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文献学：以杨荫浏为枢纽的两个时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枢纽论文,中国音乐论文,文献论文,时期论文,两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中国音乐学中，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成就。此书出版于1981年，亦即杨先生辞世的前三年；而其前身，则是1944年油印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以及在60年代陆续印行的《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和《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它是贯穿杨荫浏后半生的一项宏伟事业，也是穿越半个世纪风沙巍然矗立的一座学术丰碑。七十多年来，曾有不少学者撰写了《中国音乐史》专著。但这部《史稿》却一直以其恢宏的结构、翔实的史料和精当的论证秀出于各家之上；后来诸史均未突破它的理论构架，而只能在局部稍稍深入。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呢？若作笼统的回答，可以说，是因为杨荫浏具有独特的知识结构，才、学、识在他身上出现了奇妙的结合；若作更深入的回答，则应该说，是因为风云际会，当此中西文化氤氲交融的世纪，杨荫浏得风气之精华，始终站立在坚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西方思想的沐浴，成为“博通古、今、中、外的音乐学家”。他的这个立足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1949年以前，他就锲而不舍地研究了中国的传统音乐；1949年以后，他又进一步开拓了古谱译解、古乐器考古与测音、传统音乐普查、民族乐器改革以及汉语言音乐学等新领域，为理解中国音乐、开辟其资料库藏投入了最大的热情。用黄翔鹏先生的话来说，杨荫浏“是选择了民族音乐的基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浸润于民族音乐的艺术实践中，在古、今、中、西之间架起了宏伟桥梁的”（注：黄翔鹏：《杨荫浏先生和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载《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从杨荫浏所进行的广泛的民间调查和深入的音乐史研究来看，他架设这一桥梁的基石，一方面，是通过实物和民间遗存体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音乐实践，另一方面，则是内涵丰富的历代音乐文献。
庄子有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重视基础建设或曰重视史料建设，无疑是杨荫浏学术人生中最宝贵的经验。换言之，《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成功，直接依赖于杨荫浏在文献学、考据学中的建树。
一、杨荫浏的文献考据工作
杨荫浏的文献考据工作，既是《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以下简称《史稿》）的论述基础，也体现为此书的重要撰著方法。《史稿》所附录的“参考书目”中列举了340多种1911年以前的古籍文献。 这些典籍遍布经、史、子、集四部，尤以子、集二部为多。杨荫浏音乐文献工作的主要内容，便是在这些古籍中提取相关的音乐文献资料，加以校释、汇考或编成表谱，使之成为既具原始史料的品质、又符合历史逻辑的学术依据。他的工作，为中国音乐史研究提供了方法上的示范。兹略举几例。
1、校释 《史稿》第九章（222页）对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的描写作出判断：《霓裳羽衣》“全曲共36段；其中只有曲谱、没有歌词的部分，约占一半”。这一论点的依据，便是对原诗的校释。其方法是：先以白居易诗与其注文互释，再以白诗、白诗注与宋代周密《齐东野语》、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沈括《梦溪笔谈》的相关文献相互比勘，存其真实（周密之说），剔除讹说（欧阳修、沈括之说），得出正确的结论。
为求得琵琶“拢捻”手法的本义，第九章（243 页）也采用了相同的校释之法。《乐府杂录》有云：“曹纲善运拨若风雨而不事扣弦；兴奴长于拢捻，下拨稍软。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白居易《琵琶行》又对琵琶女“轻拢慢捻抹复挑”与“沉吟放拨插弦中”作了描写。《史稿》以此二条资料互证，判断“拢捻”相当于后世“推、吟、揉”等左手指法，因而廓清了把“拢捻”理解为“不用拨子弹奏，相当于后世‘夹弹、滚’等左手指法”的错误认识。
第十九章（433页、437页）表现了校释法的另一种典型。杨荫浏对沈括《补笔谈》关于二十八调系统的原文略加校勘，列出二十八调用音比较表，并将校勘文附于注释。如云：“今《燕乐》二十八调，用声各别：正宫、大石调、般涉调，皆用九声——高五、高凡、高工、尺（‘尺’字后原文多一‘上’字）、高一、高四、勾、六（原文缺‘六’字）……”又对宋仁宗《景佑乐髓新经》关于二十八调系统的论述作了校勘，列出八十四调表。校文云：“原文‘姑洗商为高大石’，应作‘姑洗商为中管高大石’；‘蕤宾商为中管商调’，应作‘蕤宾商为中管双调’……”这是杨先生结合自己的音乐实践对文献作出的校勘，属校勘学上的理校。
第二十五章（673页）讨论了南戏《八义记》。 《六十种曲》认为此戏是“明徐元著”，《曲海总目提要》则认为是明徐元“据元人《赵氏孤儿记》改编”之作。杨先生将《八义记》与明世德堂本《赵氏孤儿记》相较，发现二者所用曲词大体相同，仅改正了一些错字、修改了少数词句并删去一部分曲牌而已，于是得出判断：应以《曲海总目提要》所说为是。
以上五例，反映杨荫浏是按“无校不读书”的古训，审慎地对待每一条资料的。
2、汇考 在杨荫浏先生《史稿》的正文和注释中， 我们常常可以发现在同一主题下相关文献资料的汇集。例如：
在第一章，杨荫浏专门讨论了“关于原始史料的问题”，提出论证“传说中的远古音乐”时进行资料处理的基本原则。此后从第4 页至11页，他以详细的注释列出了关于这一主题的大批音乐史料，包括《吴越春秋》的“弹歌”，《吕氏春秋》的“葛天氏之乐”、“士达作为五弦瑟”、“阴康氏之舞”、“禹之《夏籥》九成”、“南音之始”，《礼记》的“《大夏》之舞”，《尚书》的“箫韶九成”，《左传》、《论语》的“韶乐”；此外包括见于《周礼》、《史记》、《淮南子》、《庄子》、《山海经》的同类音乐史料。这种汇考工作，使《史稿》显示出高度的史料价值。
在第四章（52页），杨荫浏讨论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民歌。他为此汇集了见于《乐府诗集》的《徐人歌》、《采葛妇歌》资料，见于《论语》的《接舆歌》资料，以及见于《说苑》的《越人歌》和见于《孟子》的《孺子歌》资料，以说明《九歌》得以产生的深厚背景。
第八章（207—209页）有“民间歌舞和故事情节”一段。为展示隋唐五代的《参军戏》、《踏摇娘》等民间歌舞戏的面貌，杨荫浏列举了《乐府杂录》关于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的记录，《太平御览》引《赵书》、《乐府杂录》关于俳优演“参军戏”和《踏摇娘》的记录，以及《云溪友议》、《教坊记》、《唐阙史》等唐代典籍关于刘采春善弄《陆参军》、李可及表演《三教论衡》等事迹的记录。这些史料，加强了书中论述部分的真实性。
在第九章（236—246页），杨荫浏叙述了隋唐五代乐工乐伎的音乐事迹。这一叙述，也是同汇考性质的注释并行的：其中汇集了《隋书》、《羯鼓录》、《唐语林》、《全唐诗》、《本事诗》、《乐府杂录》、《明皇杂录》、《唐会要》、《唐书·礼乐志》、《杨太真外传》、《碧鸡漫志》、《能改斋漫录》、《南唐书》、《教坊记》等典籍中的大批相关史料。
汇考事实上是杨荫浏的一种工作习惯。1937年，他综合自《宋书》至朱载堉《乐律全书》等数十种典籍中的乐律学资料，写成长达57页的《平均律算解》；1961年，他从《太和正音》、《盛世新声》、《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纳书楹曲谱》等七部明清典籍中摘录有关材料，编成《元王伯成天宝遗事诸宫调拾残寻谱》（手稿》。这些工作的基本方法也就是汇考。这一方法实际上表明了杨荫浏全面占有资料的考据学作风。
3、表谱 “表”是古典文献学上的一种体裁， 首创于司马迁《史记》，而后成为纪传体史书的体式之一。其特点是按年次或类别列记复杂事项，具有以简驭繁的功能，所以在考据学家那里发展成一种著作方式，又称“表谱”。在《史稿》中，这种著作方式得到反复使用，往往代表了对一大批文献资料的整理和概括。
在关于“元杂剧”的章节里，杨荫浏先后编制了如下表格：一、《录鬼簿》所列作家时代及生地表（《史稿》504—508页）；二、元杂剧现存乐谱一览表（513—532页）；三、元杂剧同曲异体之音乐资料表（617—626页）。第一表实际上是大量考据工作的总结：先据楝亭藏书十二种本《录鬼簿》去掉属于金代的董解元一人，又据天一阁本《录鬼簿》加上张云庄、奥殷周、赵伯宁、王元鼎、刘士常、虞伯生、元化问等七人，共收《录鬼簿》中所载元杂剧作家158人； 然后按王国维所分的三个时期（“蒙古时代”、“一统时代”、“至正时代”）列出各剧作家所处时代及出生地的情况；并设标记以表示某剧作家的剧本仍有存于今者。第二表则是依“词作者”、“剧名·折数·牌名·首句”和“现存曲谱”诸项对元杂剧现存乐谱情况的全面总结。若配合第一表，便可快速查知某一剧作家的现存乐谱情况、其背景及其出处。第三表可以视作一项校勘学的工具，因为它将元杂剧中至今存有较多曲例的一些曲牌，联系其乐谱出处，分为“宫调与曲牌名”、“所属《杂剧》及其折数”、“曲数”、“《九宫大成谱》中乐谱之卷页数”等项予以著录，可供研究者据以考查同一曲牌下的辞体变异。这三份表谱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元杂剧剧目、剧本、曲调的创作及保存情况。
另外，《史稿》还编有“宋代南戏乐谱情况保存表”（362—364页）和“元南戏现存乐谱一览表”（643—693页）。前者依“剧名”、“歌词”、“现存曲谱”等项目著录了四种宋代南戏——《王魁负桂英》、《王焕》、《乐昌分镜》、《陈巡检梅岭失妻》的现存乐谱情况，共著录40曲；后者依“剧名、词作者、出数、曲数、出名、牌名、首句”及“现存乐谱出处”诸项记录了元南戏现存乐谱情况，共著录481 出存有乐谱的元代南戏和501曲另曲曲谱。这是关于宋、 元南戏乐谱的重要工程。
杨荫浏在《史稿》一书中，亦据古代目录学成果来概括某时期的音乐文献面貌。例如据《汉书·艺文志》所载音乐书目，推测秦汉时期音乐文献的规模，并推测“歌诗”、“声曲折”等名目所反映的乐谱情况（133页）。又如据《隋书·经籍志》的“乐类”、“字类”、 “历数”类、“总集”类，据《新唐书·艺文志》的“乐类”、“谶纬类”、“小学类”，论述隋唐五代音乐文献的规模与分布（267页）。 如果把古籍目录也看作一种表谱，那么可以说，杨荫浏在运用表谱和目录来从事学术研究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这反映了他深厚的古典文献学修养。
4、比证 按照传统的理解，考据的实质是文献研究， 可以看作文献学的分支。20世纪，在新学科和新观念的影响下，考据学被赋予了新的内容。王国维所说的“二重论证”，陈寅恪所说的“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展示了考据学的新境界。这种新境界，在杨荫浏的《史稿》中表现为丰富多样的比证。
第一种情况是以新的观念和旧的材料相比证。例如战国末年的《荀子·成相》篇，在过去一直是作为赋文看待的。但它共有五十六章，每章都重复一种文字结构格式，有明显的节奏感，显然同音乐有关。杨荫浏遂引入“今天中国有几百种用来讲唱故事的歌曲，我们称之为说唱音乐”的新认识，判断“它是用一种叫做‘相’的击乐器打着节奏而同时歌唱的一种诗篇”（56页）。这是一个合理的新见解，已被近年出土的汉代说唱俑证明。
同样的情况又见于对《诗经》和《楚辞》艺术形式的论证（57—72页）。面对这两部素来被当作文学总集来看待的作品，杨荫浏引入音乐文学的认识角度，首先根据诗歌的章句结构应与乐曲的曲式结构基本一致的规律，为《诗经》中《国风》和《雅》两类歌曲归纳出十种曲式；其次判断《九歌》是民间祭祀时应用的一套乐曲，十一首歌曲均属重复同一曲调的民歌形式；此外还具体分析了《楚辞》中的“乱”、“少歌”、“倡”等三种曲式因素。他对“乱”的分析步骤是：先提出楚辞中六首用到“乱”的歌曲（《离骚》、《招魂》、《涉江》、《哀郢》、《抽思》、《怀沙》），再一一列出其中“乱”的文辞，最后考察其章法结构上的特点，确定了“乱”的音乐特征。这些特征是：一般长于其前的各歌节，适于突出高潮；在音乐上必然有节奏的改变，适于配合高潮；在旋律的运用、速度的处理、音色的安排、唱奏者表达手法的运用等方面，都有其突出之处。这样一来，《诗经》和《楚辞》这两部古老的典籍，便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史稿》关于魏晋大曲曲式结构的部分（114 —119页）。在这里，杨荫浏引入音乐形式的分析角度，根据《乐府诗集》、《宋书·乐志》中的记载判断：魏晋大曲有多节歌词，可用同一曲调反复歌唱，每次歌唱之后加上了不唱的“解”；有时另加进华丽宛转的抒情部分“艳”，或紧张快速的部分“趋”。“艳”多用在一曲之始，偶亦用于一曲之中；“趋”则用于一曲之末。关于“解”，历来研究者一直是从文学角度认识的，即认为“解”等同于歌词的“章”，所谓“一章为一解”；但从音乐角度看，这种解释是不全面的。杨荫浏遂依据《新唐书·礼乐志》、《羯鼓录》、《太平御览》、《乐书》的有关记载，推断“解”是大曲中歌曲之后的器乐演奏部分，或是用器乐伴奏进行舞蹈的部分。他认为，所谓“一解”即是第一次奏乐或舞蹈，余皆类推；“解”的音乐特点是常用于乐曲末尾，速度较快，热烈奔放；这些特点，可以用现在的民间歌舞《二人台》作形象的比证。同时，杨荫浏以《宋书·乐志》中所载相和大曲《白鹄》（又名《艳歌何尝行》）的歌辞为例，一一注明了“艳”、“歌”、“解”、“趋”在歌辞中所对应的位置，直观而形象地再现了完备的《大曲》曲式。
以上诸例可以显示杨荫浏比证之法的意义：它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发掘了史料，从而丰满了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形态的描写，突破了音乐史与文学史模糊相混的局面。这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对于中国音乐文献的研究，都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第二种情况是以“有声”的史料和无声的史料相比证。在《史稿》之前，各种音乐史论著多谈乐律、宫调理论等无声的音乐史问题；即使对一些重要的音乐品种如元杂剧、南北曲之类，也多列文词而不见曲谱。杨荫浏则以大量音乐谱例充实了关于音乐史的论述，使无声的音乐史成为历史。《史稿》引用的曲例，仅完整曲例就达84首之多，而且大多数曲例都有相应的音响资料。以下二例可以表明，他是用比证之法来处理这些资料的。
一个例子是关于南宋词人姜夔的曲例。姜夔因精通音乐而知名，他的《白石道人歌曲》中载有17首词作的乐谱，其中14首是他的自度曲，全以工尺谱的形式记录并流传下来，成为音乐史上极为珍贵的资料。杨荫浏根据这一资料，对“旁谱”予以校勘和注释，并联系今五台山《八大套》和西安鼓乐来译谱，完成了《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使长期绝响的《白石道人歌曲》重新被之歌喉。《史稿》选用了这一研究成果中的《扬州慢》和《杏花天影》两首曲例，以说明宋代词乐的内容及音乐特色。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杂剧、南戏、诸宫调、南北曲的曲例。杨荫浏不仅利用现存乐谱建立了大量曲例，而且从曲例中总结出了元明清戏曲音乐在曲式结构、旋律行进、节奏特点等方面的规律。例如关于元杂剧“套数”的曲式结构， 杨荫浏从现存曲谱中归纳出七种不同的曲式：（1）一般的单曲联接；（2）参以两曲循环相间的手法；（3）《么篇》——同曲变体的连用；（4）《煞》——结尾前同曲变体的连用；（5）《隔尾》；（6）一曲的着重运用；（7）转调。在说明每一种曲式的结构特点时，杨荫浏又以具体的杂剧折数为例，依次序列出其联用的曲牌，有的还引用相应译谱予以直观展现。这样就对“套数”的曲式结构作了充分而有力的说明。正是在掌握了大量曲谱文献并熟谙其音乐原理的基础上，杨荫浏对元杂剧的旋律特点和节奏特点，对南北曲的音阶形式、板眼形式和字调配音通例，对明清器乐合奏如陕西鼓乐、北京寺院管乐、山西八大套、十番鼓等乐种的音乐特点，都作出了科学的概括。
以上诸例，也可以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比证。正如黄翔鹏所说，其意义在于成功地“把中国音乐史从文字的历史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富有实践意义的、谱例宏富的历史”（注：黄翔鹏：《杨荫浏先生和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载《传统是一条河流》，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
二、杨荫浏时期的中国音乐文献学
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所有以“中国音乐史”为名的著作都出现在20世纪，其数量且达到近二十部之多，仅此一点便提示了《史稿》的学科背景；而《史稿》重文献考据的倾向，则是同20世纪前八十年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献学的成就，首先体现为对中国音乐古籍的整理。早在1908年，刘师培就撰有《琴操补释》一卷，以孙诒让平津馆《琴操》校本为底本，有简略的校勘。至1929年，蔡桢撰成《词源疏证》一书，取古籍中论及《词源》的各种文字汇录并详加校释；在专述音律的部分（如律吕宫调各图表及燕乐谱字），则参考《声律通考》等书予以校正。此后专门致力于音乐古籍整理的学者，有任半塘（二北）、丘琼荪二人。任半塘的《教坊记笺订》出版于1962年，对《教坊记》这部重要的唐代音乐典籍进行了翔实的校释。《教坊记》今日之传本不过2800余字，却记录了初盛唐时音乐、歌唱、舞蹈、戏剧、百戏等伎艺生活的繁盛局面，内容包括教坊制度与人事、杂曲曲名、大曲曲名和曲调本事，反映了当时文治、武功、礼俗、宗教、物情、民隐等社会文化生活。任先生于此书（特别是曲调部分）考之甚详，在内容方面亦有所增补，是迄今为止最完善的音乐古籍注释本。邱琼荪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则是整理古代正史乐志、律志的重要著作。全书计划编为五编：史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各为一部。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一分册，含《史记·乐书》、《史记·律书》、《汉书·乐志》、《汉书·律志》、《后汉书·律志》五种志书的点校和注释。这部书，为中国乐律学史研究和雅乐制度研究，奠定了基础。
除音乐古籍整理以外，音乐史料编纂亦有骄人的成绩。早在1913年，周庆云即编成《琴史补》二卷、《琴史续》八卷。前者补朱长文《琴史》之所遗，后者续记北宋以后六百余名琴师，且逐条注明出处。此后在杨荫浏担任所长期间，音乐研究所（曾名民族音乐研究所）投入巨大力量编辑音乐史料，主要成果有《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琴曲集成》等三部著作。 《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第一辑，其资料辑自《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山堂肆考》、《三才图会》、《子史精华》等26种类书，涉及艺能、制作、飨宴、挽歌、律吕、讴谣、吟唱、鼓吹及各种乐器，保存了许多散佚不传的音乐资料，在校勘学上有很高价值。《中国古代乐论选辑》于1982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它所选录的论乐资料，来源于从先秦至清末130余种历代文献典籍。它在编选时注意版本，注意校勘考订， 亦是文献学上的巨著。《琴曲集成》则始编于1958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影印出版（1975年前出版2辑，1981年后出版24辑）。 此书全面收录现存的历代琴谱及相关著作，包括150多种琴书和3000多份琴曲谱。 各辑有例，有所采琴书的提要，有索引，是关于中国七弦琴艺术及历史研究的宏大工程。
出于普及的需要，5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以注释为主要形式的音乐史料选辑。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人民音乐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的《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和吉联抗编于1958年至1987年的一系列著作。前者由欧阳予倩主编，据内府刻本《全唐诗》收录了音乐、舞蹈、服饰三大类资料；后者则包括《乐记译注》、《孔子孟子荀子乐论译注》、《墨子非乐译注》、《嵇康声无哀乐论译注》、《两汉论乐文字辑译》、《吕氏春秋音乐文字译注》、《春秋战国音乐史料》、《魏晋南北朝音乐史料》、《秦汉音乐史料》、《隋唐五代音乐史料》、《辽金元音乐史料》、《宋明音乐史料》、《琴操》、《古乐书佚文辑注》等十多种古代音乐史料著作。这些著作虽未符合严格的文献学规范，但它服务于相当广泛的音乐史教学需要，并解决了一般音乐工作者的常用文献资料的问题。
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献学第三方面的成就，是音乐学工具书的编纂。其中首先产生的是琴学书目。1914年，周庆云在编辑琴史资料的同时，亦编成了《琴书存目》、《琴操存目》、《梦坡室收藏琴谱提要》等著作，为古琴专有目录之始。此后汪孟舒于1953年编有《编年考存琴书简表》，北京古琴研究会于1958年编有《存见琴书简明提要表》。但古琴书目的集大成著作，亦即“关于古琴曲传谱、解题、歌词三个方面的汇典”，则是在查阜西手中完成的。1958年，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查阜西《存见古琴曲谱辑览》。此书从古琴专书和有关古琴的各种文献中辑出关于现存三千多首古琴曲的解题资料，介绍了各曲谱的出处及其结构、弦法、本事和歌词；并以曲名为纲，列出琴曲索引表、据谱参谱表、别名异名琴曲表，以反映琴曲创作、改编的历史轨迹。1962年，在这部书的基础上，查阜西进一步编写了《琴曲集成》的“原书据本提要”。
随着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发展，在琴学书目之后，综合性的音乐书目也产生出来。1928年，袁同礼编有《中国音乐书举要》；1932年，杜镜编有《知见音乐书草目》；此后又出现了《北京图书馆中国音乐书目》、《古代音乐书目》（吕骥编）等音乐书目稿本。比较起来，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音乐书目，是王运熙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和王世襄的《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前者载于1958年出版的《乐府诗论丛》之中，共著录有关汉魏六朝音乐文学研究的书目48种，并以提要的方式，介绍了每书的作者、版本、分卷方式、各类内容、编写体例和学术价值。后者于196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共收录1840年之前的古代音乐书籍1400余种，各书皆按年代先后序列，录书名、著者、成书或刊行年代、版本、收藏处及索书号等，分为存见、待访、散佚三个部分。这是音乐学界所编的质量最高的一部目录学著作，后来亦编为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书谱志》的古代部分。
以上三方面工作，实际上是由文史工作者和音乐研究者分别完成的。一般来说，刘师培《琴操补释》、蔡桢《词源疏证》、任半塘《教坊记笺订》、王运熙《汉魏六朝乐府诗研究书目提要》等书，应属文学研究的著作，因为它们是为古代文学研究的需要而编辑出来的；而王世襄、丘琼荪等人则属中国文化史研究者。在音乐研究者方面，除古琴家的著作外，这一时期的文献学著作主要有四种：杨荫浏所著的《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音乐出版社1957年版）和在杨荫浏、李元庆组织下编成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辑要》、《中国古代乐论选辑》、《琴曲集成》。由此可见，即使从中国音乐文献学的角度看，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作“杨荫浏时期”。在这一时期，杨荫浏所建树的不仅是中国音乐史学的高峰；准确地说，他展开的是理论建设、资料建设这样两片相辅相成的巨翼。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不仅顺应了重视文献考据的潮流，而且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潮流。
三、中国音乐文献学的发展趋势
1984年，杨荫浏在北京逝世。随着社会文化的大幅度转变，中国音乐学也进入新的时期。广大音乐研究者纷纷投身文献整理工作，音乐文献学这一古老而年轻的学科遂呈现遍地开花的局面。其中成绩较显著的是音乐史料的编纂。以论文形式发表的成果有金建民的《中国古代筝手史料辑要》、宋芳松的《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古代音乐史料》、郑祖襄的《宋元明琵琶史料拾零》、胡家勋的《古彝文文献中的乐舞史料钩沉》、林大雄的《中国正史中的中朝音乐文化交流史料研究》；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成果有任半塘、王昆吾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金千秋的《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蔡仲德的《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以及修海林的《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史料汇编》。（注：金建民：《中国古代筝手史料辑要》，《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4年4期； 宋芳松：《中国正史中的朝鲜古代音乐史料》，《中国音乐》1990年2期； 郑祖襄：《宋元明琵琶史料拾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4年2期； 胡家勋：《古彝文文献中的乐舞史料钩沉》，《音乐研究》1996年2期； 林大雄：《中国正史中的中朝音乐文化交流史料研究》，《中国音乐学》1999年1期；任半塘、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 巴蜀书社1990 年版； 金千秋：《全宋词中的乐舞资料》，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 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史料汇编》，载《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在音乐古籍整理方面亦有一批成果问世，例如继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文艺理论组编写《〈梦溪笔谈〉音乐部分注释》之后，凌其阵等人对《溪山琴况》作了译注，吕骥撰写了《〈乐记〉整理本注译》，王德埙发表了《〈碣石调·幽兰〉卷子谱点注》，刘崇德主编了《新定九宫南北词宫谱校译》。（注：《〈梦溪笔谈〉音乐部分注释》，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年版；凌其阵：《〈溪山琴况〉译注》，《乐府新声》1983年1—2期；吕骥《〈乐记〉整理本注释》，《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2期； 王德埙：《〈碣石调·幽兰〉卷子谱点注》，《中国音乐学》1995年1期； 刘崇德《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音乐目录学在这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金建民《我国古代曲谱举要》、金建民《我国古代音乐论著举要》、郭林《我国古代音乐文献述要》、薛宗明《中国音乐文献目录总览》、王益声《中国古代曲名录》等一批专题的和综合的目录。（注：金建民：《我国古代曲谱举要》，《中国音乐》1989年1期；金建民：《我国古代音乐论著举要》， 《中国音乐》1990年1期；郭林：《我国古代音乐文献述要》， 《四川图书馆学报》1990年5期；薛宗明：《中国音乐文献目录总览》， 参看薛宗明《中国音乐文献目录总览前言》，载《音乐探索》1993年3期； 王益声：《中国古代曲名录》，《交响》1995年2期。 ）甚至音乐文献学理论亦提上了研究者的日程。1989年以来，各刊先后刊载了一批以音乐文献学和音乐文献工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王小盾《音乐文献学和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李石根《音乐资料与音乐资料学》、郭林《论音乐文献学》、冯洁轩、秦序《中国音乐（古代部分）文献学建设》、冯洁轩《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中的若干训诂问题》和赵玉卿、郑莲《古典音乐文献学漫谈》。（注：王小盾：《音乐文献学和中国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黄钟》1989年4期； 李石根《音乐资料与音乐资料学》，《音乐研究》1990年1期；郭林：《论音乐文献学》， 《音乐探索》1990 年3期；冯洁轩、秦序：《中国音乐（古代部分）文献学建设》，《中国音乐年鉴》1991年；冯洁轩《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中的若干训诂问题》，《音乐研究》1994年4期；赵玉卿、 郑莲《古典音乐文献学漫谈》，《交响》1998年4期。）这种情况， 意味着一个新学科已经呼之欲出了。事实上，中国音乐研究所于1985年编成的《中国音乐词典》——这部收录3560条（包括参见目 800条）中国音乐学术语并附有大量谱例、图片、音乐家头像的工具书（注：《中国音乐词典》，人民音乐出版社1985年版。），便是对以往音乐学和音乐文献学成果的总结。
在这一时期，音乐文献学表现了趋于专门和精密的特点。同1929年的《词源疏证》相比，1990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词源校笺》（作者郑孟津）改变了重文辞轻音乐技术的倾向，而成为真正的音乐文献学作品。此书以《词源》上卷词乐部分和书中有关音乐的其它部分为主要校笺对象，参考海内外相关著述及文献资料，对其中的乐谱、图像、叙诀和疑难文字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推断。继丘琼荪《历代乐志律志校释》（第一分册）、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之后，1987年，齐鲁书社出版了苏晋仁、萧炼子的《〈宋书·乐志〉校注》。此书以多种版本互校，并以《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乐府诗集》中的相关资料作参证，疏解了故实，考订了史源，为音乐史研究提供了一份可以信凭的整理本图书。此外，在校释乐律学专书方面，冯文慈做了大量工作。1986年和1998年，他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明代朱载堉的《律吕新说》、《律吕精义》的标点注释本。由于注释的重点在乐律学方面，并附有算术注释，因此，他的工作还反映了以乐律学研究带动音乐文献学工作的时代倾向。
本时期音乐文献学的另一特点是注意运用考古学的资料，其契机则是70年代后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考古发现。在曾侯乙墓中不仅出土了大批乐器，而且出土了钟磬及附件铭文总计达4567字。1981年，湖北省博物馆曾发表《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义》一文，讨论这些铭文的文义（注：《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文释义》，《音乐研究》1981年1期。）；1997年，崔宪又以裘锡圭、李家浩的钟铭考释为底本，对曾侯乙编钟铭文2828字的乐律内涵再作详尽梳理，著有《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一书（注：崔宪：《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此书既以测音资料与钟磬铭文勘比对证，又以琴律调律法与钟律调律法勘比对证，尝试了音乐文献学的一些独特方法，因而展示了考古文献运用于音乐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但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本时期音乐文献学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却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乐律学史”课题组的成立——它明确显示了本时期所特有的学科建设的自觉。这一事件是由该院音乐研究所黄翔鹏研究员发动的。1988年，黄翔鹏撰文提出了建设“中国乐律学史”学科的设想，指出其目的是“为中国传统音乐基本理论的建设做基础工作”；他认为理论的系统性要以资料的系统性作保证，因此，“文献学的整理工作”、“抢救民间艺人中口传的乐律学理论或知识”是学科建设的两大迫切需要。作为这项工作的实施细则，他并且具体地拟出了一批研究选题，其中第一部分就是作为音乐文献学著作的“资料丛刊”。（注：黄翔鹏：《对中国乐律学史学科建设问题的一个初步构想》，《音乐学术信息》1989年第3期；又载《中国人的音乐和音乐学》， 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1989年8月，在以上一文的指导下， 黄翔鹏主持召开了课题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历史文献组”、“历代学术疑案组”、“基本原理组”的分工，进而确定了历史文献工作的主要项目：
（一）音乐古籍整理
1.历代史籍（正史、别史、政书等）乐志律志校释
2.历代音乐专著校释
3.古乐书辑佚（辑录已全部散佚的乐书）
4.古乐书校录（辑录部分散佚的乐书）
（二）音乐史料汇集
1.断代音乐史料汇集
2.专题音乐史料汇集
3.古谱汇集
4.乐器志
（三）中国音乐学史料学概论
这些项目既反映了中国音乐文献学的范围，又反映了它的主要方向，事实上为一个新生的学科绘制了血肉丰满的蓝图。
有心的观察者会注意到，黄翔鹏的学术活动反映了两个富于生命力的思想。其一，他认为学科建设的根本是队伍建设，因此，他非常重视把年轻的研究者纳入课题组；其二，他认为学科建设的实质是学术规范的建设，因此，他重视分工，重视专业训练，主张把博士研究生送进综合性大学作文献学的进修。黄翔鹏的这些思想使他的事业远远超出了体能上的限制。1997年，他因病逝世，而他所设计的中国音乐文献学工作却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例如在我们所属的扬州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音乐文献学”或“中国音乐文学”便已成为博士生的培养方向；在实施以下项目的同时，一批跨学科的人材也成长起来：
1、《历代乐志律志校释》
此项目拟在邱琼荪先生同名成果的基础上，对《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所载的十一种乐志、律志进行全面整理，依据其各种版本加以校勘，利用全部已有成果加以笺释。它已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出版物计划项目。来自西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李方元、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的孙晓晖、来自徐州师范大学的王福利参加了这一项目。
2、《古乐书钩沉》 此项目拟对宋以前的散佚乐书作彻底清理，包括正文校辑和书名解题两部分。目前已从各种类书、总集和子史注疏中辑出《琴清英》、《琴操》、《元嘉正声伎录》、《大明三年宴乐伎录》、《乐府歌诗》、《古今乐录》、《古歌辞》、《乐纬动声仪》、《太乐令壁记》、《乐府古题要解》等五十多种音乐典籍。中国音乐研究所张振涛曾参加此项目的部分工作。
3、《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
此项目对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作了系统整理，属专题音乐史料汇集。现已完成，共60万字。它包括《音乐神话》、《佛国世界的音乐》、《音声中的哲学》、《早期佛教与俗乐》、《供养佛僧的音乐》、《方音与一音》、《声才和辩才》、《如来音声》、《菩萨音声》、《佛教音乐传入中土》、《中土佛教音乐》、《日本所传的佛教音乐》等十四章，每章若干类，各类按时代先后提供了大批人所未见的音乐史、乐律学、乐器学的资料。
4、《乐府诗集笺校》
此项目拟以集校集释的方式对中国最重要的音乐文学典籍《乐府诗集》加以整理研究，属历代音乐专著校释。现已投入五名博士生，进行《乐府诗集版本考》、《乐府诗集引用书考》、《乐府诗集人名考》、《乐府诗集所记制度考》、《乐府诗集地名考》等具体工作，作为校释和研究的基础。来自湖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喻意志参加了这一项目。
不难预见，一旦完成上述项目，一部中国乐律学史或雅乐史，一部音乐文献学或音乐学史料学，以及一部中国佛教音乐史和一部中国音乐文学史，都将获得坚实的基础——不仅是资料和成果的基础，而且是人材、经验和学术规范的基础。
四、结语
1999年11月，来自各地的音乐研究者在北京参加了纪念杨荫浏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反复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杨荫浏之后，中国的音乐学能否复兴？在新的世纪，我们能否建立更为雄伟的学术高峰？我们有很多理由作悲观的回答，因为像杨荫浏这样一个百科全书式的音乐学家，是需要特殊材料和特殊机遇造就的。由于政治风波、经济浪潮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有些机遇我们可能永远失去了。
但面对一百年来、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学术发展，我们却似乎有更多的理由为中国音乐学感到乐观，因为它毕竟是一条渐次壮大的河流，而且，它目前正处在空前富足的时期。学术形势进入百年未有的佳境，我们不缺乏雄心；民族音乐学、实验音乐学等新学科得到迅速发展，我们不缺乏方法和手段；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的成就日新月异，我们不缺乏相邻学科的支持；从黄翔鹏的《乐问》和他关于曲调考证的系列论文看，我们也不缺乏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我们所缺少的只有一样：实现雄心的基础、施展手段的对象、解决问题的依据——一个新的、雄厚的资料库藏。
这就是我们为上述问题提供的简单的答案。我们认为，关于“杨荫浏之后”的问题，无疑要转换为如何加强考察和采集、如何加强音乐文献学建设的问题。这既是振兴中国音乐学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新的学术高潮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再瞩目于造就一个学术伟人，而是瞩目于造就一代学术群体，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踏实的基础建设，去创造比20世纪更为雄伟的学术高峰。学习杨荫浏，超越杨荫浏，这正是我们走到一起，为杨荫浏先生举行纪念大会的最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0—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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