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没有抵抗的客体，它并不服从社会的意志。同时一旦人的内在非理性欲望爆发超过了自然的界限，自然界必然要进行报复，它体现为人和自然关系的紧张以及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商业化了的自然界、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不仅在生态学意义上，而且在实存本身的意义上，切断了人的生命氛围。这样的自然界阻挠了人从环境中得到爱欲的宣泄(以及变革他的环境)，剥夺了人与自然的合一。”[6]
在批判技术非理性运用及其生态后果的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分析尤有特点和深刻，他们并没有陷入到反对技术本身的浪漫主义乌托邦中，而是始终把技术批判同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技术的运用方向是由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的不正义，决定了技术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也决定了生态危机的必然性。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看，它是服从和服务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追求利润需要的，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不正义。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而是让使用价值服从于交换价值，其目的在于追求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和利润，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运用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看，为了提高利润率和竞争能力，资本必然会投入大量的原材料和能源，扩大生产规模，进行技术革新，以加快生产流程。生产规模的扩大主要是通过满足被广告所操纵的需求获取利润而并非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因此技术运用只会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更加尖锐。所以，对于自由主义环境论者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途径这一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弄清影响技术运用方向的是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及其价值观，因此，“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7]。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现有体制内，技术运用的方向只会是非理性的技术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
四、技术理性批判与人的自由解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对技术理性展开批判，应该说与他们所处的哲学文化背景以及西方社会的现实是紧密相联的。从他们所处的哲学文化背景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主要受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哲学的影响。20世纪初西方哲学开始了从近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历程，在现代西方哲学家看来，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主义的思维方式虽然树立了理性的权威，并通过技术的进步极大提高了生产力，推进了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但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背后却隐藏着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人生存的危机。因为近代哲学所理解的理性是脱离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转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8]。这里所说的文明的危机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的逻辑把人们引向了物质的方面，而遗忘了人的心理方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成了问题。“现代人卷入愈来愈唯理化的生活形态愈深，他的反应就愈加的不合理；现代人愈从物质的困境解脱，他就愈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现代人自由愈多，愈不知道该如何享用自由。”[9] 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不仅批判了技术化和工具化的唯理主义思维方式，而且把这种批判引向了对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批判。另一方面，同属西方哲学形态现代转型内在组成部分的马克思哲学没有像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那样仅仅停留于抽象的哲学批判和价值批判，而是用他所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经济批判、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探寻人走向自由和解放的现实之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既受人本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从哲学世界观和生存论的角度对技术展开批判；同时也受马克思哲学的影响，强调从制度视角展开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从西方社会的现实看，西方现代化不仅没有如启蒙理性所宣扬的那样，给人们带来幸福和自由，反而带来了诸如异化、生态问题等多种现代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是基于此而展开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批判的。
问题在于，如何建立技术理性批判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联呢？对于这个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首先，通过立足于哲学世界观的视角展开技术理性批判，确立人类新的自由观。由于启蒙理性把社会进步的逻辑归结为技术进步的逻辑，把人的自由看做是“技术支配自然的机械结果，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安排中，鼓励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兴趣却毫不顾及对范围更广泛的自由和社会的影响”[7] (44)。这种自由观实际上把人类自由归结为人类运用技术理性控制自然，它与生态规律形成直接冲突。通过揭示技术理性的本质，就是要破除这种建立在人与自然机械关系基础上的自由观，确立一种“普遍自由”的观念。这种“普遍自由”的观念“不是把其他生物从纯粹的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命可能性的充分发展中排除，而是作为有机社会的一部分与所有生物分享生命的发展”[7] (52)。通过这种自由观的转换，不仅改变技术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以资本为基础的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其次，改变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而保证技术运用的正确方向，排除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实现自然的解放，进而实现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制度批判和技术批判结合起来，指出技术的价值属性是由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所赋予的。他们强调，技术理性的功能在于控制自然，但实际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是同一历史过程，因为控制自然实际上意味着控制了资源的分配，进而控制人的生活世界。因此，只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才能保证技术运用的正确方向，首先把自然从技术的支配下解放出来，进而实现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回到前工业技术时代，而是进而运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使人和自然界摆脱科学和技术为剥削服务时的那种破坏性滥用。”[6] 而所谓自然的解放，既包括解放属人的自然，即人的自主感性冲动，也包括人所处的外部自然。通过自然的解放，恢复人和自然界的生机。同时，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还有赖于改变高度集中和技术大规模的使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除为满足人的虚假需求的生产体制，避免技术运用的生态后果。最后，应当把技术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的束缚和支配中解放出来，树立在劳动中创造和体验人的价值的正确劳动观、价值观，保证技术运用的人道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同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注重从哲学形而上学的角度批判技术理性，并大都陷入浪漫主义的反技术立场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不抽象地探讨技术的功能。在他们看来，技术运用的方向取决于社会制度以及建立在社会制度基础上的价值观，因此他们的技术理性批判始终是同制度批判、价值批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而避免了反对技术本身的错误。其次。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本质上是对技术合理性问题的反思，如果说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主要是从哲学形而上学反思这一问题，主要体现为一种文化批判的话，科技伦理学则注重探讨科学研究活动中的求真与科学运用过程中的责任问题，探讨的重点是科学研究和运用过程中应遵循的道德规范。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理性批判则主要是一种价值批判，目的在于重建技术与价值的内在关联，从而阐发一种科技价值观。最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虽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样，力图把技术理性批判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联系起来，但是由于他们技术理性批判本身的抽象性，抽象的审美救世主义往往是其理论结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是通过技术理性批判，提出了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变革同人的价值观变革相结合的拯救之道，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对其理论的深刻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技术批判理论的缺陷在于他们把“技术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片面强调价值理性，把“价值理性”凌驾于“技术理性”之上，并把实证主义哲学作为其哲学基础加以批判，不仅会使“价值理性”脱离“工具理性”，而成为无法落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乌托邦，而且还会阻碍科学研究和科学探索活动的展开，因为一切科学研究和科学探索活动都离不开求实、求证的实证精神。
标签：哲学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文化维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实证主义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