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生态学的宏观性研究
周流溪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875)
摘要 :生态环境的恶化启发人们关注人类语言生态的逆转而催生了语言生态学。全球的众多语言反映了其使用者的文化特点及认识世界的方式和成果，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尤其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速，世界绝大部分语言迅即先后失去其使用者，仅少数还维持活力，而霸权主义的英语夹带着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正席卷全球。语言生态学提倡人类语言多样性和语言权利，研究造成语言生态失衡的主、客观原因并探讨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等方面的对策，以延缓人类语言单一化进程，维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确保世界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学者提倡生态语言学，并主张它应该对改善生存环境发挥作用。
关键词 :语言生态，语言生态学，语言濒危，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语言权利
人生活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人的语言也处于这个环境。这个广义生态环境迫使人面对一些生态问题，涉及语言的原生状态及其演化和前途、语言的人文性及其所凝聚的文化、语言的社会性及其使用规约、语言权利等等。当然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也会给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人们对所有这些方面问题之认识，见于语言社会学(偏重社会学方面)和社会语言学(偏重语言学方面)、语言人类学(偏重人类学方面)和人类语言学(偏重语言学方面)及文化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中(中国学者对文化语言学有独立创造)。最后，上述认识还见于语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中。本文重点论述语言生态学的背景、起源与可能牵涉之事。至于生态语言学的具体问题，包括它与语言生态学能否调和整合、生态语言学和生物语言学能否整合及如何认识人类语言本质等等问题，将另外探讨。
本项目的总体研究目标是拟研究一系列可适用于野外现场分析的快速、简单、高效的样品分离富集前处理技术与便携式钨丝电热原子吸收光谱仪联用，致力于提高该仪器的分析性能从而推动该仪器走向现场快速分析，同时进一步加强新型分离富集技术及其与钨丝电热原子吸收光谱法联用方面的理论和应用研究。
1. 人类的生态环境和语言的生态环境
中国现在很多人日益关注生态环境的“国情”，不少人也关注语言生态的“国情”。本文将涉及语言的国情，但会更多谈论语言的“世情”(全世界的情况)，以便在纵览语言国情时有个宏观的眼光而不致迷失方向。
毛细管色谱柱：ZB-5MSI 5%苯基二甲聚硅氧烷毛细管柱（30 m×0.25 mm×0.25 μm）；柱温40 ℃（保留2 min），以5 ℃/min程序升温至255 ℃，运行时间45 min，汽化室温度250 ℃，载气为高纯He（99.999%），柱前压7.62 psi，载气流量1.0 mL/min，不分流进样，溶剂延迟时间为1 min。
1.1 人类生活环境的变迁
地球经历过多次“涅槃”，到地质新生代还有地壳变动和冰期，但总的趋势是地球已获“新生”：生物界异彩纷呈，哺乳动物和被子植物尤其繁盛，人类即在第四纪诞生于此环境并不断进化。原始社会人与物混处、逐物而居。最初的迁徙据信启于非洲东部，粗略说来一是扩散到整个非洲，二是扩散到两河流域并随之进入亚洲纵深地区(南亚、中亚、东亚)和欧洲南北部，三是从亚洲又南入澳洲和北进美洲(跨越白令海峡)，最终散布全球。跨越白令海峡一般认为发生在海峡未定形的“陆桥”时代；但极少有人知道：若乘船筏趁着千岛群岛和阿留申群岛一线的暖流“黑潮”东漂而到达美洲竟也如履平地！历史上一些族群长期处于游牧状态，大部分族群则很快转以农耕为主业。人类如何艰苦地求生存，可看南洋群岛：各岛都经过刀耕火种；某岛生物资源快耗尽了，原始人群就不惜代价“跳”到另一岛(从太平洋中部的夏威夷到南部的新西兰，乃至印度洋西部的马达加斯加，原住民的语言同属南岛语系)，甚至从太平洋的巴布亚岛渡海到达南美洲智利的复活节岛——这是从亚洲到美洲的另一条路线①。人类走到哪里都要向大自然索取，各族群之间的争斗还对环境造成破坏；但环境本身的恶化和人类应对无策也很大程度上导致文明的失败(周鸿1996)。历史地理学家黄盛璋指出：世界几个文明古国的衰亡皆因绿洲沙化盐碱化；中国前凉亡后楼兰废屯，绿洲失水风蚀而灭。故他要创立绿洲学以对抗全球荒漠化(侯灿2005)②，雄心可敬！
16世纪开始的欧洲殖民大扩张和随后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使少数强国富国得以残暴地掠夺弱国穷国的资源和财富。非洲几乎全被瓜分成大小不等的殖民地，中国被欧洲列强降为半殖民地，印度则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本土民族遭到灭族性的屠杀。殖民者所到之处，对生物也毫不留情。其实，更严重的是从航海探险时起他们就把欧洲的物种连同杂草和病菌都带到新世界，那些东西破坏了当地原本简单的生态系统甚至导致土著人群大批死亡。可以说，欧洲人千年来的殖民活动在武力征服前已有意无意实施了生态征服和扩张，即“生态帝国主义”(Crosby 1986/2004)。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新旧资本主义国家演变为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的破坏更甚于前。而从冷战时期至今，各国的军备竞赛并未停步，所造成的污染后果极端严重。二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无休止的过度消费，其引发的公害也日益猖獗。但这些国家却逐步把高污染、高耗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大量迁移到欠发达国家，挤占当地的土地和水源，甚至在那里建立垃圾场和倾倒核废料——“让他们吃下污染”(Foster 2002/2006第5章)。随着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强大的外国资本势力驱使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层通过各种政策把农村大量公有土地私有化而卷入国际市场，政府和农民都不得不对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发和过度耕种。凡此都导致土地贫瘠化甚至沙化。这从根本上说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延续生态帝国主义政策的后果。另一方面，那些原来后进的国家改弦更张走向工业化之初，往往为了短期利益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例如对植物和矿物的滥伐乱采破坏了生态，搞低级加工业或购入发达国家的垃圾来加工换钱导致水土污染，还有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加剧了环境的恶变。世界范围内种种因素造成的生态问题如水土和大气污染、气候变暖、耕地和绿地萎缩、自然物种减少或变性，这些无一不反过来加害于人类。20世纪50年代萌发于美国的“环境科学”概念，从60～70年代起至今演变为集合生物、地理、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力量研究人类活动和环境演化的关系并寻求二者如何协调发展的通用学科，其目标通俗说是要保护环境，实质上是要主动地全面改善人类的生态而与自然协同进化。在60～90年代，很多国家相继为环境保护立法并成立环保管理机构。中国在80年代也成立国家环境保护局(现整合为生态环境部)。但由于资本主义富国坚持自私的资本持续积累的政策，全球环境改革受到他们的冷落和抵制而屡遭失败(Foster & Soron 2004)③。
《大学》中又写道：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仁者爱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正，无文不行(《礼记·礼器》)。”“礼形于外”，“道诚于心”。以忠信、诚意按照一定的礼节规程相互表达“仁义”则“智”（意指思想道德，在今天也可延伸为科学与人文精神）成。
1.2 对生态问题的个人感悟
我生于农村，目睹几十年来的环境衰变，感触不时记于吟咏，如1998年《登皋兰山》“反思量：天人相伐，要改弦求保复青山”、《青海行》“叹云污水染，此地差轻”(周流溪2001b:111-112)；2000年《馆舍制水》“资源保护存亡事，开发宏图第一科”(同上:128)，2002年《科技新咏三首》赞保护环境的生产新法(周流溪2002:204)。这些诗词的精神已暗合于“生态诗学”(ecopoetics/ecology of poetry)，尽管当时我还未熟知那种诗论。
然而我较早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观察古代诗歌而发现其中的问题。王之涣《凉州词》几乎无人不知。看《全唐诗》卷253：“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注：“一本次句为第一句，‘黄河远上’为‘黄沙直上’。”周按：盛唐人芮挺章编《国秀集》此诗作“一片孤城万仞山，黄河直上白云间。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我认为《全唐诗》注暗示《国秀集》次句原作“黄沙直上白云间”。“黄沙直上”，于义为长，是环境实写。河字当系因形近沙字草书而致误。有关此诗的旗亭歌事，《说郛》即引作“黄沙直上”(周流溪 2003: 64)。又按：柳中庸《征[人]怨》：“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我认为“黄河”亦应作“黄沙”。从语篇学角度看，诗人绝不会笨到刚说了“金河”又还说几乎同义的“黄河”；但万里黄沙百战不还则悲壮得很。故不论“黄沙直上”或“万里黄沙”都是写边远地方的艰苦环境，而那也应是真实存在的：唐朝时中国西北部的生态环境已很恶劣。然而后世版本里二诗通作“黄河”，是读者认知框架里暗含的“黄河情结”作怪，结果把诗读歪了。我曾多次用这类例子在各地对中外文院系师生讲过唐诗里的生态问题。可以说，那已经属于“生态语篇分析”了。这类例子表明：我们的确应不时参照生态学的观点来体会作者的语用含意。主张生态批评话语研究者多遵从功能语言学路线，而那同语用学密不可分。这是“生态语用学”，系语用学的自然拓展，大有可为。
1.3 人类语言的生态(生态环境和生存状态)
环境科学的一个核心是在它之前几十年就已存在的生态学(ecology)④。现在生态学的原理已被众多学科采纳和融合。语言学家也采纳生态学的观念，对人类语言的生态进行全面的考察并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
1.调查总括。采用自编问卷《戒毒人员回归社会生活状况调查》对“多进宫”男性戒毒人员后续照管情况进行了解，将操守期作为此次调查的重要变量。（操守期指前一次强制隔离戒毒结束与本次强制隔离戒毒开始的时间间隔）。问卷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入所前生活情况及解戒后生活情况三部分，除个人基本情况外有33道客观题。收集数据后，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同时对48名戒毒人员后续照管情况进行了访谈。
2. 语言之生态学研究
生态语言学的主体还是语言学，而语言生态学基本上是语言的社会性研究，它特别关注语言权利和语言平等问题。德依(Day 1985)就指出：语言最后的不平等就是语言灭族。多尔比(Dalby 2002: 209, 282)引用德依此文又再次指出语言丧失就是族群的不平等或灭族的征候。我们别以为只是弱小民族才有这种语言危机；历史上拥有过良好地位的语言现在也未必能免除生存威胁。
2.1 语言生态学(生态语言学)的初步发展
1990年韩礼德在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AILA)世界大会上批评语言系统的非生态因素，提出应用语言学家要应付挑战对改善环境有所作为。循此思路的研究可称为环境语言学(environmental linguistics，实即ecological linguistics)；这种研究被称为生态语言学的韩礼德范式，与早出的语言生态学之豪根范式并列为两个经典范式。1996年菲尔编出语言生态学与生态语言学论文集，其中有他自己的同题论文，班恩、德尔、亚历山大、菲尔、费尔哈根编出生态语言学(1996年芬兰大会)论文集。2000年，费尔哈根发表“生态语言学：回顾与展望”一文，而伽巴德(R. Gabbard)发表高调文章“生态语言学：语言学的未来”(范俊军2005a)。2001年有菲尔与米尔海斯勒编《生态语言学读本》、玛菲(Luisa Maffi)编《生物文化多样性：语言、知识与环境的联系》，2002年菲尔、彭茨、特兰普编《语言与生态学30年会议及语言与生态学论坛论文汇编》；三书内容宏富，可作基本研究材料使用。伽尔纳(Mark Garner 2004)《生态学视野中的语言》则以生态学观点统揽语言研究的各个方面。
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德国、奥地利、丹麦、荷兰、芬兰、法国等国和英语国家不少学者积极提倡语言的生态学研究；他们在大学开课、成立研究组织并办起网站、召开学术会议。奥地利学者菲尔(A. Fill 1998/2001)对这段早期历史有比较详细的评介。我们可注意一些有代表性的著述，例如：德国哈尔曼《语言多元性(卷二)：语言生态学基础》(Elemente einer Sprach ökologie )、美国博林哲(D. Bolinger 1980)《语言：上了弹药的武器》第十五章“语言生态学”(An ecology of language)、德尼森1982年《面向欧洲的语言生态学？》、恩宁哲和海尼斯1984年编《语言生态学研究》和菲尔本人1987年的书(副题中有“语言生态学”/ Ökologie der Sprache)。哈尔曼之作在他访问日本后被编译为《言语生态学》于1985年出版，翌年哈尔曼出版《从种族性看语言：基本的生态关系》，稍后法国加尔维(L.-J. Calvet)出版《语言战争与语言政治学》(1998)、《世界语言的生态学探索》(1999)。而阿热日《语言人》(Hagège 1985)里用écolinguistique(生态语言学)。前述菲尔那篇文章的主题词ecolinguistics也是它。另见德国特兰普(W. Trampe)的《生态语言学》(Ökologische Linguistik )。1993年有丹麦班恩和德尔的《生态语言学框架》、奥地利亚历山大与他们合编的《生态语言学：问题、理论与方法》、菲尔的《生态语言学引论》、美国马凯的《生态语言学》。
2.2 语言生态学的宗旨
这种危机唤醒人们维护各种民族语言的生态环境。1967年美国人类语言学家沃格林(Voegelin & Schutz)在论述亚利桑那州本土语言境况时首先谈及“语言生态”(linguistic ecology)。1970年美籍挪威语言学家豪根(Einar Haugen)在奥地利一个学术会议上开始论述“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次年发表专题论文，1972年出版《语言生态学》论文集。豪根在父母移居美国后出生，亲身感受到其北欧母语与英语接触中的不平等现象。他在移民语言、语言接触、语言政策等研究的基础上，进而从语言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角度提出了语言生态学理论，这门学科就形成了。
附注
20世纪以来，社会学家、人类语言学家、社会语言学家不断揭示语言生态与文化和人类生活的关系；20世纪下半叶他们的著述和呼吁逐渐引起社会关注，90年代以来出现不少重要的行动。1987年召开世界巴斯克大会，斯库特纳-康伽斯在语言会议发言揭示教育的语言歧视如何杀死一个民族。1992年5月各国约500名代表在里约热内卢举行首届本土民族世界会议，宣示民族自决、儿童教育和保持文化身份的意愿(1999年在夏威夷举行的世界本土民族教育会议更鼓励代表在发言中使用本地语言)。1996年在斯库特纳-康伽斯倡议下欧洲非政府组织和民间机构开会通过《世界语言权宣言》(并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虽未被该组织大会通过而仍对公众意识和国家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1998年欧盟签署一项软约束性文件《欧洲地方和少数民族语言宪章》。同年欧洲非政府组织签署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权利及解释条款的建议书(范俊军2006：53-54)。1983年《信使》(UNESCO刊物，第9期语言宝库专号)指出减少语言多样性是危险的方针。1995年在东京召开濒危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成立国际濒危语言情报中心，教科文组织官员出席会议表示支持。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大会批准立项定期出版《世界语言报告》。1999年大会通过决议《在全世界实行以多语为基础的语言政策》，并决定从次年起设立国际母语日(2月21日)。随后几年它又公布《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另有《实施行动计划要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为题的第三届文化部长圆桌会议《伊斯坦布尔宣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等一系列文件，2003年就语言濒危问题专门召集国际专家会议，审议了专家组报告《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和《行动计划建议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也把文化自由和语言权利与人类发展联系起来。教科文组织2005年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2006年成立跨部门的语言及语言多样性特别小组来拟定、实施和监督本组织内外在这方面的战略和行动计划。
1996年米尔海斯勒出版《语言生态：太平洋地区的语言变迁和语言帝国主义》。1999年卡那伽拉亚(A.S. Canagarajah)于牛津出版《在英语教学中抵制帝国主义》。2004年法国勒塞克尔(Jean-Jacques Lecercle)出版《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荷兰英译本2006)，书中也认定英语是全球化中帝国主义的工具。
3.3.3 VLAN/VxLAN隔离。VLAN/VxLAN按照不同安全域分区成段分配，不同安全域分区使用不同的VLAN/VxLAN段，每个安全域分区内不同的业务系统使用不同的VRF隔离，同一个业务系统内的多个网段用VLAN/VxLAN隔离。同一业务系统内部不同安全域分区的互访需要在防火墙上做策略允许其互访。
3. 主动关注和积极行动以维持良好的语言生态
要维持语言多样性，就要有种种力量来阻止对多样性的破坏。人们对此在不断提高认识。
原始社会的族群渐向世界各地扩散时，人类语言也出现分化和数量扩展(据估计在语言分化的顶点时期，全世界曾有过约20000种语言并处于平衡共生中⑤；而在古代几大文明兴起之后由于农耕、战争和国家的形成，不少语言曾有所混并和消亡。这是近几千年来的事；但因为主体文明和重要国家的力量并未能全部覆盖一切深山密林孤岛，而且其内部也还有族群和语言的差异之遗留并存，人类语言总体上仍能维持均衡的多样化生态。从16世纪欧洲开始大规模殖民扩张和随后实现工业化以来，一些国家和族群凭借硬实力而使其文化和语言获得优势地位，导致弱小民族和本土住民的语言大量消亡。语言生态乃完全失去平衡。当今世界还有6000余种语言，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环境下世界语言的多样性正以加速度在丧失。少数强势语言占据政治、经济、教育、公共服务等所有重要领域，目前又借助信息和传媒技术以压倒优势不断侵入、挤占和席卷弱势语言的传统核心领域。因此，古代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发生的语言衰亡过程，现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可能完成(范俊军2006: 52)。比如：北美洲在白人殖民者入侵之前原有300～500种印第安语言，20世纪50年代晚期还有286种⑥；但按阿拉斯加原住民语言中心主任克劳斯90年代反复调查的结果(Krauss 1998)，美国和加拿大还存在的印第安语言便只有约210种了，其中只有34种语言(占总数16%)还被祖孙各代人使用，而仅被70岁以上老人(人数甚至不足10人)使用的语言竟已有57种(27%)。克劳斯指出：几百年间殖民者对土著族群先后施行了人身灭族(physical genocide)和语言灭族(linguistic genocide)。60年代以来美国兴起民权运动，原住民及其语言的地位也受到关注，但在印第安语言仍有生命力的亚利桑那州，2001年仍通过了反对双语教育的法案。而各地原住民也在放弃自己的语言。平均每两周有一种语言从人间消失(加利2002；Dalby 2002: ix)，亦即21世纪100年内将减少2500种语言。语言多样性的不正常快速丧失已危及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生态危机的一部分。
3.1 国际上的关注和行动
日本在战败后处于美国控制下，英语泛滥。但1980年前后开始出现对英语教育和英语热的社会批评，90年代达到高潮甚至引起社会辩论。中村敬、大石俊一、津田幸男(Tsuda Yukio)等是主要人物。世界语者金井和正(1978)提出要消解违宪的强制性英语学习。津田幸男1985年的博士论文批判英语在国际上的扭曲作用即制造不平等；后在荷兰出版(Tsuda 1986)。在津田幸男和田中克彦影响下东京世界语者成立语言帝国主义研究会，1996～2002年连续开会。1998年由日本世界语学会召开语言权利研讨会、次年出版《语言权利》。日本文化界曾广泛讨论语言帝国主义问题，如1999年在东京召开过“语言帝国主义今昔”研讨会。2005年出版了大石俊一《以何理念抵抗英语帝国主义》和津田幸男《英语对语言信息和文化的支配》。
1980年麦奇(W. F. Mackey)就阐述过语言转用的生态学问题。美国学者穆夫温(Salikoko S. Mufwene)广泛研究北美和非洲各种混合语，2001年出版《语言演化生态学》。戈林(Grin 1999)指出：解决语言问题是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首要目标；而一切“语言问题”的共同核心是语言多样性，故语言政策的根本使命是多样性的管理(刘海涛2006a)。他的话代表了一种方向性的观点转移。这也提醒我们：制定语言规划的目标时不能走向极端。
（3）实施特殊作业环节的专人负责制度。对下套管、固井、挂尾管等特殊作业环节增派有丰富现场经验的专家进行驻井负责，缩短问题反馈时间，增强突发问题的处理能力。
3.2 中国的语言生态学研究
中国学者较早从生态学角度研究语言的是李国正。黄知常和舒解生(2004)全面介绍生态语言学(实也连及生物语言学)，注重中国学者的观点。中国语言呈现典型的多样性生态(有五大语系约120种语言)。民族院校数量列于全球之最，献身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人数和学术成就都很可观。有些学者也重视理论研究；如张公瑾是傣语专家，也有文化语言学专著并关注语言的人文生态环境(张公瑾2001)。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也有学者致力于此。杨艳丽(1999)很早探讨语言生态学，其中引用了苏联学者茹拉夫廖夫的相关观点。蔡永良(2003)《语言失落与文化生存——北美印第安语衰亡研究》一书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历史学和语言学著作。范俊军(2005a)在核心期刊系统评述国外的语言生态学/生态语言学并附文献，影响颇大。该文主要论述生态语言学，但他是新一代研究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实际主要关注语言濒危和语言权利等语言生态学问题(范俊军2005b, 2006)。2000年在北京首次召开了我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资深专家孙宏开作了主题报告(孙宏开2001)，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阐述情况和对策。2004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记者文章《中国几十种语言处于濒危状态》，旨在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普忠良(2001)、李锦芳(2005)提请人们关注我国语言生态危机并研究对策。刘海涛(2006b)概述了国外濒危语言研究的状况。刘宝俊(1996)和娜么塔、胡书津(2003)都指出：必须持久开展双语教育来增强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能力、通过内部适应机制维持我国的多样性语言生态。卢桂荣(2003)在介绍国际语言环境恶化时把英语传播和[全球]语言濒危直接相联，文末引用法国总统希拉克的话：各民族必须联合起来恢复机会平等、让他们自己语言的声音响彻全球。
国内高校已有些学位论文研究语言生态。2003～2004年我指导左秀兰写博士论文《面对英语渗透的语言规划》，此论文出书时(2006)我在序中提出：大家都应关心语言生态和文化生态问题。2005～2006年，两位英语教学方向的硕士生欲改而探讨少数民族语言问题；吾嘉其志，立即赞许并助其成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也是逐渐强起来的中国在新时代孜孜以求的目标。统一战线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奋斗目标，并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作为凝心聚力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以共同体意识汇聚中国力量，吹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集结号，为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以包容开放的心态团结国际力量，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新机制，为建设美好世界提供启发。作为中国外交的崇高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聚焦全人类的共同关切，追求建立和平发展、安全和谐的世界。
清朝缺乏外语人才，在对外交往中经常吃亏，当今中国要改革、开放、复兴自然要重视外语。英语目前的国际地位和功能既非凭空而来，也不宜一概否定。它在国际交流和知识传播方面能给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带来方便和利益。问题是：若这些好处到头来要以牺牲使用者的语言文化乃至民族身份为代价，则各国不能安然接受。普尔(2001)认为：国家发展和语言多样性互为因果，但发达国家总有高度统一的语言。朱风云(2003)认为：接受强势语言是一种积极态度，一个民族要不断自我完善才能有效保护自己的语言，同时各国应加强多语教育来维持语言文化的生态平衡。
4. 结语
人类身处自然、社会、语言的生态环境，在其中创造出文化并以之为精神寄托。人类的生活和精神无时无处不体现于语言，它的地位、作用和命运与各族群的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本文所论涉及语言权利、语言教育、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战略等大问题，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探索，而语言生态学必须及时提供有用的意见。
菲利普森(Robert Phillipson)在荷兰获博士学位，后与芬兰语言学家斯库特纳-康伽斯(Tove Skutnabb-Kangas)结为夫妇，二人合作或分别写出一系列影响深远之作。他1988年开始发文讨论语言歧视和语言帝国主义⑦。在博士论文《英语教学和帝国主义》(1990)的基础上出版《语言帝国主义》。他是英国人却能批评英语帝国主义，当与他生于苏格兰，体验到本地盖尔语的状况有关。斯库特纳-康伽斯1989年发文论北极和北方文化生态中的语言和教育。1995年她和菲利普森合编出书《语言人权：克服语言歧视》。次年二人又发文“满世界只用英语？抑或要语言的生态？”。1999年菲利普森发表“国际语言与国际人权”。2000年斯库特纳-康伽斯在美、英出版800多页的巨著《教育中的语言灭族，抑或全世界的多样性和人权？》。同年出版了菲利普森为庆贺她60寿辰编纂的《语言权利：公平、权力与教育》。菲利普森2001年发文“英语是为全球化还是为全世界人民？”提出一个微妙而尖锐的问题(她也发表“教育语言权利的全球化”与他呼应，2003年他又发文“英语为的是全球抑或只是全球奔忙者？”)。他2002年发表“英语是为显露还是淹没欧洲的多元身份？”；2003年又在伦敦和纽约出版《只用英语的欧洲？——对语言政策的挑战》(次年有世界语译本)。
① 主张此说的是丹麦学者舒马赫(W.W.Schuhmacher)。参见周流溪(2001a：280)。
② 鉴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荷兰大气化学家克鲁岑(P.J.Cruzen)接过生态学家斯特尔默(E.F.Stoermer)的“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于2000年与他合作撰文提出在第四纪全新世(Holocene)之外划出一个“人类世”(1780年代工业革命至未来万年)。中国地质学家刘东生(2004:376)认为可将“人类世”和“全新世”定于同一个时期，唯前一概念强调人的智慧在适应、改变、保护自然界系统中的作用。
③ 西方有一批左翼学者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超越一般的生态学视域而从生态政治学的角度揭露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福斯特(J.B.Foster)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还有直接题名《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界》(2000)的专著。福斯特在接受瑟龙访谈中(2004)扼要表述了自己的基本思想，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可以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另有学者也提倡“生态社会主义”(eco-socialism)。这些思想都对我们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④德国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 1834～1919)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一书(1866)提出“生态学”并定义为“研究生物和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他在耶拿大学担任哲学系教授的就职演说(1869)则言：“生态学就是研究达尔文所谓生存竟争条件的所有那些复杂的相互关系。”
⑤张公瑾(2001: 2)说：有人估计公元前全世界有15万种语言，到了中世纪还有七、八万种(未言出处)。范俊军(2006: 51)说农业时代以前全球约有8000～20000种语言(按，参见Whaley 2003: 968)。15万种显然太多了(从语言发生一源论的观点看来尤难相信)；但8000种又太少。今不取这两种极端的数字。
⑥ 此据切夫(W.L.Chafe)的调查。学界对美洲印第安语言总数的估计竟有400～2500种之差异。按2500种之说，从北美、中美到南美，数量越来越多(南美占了过半数)。
读过的书、喝过的茶、见过的人、走过的路，最后都刻进骨子、融进血液、长在脸上，也附着到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间，成为脱胎换骨的资本与条件。
⑦ “语言帝国主义”的提法此前已存在。方善境(1977)提到：“在欧洲人们已经喊出‘打倒语言帝国主义’这样的口号”。这个用语的准确起源，仍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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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19)01-0087-10
[doi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19.01.011
作者简介 ：周流溪，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并以之为立足点而贯通文史哲和文化教育等学科。电子邮箱：zhouliuqi2013@163.com
引用信息： 周流溪. 2019. 语言生态学的宏观性研究[J].当代外语研究(1)：87-96.
(责任编辑 邓梦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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