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深入分析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苏东的剧变究竟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什么影响，这是当前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的起点。
针对一些资产阶级右翼理论家竭力借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来论证马克思主义已“破产”、成了“不能兑现的乌托邦支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力图证明，把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是没有道理的，“破产”的只是一种变了味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而不是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更不是作为这种理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1993年，在美国举办过一次题为“Whither Marxism”的讨论会，英文的Whither一词隐含“正在死亡”之意，到会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教授雅克·德里达当即严正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死亡”的断言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共识”，对这种“糟蹋人的共识，必须予以抵制”，他强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垮台证明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基于与雅克·德里达同样的认识，一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提出不能把苏东剧变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标志。这里仅以三名美国人为例：一位名叫德·莱尼斯托的女士说：“共产主义仍然活着，卡·马克思的思想也依然有生命力。在苏联死亡的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马萨诸塞州立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塞·鲍尔斯公开表示：“我并不因为最近的事态发展而羞于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记者斯·迈斯勒则说道：“七十四年来一直令人惧怕又被称颂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苏联共产党垮台了，但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全部消眦。尽管政府的要员们宣称取得了胜利，但是，马克思的遗产对政治学和经济学仍具有影响。”
这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论述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所采取的一个主要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区别开来，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他们中许多人提出，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而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列宁所建立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原来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说明以下两点：
第一，苏东剧变证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在他们看来，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十月革命并不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他们中有的人把十月革命看作一种“原罪”加以谴责，说什么十月革命犹如“潜入没有灌满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俄国的悲剧”，因此人们有理由把苏东的剧变归咎于70多年前十月革命的“先天不足”和“早产”，也有理由根据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事实对列宁主义作出判决；苏东社会主义只是在一种特殊的环境中才存在了半个多世纪，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只是发生了应该发生的事。
第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不等于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
在他们看来，列宁主义的受挫不等于马克思主义的受挫，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没有必要去追求社会主义理想了。他们中一些人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仍然是优于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世界仍有现实性；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确实已遭到历史性的失败，但是西方右翼企图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说成是人类社会主义的理想的终结，说成是作为这种理想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这种说法是绝不能同意的。
总之，这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影响在于使其一个分支、一个流派——列宁主义陷于困境，由于这一分支、流派本来就是变了味的，即本来就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扭曲，所以，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未必是坏事，马克思主义由于放下了包袱而可以轻装前进了。法共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拉扎尔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欧代表团成员解释为什么当前出现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时说道，原来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的制度等同起来，反马克思主义者将苏联制度的弊病归之于马克思主义，只要一提马克思主义，有些人就看作是为苏联制度辩护；苏东的解体，使马克思主义甩掉了这个包袱，还原到其本身，现在人们不用再解释苏联的问题，而可以集中注意力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批判当今的资本主义；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说明苏东瓦解的原因，而且也可以用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弊端，用来校正资本主义对社会和人本身造成的扭曲。法共全国委员会委员雅克·尚巴茨在法共理论刊物《思想》上撰文指出，在苏联，先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形式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因被奉为“严谨和完善无缺”的官方学说而变成内容极其贫乏的政治概念和正统理论，现在，这个压在马克思头上的桎梏已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被解除，这对马克思主义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确是一种解放。法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拉比卡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柏林墙的倒塌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脱”。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则称苏东剧变是一种“矫正的革命”，他反对把此次剧变，即把“官僚社会主义”的崩溃理解成西方精神在东方的胜利，理解成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认为“剧变是朝向一种更合理的社会的革命性过渡”，在苏东剧变面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并不意味着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无能为力；他告诫左派“没有理由披上丧衣”，而应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充满信心。法国的这三位当前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哈贝马斯的这些话颇有代表性，它们反映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苏东剧变给马克思主义造成的影响的基本估计。
在我看来，他们针对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等同于人类社会主义理想及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破灭的说法，正确地指出了把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破产是没有道理的；他们所作出的苏东剧变并没有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伤筋动骨的损害，而是使她变得更纯洁、更有吸引力、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的基本估计，确实极有见地，属真知灼见，至当不易；而且，他们在论证中正确地运用了这样的思路，即一种学说，当把强加于它的与被歪曲了的东西消除出去之时，对它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们反复表示，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再因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制度联系在一起而必须为这一制度辩护，因此甩掉了包袱，感到分外的轻松，可以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了，这是他们的真情实感。
他们在反思苏东剧变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时所犯的一个原则性错误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企图说明：苏东剧变已证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已证明列宁主义的失败；这场变革没有把马克思主义推翻掉，但把列宁主义推翻掉了却是事实。必须指出的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列宁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去，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肢解。这一点并没有随着政治形势的千变万化而有所改变，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因为倘若这种说法得以成立，即承认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完全是两码事，承认尽管苏东剧变并没有把人类的社会主义理想及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连根拔掉，但这场变革已推倒了列宁主义，已证明落后国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之不可能，那么，落后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已没有必要再搞社会主义了，这样的国家搞社会主义犹如一个人拉了自己的头发向上提那样愚蠢，已经掌权执政的共产党应将拥有的权力拱手相让。事实上，列宁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列宁并没有撇开马克思的学说另搞一套，而只是将其运用于落后国家的革命实践，并在理论上加以发展。就拿关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学说来说，这原是马克思的一个重大设想。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晚年通过对俄国的土地制度，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全新的专门研究”，提出了俄国和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列宁发动和领导十月革命，在东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违背马克思的教导，而是将马克思的设想付诸实施。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的话，那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东剧变没有推倒马克思主义，也未能推倒列宁主义，更不能证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之不可能。十月革命所开辟的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错，错的是列宁逝世后的几十年时间中其几代继承人违背列宁、违背马克思的一系列路线、政策，苏东剧变所证明错误的、应加以推倒的正是这些东西。
二、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主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体系？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前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何偏差？这是当前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的一个重大问题。
他们认为，马克思留下的思想遗产构成了20世纪工人运动的主旋律，但在20世纪，曾经打着马克思旗号进行的两次试验都没有成功，苏东的剧变证明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的不切实际，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不断陷入了困境也标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不管用，这些社会民主党今天不再援引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了就是明证。他们强调，之所以造成这一系列失败，根本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本来含义的理解产生了偏差；痛定思痛，现在是到了认真反思一下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了。他们提出的以下五个方面的论点特别引人注目：
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元的，而是一个多元的体系。
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似乎有两层含义：一是说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成份。雅克·尚巴茨就提出，马克思毕生从事的活动既然多种多样，他所留下的遗产势必不是单一的；他所涉及人文和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著述并不是植根于同一片处女地上，他的学说包含着不同传统的、不同思想体系的人类知识，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本身也曾有过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只是后来出于宣传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一个严密的一元体系。二是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解释，即存在着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和解释马克思的著作，许多学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借鉴马克思的一些观点，发表评论或进行对照比较，于是出现了“多元马克思主义”的局面。雅克·尚巴茨倾向于采用复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提出，应当承认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一词多义”。有些学者还用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按照他们的说法，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复兴和发展的世纪，而新世纪的社会主义的模式将是多种多样的，多样性是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法国《当代马克思》杂志1993年第14期以“社会主义新模式”为总标题发表了英、美、法等国学者论述社会主义多种模式的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五种“新模式”。在他们看来，既然社会主义具有多种模式，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也应有多种模式。从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出发，他们反对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为取得“正统”的地位而争论不休，反对企图把这个人或那个人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去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既是无聊的，又是落后于时代的”，而主张“把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各种著作以及不同的政治和理论观点全部放到改造现代世界的总运动中去”认识和鉴别。目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原属于不同马克思主义派别的知识分子在同一机构工作，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家在交流中寻找共同点，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共同探索真理。这种局面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这一认识有关。
第二，马克思主义不是完美无缺的，应当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发展。
他们中一些人提出，应当理直气壮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这一问题，这并不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不尊重；虽然不能像有些人那样断言“马克思在19世纪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但对认识20世纪的现实却毫无帮助，对世界面临的21世纪的挑战更是束手无策”，然而，马克思确实并没有给人们提供现成的答案。这一点，在苏东剧变前，倘若人们的认识较模糊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经历了苏东剧变，仍执迷不悟则变得不可饶恕了。雅克·尚巴茨就强调，马克思决不是先知先觉的超人，他的著作不像一个模子中浇注出来的铸件那样整齐划一：那里既有逻辑严密、字斟句酌的研究论著，也有借神来之笔写下的通讯报导，还有即席发挥、言不尽意的演讲，而且，激烈的论战使他不免因情绪冲动而有失公正；如同真正具有革新精神的学者一样，马克思在写作过程中经常有所修正和补充，几易其稿也是常有的事，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学说远不是完美无缺或无懈可击，即使他的政治经济学论著也不例外。他们批评列宁提出的马克思学说是“完备”的理论体系的说法，更批评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原理》一文中把死板的公式强加于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这个命题的错误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是一系列永恒原则的总和，尤其荒唐的是，它被当作是工人政党从事政治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依据，似乎工人政党一旦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权，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断言自己的领导永远正确。实际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对变化中的现实视而不见，只是千篇一律地援引经典作家的名言，为曲折多变的政治需要进行辩解，不再吸纳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这些思想懒汉应为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抱残守缺和停滞不前承担责任。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米歇尔·瓦岱把自己评论马克思思想的理论巨著取名为《马克思：研究可能性的思想家》，他使用这个书名的意图是为了指出：马克思并没有断言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必然”是什么，而仅仅告诉人们，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向“可能”是什么。基于对马克思学说的这一基本认识，保尔·博卡拉甚至反对“回到马克思去”这一提法，他认为，与其回到马克思那里去，不如把马克思的发现向前推进，通过把理论创新活动和社会运动创新相结合，开创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法共政治局委员、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吕西安·塞夫则指出，21世纪人们仍然会阅读马克思，不仅仅作为历史运动去读，而且也当作一位现时代的创造者去读。
第三，马克思主义不是政治的装饰品，应将其与政治区分开。
近年来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正从以政治为依托的研究转向知识分子的独立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如研究中心和各种小组，出版自己的刊物；这些研究部门一般从属于大学或科研机构。他们不再以政治家或党的理论家的身份干预政治生活，而是以学者的身份介入政治生活。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苏东剧变后，西方许多政党被削弱甚至不存在了，大量的学者和研究人员脱离了政党，研究机构由从属于一些政治团体或政党，变为从属于大学或科研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更多地从学术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则同他们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解发生变化有关。当前他们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意不能与政治直接发生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应用中的一大教训就是使其成为政治的装饰品，这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有产生理想的成效的一个主要根源。艾蒂安·巴里巴尔在《马克思的哲学》一书中指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作为社会运动的世界观，或作为马克思个人的思想体系，都是不存在的，而得出这个否定的结论不但不是否定或贬低马克思对哲学的重要性，相反只会赋予这位作者更高的历史地位。在他看来，把马克思对哲学的贡献降低到政治决策装饰品的水平，显然与马克思的哲学观背道而驰；马克思说过，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这不是说哲学应充当政治决策的装饰品。他们中有的人直接把他们的这些观点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称之为“使马克思主义非意识形态化”。雅克·德里达说道，我们正在拆除“制造‘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条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机器”。他们中有的人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有“官方马克思主义”和“学术马克思主义”之分，表示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官方化。艾蒂安·巴里巴尔就指出，现实和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官方马克思主义，不再有创造性，如果想使马克思主义恢复活力，就必须使之与官方色彩分开。他们进一步解释说，使马克思主义与官方色彩分开，实际上就是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服从政治”的老一套，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脱钩。
第四，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应从整体上去把握。
目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另一重要现象是，从过去多为单学科的研究开始转向整体的、跨学科的研究。近期在西方召开的几次颇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讨会，其中有的尽管按传统学科分为若干个专题小组，但是讨论的内容却是跨学科的，政治学、经济学、宗教、社会学（包括女权主义）、政治生态学（包括生态主义）等各个专题都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其中还有的则干脆不按学科分组，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现状、未来进行分组讨论，如“’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就将大会内容概括为三大主题：一是立足于历史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的总结和回顾；二是立足于当代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性的研究；三是立足于未来角度对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暨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展望。参加这些会议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是欧美有影响的刊物的作者和读者，他们给大会带来了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使会议成为跨学科交流的场所，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跨学科交流的可能性。至于近期在西方所发表、出版的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有影响的论文和著作，就更是以跨学科为特征，现在已很难找到一篇或一部以某一特定学科为主要内容的文章或著作。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正在于他们对马克思的学说的整体性的认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越来越强调，马克思的学说按其本意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不应该被机械地划分为各个学科，只是后来到了其继承人那里，才被肢解成各个分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被肢解为对资产阶级经济秩序、国家、教育制度、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分门别类的批判；由于马克思学说的整体性遭到破坏，所以它必然陷入危机之中。他们特别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区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认为这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僵化和教条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并指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最活生生地体现了马克思学说的完整性，因为人们无法说出《共产党宣言》究竟是一种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理论；目前世界越来越呈整体化的趋势，将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不同的学科来进行研究非但与马克思学说的本意不相符，而且与时代趋势背道而驶，现实是全面的、综合性的，马克思主义要正确地对现实问题作出反映，其理论也应是整体的、综合性的；有些问题表面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内容却有广泛的、密切的联系，当代世界的现实问题迫使人们求助于可以从整体上跨学科研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当今世界上履行自己的职能，就必须恢复其整体性的本意。
第五，马克思主义不是经院哲学，它应面向现实。
如果说在苏东剧变前，西方世界还有一批所谓的“经院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注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考据式的研究，关在高楼深院里啃马克思的著作，而远离现实生活，那么，在苏东剧变后，已很少能找到此类学者了。如今，不但那些有政党和政治团体背景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且那些原来纯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加以研究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也大多走出书斋，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面对现实，解决实际问题。关于当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与现实结合得更紧、现实感更强这一特点，已为西方学术界所公认。雅克·彼岱曾归纳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发展有三大新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更加注意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他还指出，转向现实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后所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这一举措同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是同步的，近年来他们不断地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品格，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经济学、政治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知识，更是不断地构成革命实践的活的统一的自觉的社会行动，革命实践是使马克思主义对实在总体的把握不趋于僵化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从总体上看，体现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他们指责从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起把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种纯理论的东西的倾向，提出，若不改变这种以科学主义和学究气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就只能走向死亡。艾蒂安·巴里巴尔在《马克思的哲学》一书中指出，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不是马克思的哲学，因为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面向现实的，它往往被尊为“国家宗教”而变成教条；真正的马克思哲学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展的。
经过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历程，特别是经过近十年来由于苏东的剧变给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造成的空前打击，人们理应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什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充分体现在这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所作的反思中。他们所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五点新认识中至少有三点是言之成理、给人以启迪的。他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完美无缺的，而应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发展，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贯穿着他们的新思考，表现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的切肤之痛。诚如他们所言，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发展的理论”，使其始终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始终具有时代气息而保持青春活力，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们提出马克思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分割的而是应从整体上去把握，切中了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大要害。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早已提出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割裂成一门门孤立的学科，应将其视为一个整体，但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置若罔闻，这造成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这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这一问题又尖锐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理应引起高度重视。这决不仅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方法而已，而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与真实含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由脱离现实所带来的弊端的分析，看似言过其实，危言耸听，实际上入情入理，见微知著。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是否面向现实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也并不是过甚之词。更难得的是，他们不但具有这样的认识，而且已将此付诸行动，这只要看一看近期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式就一清二楚了。
至于他们所提出的另两点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认识，则值得商榷。把作为一个整体的马克思主义解释成是一个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成份的东西，这一点是明显片面的姑且不论，就以用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形式的发展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多元性而言，也明显欠妥。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于是就形成了具有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如当今我们中国就有“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另外，我们亦反对在马克思主义者内部进行无谓的争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标有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各种思潮没有真假之分、优劣之别。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的装饰品，理解成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工具来为某一个人或某一特定集团的私利服务，那对这种现象必须加以反对，但若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即否定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特别是因此而割断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联系，则是错误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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