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稳增长仍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仍是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未来发展论文,平稳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18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若干次由热到冷的周期性波动。1984年和1985年经济超常高增长，导致了1986年的"双紧"政策；1988年耐用消费品工业遍地开花，抢购风潮席卷全国，1989年中央开始"治理整顿"；1992年房地产投资热再度导致经济过热，1993年国家出台了"软着陆"的宏观调控政策，到1996年我国经济增长9.6%，物价上张6.1%，经济权威部门称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和物价低涨幅，完成了此轮宏观调控。
按照以往惯例，接下来经济增长似乎应进入一个新的较快增长时期。有人预计1997年在宏观环境趋好、十五大召开、香港回归和"九五"计划推进等因素作用下会有一个较快增长，实际上1997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仅为9%，是"八五"时期以来最低点，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10.7%，比上年增幅降低2.5个百分点，全年GDP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8%，比上年增幅降低0.8个百分点，各项经济指标均比1996年有明显下降，人们对1998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也并不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理应通过增加投资，适当刺激需求，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国家调控措施得当，估计经济增长可以保持在8%～9%左右，经济增长继续下滑的势头基本可以得到遏制。但是，由于国家仍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稳中求进的经济政策，难以出台力度较大的扩大投资需求的政策和措施。同时，由于现阶段与90年代初、中期相比，我国经济运行机制、投融资体制、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生产者投资行为等等已发生明显变化，经济发展更多受市场运行规律的支配，国家宏观调控对经济增长直接影响力有所减弱，因而我们认为最近几年不会由于国家政策刺激，经济发展再度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在未来几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
1 消费需求进入稳定增长阶段，对经济增长起一种持久而温和的拉动作用
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也是生产的动力。只有消费不断提出新的需要，生产才会不断发展。80年代我国经济几次高增长均与消费需求旺盛密不可分。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消费品由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目前98%的商品处于供求平衡和供大于求的状态，居民消费需求进入起伏较小的平稳增长阶段，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相应减弱。"六五"时期、"七五"时期和"八五"时期我国平均消费率分别为66.5%、62.4%和59.0%，1996年和1997年（预测数）分别为58.6%和59.0%，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随着我国经济由短缺型增长模式逐步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的增长模式，商品供应日益充裕，可供选择的消费品增多，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大，琳琅满目的商品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使消费档次和消费习性呈现出多层次、多方位的变化。这时难以找到有代表性的消费热点。但消费并没有停止，只能说消费需求由过热增长进入比较正常的稳定增长阶段。社会消费以一种循序渐进阶梯性或发散性分布的方式来实现。拿目前人们议论最多的住房和汽车消费，它们无疑是广大城市居民下一个大的消费目标，但不菲的价格、昂贵的维修保养费和拥挤不堪的道路使大多数人在目前对购买汽车望洋心叹。可是这并不妨碍个人汽车保有量每年以接近20%的速度增长，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预测数）个人汽车保有量分别比上年增长31.9%、21.7%、15.9%和21.8%，其增幅远远高于同期其他消费品的增长；商品房房价高、远离市中心和单位福利公房尚未取消是很多消费者没有自己买房的原因，但每年个人购买商品房的消费者都在大量增加。在一些消费者购买汽车、住房的同时，另一些高收入者则把更多的支出用在购买高级音像设备、家用电脑和文化娱乐、旅游、健身、美容等非物质性消费领域。消费需求的多层次分布和渐进式实现构成了现阶段消费需求的新特征。消费需求新的实现模式减轻了集中消费对某个行业的高强度拉力，避免局部生产领域的畸形膨胀，有利于国民经济均衡发展。但由于在现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分散在若干领域，落实到每个领域的拉动力便不很显著。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越来越不是急风暴雨式，而是表现为一种温和持久的拉动，消费需求平稳增长趋势的出现，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趋于平稳。
上述分析并不排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的消费革命，促进经济在某一时期快速增长，但我国现在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根据亚洲"四小龙"的经验，从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消费革命到汽车、住房等不动产消费革命的资金积蓄期大约为7～10年。从目前看这个积蓄期在我国显然不够，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性大，居民收入差距较大，而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要解决许多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体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致使经济增长和居民可支配消费收入都不可能直线增长，例如目前下岗待业职工增多和乡镇企业发展不景气，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民收入均有不同程度地减少，体制、机制的变化也使消费者要将相当一部分收入用于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支出，相应减少了用于高档消费的支出比例。所以我国从上一次消费革命到下一轮消费热潮的资金积蓄期要大大长于纯市场经济的国家，至少在未来几年难以出现新的消费热点带动经济步入高增长。
2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未来几年我国出口需求对经济贡献率将有所减小
出口需求已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重要推动因素，1997年我国出口需求对GDP增长贡献率已接近30%。始自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影响范围和发展程度是人们始料不及的。此次金融危机使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从1997年7月至12月，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韩国四国的货币兑美元的汇率分别下跌了74%、113%、50%和42%，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也一度跌破1美元兑130日元的心理大关，创近5年的新低。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程度很低，在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时，人民币兑美元的名义汇率几乎没有变动，这意味着人民币相对于贬值国家的货币实际已明显升值，导致我国出口商品价格上升。按照货币贬值的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这次危机导致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的比价上升6%，出口商品价格提高使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相同出口产品上竞争力减弱。另外，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日本、韩国等经济强国经济增长率降低。危机发生后日本经济1998年预测增长由原来的2.7%降为0.7%，韩国由6%下调为3.5%，而韩国、日本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1997年1～11月，我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占全国出口额22.5%，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势必减少进口需求，从而影响我国出口增加。1997年12月我国对日本和韩国的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例已降低为21.7%。预计亚洲地区至少要花2～3年的时间才能走出目前的金融危机。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出口需求受到抑制，外贸顺差将明显减少，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大大低于1996年和1997年，因而经济呈高速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3 在企业结构调整、资产重组的改革时期，经济平稳增长是其必然表现
目前，我国正在对国有企业进行优胜劣汰、兼并破产、资产重组和建立以优势企业为龙头的大型企业集团的改革，许多经济发达地区以"壮士断腕"的气魄对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进行压缩、转移、甚至报废，国家对纺织工业提出了3年内压锭1000万，分流120万职工的调整改革目标。目前的兼并、破产以及各种资产重组是残酷的，对经济运行也有较大的影响。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国有、集体、三资企业累计下岗职工达2000万人，大约占职工总数的20%，除了实现再就业的职工，目前尚有下岗职工和待业人员1100万人，初步预计全国失业率已达7%。过去经济发展是由几十万家甚至上百万个各种不同类型的企业共同维持，由于其中有很多重复生产、无效劳动和库存积压，所以生产速度比较高。如今大多数企业处于调整改革、再组合、消化积压产品和分流富余人员阶段，生产活动处于停滞半停滞状态，只有为数不多的优秀企业和改组后的大型企业集团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力军。经济阵线明显压缩，因而经济增长的总体速度必然有所回落，这是改革、调整要付出的代价，不足为奇。
企业机制改革、结构调整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中央提出用3年时间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有些企业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企业生产关系没理顺的情况下，追求高速度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要使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彻底胜利，要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生产经营机制纳入良性循环，必须接受和正视经济平稳增长甚至低增长这个事实，熬过目前这个艰难时期。虽然目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算高，但许多过去濒临破产、债务负担沉重的劣势企业在优势企业新的技术管理水平和新的运行机制带动下，重新焕发了活力，生产出有市场、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优质产品，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在不断提高，结构日趋优化，企业改革调整将为我国经济进入高增长时期奠定良好的基础。
4 高科技产业由于缺乏风险投资机制支持，短期内难以带动整个经济高速发展
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摒弃落后的、劳动密集性的传统工业，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向高技术含量产品转化已势在必行。在今天更有人把高科技产业作为我国经济起飞、振兴或进入新一轮高增长的希望和朝阳工业。但是我国目前并不具备大规模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资金条件。发展高科技产业要求长期资本、敢于承担风险的资本，这不是银行贷款所能提供的。目前我国有许多高科技企业，虽拥有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产品和项目，但由于资金不足，制约了产品进一步开发研制，制约了此类企业向产业化、规模化迈进。
西方国家已有比较成熟、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作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资金来源。风险投资机制在西方被称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进器"，它与高科技产业相辅相成，可以在企业发展初期，提供大量资金支持。目前，美国有40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它们每年为10000多家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美国有90%的高科技产业是按风险投资的模式发展起来的。风险投资靠的是企业股票上市后，从十倍、甚至几十倍高增长的股票升值或股权转让中收回资金，而不是靠银行融资的利息或产品利润，这是风险投资不同于一般投资的一大特点，成熟的股份制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是风险投资业顺利发展的基础。但是在我国高科技股上市很少，也很难，我国《公司法》对上市公司历史、净资产、利润额等方面的要求，极不适合高科技企业发展的特点。有不少国际风险投资公司与我国高科技企业商谈合作，由于股票何时上市不能得到满意答复，合作便搁浅。在我国，由于目前股票市场和资本市场均处于发育阶段还不成熟，发展风险投资机制有一定难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高科技产业的成长和发展。有些高科技企业为解决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只好寻求国际风险投资公司的帮助。据悉，去年10月我国最大的软件开发公司，四通利方技术有限公司为发展高科技产业与美国三家风险投资机构"联姻"，共筹集国际风险投资金650万美元，其公司按风险投资机制运作。由此说明，高科技产业已经在呼唤着中国自己的风险投资机制尽快建立。
在我国要发展高科技产业一是要鼓励、吸引资金进入风险投资业，逐步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二是要对高科技产业银行贷款进行政府担保。目前我国已在酝酿出台对高新技术产业设备材料进口实行优惠政策，但具体政策尚未正式出台。在今后一段时间，国家需加快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辅助，并适时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给高科技产业发展以足够的资金支持，促使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5 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见效慢，推动经济增长的滞后期较长
目前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出口需求受东南亚货币贬值影响增势减弱的情况下，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家适当增加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增加投资的首选项目是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城市建设等基础工业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尤为落后，目前大力发展基础工业不仅可以为今后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又可以安排更多劳动岗位，缓解就业压力。美国在30年代经济大萧条之后，曾大量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为40～50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硬件支持。
但是，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工业具有难度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特征，一般一个基础建设项目平均建设周期至少要在3～5年左右，大的建设项目要分工程、分阶段进行，前后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我国的葛洲坝工程、京九铁路以及多条中、西部铁路公路建设均经过了若干年才完工投入运营。所以虽然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设，从近期看可以刺激一部分需求增长，但在未完工时不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明显推动作用。假如国家在1998年上马一批基础建设项目，这些项目对经济发展直接起作用至少要在3～5年之后，所以，今后几年经济平稳走势不会由于大力发展基础工业、基础设施，而有根本性的改变。
6 我国尚未真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化工工业时期
整个80年代我国经济是在消费需求拉动下以轻加工工业为主的轻型化增长，轻工业尤其是耐用消费品工业一度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和高利润增长点。进入90年代，随着城市居民基本耐用消费品得到满足，轻工产品买方市场开始出现，产品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矛盾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个矛盾需增加投资，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对重工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此，有观点认为，自90年代以来我国已逐步进入重化工工业生产时期，而依据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在重化工工业生产时期，经济会保持持续快速增长，进而认为在今后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会保持高增长。
其实，我国是一个地区间、行业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差异很大的国家。在我国航天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时，大量的手工劳动仍存在；在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进行购车、买房消费的同时，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基本耐用消费品仍未得到满足。我国农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区的面积和人口约占我国总面积和总人口的85%以上，它们工业化水平很低，消费水平也与沿海发达地区有巨大差距，对于它们来说第一次消费革命至今尚未完成，轻加工工业在品种上和结构上仍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其工业经济结构不可能一下由轻转重，进入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的重化工工业生产时期。而在经济发达地区，虽然消费水平和工业化程度提供了向重加工工业迈进的条件，但过去积累的低水平重复建设、企业机制不合理等问题亟待解决，这些企业在现阶段首先要进行的是结构调整、资产重组，通过各种方式组建社会化、专业化程度高，可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的大型企业集团，然后才有可能进入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重加工工业生产时期。由此可见，在目前落后地区尚不具备进入重化工工业生产时期的技术条件和消费水平，发达地区处在为进入新阶段作准备、打基础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并没有真正进入可持续高速增长的重化工工业时期，未来几年经济高速增长缺乏必要的支持依据。
7 我国投融资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国家直接投资对经济调控能力减弱
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投融资体制发生巨大变革，过去单一的政府投资，由多渠道、多种所有制的多元化投资主体所替代，国家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国内贷款则由1981年的12.7%上升为1996年的19.5%，自筹和其他投资所占比重由1981年的55.4%上升为1996年的66.1%。与此同时，我国普遍推行建设项目资本金制度和项目法人责任制，建立健全决策责任制，无论政府决策还是企业决策的项目都必须建立在科学论证和评估的基础上。在投资体制改革的同时财政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随着财政分权让利，我国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均在不断下降，近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0%左右，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50%，两个比重均大大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国家直接投资比重降低和财政收入减少，使国家调控经济时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直接调控经济的范围和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国家可通过大量投资直接影响和左右经济增长，或通过政策效应短期内改变经济增长势头，国家只能通过产业政策、利率政策等经济手段刺激、引导经济加快发展，这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所决定的。依靠市场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配以适度的国家间接调控实现经济增长由快到慢的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机遇，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
8 企业和各种经济实体生产投资行为日趋理性化
在经历了80年代耐用消费品工业遍地开花，家电产品严重滞销；90年代房地产投资一拥而上，商品房大量积压的教训之后，生产者的投资心理和投资行为开始走向成熟。投产某个项目一般要反复论证，充分考虑自己的优势和劣势。盲目追新、投机取胜的生产投资行为大为减少。1996年以来为发展经济有关部门提出房地产、电子、汽车、农村市场等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事实上除电子产业增长较快外，其它产业并没有真正成长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992年和1993年房地产投资热，大量企业资金沉淀在房地产业，目前全国尚有6000万积压商品房，企业不会贸然进入此行业；汽车与住房相比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消费的迫切性要差一点，近期扩容市场难度较大。最重要的是我国目前有112家整车生产企业，而我们现在每年汽车产量只有150万辆，大概每个厂平均生产能力仅1万辆左右，几乎成为世界上汽车产业规模化生产程度最低的国家，如此高成本低效率的生产行业无法吸引投资者。
企业生产投资的积极性不高，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较前几年大为降低，也并非由于企业缺乏生产资金，而是银行存在"借贷"行为所致。从企业拥有资金来看，1997年，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74914亿元，全年累计增加10703亿元，比上年多增159亿元，同比增长16.7%。1997年全年各金融机构企业存款余额为28656亿元，同比增长18.4%，企业存款增长快于贷款增长说明资金状况并不紧张。此外，去年企业通过境内外股票发行筹集资金比上年增长821亿元，是历年筹资款最多的一年；通过银行结汇获得人民币3000亿元，比上年增加300亿元，通过银行承兑汇票获得商业信用4600亿元，比上年多增加426亿元。综合上述因素，1997年企业实际得到的全部资金，较1996年有大幅度增加。从银行信贷政策来看，1997年国家两次调低存贷款利率，存贷款平均利率分别降低了2～3个百分点，出台了多项对大中型企业贷款优惠倾斜政策，并宣布自今年年初取消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额，但这些措施并未激发企业的生产投资活动有所升温。因而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生产投资积极性不高，不是由于缺乏生产资金，而是随着企业市场风险意识逐步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企业投资行为日趋成熟和理性化，在尚未发现市场潜力大、有发展前途又是自身资金技术能力允许进入的项目的情况下，企业不会贸然进入。微观上企业生产投资行为谨慎、态度不明，必然导致宏观上整个经济增长节奏放慢。未来几年由于我国消费需求增长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出口需求又受周边国家货币贬值影响，单纯依靠投资需求对某些领域进行推动，作用是有限的，难以给投资者提供新的利润增长点，因而生产者仍会对经济形势持观望、谨慎态度，企业的谨慎行为决定了整个经济的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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