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挑选,“金鸡”_金鸡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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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品味·专家眼光

一年一度的中国电影“金鸡奖”,是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学术奖。它标志着该年度中国电影创作达到的最高思想艺术水准和审美水平。它主要由文艺界、电影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代表组成的评委会严格按照评选章程和“六亲不认,只认作品;八面来风,自己掌舵;不抱成见,从善如流;充分协商,顾全大局”的评选传统精神,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评选结果。它与完全通过由观众投票选举产生评选结果的大众电影“百花奖”互补生辉,相得益彰,从不同视角忠实地记录着中国当代电影发展的历史轨迹。从本质上讲,“金鸡奖”和“百花奖”的共同宗旨都是贯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都是为了通过评奖推动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惟其如此,第二十三届“金鸡奖”评选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强调要“面向市场,贴近观众”,在初评阶段增加吸收了5位观众代表出任初评评委;而具体负责组织“百花奖”的《大众电影》杂志也十分注重发表专家、学者和艺术家的文章,引领读者和观众正确认识影片的思想价值、美学品位和文化内涵。但是,既为两奖,当然在当代中国的电影事业发展格局中各有位置、各司其职、各有特色。“金鸡奖”主要体现了专家的眼光和选择,更着意于“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而“百花奖”则主要反映出大众的眼光和选择,更强调着“在提高指导下普及”的社会需求。两奖的评选结果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是正常的。倘若,两者完全相同,反倒难于理解了:因为那样的话,专家岂不完全等同于大众,大众岂不全都成了专家?两奖岂不完全应当合二为一了!专家理应而且必须向大众学习,专家只有先当学生才能后当先生并真正代表大众的文化需求,这是确定无疑的真理。但是,专家之为专家,就因为他们长期在人民的哺育和培养下,在某一专门领域里较多地占有和掌握了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他们的天职,便是建设和传播先进文化和先进文明。他们的眼光和选择的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报答人民、引领大众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审美修养和精神素质,也就是从根本上实践建设先进文化、代表人民群众提高整体素质的长远利益的神圣使命。这样看两奖,不是把专家与大众对立起来,而是结合、互补起来,以利于全面、辩证、发展地认识两奖的互补性质和各自优势。

旗鼓相当·互补生辉

历时23届的中国电影“金鸡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最佳故事片大奖”。论理,既言“最佳”,便理应取一。但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品,却不似物质产品,可以按照科学的量化和数据来排序定夺名次。艺术品常因题材、风格、样式的迥异,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比较性。加之评委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主体的文化结构、选择标准及审美好恶的差异,也会导致评选中产生旗鼓相当、争执不下的情况。更何况,有的年度,无论选择哪一部优秀作品为“最佳”,都难以全面、准确地标志出该年度中国电影创作所取得的思想、艺术和审美的最高水平,而留下“当选者难以独领风骚,落选者实乃遗珠之憾”的缺陷。这时,并列出两部乃至三部优秀作品去分享大奖的殊荣,反倒能从不同题材、风格、样式上互补生辉,更全面、准确地标志出该年度中国电影创作所达到的最高思想、艺术和审美的整体成就。于是,第一届“金鸡奖”便由《巴山夜雨》和《天云山传奇》、第三届“金鸡奖”便由《人到中年》和《骆驼祥子》、第七届“金鸡奖”便由《孙中山》和《芙蓉镇》、第八届“金鸡奖”便由《老井》和《红高粱》、第二十届“金鸡奖”便是由《生死抉择》和《横空出世》和《我的父亲母亲》、第二十二届“金鸡奖”又由《冲出亚马逊》和《美丽的大脚》同享“最佳故事片大奖”。某些媒体记者惊诧这种并列现象,甚至讥之为“双黄蛋”、“三黄蛋”,以为是“平衡木”的结果。窃以为不然。是“单黄”好,还是“双黄”好,甚至是“三黄”才好,这应从当年度中国电影所取得的创作成就的实际出发,要相信和尊重评委们从这种实际出发作出的判断和选择。

第二十三届“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大奖”,又是由《惊涛骇浪》和《暖》并列荣获。两片在获得提名时均获同样票数,在角逐大奖时又旗鼓相当,令评委们实难取舍,只好并列。前者主题宏大,气势磅礴,审美化地再现了1998年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洪斗争,讴歌了民族精神,唱响了时代主旋律;后者以小题材格局,见人类普泛情感之大气象,主意温馨深邃,构思精巧别致,叙事通体和谐。两片并列,更全面更充分体现出该年度中国电影创作在“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方面所取得的新成就。何乐而不为呢?

《惊涛骇浪》·《暖》

观罢第二十三届“金鸡奖”参评影片,可以让人深刻悟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新,必是缘于哲学层面上思维方式的创新。电影的百花齐放即多元形态,这“元”,须是在科学哲学思想支撑下的审美创造才能堪称,而非脱离中国国情的远离生活、远离实际、远离群众的芜杂怪奇的创作所能冒充。时下,摒弃习以为常的非此即彼、是此非彼的两极化的单向思维,代之以全面、辩证、发展的实事求是的思维,至关重要。譬如,旨在弘扬主旋律的电影创作,就万勿以为自身题材的重大而放松对艺术化审美化的追求,以致误入“题材决定论”的歧途;旨在多样化追求的电影创作,也万勿以为自身的题材不重大而放弃对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的追求,以致在“赵公元帅”指挥下专打“擦边球”,去迎合低级趣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惊涛骇浪》与《暖》给我们以宝贵启示。前者的价值,决不止于题材的重大,更在它艺术化审美化的较高程度,在它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堪称是一部有艺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艺术相当完美统一的力作。后者的可贵,也决不只是艺术形式的颇为精巧与和谐,而更在它小中见大,承载着较为深广的人文精神和人性内涵。你看,一位进京读完大学留城就职安家的男青年林井和,回到他阔别十年的生他养他的家乡,邂逅初恋女友,于是产生了对初恋情感的温馨回忆。这让人想起宋朝大诗人陆游返归沈园忆起初恋情人写下千古绝唱《钗头凤》的故事。林与暖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都向往进城求学。城里剧团来村演出,令酷爱文艺的暖爱上了武生演员。小武生临别许下诺言,说一定要接暖进城。多年过去,话未兑现,还是林给了失望中的暖以真情。两人和好如初,在荡秋千时,暖因绳索断裂摔伤致残。林发愤攻书考上北京一所大学。临别林也许下要接暖进京的诺言,而暖嘱林如三封信未复便不要再等她。村中放鸭的哑巴,早就暗恋着暖。村头放鸭,他得到邮递员送来的京城来信,急送给暖。暖手捧情书,感慨万端:既愧疚自己当初不应恋上小武生伤了林的心,又深怕因自己已腿残拖累了京城求学的林——于是竟违心地当着哑巴撕毁了第一封信。殊不知,痴情的哑巴此后便自作主张地在村头接二连三地撕毁了北京来信。爱情悲剧由此产生,暖与哑巴成了亲。在片尾,村头林与暖惜别,暖与哑巴生下的可爱小女儿向林真挚地传达了父亲哑语的真诚含义:“我爸爸让你把我和妈妈带进城!”林望着暖一家,惆怅返京……这是一个多么凄婉动情的故事啊!显然,从表层看它很传统,是对人类两性间初恋的美好情感的追忆;但深层一想,它确实注入了一种可贵的现代人文意识和文明意识,倡导对人类两性间复杂的初恋情感,不要再以是此非彼的单向思维来裁定孰是孰非,应当像银幕上的暖、林和哑巴(他们都是好人,但都曾做过有愧于对方的错事)那样,多一份自省,多一份理解和宽容。果如是,家庭生活乃至人世间就会少去多少无谓的纷争,就会更加和谐。《暖》有利于营造健康的人文环境和净化人的情感的积极主题,正在于此。尽管此片尚未公映,但近闻又荣获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大奖”。我深信,如导演霍建起几年前执导的那部《那山·那人·那狗》一样,《暖》也会因荣获大奖而引领广大观众一睹为快的。这应是评奖导向作用的又一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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