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需要、满足与易于生存社会的重建
——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的文本学解读
王雨辰 周 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 在《满足的限度》一书中，威廉·莱斯通过分析技术、商品、需要和满足的关系进一步深化了他对当代社会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认识。他通过重建人的需要理论，明确提出了人的满足应当根植于生产活动中，而不应建立在消费活动中的论断，进而提出了用“易于生存的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其理论价值在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其现实价值在于反对物质主义幸福观，坚持劳动幸福观。其理论既有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特质和理论个性。
关键词：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需要；商品；满足
威廉·莱斯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 《满足的限度》（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也可译为“满足的极限”）一书中，通过分析商品、需要和满足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是如何制造和控制人的需要，使人无法分清“需要”和“欲望”的区别，进而利用消费主义生存方式支配和控制人，并造成人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在此基础上，莱斯提出应当用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代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来实现人的解放和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他的观点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较有代表性。本文拟通过对他的《满足的限度》一书进行文本学解读，阐明其理论观点的发展脉络与价值。
一、个人、社会和自然在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
莱斯是通过分析需要和满足之间的关系来剖析个人、社会和自然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处境的。在他看来，与以往社会把稳定和权威建立在世袭而来的特权或传统上不同，现代社会把稳定和权威建立在经济生产与需求得到满足的成就之上，甚至把社会的物质需求问题等同于人类是否可能满足的问题。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如何评价个人、社会和自然的方式的变化。从如何评价个人的角度看，前市场社会主要是以初级的社会纽带确认个体的自我利益，并最大限度地令个体需要得到满足；而当代市场化社会则把社会的整体利益看作是实现总产量的稳定增长和最大化，这使得个人越来越多地把他们的幸福诠释为将其所有物更新换代的成功程度，即拥有最新潮商品的能力。社会是否正当则以能否持续不断地给人们的个人消费实现增长服务为评价标准。从对自然的评价看，当代西方社会和人们忽略了人类的需要和外在自然的关系，要求自然为满足人们无止境的需要提供自然资源，由此引发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问题成为了社会公众和科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基于以上认识，莱斯进一步具体论述了个人、社会和自然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处境及面临的问题。
莱斯认为，个人在当代西方社会中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中不断重新诠释其需要。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把人的需要归结为消费，并且信奉消费者的欲望永无止境且需要持续的刺激，使得“任何个人都面临着如何在自己的需要与为满足这些需要而可以得到的机会之间进行匹配的问题”[1]，并由此给个人带来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问题。具体说，第一，由于当前可供选择的商品数量庞大、品种繁多，消费者缺乏对商品属性和质量判断所必备的知识，这使得消费者难以判断哪些商品能够真正满足自身的需要。第二，数量庞大和品种繁多的商品必然会给人们造成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损害。由于建立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大量运用基础上的商品中存在大量复杂的化合物，而这些化合物必然包含诸多有毒物质，且人们缺乏对这些化合物中有毒物质的完整认识，这必然对人的生理产生潜在危害。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生产分工越来越专业和细致，社会把人的需要也分解为不同的组成部分，而人的需要的分裂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人格的分裂，人的人格在选择和消费这些商品中不断重新组合，这就导致了人们“越来越难以将这些成分结合成一个一致的需要组合和一个一致的人格”[2]，这就意味着个人本身必然每天要被市场中多种不同的信息重新定型，从而对人造成心理损害。第三，消费的不断增加需要耗费时间，本来工业化的结果应当是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但 “处于高消费经济中的人们的时间越来越紧张，这一点否定了人们熟悉的观念，即人们享有的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与工业主义和工人的生产率增长同步增加”[3]；同时，由于人们欲望的满足集中于商品消费，这使得人们不仅难以在商品消费中真正认清自己的需要，而且也越来越贬低其他满足形式，从而大大降低了闲暇时间的生活质量。第四，在市场化社会中，由于商品不断出新和大规模涌现，使得人的需要和商品之间的活动日益复杂，人们不断根据市场的发展来重新诠释其需要，其结果使人们对需要的本质和目标日益困惑和模糊。同时，一方面广告向人们承诺，不断推出新产品以满足其欲望，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对过去的商品系列感到不满足，由此形成了“令人眩晕的欲望与商品的狂舞在人们面前展现了永恒变化的满足与不满足的总体组合：这一总体组合本身无法分解，人们唯一能做的，只是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市场活动”[4]。也就是说，高消费在不断激发人们欲望、满足人们欲望的同时，又使人们对需要的本质和目标产生困惑，并在需要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之间、需要同需要的目标之间产生矛盾冲突，从而使得人们的需要和消费活动被广告所牵引和支配。满足需要的手段和过程都是事先被人为地规划好的，人的消费活动实际上是一个被社会所训练和复制的过程，消费过程因此成为一个被社会支配同时又与人的需求目标本身无内在关联的一种程式化活动，从而造成了人的需要和满足需要手段之间关系的异化。
在分析了个人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异化处境之后，莱斯进一步分析了当代西方社会中“社会”的困境。莱斯认定，当代西方社会的突出特点是“鼓励其公民追求自己需要的满足，并且越来越把这种满足导向单纯的消费活动”[5]。这客观上要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和物质手段。这带来了市场化社会中的两大问题：第一，“匮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的突出问题。“匮乏”是人类的永恒状态，但是当代西方社会的“匮乏”有其独特内涵。在莱斯看来，当代西方社会的“匮乏”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匮乏”，而是由于人们对资源的挥霍无度和不公正、不合理的使用方式造成的，是“一种社会制造的状态，是生产活动的特定组织方式造成的”[6]。同时，“匮乏”原本应该是一种对资源状态的客观评判，但是在当代市场化社会变成了一种主观心理感受。这种对“匮乏”的主观感受，一方面根源于当代市场化把对个人的自我确认和人际间尊重等同于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从而凸显了社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同自然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根源于当代西方社会将人的所有满足和自我价值实现寄托于物质商品占有和消费，从而形成了当代西方社会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结局，这决定了“匮乏”的主观心理感受是当代西方社会无法摆脱的宿命。第二，当代西方社会的高生产、高消费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而且也产生出大量的生产废品和生活废品，越来越超出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如何管理这些废品，使之不影响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成为市场化社会面临的难题。这客观上要求“社会必须通过各种制度响应来承担管控，负商品的责任。希望维持高强度市场框架的社会必须采取某种方式让全体社会成员保持对商品的高度利用，以便管控负商品”[7]。但事实上，当代西方社会是无法实现对生产废品和生活废品的有效管理的。因为如何实现商品生产的增长才是市场化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其结果是跨国公司到缺乏严格的环境管理制度的国家进行生产以转嫁环境污染，而这最终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
莱斯进一步从哲学世界观和资本主义制度两个维度具体分析了“自然”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异化境地。从哲学世界观的维度看，莱斯继承了他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后果的论述，指出“控制自然”的观念在近代以后盛行，使得人们“集中探讨了与个人心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纽带有关的人类需要的结构，却没有考虑人类与人类之外的自然之间的关系”[8]。这种“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在17世纪开始流行，并成为资产阶级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形成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其特点是用纯粹功利主义的观点看待自然，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欲望的工具，进而将人类之外的自然仅仅看作是支撑人类欲望实现所需要的资源仓库和丢弃废品的场所，这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和生态危机，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维度看，由于资本的本质是追求利润，其社会目标就是不断通过市场经济和征服自然来促进和发展生产力，甚至主张只有把人类的创造力投入到征服自然、获取资源的过程中，才不至于使人类将这种创造的激情用于内斗。莱斯认为，并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证明在征服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人类能够克服野蛮、贪婪这样的恶的激情，避免对自然造成损害。这就意味着“在另行寻找资源的过程中，单靠把我们的精力向外导向人类以外的自然，并在此过程中只把自然当成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那么我们的方向就偏移了，没有去检查我们的物质要求的性质和目的……而是继续向前推进，期望更广泛的物质资源会弥补我们现有手段的缺欠。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期望似乎没有多少道理。相反，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商品领域在数量上的进一步膨胀只不过将把满足与不满足的总效用转移到另一个层面上去”[9]。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莱斯通过研究需要、商品和满足的关系，对如何克服当代西方社会中个人、社会和自然的异化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第二年，两个人在家里拉拉扯扯时被李石磨发现了。李石磨要打陶水旺，情急之下，陶水旺道出表姐水上被辱一事。更为可恨的是，没过几天，陶水旺为达到与表姐结婚的目的，竟然上门挑拨李石磨，说那两个妮儿也不一定是他李石磨的。尤其是李峤汝，看她那眉眼，太像那个姓许的了。
二、需要、商品和满足的关系与异化的克服
莱斯之所以要探讨需要、商品和满足的关系，是因为，在当代西方社会，个人的满足被引向了商品消费领域，而任何消费活动既能让人得到某种满足，也存在着一系列不满足，这就造成了“满足与不满足的总效用”问题，也就意味着“满足是一个充满了暧昧与矛盾的模糊难辨的特殊感觉状态，是一个本质上无法测量的范畴”[10]；是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是通过控制和改造自然界给人们提供商品的，并出现了以技术为中介服务于交换价值的符号性消费，进一步强化了需要和商品的相互作用。在莱斯看来，当代西方社会把人们的满足和幸福引向商品消费领域的物质主义幸福观，必然会破坏人之为人的完整性。这意味着要真正实现人的幸福，就必须重新思考需要、商品和满足三者之间的关系。
莱斯首先分析了理解人的需要问题的三种模式，即生物与文化二分模式、需要的等级和相对优先权模式以及行为主义与批判理论模式。所谓生物与文化区分模式，就是区分人的生物维度和社会维度，指出人的需要首先开始于维系人的生存的基本生理需要，人的其他需要都是以生理需要为基础衍生的需要。莱斯指出，这种生物—文化二分的理论模式的缺陷，就在于它把人类的需要机械地划分为生物需要和文化派生出来的需要，既看不到人类的需要的“生物—文化二分”从来没有真实地存在于人类历史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看不到人类需要的复杂性。莱斯由此借用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和马林诺夫斯基的相关研究成果指出，“食物”既是人的基本生理需要，又与人类社会的文化实践密切相关，生物维度和文化维度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人的需要中。因此，“生物—文化差别是完全抽象的，无法真正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学行为的多种实际导向，因为每种文化都会吸收存在的生物维度，将之同化进自己的社会化模式中。……有关生物—文化区分观念和人类基本需要观念的通常构想并没有在人类需要的独特之处方面给予我们许多启示”[11]。
莱斯进一步分析了人的需要等级和相对优先权模式的得失。所谓 “等级和相对优先权模式”，就是按照人类需要的不同等级，把人类的需要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和类型，进而决定我们应当采取何种行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这种分析模式中最具有代表性。马斯洛将人的需要按照不同等级依次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头三个范畴中的需要是基本的或者‘致缺性’需要，因为如果这些需要无法满足，就会造成生理或心理疾病；其他两个范畴代表的是衍生需要，这些需要的出现走向个性的完全发展。试图满足前者就要争取消除紧张不安，而后者是没有固定形式的正面活动。”[12]莱斯认为，马斯洛的需要理论是建立在高度专业化的技术社会的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它不能应用于早期的人类社会。不仅如此，莱斯认为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不仅存在着割裂他所说的需要之间的有机联系，具有贬损物质需要而抬高非物质需要的缺陷，而且也无法使我们真正理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这是因为，按照马斯洛的需要理论，人之所以要达到自我实现的层次，是因为他满足了之前的需要，这与商品和商品交换无关。但是，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的“实际行为倾向与此大相径庭。物质交换的范围并没有被超越，而是越来越深入地扩展进了‘心理’范畴。对于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正通过购买商品来表达、来追求……并没有多少让个人超越其在物质世界中的定位的激励”[13]。也就是说，当代西方社会实际上是把人的自尊和自我实现归结为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并没有真正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
（3）Cl-在 H-103树脂上的吸附熵变 ΔS＞0，表明在氯离子的吸附过程中同时存在着溶剂的解吸，氯离子的吸附过程自由度减小，为熵减过程，而溶剂即水的解吸过程则是熵增过程；但氯离子在H-103树脂上的吸附熵变ΔS变化很小，ΔS变化范围为0.004～0.1 k J·mol-1。
加强环保工程管理体系的构建，从以下几方面进行：（1）要加大国家宏观管理力度，制定与环保相关的法律法规，给予环保工程建设一定的制度性保障，彰显出法律效应；（2）能源企业要加强与社会环保部门之间的联系，尤其在生产和原材料等方面，要加强节能、环保手段的应用，确保良好的节能环保效果[2]；（3）能源企业还要加强环保设备的购进，确保水资源良好的净化效果；（4）在制定环保监督和管理标准时，要将环保理念充分体现出来。而且工程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管队伍的构建，严格监督和管理施工全过程。
莱斯进一步阐发了发达国家流行的所谓“理想生活方式”的内涵、特点与后果。莱斯把发达国家流行的所谓理想生活方式归结为“鼓励一切个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活动的最核心地位，并同时增强对每种已经达到了的消费水平的不满足的感觉”[20]。这种理想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发达国家把高生产和高消费作为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加以推销，并由此使社会依托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朝着追求无限增长的方向发展，使个人把满足的形式寄托于对商品的追求、占有和消费中，其结果是人的异化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并不断超过地球生物圈所能承受的极限。“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体系现在正在测试这些极限；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些极限是什么；让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直至达到或超过了这些极限才幡然悔悟：这是不明智的。到那时我们可能已经无法减轻已经造成的不利后果。或者虽然能够减轻但却需要以灾难性的社会破坏为代价。”[21]针对上述后果和问题，莱斯提出了两条解决方案：第一条方案是忽略已经出现的关于这种理想生活方式的约束条件，尽可能通过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维持高生产和高消费的理想生活方式，继续将人们的满足引向消费领域，其结果或者是当这种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无法维系时，人们会产生失败感和挫折感；或者是社会不平等现象更加突出。另一种方案则是反对把人们的满足方式引向消费领域，给人们创造更多的满足形式。莱斯认为，流行的社会理想生活必然会给人类带来自身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因而必须沿着第二条解决方案进一步探索能够使人、社会和自然共同发展和进化的替代性方案。这条方案就是他所提出的应当建立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
莱斯反对从生物—文化区分以及从等级制角度看待人的需要，主张把人的需要看作是不同层次上相互作用的连续系列。与特定文化相联系的人类的需求体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社会三个维度，是包含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在内的统一体。莱斯指出，要分析人的需要及其需要满足的问题，必须联系一定的社会模式展开，他由此把人类社会模式划分为以下四种模式：完全以自用为目的的生产；在小型社会内主要为了自用，也包括有限交往的生产；在较大规模社会内主要为了自用，也包括有限交往的生产；主要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同时，他还分析了这四种模式的特点和不同的满足方式。完全以自用为目的的生产主要采取的是永久居处的狩猎和采集社会的共同模式，这种社会单元的成员通常生产供给他们需要的全部必需品。在小规模定居社会中，生产主要围绕放大了的家庭单元进行组织，其生产目的大部分是为了提供生存必需品，同时在这类文化之内和同类文化之间也存在特定物品，主要是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等特定物品的有限交换。在大规模定居社会中，生产主要为了满足需要而展开，但市场交换的范围非常有限，特别是土地和劳动力不能自由交换，这一时期主要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为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无限制的市场交换奠定了基础，人类社会由此发展到完全以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资本主义社会，并形成了以“需要—满足”为基础的高强度市场构架，商品变成了非常复杂的物品，导致了“人类需要本身的物质—符号关联所固有的模糊性也复制在这些商品上。它们并非简单的实物，而是‘物质—符号实体’，即一套套复杂的信息和特性的化身”[16]。莱斯认定正是商品的上述二元特性，决定了人类需要的二元特性。只有分析商品的上述特性及其人类需要和商品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建立科学的人类需要理论。
莱斯认为，建立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必须考虑人、社会和自然三个维度，它必须建立在人类的需要与维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平衡的基础上。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不能只以人类为中心，而应当联系人类之外的自然来考虑人类的需要与满足的问题，摒弃那种把人类的满足仅仅寄托于消费活动中的想法；必须重新考虑实现人的满足的多种形式，其核心是把满足寄托于创造性的生产劳动中而不是现代社会所倡导和流行的消费活动中，这就决定了“满足的可能将主要是生产活动的一种功能，而不是如同我们今天所在的社会中那样，主要是一种消费活动的功能”[22]。在此基础上，莱斯进一步论述了“易于生存的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建立途径的问题。对于“易于生存的社会”的基本特征，莱斯指出，“易于生存的社会”不是要人们重新回到艰苦的穷乡僻壤的生存状态中，而是要利用工业文明的积极成就，通过改变现代社会的社会政策，通过创造多种满足形式，使人们从消费活动中获得满足转换到从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满足和自我实现。在论述了“易于生存的社会”的基本特征之后，莱斯进一步从个人、社会和自然三个维度论述了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的途径。从个人的维度看，就是要把个人的满足从消费领域转向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从物质消费主义幸福观转向劳动幸福观，实现从单一的追求商品消费的满足转向以创造性的劳动为基础的多种形式的满足。从社会的维度看，就是不再把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作为关注的目标，而是把资源的公平合理的再分配作为社会关注的中心。“易于生存社会是否在任何特定时刻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稳定不变或下降的经济形势为标志，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这种形式会在特定的情况和需要下变化。人们迫切要求的主要东西是资源的再分配和政策的重新导向，这样可以让满足需要的问题不再完全视为消费活动，……人们更为关注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和生产活动中的共同决策。”[23]从自然的维度看，莱斯强调，人类在“控制自然”观念支配下所追求自身的需要，必然考虑 “自然需要”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这就意味着“现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具有开明自利的思想，以此重新评价我们的物质需要对环境的冲击。这主要是工业发达国家的责任，因为是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造成了最初的危机”[24]。要做到人类需要的满足和人与自然的共同进步，莱斯强调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要建立一种有利于实现人类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技术伦理”，即把“控制自然”的观念从过去利用科学技术控制和支配自然转换为控制人类的非理性欲望；二是要超越狭隘和短视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建立生物多样性伦理，恢复人类对自然的尊重。
莱斯指出，当代西方社会中出现了作为商品统一体内在组成部分的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二者分离的趋势，人们关注的是商品符号的象征性，而较少关注商品的物质性。也就是说，当代西方社会人们的消费已不再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而是一种符号象征性消费，消费不再是用来满足人们真实需要的手段，而已经成为标识社会地位和幸福的象征。造成这种变化的根源主要在于如下两个方面：其一，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的，它所生产的商品的内在构造日益复杂，从而造成了人们对商品信息了解的不充分，而时间的有限性使人们很难断定商品对人是否适当，由此造成人们对商品的物质性即使用价值越来越冷漠。其二，当代西方社会中盛行的广告把商品的信息同幸福的某种景象连接在一起，而这些商品往往同时尚、地位身份和生活的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外在于人的真实需求。广告的刺激使人们在追求商品消费中不再主要关注其使用价值，商品的符号象征性成为人们消费活动中关注的焦点，显然这种消费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这种异化消费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的巨大耗费，从而加剧生态危机。莱斯强调，要研究现代社会中人的需要和商品的辩证运动，就必须从社会和自然两个维度入手。从社会的维度看，在广告的牵引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人们对于什么是自己的客观真实需要，什么是被社会牵引出的主观欲望，实际上处于一种迷茫状态，人们所消费的也并非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消费商品的符号象征性，从而使异化消费成为当代人实现自我价值确证的方式；从自然的维度看，正是异化消费导致了人们对欲望的无止境追求，导致了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技术的非理性运用，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这说明，只有从变革人和社会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入手，才能处理好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的异化和解决生态危机。
基于以上认识，莱斯系统考察了当代经济学对商品交换和商品特性的认识和研究。在莱斯看来，自斯密以来的当代经济学虽然主要关注的是与商品交换相联系的人类物质需要，而对于人类需要的符号方面关注得不够，但它不仅证明了劳动分工、科技应用和商品的大规模市场交换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而且通过对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揭示了市场经济“要求个人无限度地努力获取、积累和致富，并以此作为目的。使用财富本来并非获取的主要目的。因此使用价值无法在决定经济价值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交换价值是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概念”[17]。这就意味着市场交换与个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日益模糊。马克思则对当代经济学忽视和取消 “使用价值”概念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中，试图通过考察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来分析一般的交换经济的独特性质。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交换为人的个性创造了可能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使市场关系普遍化又加剧了人类同自己的生产活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疏远。莱斯认为，马克思上述观点的缺陷在于既没有重视内在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的符号媒介的重要性，也没有看到使用价值不单是相对于人的有用性，它实际上也是商品的内在属性。莱斯由此主张采用美国经济学家克尔文·莱卡斯特（Kelvin Lancaster）关于商品是“一系列属性的集合”的观点。这里所谓商品的“属性”是指“物的某些实在的物理性质，人们可以按已有证据标准检查并对之加以评价”[18]。也就是说，它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包括商品的尺寸、形状、性能的客观属性等。克尔文·莱卡斯特的这一断言并无新意，其新颖之处就在于他进一步把人和商品的关系归结为两阶段的关系。具体说，其一是人同商品的特征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表达的是人同商品的客观属性、同商品的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其二是消费者个人对商品的符号象征性的关注，这实际上表达的是消费者对商品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并非商品本身所固有的特征，而是人们附加于商品的特征。人同商品的上述两种关系，使商品呈现出其固有特征和人为附加的特征的统一体。莱斯认为，莱卡斯特关于商品是一个包含其内在客观属性和符号象征性在内的统一体，即商品的物质性和符号象征性的统一体，以及揭示消费者对一个商品使用价值的直接兴趣和由社会作用而产生的对商品的间接和衍生兴趣的观点，是他的重要理论创新。莱斯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对当代西方社会人和商品关系的新变化的分析。
莱斯由此进一步分析了行为主义和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需要理论的特点与得失。莱斯指出，行为主义的特点是通过使用需求、驱力和选择等概念来描述性地列举消费者可观察的行动，但行为主义并无法判定这些消费者的行为是否合适。批判理论则是设法先建立一些判断人们行为正当性与否的客观标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区分“真实需求”“虚假需求”以及行为是否正当。其理论贡献在于认识到“欲望并非在真空中受到调节，而是在特定历史形式下成形的，这些历史的特定形式是各个相同的阶级利益与权力关系造成的”[14]。其缺陷则在于它所建立的判断人们行为正当性与否的标准主要立足于哲学思辨，很难为社会所普遍接受。在莱斯看来，除批判理论之外的已有的关于需要的思考模式，对于我们探索和思考当代社会中人类需要问题帮助不大。莱斯正是借用批判理论关于“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区分，系统地提出了他自己的需要理论。
三、满足的新形式与“易于生存的社会”的追寻
现代社会把追求无限经济增长作为自己的社会目标，把人们的满足和幸福都引向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不仅造成了人们生存的异化，而且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问题，使得经济增长和资源有限性的矛盾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因而人们开始探索诸如稳态经济等各种替代性解决方案。莱斯指出上述思考和探索有如下三个共同点：第一，各种替代方案都承认科技进步虽然能够暂时缓解自然资源的短缺，但必然存在经济和人口增长的极限，这客观上要求改变当代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政策，如此才能避免未来灾难性的后果。第二，单纯的人口增长并不是造成资源短缺和生态退化的关键因素，人口增长对人们的影响应当遵循“人类需求对环境造成的冲击等于人口、人均物质消费与单位数量的物质消费对环境的影响三者的乘积”[19]。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百分之九十的资源，是造成当代环境难题的真正根源。第三，现有政策的惯性和影响会让我们不断测试地球供给能力的极限，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反思现行流行的理想生活方式和建立在大量资源耗费之上的发展方式。
莱斯是立足于肯定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借用批判理论关于“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区分，提出人的“欲望”和“需要”不同，并建构他的需要理论的。在他看来，“欲望表达的是某人的主观欲望（他感觉到的要求），而他的需要则是他的客观或真正需要”[15]。也就是说，需要是生存的客观状态和客观要求，并总是从生理需要开始逐渐扩展到社会需要；而欲望则是主观或纯粹心理的感受。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正在于它造成了人们在“需求”和“想要”二者之间的困惑，而不能正确处理需求、消费和商品之间的关系，由此使人们沉沦于异化消费中。为了说明他的上述观点，莱斯详细分析了人类的需求同商品之间的关系。
要分析 110KV高压断路器拒动的原因，就要检查好线圈的材料与质量，而动铁心会出现卡死，导致操作机构无法顺利分闸。
实验中筛选平均粒径为60 μm的CaCO3试剂，称取10 mg均匀置于急速加热装置中央位置，在不同的加热速率下进行分解实验，由热电偶和质谱仪实时采集 CaCO3颗粒的升温数据和 CO2的生成数据，采用高斯平滑去除仪器信噪[24]。
四、《满足的限度》一书的理论特质与当代价值
莱斯《满足的限度》一书是他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之后，对当代人类实践后果的进一步反思。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莱斯主要考察了“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的产生、发展，以及它是如何被纳入到资产阶级现代性价值体系中，进而形成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并使科学技术成为资本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的。《满足的限度》一书继承了《自然的控制》一书的上述思想，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技术、人的需要、商品和满足的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可持续性和造成人与自然双重异化的必然性，进而提出建立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的必然性和可能途径，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和解放。作为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莱斯的《满足的限度》一书既有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共性，又有其独特的理论特质和理论个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共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联系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而这也是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在莱斯看来，正是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高生产、高消费的所谓理想生活方式。为了使这种所谓的理想生活方式延续下去，资本必然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支配人们的内心世界，使人们从商品追求、占有和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消费主义价值观所鼓吹的“需要”并不是人们真正的内心需要，而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逐其利润的主观欲望，这不仅决定了沉溺于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的人处于异化的生存状态，而且也必然意味着自然资源的快速耗费，最终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和异化，体现为生态危机。第二，在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上，莱斯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认为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性质。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哲学世界观根植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在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在认识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同时，又认为自然具有某种神灵，因此又敬畏自然，并举行祭祀活动安慰自然的神灵。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自然”被看成是遵循机械规律和对人类有用的被动客体，人们开始从迷恋自然的奥秘转向迷恋自然的有用性，并强调人类可以以科学技术为中介认识和控制自然，以满足人类的需要。资产阶级现代性价值体系正是以此为基础，宣扬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科学技术由此与资本结合，异化为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再加上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激发人们对商品的非理性占有和追求，使全社会形成了对商品和唯科学主义的崇拜，这不仅导致了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而且更加强化了人类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不正义性。第三，从生态文明建设和技术进步、经济建设的关系看，莱斯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都秉持肯定的态度。莱斯所提出的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易于生存的社会”，本质上就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只有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克服生态危机和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上，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进而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虽然强调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他们所说的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是维护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生产条件，是一种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把生态文明看作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它不仅不排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且必须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为前提和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特别是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莱斯所说的“易于生存的社会”就是要利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使人们从单一的消费活动中摆脱出来，以创造性的劳动为基础，给人们提供多种多样的满足形式。
莱斯的理论特质和理论个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莱斯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如何切入生态问题上存在着区别。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以奥康纳、本·阿格尔、休斯、福斯特、佩珀等为代表的理论家，注重或者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或者断定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生态唯物主义。尽管他们在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区别，但是他们都是从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来切入生态问题的。而以高兹、莱斯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不注重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关系问题的探讨。高兹主要是立足于生态政治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通过分析“生态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关系来探讨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莱斯则是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通过剖析技术、需要、幸福和商品的关系来探讨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第二，莱斯对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探讨具有自身的理论特质和理论个性。奥康纳是通过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建构，紧抓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来探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产生生态危机的必然性；福斯特则是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明确规定为生态唯物主义哲学，阐发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进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物质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佩珀在《生态社会主义》一书中通过区分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不同，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生态内涵，进而提出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克服生态危机；本·阿格尔则是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用消费危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来开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的。莱斯一方面认为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已经异化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另一方面则立足于人的需要理论的重构，借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的论断，通过修正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的区分，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把人们的自我实现和满足引向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本质上颠倒了需要、商品和幸福的关系，不仅会导致人的生存的异化，而且与这种异化消费相联系的必然是资本主义的高生产和高消费，而这又必然超过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使人类必然面临巨大的生态风险。由此，莱斯提出应当用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取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变革资本主义社会把人的满足仅仅限于消费活动中的做法，而把人的满足依托于创造性的生产劳动。
非正规金融一般局限在一定的地域，在搜集借款者的信息上存在优势，融资规模较小，一般不需要抵押，存、贷款利率较高，借贷金额、期限和利率较为灵活，一旦借款者到期不能履约，通常采用非法律途径解决。非正规金融已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可以肯定，农村非正规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从莱斯《满足的限度》一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看，其理论意义在于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并对需要、商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作了可贵的探索。“需要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展开过系统的探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马克思不仅区分了“人类需要”与“一般动物需要”的区别，揭示了人类需要的社会历史性、能动性和无限发展的可能性特征，而且把人类的需要同人的自我实现联系起来，指出“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类的本质需要和实现自我的途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的需要区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并明确肯定需要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认为正是在追求需要满足的过程中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在 《资本论》一书中，马克思批评当时工人阶级的“需要”是一种服从交换价值和资本追求利润的 “虚假需要”，并且提出了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按需分配”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主张。莱斯的贡献在于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需要是一种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要”，并把人的需要的实现与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联系起来，同时又批判地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区分，剖析了“需要”和“想要”的区别，并以此为基础批判当代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实际上制造的是一种与人的真实需要毫无关系的“想要”，从而必然造成人们生存的异化和生态风险的加剧。
莱斯《满足的限度》一书的现实意义则在于既强调了反对物质主义幸福观对于克服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树立劳动幸福观的重要性，又强调了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人实现幸福和满足的内在关联性。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特点是把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当作人生的目的和幸福，它不仅会导致人沉溺于商品消费中和生活的物化，而且会加大对自然资源的耗费，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莱斯的《满足的限度》一书明确指出不应当把满足和自我实现仅仅归结为消费的功能，而应当把满足和自我实现归结为生产的功能，即归结为创造性的劳动过程，树立劳动幸福观。莱斯对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不仅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幸福的内涵与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践行习近平关于“幸福是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奋斗出来的论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论断，并提出应当通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进一步发展来解决新的主要矛盾，以使人民具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仅体现在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也体现在对公平正义、生态环境、安全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实际上否定了物质主义幸福观把幸福理解为当下欲望的满足、对外部世界和自然界的无止境掠夺的观点，阐明了幸福的多层次的丰富内容及其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紧密联系。习近平肯定了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追求的合理性，强调“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25]。这就要求我们摒弃以享乐主义、感官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物质主义幸福观，树立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劳动幸福观，将幸福与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只有通过努力奋斗和进一步追求发展，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使人民过上美好而幸福的生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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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4.
Commodities,Needs,Satisfa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 Conserver Society——A 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Leiss William's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WANG Yuchen ZHOU Yi
(School of Philosophy,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 In the book 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 ,Leiss William further deepens his revelation of human's alienation,social alienation and the alien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of modern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commodities,needs and satisfaction.By reconstructing the theory of human needs,he clearly puts forward that human satisfaction should be rooted in production activities,rather than based on consumption activities,and then puts forward an alternative plan to replace capitalist society with"a conserver society".Its theoretical value lies in th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of need,its practical value lies in opposing materialism and sticking to view that the happiness comes from work.Its theory not only has the generality as the ecology Marxism theory,but also has its theory characteristic and the theory individuality.
Key words: Leiss William;the domination of nature;needs;commodities;satisfaction
中图分类号： B1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65（2019）05-0040-11
收稿日期： 2019-06-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究”（18VSJ01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17AKS01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长期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3151000005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福斯特生态哲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201910204）。
作者简介： 王雨辰，男，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宜，男，河南汝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