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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问题专家破解“民工荒”
最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就国内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情况，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的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调查中，与劳动保障部门及部分企业、民工进行了座谈，并深入企业进行了调研，现报告如下：
（一）民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尤为严重
１．企业缺工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重点地区估计缺工１０％左右。
广东现有的１９００多万民工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但该地区正是缺工最为严重的地区。据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调查和一些专家估计，目前有近２００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１０％。其中：深圳现有民工４２０万，目前缺口约４０万。东莞最近对１．５万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企业进行调查，１７％的企业表示有用工短缺，缺口近２７万人。福建泉州、莆田两市用工缺口共约１０万人。浙江温州等用工较多城市也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
２．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缺工问题最为突出，月工资７００元以下招工困难。
据调查，发生用工短缺的时间开始于近二三年，去年起尤甚。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又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这些企业和行业大都受到国外定货商的制约，利润空间较小，单件工价较低，每天劳动时间至少１０至１２小时，每月工资仅有６００至７００元，遇到赶定单时更要加班加点，而工作环境却差强人意。此外，这类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大多比较苛刻，为防止员工跳槽，一般都采取扣押身份证或抵押１至２个月工资的做法，在务工人员当中口碑较差。从被调查了解的企业情况看，民工短缺现象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性的障碍。工资待遇与缺工有直接关系，月平均工资在７００元（含加班费）以下的企业普遍招工较难；７００至１０００元的企业，招技工较难，但用工基本可保证；１０００元以上的企业招工没有问题。
３．企业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主要是１８至２５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
广东今年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监测数据表明，在企业发出的用工需求信息当中，有７８％明确要求招收１８至２５岁的年轻女工。福建晋江最近对１００家纺织服装类企业的调查发现，有８０％的企业明确表示只招年轻女工，这与当地劳动力市场上求职女工只占３５％的比例形成了明显反差。福建某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现有员工中年轻女工的比例高达８５％，计划新招２０００名员工，仍要求按此同样比例选年轻女工。浙江温州农民工市场发布的企业招工信息，大多注明对１８至２５岁年轻女工先招用。
４．部分地区部分企业的缺工问题，已经对当地甚至周边地区的同行业生产产生了一定影响。
调查发现，一些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开始不择手段地到其他企业或周边地区“挖工”，从而使缺工问题由个别企业扩散开来，造成局部地区缺工矛盾激化。一些企业因缺工导致生产规模下降，对送上门的订单也不敢接受。一些与当地产业关联度不强的企业正在考虑将生产基地迁往内地，以保持现有产品的低成本优势。
（二）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企业用工迅速扩张、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等多种原因造成局部地区民工短缺
１．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
有关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１２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６８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１０年前就已达到６００至１０００元，但现在还是这个水平。而这些年来消费物价总体水平已明显上升，导致广东、福建等省实际工资水平的提高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目前广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比江苏低１６０多元；珠三角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广州为５１０元，甚至低于山西、江西５２０元的标准，东莞为４５０元，深圳特区外最低工资扣除个人应承担的社会保险费后为３８８元。福建莆田和泉州的最低工资是３５０元。而不少企业，特别是“三来一补”等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常常以最低工资作为员工的底薪，加班也不按标准支付加班工资。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企业工资和农业比较收益有所提高，与外出务工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对打工收入的预期提高，对劳动条件、工资待遇更为敏感。如到福建晋江求职的几位贵州务工青年反映，他们的心理底线是每天工作１０小时，月薪６００元，但市场提供的岗位大多是每天工作１２小时，月薪５００元。四川自贡劳务输出公司每年收到的招工信息中，８０％的岗位月收入在４００至７００元左右，月收入１０００元以上的岗位极少，形成了低薪岗位没人愿去，高薪岗位僧多粥少的局面。
用工不规范、劳工权益受侵害也是产生用工短缺的重要原因。去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大检查中，发现欠薪企业６５３家，占被查企业总数的４０％多，涉及员工１０多万人次，欠薪总额达１亿多元。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劳动合同，不缴社会保险，导致了员工的高流失率。如东莞的普通工人平均年流失率约为１０％，而毛织和玩具行业的流失率更高达２０％至３０％。
２．企业需求迅猛扩张引发用工短缺。
广东等地在春交会以后，外贸订单激增，劳动密集型企业扩张迅猛，许多企业都在扩充产能，上新生产线，用工需求大幅增长。如深圳对外来劳动力的需求近３年来每年增长１０％。
同时，由于全国各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农村劳动力外出的选择余地加大，流向分散。很多在珠三角的务工者转而流向了长三角地区，因为长三角不仅经济发展很快，劳动力需求量大，而且工资收入、劳动条件都更有吸引力。如上海反映，近三年是外地劳动力增长较快时期，共增加９０万人，目前也未出现用工短缺的问题。中西部经济发展新办的一批企业，也为农村劳动力在当地提供了新的打工机会。江西、安徽等内陆省份兴办了很多工厂，吸引了一批打工者就近实现就业。如深圳一家内衣厂在江西建一新厂，计划招收６０００名员工，尽管工资水平略低于广东，但民工在合计了收入与支出后选择了在当地干。
由于长期以来劳动力供给充裕，许
多企业习惯于只使用年龄在１８至２５岁的年轻劳动力，特别是易于管理的年轻女性，形成低工资招进、“黄金期”使用后不断轮换的用工格局。虽然目前劳动力市场形势已出现变化，农村年轻女性劳动力资源不能无限供给，且务工人员对工资待遇期望升高，但一些企业的招聘习惯并未随之改变，招工条件依然十分苛刻，从而加剧了用工短缺的矛盾。
３．东南沿海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转变，是企业用工短缺的深层原因。长期以来，部分沿海地区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企业只赚一点“人工钱”，也就是靠压低工资、减少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投入实现低成本，以此获得订单，赚取利润。而现在低工资难以为继，但企业利润空间狭小，无力提高工资。有的加工企业加工费已到底限，提高工资，将出现亏损，而不提高工资又面临严重缺工，无法生产，从而陷入两难境地。调查中看到，面对缺工，企业一方面心急如火，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的待遇，但作出提高工资的决策却十分困难，这正是这种深层矛盾的反映。
（三）趋势判断及对策建议
从目前趋势分析，民工短缺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较旺，企业一时又难以大幅提高工资，因此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用工短缺的状况短期内可能还会持续。但由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没有迹象显示这一问题会扩展为全国性的、影响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从中长期看，这种状况将可能导致缺工地区企业工资水平的被迫上涨，从而迫使一些工资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退出该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
我们认为，东南沿海部分地区的用工短缺，是当地劳动力市场供给、需求和工资状况的综合反映，是市场调节的结果，而不是政策性的障碍。因此，政府应冷静对待，坚持市场导向就业机制，谨慎进行行政干预，同时应发挥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对企业的信息引导，积极开展就业服务和培训，加强劳工权益保护。有关部门应预见到今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提升、向中西部梯度转移的可能趋势，及早研究采取相应对策。当前，需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１．改善用工环境，维护劳动者权益。
各级政府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按常住地原则将外地农村务工人员纳入城市管理和服务的范围，在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给予平等的市民待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劳动者权益，防止以牺牲劳动者权益的承诺来吸引外资。要进一步充实加强劳动监察力量，加大执法力度，下大力气查处企业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违法行为，着重解决企业拖欠工资和劳动条件差等突出的问题。
２．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发展跨地区劳务合作。
按照“制度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强化跨地区的劳务合作。针对企业用工短缺的问题，政府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一方面要进一步树立为企业服务的思想，围绕企业的需求积极主动地开展服务，为企业分忧解难；另一方面要帮助企业了解劳动力市场信息，指导企业合理确定招工条件，扩大招工范围，缓解供求矛盾。落实有关政策和经费来源，向外来务工人员免费提供就业服务。加强劳动力输出省驻外劳务机构建设，并动员社会力量，发展各类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加快建设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加强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分析、预测和发布，为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工流动提供及时全面的信息引导。
３．通过典型示范，引导企业准确把握当前劳动力市场形势，改进其用工行为。
尽快建立企业公众信息定期调查披露制度。由政府职能部门、商会、行会或具有较高社会公信度的调查机构，对企业的劳动环境、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社会责任等公众信息进行定期调查和定期披露，以增加企业的透明度，为劳动者选择就业单位提供参考，同时也为企业合理制定各项劳动标准提供依据。对模范遵守劳动法规、留得住员工的典型企业加强正面报道。
再看“民工荒”
７月中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
“这个文件出台的原因就是各地都出现了民工短缺，工厂有无法开工的危险。缺水缺电这些条件还可以想法替代，缺人那可是彻底没有办法了。”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日方感慨。
“民工荒”的出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广东６０００多间制鞋企业中，缺工人数超过１０万人。同时，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１２年来只有６８元人民币。
被称为“民工城市”的东莞，已发展成国际制造业基地，仅外来民工就超过５００万人，相当于本地人口的６倍。据统计，仅东莞市从去年９月至今，缺工人数已经超过２０万，尤以技术工人居多。以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都到东莞打工，如今只有邻近的广西、湖南的民工才来这里。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往年人头攒动的民工潮已经慢慢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厂家们对熟练工人难找的普遍抱怨。据统计，珠三角加工制造类企业的工人缺口高达２００万人。
在号称“童装之都”的浙江湖州，企业老板们为了留住日益紧缺的工人，不仅为春节期间往返家乡的工人提供专车接送，甚至还有老板在大年初八专程赶到安徽、江西一家家给自己的员工拜年。民工的月工资平均也从１２００元涨到了１４００元。
甚至连劳务输出大省江西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的现象。无论是赣南还是赣北，无论是边远的宜春、上饶，还是省会中心城市南昌，这已成为不少企业共同的问题。
在长沙，今年３月以来进城做保姆的农村妇女减少了７０％，几乎出现断档。“去年３月份有２００多名来自全省各地的农村妇女来求保姆工作，今年同期却不到５０人。”长沙市妇联家政服务中心一位负责人说，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科所一位人士认为，按照市场规则，农民工短缺是劳资矛盾和工资过低造成的，尤其２００３年以来农民工维权意识开始兴起，大批民工对现有劳动条件已经感到不满。
他介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的调查统计，全国企业新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是６６０元，而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地区，许多中小企业的工资普遍只是接近甚至还低于这个水平。长三角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个案，在一直以来都以中国最丰富且低廉的劳动力受到全球投资者青睐的珠三角，许多企业也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缺工现象。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多元化的现状是造成长三角和珠三角技工短缺的主要原因，随着西部开发、振兴东北以及中部省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外来工选择面增多，另一方面，由于过去工人供应充足，部分企业忽视了对员工待遇的提高，导致人员流动频繁。“打工者对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失落情绪，正在进一步演化，这种心态不仅影响到投资者，也影响到了劳动力的市场取向。”
劳科所的专家分析，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中国整体上还不会出现“民工荒”问题，但这种局部出现的“民工荒”，向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出了一个预警：国内的廉价劳动力市场并不是取之不尽的，也需要建设和培育，更需要保护。
他分析，目前地方政府要想赢得民工，就要把相当精力放在解决农民工的安置等综合因素上，这个“软环境”包括孩子入学、属地待遇等方面，地方政府应不能只为企业发展营造软环境，否则农民工不来，企业也只能大举外迁。此外，要加强劳工输出省与输入省之间的信息沟通。良好的信息沟通增强了市场的润滑，有利于市场运行的流畅。
民工荒的背后，有许多深层的社会原因和民工本身的问题。放大一点来讲，劳动力供应始终是“供过于求”。民工荒的生成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根本性因素：
一是国家政策的连带影响：由于农村税费改革，一部分民工认为税费降低、粮食涨价会让他们享受到更多利益，一种返乡种田的小潮流已经出现。
二是职业技术教育失败的影响：每年几百万大学生涌人大学校门，相比之下，全国各地的职业技校却是门庭冷落。技校生供应的严重不足给急需技术工人的企业制造了生存的危机。
三是民工本身的观念影响：坐办公室、过白领生活是许多民工的梦想，他们宁愿挥着汗、流着血挤向狭窄的“白领”小路。民工荒的出现有许多因素，当然，企业本身也在品尝由自身因素带来的“招工难”的苦果。他们不愿为民工提供更多保障，也不愿改善他们的劳资关系。我以为，企业首先需要自救，不要过分依赖其他的力量。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培养一些技术工人、改善民工的生活环境、适当提高熟练工的薪酬标准等等，这些是企业自身能做到的事情。
“民工荒”带来的思考
思考之一：“民工荒”重塑劳资新局，资方和政府均需反省。
如今的农民工不会再像原来那样被动地去接受什么命运的安排。首先他们的经济压力没有过去大，有的农民工在离家前甚至没有干过农活、没有干过家务！而且他们的文化程度在不断提高，一些人就业目的由生存的起码要求变成更渴望自身价值的实现，因此对薪资和工作条件要求比他们的前辈更高。
当劳动力市场处于“买方”市场的时候，企业可以随意挑选劳力，劳方处于弱势。为此，劳动强度大、长年加班、工伤得不到补偿、不帮工人缴纳社保等现象成为常态。如今，随着工人维权意识的提高，他们懂得用争取或者离开的方式抗议了。
缺工是一个信号，提醒资方要反省了。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常凯教授指出，“前几年我也在提，忽视工人的话最终要付出成本，但是我没有想到会那么快。”
和谐的劳资关系也是生产力。这个道理过去一直被企业主忽视，以为廉价的劳力是源源不断的，即使损害一部分的利益还有“后来者”。但工人正以自己的行动给这样的老板以“报复”。
其实，紧张的劳资关系中，工人有时的反抗会带给企业巨大的损失。以广东某鞋厂举例说，这个鞋厂给国外知名品牌供货，由于不能及时解决和员工之间的矛盾，导致一个女工的“报复”。这个女工在制鞋时，放了一个图钉在一个鞋底，之后将此事通告了工厂。一个小图钉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已经打包准备运输的全部几十万双鞋被全部打开检查，损失巨大。
除了来自工人的声音，资方如今还面临着政府的一些压力。一些地方政府的立场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由过去只盯着ＧＤＰ数值转而关心均衡及公正。以广东省各地政府的做法为例，过去各地政府组织到上海、江苏等地招商引资，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投资政策吸引资本。
但从２００３年开始至今，佛山市、中山市等地政府都曾出面去外省招工，并向农民工承诺了不少优惠条件，比如提供来广东出路费、预支第一个月的工资等等。
这或许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政府由只是青睐于资方，也把眼光投向了原来一直被忽略甚而被歧视的民工了。
官员们认识到，除投资环境外，就业环境，也将是地区的重要竞争力。事实上，从广东的官员纷纷外出招工，即可显示一场地区间的劳动力争夺战，已经悄然开始。
“劳动力总量上不会短缺，但是劳动力过剩程度降低，将会是一个趋势，如果我国没有大的政策变化的话，最终会走向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平衡。”有人如是说。
思考之二：“民工荒”能否成为民工的“筹码”？在众多媒体的集中报道和评论下，发生在局部地区、部分产业的结构性缺员，已经被不加限定地表述为“民工荒”，并成为批评漠视劳工权益、盲目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等社会不公现象的重要论据。
以往所有有关保护民工权益、提高民工待遇的呼吁和政策，都会面临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这两道“硬坎儿”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的出台，就不断有经济学家提出质疑和批评，其依据无非两条，一是目前中国以民工为主体的低端劳动力市场近乎“无限供给”，按照市场规律，民工根本“叫不起价”，最低工资制度即使出台，也注定在实施过程中流产；二是如果强制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则一方面会扭曲劳动力市场，使更多民工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还会人为抬高劳动力价格，导致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失去“比较优势”，甚至因此而使中国失去发展和崛起机会。
以中国１３亿人口、数亿流动着寻找就业机会的劳动力大军，和“中国制造”以超低价格占领世界市场的现实为背景，上述观点确实足够有力，而使质疑者很难开口。而现在突然出现了“缺工”或“民工荒”，使上述坚实的逻辑被打开了缺口，媒体的兴奋和不惜“借题发挥”是必然的，即使其中不免对事实和含义的夸大。
从目前可以掌握的信息分析，出现在广东、福建等地的所谓“民工荒”，只是局部的结构性缺员，只要当地企业在工资待遇和信息传播方面作出适当调整，其劳动力缺口应该不难补足。当地劳动人事部门的官员甚至担心媒体对“民工荒”的过度渲染会导致新一波“民工潮”，也并非全是危言耸听。
但即使持中而论，出现在珠三角地区的劳动力缺员现象，还是有值得用工企业、地方政府和经济学家重视的信息。一是，即使是短暂、局部的“民工荒”，也足以证明中国目前的劳动力供给虽然还是供大于求，但已经很难再言“无限供给”。而供给不再“无限”，劳动力对低薪的承受也就不会“无限”，提高工资、改善待遇，已经不仅仅是社会舆论的道义诉求，也是企业决策中必须考虑的市场因素；二是，长期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判断，可能已经导致企业和地方政府对“比较优势”的过度依赖，而忽视或延迟了对产业更新、技术升级的关注和引导，实际上，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和榨取，往往会导致资本的短视化和劣质化。而对此类劣质资本的过度依赖，虽能支持地方经济的短期繁荣，却可能缺乏长期发展的后劲和应对变化的能力。比如这一波“民工荒”固然不难度过，但珠三角的企业能不能消化掉因提高工人工资而导致的成本上升，继续保持市场竞争力，不但关系到这些企业的命运，而且对珠三角的经济发展乃至整个“比较优势”战略，也都有重要的影响和标志性意义。
中国毕竟在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就是必然的趋势，政府、企业都必须未雨绸缪地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寻找新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诸如最低工资制度等基于道义诉求而形成的法律制度，会因为逐步得到市场的支持而变得更有实效，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对于民工而言，局部的供求关系变化，还不足以成为某个民工个体与雇主谈判的“筹码”，但从发展趋势看，社会舆论、法律制度，都在逐步形成对民工权益的保障，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微妙变化，也将使民工们逐渐能“叫得起价”来。
思考之三：中小企业“民工荒”折射出地方政府职能缺位。
在福建沿海的福州、泉州、莆田、石狮、晋江等地，众多中小民营企业为招不到工人而一筹莫展，“民工荒”已成为当地民企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据说在福建打工的农民工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福建打工五六年，每天加班到两点，年底只剩车费钱；接到一个二三百，买件衣服没了钱。”
“民工荒”实质上反映了民工对于当地劳动用工环境的一种深深的失望。他们的失望，不仅仅表现为民工对企业的失望，也表明了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在民工心目中的公信度缺失。因为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地方劳动保障部门的职责范围，而现在的情况说明，在维护民工合法权益方面，地方政府的工作还没有到位，有关部门职能缺位和工作乏力。“民工荒”现象还表明，《劳动法》及相关法规在这些地方形同虚设。
为此，政府有责任反思以往的行政行为，采取措施营造良好的用工环境，监督企业依法办事，规范用工，切实保障民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企业作为用工主体，更应当认真反思一下自身存在的问题，依法用工，善待民工。
思考之四：农民返乡之后的善后问题。
很多地方的农民在外出打工多年以后，回到家乡的时候不得不面临着一种尴尬，自己在家乡居然没有了耕地，家乡的变化让他们无法去面对。
所以对此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认为也要注意到民工返乡所产生的系列问题。在不少农村地区，前几年许多农民外出打工，将田抛荒，大量土地被集中到村委会手中，并被人为分为“口粮田”和“经营田”，口粮田按人头均分，而经营田则采取一年发包一次的方法，想种地的按不同的价格向村委会承租。
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号文等一系列政策出台后，农村税费大幅下降，粮食价格也翻了一番多，部分原来出外打工的农民纷纷回乡种田。但许多返乡农民却发现，他们已经无田可种。“目前，村民之间、村民和村委会之间因农田问题引起的纠纷事件不断发生。这个苗头要引起足够重视。”
“民工荒”表象背后的“知识断裂”
近来，“民工荒”的惊呼之声占据了媒体的大幅版面。“广东缺１００万民工”，“珠三角惊呼民工短缺”。对于这种变化的玄机也是众说纷纭，然而无论怎样，事件的真相总有拨云见日的时候。
据报道，广东省和４个市的劳动就
业服务中心有关领导都认为广东省劳动力市场仍是供大于求，就业难与个别企业招工难并存，“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同在；而且表示，广东省的确缺少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但是从来不缺少普通民工。由此看来“民工荒”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于是出现了“珠三角地区６０００元月薪难觅高级技工”的情况。
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统计数据，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到９８００万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５％的增幅稳步增长。２００４年６月底统计的数据虽然没有对外公布，但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个数字仍然在稳步增长，并没有出现明显回落。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２６个城市２６００多家企业展开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４年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２００３年增加１３％”。
一些专家认为，虽然部分地区的打工环境不规范，近年来工资待遇增幅有限，但是对于地处内地贫困地区的打工者总体来说，外出打工对他们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其实在那些“回流”的农民工打道回家的时候，不仅意味着自己对“进城”的放弃，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他们是被产业升级、技术发展和素质提高的浪潮淘汰了。民工“回流”，不是自动离弃造成的荒缺，而是被动淘汰后的黯然退出。只是在他们退出之后，高素质的、能满足现实需求的民工尚未及时补上。
所以，“民工荒”应该是就业结构调整中的一次岗位震荡，是“结构荒”，是“伪民工荒”。
在此次“民工荒”惊呼声中，技能型、高素质岗位人才的缺乏，也凸现了我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不足。而教育领域的高昂收费又制造了民工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高门槛，形成民工群体的“教育荒”。
有一则报道说，南方某省技能型人才的巨大缺口令不少考生和家长开始考虑中专、中职和技校。但是高昂的收费导致打工人员回避了技能教育，遗憾地放弃素质提高的机会。
一边是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的短缺，一边是学费昂贵导致的准就业人员的教育缺位———我们的社会在有意无意地为自己制造着悖论。
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借用一下社会学家孙立平的“断裂社会”理论来看看这次“民工荒”。孙立平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是一个断裂的社会，断裂的各层处于不同的发展时代，新创造出的工作位置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
就拿这次“民工荒”来说，在民工和高素质劳动者之间，又形成了断裂，这是一种“知识断裂”。“断裂”的社会，使经济状况悬殊的各阶层无法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导致“知识断裂”。而“知识断裂”的结果之一，就是民工“回流”，就是“民工荒”的惊呼。“民工荒”是伪的，“知识断裂”的残酷现实却是真真切切的。“民工荒”引发人力资源战略思考
“民工荒”反映普通劳动力的短缺
１．“民工荒”反映的是整体短缺而非仅熟练工短缺，是全面而非局部地区和行业的现象
从企业类型分析，缺工的主要是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多采用流水线生产，每个岗位所需技能只能在岗位上边学边干，在较短时间内就能掌握。因此，企业说是要熟练工，实际上需要的就是身强体壮、学习能力强的年轻的普通劳动力。
外出务工农民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运作，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吸纳外出务工农民的主要地区，因此，是农民工供求状况的晴雨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地区和行业“民工荒”问题将会逐步显现。
２．“民工荒”反映各地对外出务工农民的需求持续增加
２０多年来，我国体制外制造业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并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外出务工农民主要就业于这些非公有制的制造业及服务业。这次“民工荒”突出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缺工。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２００４年６月统计的村一级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０４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３．８％，与往年相比保持了平稳增长。各流入地的情况表明，新增流入人口也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企业雇用的农民工数量也是增加的。
３．“民工荒”反映外出务工农民供给出现瓶颈
农民外出务工有流量大、流向集中、以年轻人为主、流动就业人员文化和劳动技能水平都不高，主要在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简单熟练工种的劳动等特点。另外，具有相对稳定的行业分布。由于１８－２８岁的女性劳动力体力强、细心以及好管理，她们是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企业最需要的劳动力，占到这些企业用工量的８０％－９０％，是此次缺工的主体。
那么，能否通过提高劳动报酬、改善劳动条件，提供需求信息等手段，使这些缺工的企业获得更多所需要的劳动力呢？事实上，经过这么多年，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自然形成基本稳定的流动态势，很难通过人为手段大幅度提高供给。根本性的因素还是结构性的有效供给量不足。
“民工荒”揭示发展面临战略转型
１．需要高度重视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民工荒”揭示出，我国经济发展正趋于面临劳动力资源瓶颈，现在开始出现普通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下一步会出现全面的有效劳动力短缺。
人口预测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在２０１５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减少。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５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平均约增加２００万人；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平均减少约４００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人口普查资料显示，１９７５年为我国人口出生率的转折点，１９７５年以后出生的（３０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远远少于３０岁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数。而新增劳动力需求大多数只适合年轻劳动力。因此，即使在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继续增加的１０年中，我国都将面临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当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减少后，劳动力供给问题会更加突出。从中也可以看出，“民工荒’绝非空穴来风。
２．经济发达地区需要考虑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问题
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２０多年的经济增长，是在对人力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的前提下实现的。由于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这样的发展战路得以持续至今。“民工荒”则警示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所依赖的资源转型，才能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遭遇缺工的地区和企业，一向都是处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投入进行低附加值的加工生产阶段，其主要利润来源于员工的超时工作，甚至一些企业通过拖欠工资等方式赚取利润。在出现“民工荒”后，如果提高劳动成本，企业利润空间将急剧缩小，一些企业将面临生存问题；如果不提高劳动者待遇，企业又没有足够的可供企业发展的生产要素。只有改变要素投入，企业才有可能继续生存发展。事实上，一些有能力的企业已经着手准备从改善机器设备入手，以尽量减少用工量来作为应对措施。
从地区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也在发生转移，表现为农民工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的流向转移上。“长三角”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在“珠三角”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个经济重心，这里比“珠三角”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的价值。一项调查显示，全国２４个城市企业新员工工资平均每月６６０元，“长三角”６城市比平均数高８．５％，深圳高５．４％，东莞却低了１６．８％。此外，这里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也远远好于“珠三角”。可以说，“长三角”比“珠三角”更倾向于注重人力资本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经济重心在地区之间的转移，实际上也体现了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从国际角度看，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乃至全国，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必须向劳动力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劳动力成本也不断提高。比如，现在中国服装与纺织品业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达到每日２．５－３美元，比越南每日１－１．５美元的水平高出一倍以上。甚至地处美国周边的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劳工也比我国的便宜。可以预见，十年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劳动力会比我国便宜，我国的低薪优势很难永远维持。因此，也必须及时进行经济战略转型。
最后，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必然要求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２０００年，我国６５岁以上人口为总人口的７．１３％；到２０１０年，这一人口数将突破１亿，比重达到８．３８％；到２０２０年，老龄人口将超过１．５忆，比重达到１０％；到２０３０年，总量
超过２．５亿，比重达到１６％。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抚育比不断上升。只有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在生产中使用高素质劳动力，以高劳动生产率创造高附加价值，才能保持老龄化社会的良性发展。
３．整体劳动力质量低，使经济增长缺乏可持续性
生产力水平提高必然导致更高的劳动报酬水平，相应地，需要更高素质的劳动力。然而，长期以来对劳动力资源不计后果的掠夺式利用，使经济增长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匮乏。在“民工荒”之后，我们将面临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即高素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它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制约因素。
出现“民工荒”的沿海发达地区，实
际上陷入了一个低技术的陷阱。由于劳动力极其廉价，促使投资者和生产者尽可能地少用成本更高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只注重即时使用，不加以培养。与此同时，对农村基础教育的严重忽视，以及城市对外来人口在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性歧视，使大批新生劳动力失学，或缺乏劳动能力的培养，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
“民工荒”的启示及对策
１．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创造条件
“民工荒”是外出务工的年轻农民供不应求，是结构性的供不应求。事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由于缺乏外出就业的信息、缺乏外出就业的能力，或者年龄偏大、照顾家庭等原因无法外出打工。目前这种将外地劳动力与本（外）地资本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如果转变为将外地资本与本地劳动力相结合，即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则会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缺工企业也有可能继续得以生存发展。
实际上，这是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首先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得到足够发展后，必然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即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也是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是通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但更主要的，还是要依靠农村地区本身非农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城市化。
目前产业梯度转移的现象已出现。一些企业在珠三角只能获取３％的利润，而到江西投资后，获利达到１０％。但是，产业转移并未形成规模。因为当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制度成本较低，市场机制相对成熟，而制度环境恰恰是中西部地区的弱势，这会阻碍产业地区转移的进程。另外，东部地区有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而中西部地区却不具备，这也不利于产业梯度转移。
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创造条件，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抓紧解决。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入，包括像“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的大项目、大工程，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要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以市场机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２．制定切实可行的劳动者培训计划，全面提高劳动者劳动能力
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协助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培训农民工基本就业技能的任务，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持续就业能力；同时，必须承担起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任务；当地政府要承担起对未外出务工劳动力基本就业技能培训的任务，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能力；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农民接受合格教育的权利。
此外，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举办技术工人培训工程。由于注重实操能力，技术工人培训所需投入并不低于高等教育所需的投入。如果依靠企业培训，政府应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培训职工的积极性；否则，则需要政府投入并推动。目前，劳动保障部门推动的５０万高级技师培训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应坚持不懈，认真抓好。
实施劳动者劳动能力培训计划，离不开政府投入。财政政策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对劳动力的培训，各级财政都要调整支出结构，在财政资金中安排足够的经费用于普通劳动者培训，并作为一种长期制度加以实施。
３．切实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保证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要实行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素质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向新的发展战略逐步转变的时期，为保证上述“三高”的实现，政府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切实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福利，保证劳动者能够在劳动中以及利用劳动报酬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及后代的劳动素质。这虽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也会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
４．以“民工荒”为契机，使农民享受市民待遇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已有２亿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他们一直被排斥在当地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被排斥在当地主流社会生活之外，处于边缘人状态。表现在与当地市民在福利待遇上的重大差别，如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子女入学要交高额赞助费等。应借此机会，在有条件的地方，打破城市内部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身份、待遇等方面的分割，使农民工享受同样的市民待遇。为此，首先要打破农民工所能进入的产业的限制（他们所能进入的产业还主要是建筑、纺织、采掘、环卫、搬运和某些服务行业），让他们逐步进入可同城镇居民一样自由择业的时空，逐步获得和形成产业组织观念，逐步以产业组织形式克服自身的缺陷，再逐步使各项合法权益在自强中得到较好的维护和保护。
５．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
以往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更多关注劳动力需求不足以及农村劳动力流量和流向问题，对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不断增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对劳动力供求进行预测的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形势，制定相应政策，保证劳动关系供求稳定。为此，应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
“民工荒”：劳工不足还是宏观经济波动？
———工资粘性、短期劳动供需曲线对于劳工市场的影响分析
根据典型的刘易斯模型，像中国这样的二元结构社会，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因此，很难出现劳工不足，民工的工资也很难出现整体性上升（某些技术工种除外）的可能。可是，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民工荒”，并且有可能导致工资的整体性上升。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待呢？
我以为，“民工荒”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究竟是总量现象还是结构现象，是局部现象还是全局现象，是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现象还是带有历史转折性的长期现象？如果这些情况搞不清楚，乱说一起，可能于事无益，也无法得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民工荒”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全国性现象
先看有关的一些报道。（１）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民工潮”，如今在一些沿海城市居然变成了“民工荒”。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等地急缺２００万人，招收大量的生产工人成为珠江三角洲一些企业的头等大事。（２）７月１５日《南方周末》报道：福建省企业调查队一项调查显示，２００４年春节后晋江市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８０％－８５％，其中陶瓷行业的开工率不足５０％，这背后，工人短缺是一
个重要因素。（３）在长三角地区的浙江，根据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统计，今年初进场求职民工流量比去年减少１１％－２０％。（４）在劳务输出大省湖南、江西、农业大省山东也都同样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５）从广州市劳动力市场登记的情况看，求职人数和企业提供岗位数的比例在１：１．２至１：１．３之间，空缺岗位为２０％－３０％。（６）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２００４年６月份统计的村一级调查结果，今年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３．８％，和往年相比保持了平稳增长。
从上述报道，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一是劳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只是轻微的程度）已成为全国性现象，席卷发达和不发达地区，劳工输入与输出地区。因此，认为当前劳工的短缺只是结构性的判断可能不太妥当，也不能在这个角度上思考问题；第二，劳工不足在地区上是不平衡的，其中经济发达地区和劳工输入地区比较明显，与此同时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劳工输出地区也开始出现劳工不足现象；第三，当前劳工不足的原因，用总供给的波动来解释可能不太能够解释清楚，因为当前的劳动力供应增长平稳，并未发生明显波动，因此波动主要是在需求方。第四，当前的“民工荒”与“电荒”一样，从供需矛盾的激化上透露出当前中国经济仍在高位运行，所谓“宏观调控初见成效”，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找到足够证明。
长期供需曲线不能解释当前的“民工荒”
人人承认当前的总需求增长很快，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ＧＤＰ增长不到１０％，而大多数经济专家们的估计，ＧＤＰ的名义增长可能高达１４％以上，相比之下，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同比增长３．８％，也就是，供给增长平稳而需求增长劲升。但问题是，狂升的需求为什么没有同时拉抬供给同步飞升？现在缺民工，而农村有大量的民工，为什么没有出现源源不断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民工潮？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劳动力在中国其实并不存在“无限供给”这样的事实，或者“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对此，已有人论述，尽管中国人数很多，农民剩余劳动力也很多，但是，能够满足城市用工需要主要是年青力壮的劳力，而青壮并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劳工并不是无限供给的。一个原因是农村劳工的绝对减少，比如，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乡村人口绝对减少了２６５８万人，并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扩大之中，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来源已经出现了萎缩。另外一个原因，是计划生育所造成了人口增长断层，进而对劳动力持续供应产生影响。有人将１９６４－１９７４年与１９７５－１９８５年加以对比，结果发现，１９７５年为人口出生率的转折点，１９６４－１９７４年出生的全部人口为２７４１４万，而１９７５－１９８５年出生总人口不过为２１８３０万，两者竟然相差有５５８４万之多，并且一直到１９９０年，任何一个年度的出生人口，均要少于１９６４－１９７４年。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实际上一个重要原因是享受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时代人口大幅增长带来的劳动力大幅增长的红利，而这样的“红利”已不太可能在下一个１０年乃至２０年继续出现。
这当然是一种解释，但更多的是一种长期解释，其给出的劳动力供给需求曲线都是长期的，因而不见得能够准确地解释当前的波动。第一，这一轮的“民工荒”出现于２００２年，与计划生育前后的人口增长变化年代并不能很好拟合。其次，普遍报道，农村劳动力的输出数量这些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第三，从总的剩余劳力看，全国目前进城务工的农民为９８００万人，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但是留在农村需要流入城市的剩余劳动力仍然高达３亿，根据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今后１０年中大约就有１．５亿的农民要进城，可见，转移的劳动力仍然是少数，需要转移的劳动力仍然是多数，而且急需转移的劳动力在未来几年更是高峰，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的态势可以说在５－１０年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仍然不可能根本改变。
上述分析意味着，用劳动力的长期
供给曲线与长期需求曲线解释劳动力变化可以作为参考，但不能解释为什么眼下就出现了全国性、总量性的劳工短缺，因此，以当前劳动力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变化来分析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可能更有针对性，这就需要用宏观经济波动，从经济周期的角度，并引入“劳动工资粘性”的理论来予以解释。
“劳动工资粘性”是造成“民工荒”的主因
人人都能明白的一点就是，劳动力的供需和劳动力的价格是密切相关的。这意味着劳动力的需求量和供应量都是一个随价格而变化的数量。问题在于，劳动力的工资不应只看名义工资，更要看实际工资，但恰恰在这一最起码的问题上，大部分的分析者都忽视了。当前，人们普遍注意到农民工工资较低并且长期缺乏变化、但由于缺乏“实际工资”与“名义工资”相区别的分析框架，因而并未将这里面的情况讲清楚。实际上，近十余年来，全国各地城市工人的工资扣除物价因素以每年平均６％左右的幅度增长，而在珠三角，民工的工资“数十年如一日”，这“雷打不动”的名义工资的背后，其实对应着“实际工资”的持续下降。农民工“实际工资”的长期停滞乃至于长期的负增长表明了中国劳动力的确是“无限供给”的格局。
再考察当前这一轮宏观经济的波动，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变量已经很快地发生了变化，而另外一些变量由于“粘性”特点，变化得比较慢。什么变量变化得比较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工资。劳动力工资的变化的滞后在剧烈变化的宏观经济中，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扰动，进而导致与长期变化不同的某些特点。所以，甭看劳动力供给在长期是无限供给，但在短期，随行就市，却可能因价格调整不及时出现供需的失衡。
劳动力的价格是工资，工资又与物价相关。对于恩格尔系数相当高的民工来说，在分析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际工资不仅与消费物价指数有关，还与粮食价格直接相关。因此，当消费物价指数从负的２％上升至６％，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８％。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影响也是致命的。中国的粮食价格在２００３年大幅上涨的基础上，２００４年又持续上涨，其中上半年同比上涨了２６．７％，粮价的高速增长对其他居民的影响（从而劳动力供给）也许并不大，但显然会使得农民工的实际工资雪上加霜，以致在城市打工所拿的名义上与过去相等的工资甚至无法维持和过去相当的生活水平，这样一来，农民工还有什么好选择呢？在工的可能回家，在家的可能赖得出来了，巨大蓄水池中的劳工供应在短时期内便有可能出现不足或平衡的增长，从而与急剧上升的需求失衡。事实上，别忘了，农民从来都是理性的。因此，在粘性工资制度下，需求已经猛涨，而工资没有马上上升，实际工资反而下降，因此长期看无论剩余劳力有多少，短期内民工供应的增长却是必然跟不上需求增长的，特别是在某些物价上升快的地区，民工实际工资下降得更快，
因此，更多的感受到劳工不足也是非常正常的。而在全国，从工业和服务业领域退回到比较收益相对上升（预计２００４年农业主产区农民人均收入因政策因素将增加５０多元）的农业耕作领域同样成为农民工的合理选择。
因此，宏观经济波动可以最完美地解释当前的民工荒，不是因为劳工不足，而是因为当前价格水平上的劳工不足。当前“民工荒”主要就是因为总需求上升太快，而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体现为粘性，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这样，在短期内，劳动力供应曲线并未发生变化，但在真实劳工价格下，供给将出现增长不足（表现为平稳增长），而需求会放量上升，劳动力市场也就自然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长期不会出现总量性的劳工短缺
以上分析是当前，也就是短期的劳动力供需的变化。那么，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在今后会有什么变化呢？“民工荒”会不会成为长期现象？这同样需要进行真实工资下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分析。一个方面，当然是取决于劳动力长期供给曲线的变化。从这方面的情形来看，有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中国过去所实施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因
此会带来青壮劳动力的相比此前二十年的减少。世界银行估计，在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间，中国的劳动力将停止增长并出现下降趋势。另据估算，中国青壮年人口数量将在２０１５年达到顶峰，随后逐渐下降。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总计将失去１８％－３５％的青壮年劳动力，因此经济的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劳动力的素质而非数量。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态势也将取决于总需求的变化，总体上，我们判断这一轮的以投资为主要拉动、消费需求和出口增长都比较快的总需求扩张可能会持续到２００８年，此后总需求将在一个减缓的水平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因此，综合考虑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变化，并且考虑工资在长期中将消除粘性，进行调整，特别是实际工资可能调整到位，因此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全国范围内的总量性的劳工短缺应该不会持续出现。但在未来的２０年中，劳动力有可能从无限供给走向“有限过剩”并逐步走向平衡，从而改变中国经济中典型的二元结构的不发达特性。
显然，上述分析是一种大大简化的分析。但即使将其他因素加进去，除了让分析更复杂一些外，并不会改变基本结论：当前这一轮“民工荒”是暂时的，一是农民工实际工资长期停滞乃至负增长在当前总需求升温时的总爆发，二是在当前物价尤其是粮价上升太快时工资调整粘性惹的祸，因而是宏观经济波动的正常反应。
“民工荒”需深层破题转化障碍亟待突破
自１９８９年第一次“民工潮”的出现，“民工潮”已成为社会一种常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民工潮”折射出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的社会流动轨迹，也折射出传统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迈进的历程。
从２００３年起，一种被媒体称之为“民工荒”的现象却开始在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出现。进入２００４年，“民工荒”现象更是进一步蔓延，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成为“民工荒”最严重的地区。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进入下半年，在一些农民工输出大省，也不同程度出现了“民工荒”，江西、山东等地都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由“民工潮”到“民工荒”，在这一重大变化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发挥作用，它对高速发展的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农民工恶劣的劳动生活条件，被大多数观察者视为“民工荒”的最直接原因，也是这一话题成为激起社会大众普遍关注的“兴奋点”。但这一表象的背后是企业主为了减少成本、提高效益的经济学思维。
在一些企业主眼中，用于工人身上包括劳动报酬的各种投入，是惟一可以压缩的成本支出，所以，“民工荒”首先是个经济问题。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资源也因此被认为是“无限供给”。在大部分从事低端制造业的非公企业，多年来一直依靠最大程度压缩农民工的人力成本支出，并形成了所谓“价廉物美”的企业竞争力。“民工荒”的出现，表明在遭受了２０多年不公正待遇后，农民工开始向廉价说“不”，也显示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片面倚重廉价农民工的发展模式的危机。那些技术落后、管理不规范、效益低的小企业，将逐步被劳动者淘汰、被市场淘汰，“民工荒”正是这种淘汰机制的体现。
无论是“民工潮”还是“民工荒”，都是一种劳动力资源的社会流动，这种流动的背后，既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也有社会规律在起作用。在现有制度设计下，农民工和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间有着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一方面，工业化进程需要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作支撑，但另一方面，体制上的障碍却让这种转变十分困难，“民工荒”正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产物。
“民工荒”最深刻的警示是：不可能依靠农民工来长久支撑国家的工业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产业工人队伍，产业的转型升级就变成一句空话。解决“民工荒”可以有许多权宜之计，但从根本上讲，就是让农民工“进城”，真正由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制约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的最大障碍不在非公企业的企业主，而是现有的对待农民工的一系列不公平政策。农民工现象是旧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新形势下的复制和延伸，是在城市内出现的新二元结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可以在城市就业，却无法真实在城市“活”下去。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设计，消除农民工进城的各种体制障碍，培育真正的产业工人队伍，才是消除“民工荒”的治本之道。“民工荒”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是到了彻底检讨农民工机制的时候了。
“民工荒”还是“技工荒”
在“民工荒”现象引起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之时，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所谓的“民工荒”是个伪命题，“技工荒”才是事情的真相。在福建、广东等一些缺工严重的地区，当地的官员也极力坚持这样的观点：我们
并不缺工，我们缺少的是技术工人。
据了解，广东省４个城市的劳动就业服务中心有关领导都同时表示，广东劳动力市场仍是供大于求，就业难与个别企业招工难并存，“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同时存在。他们还表示，广东确实缺少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工，但从来不缺普通民工。福建等地的官员在接受采访中也认为，缺工是结构性的，而且只是那些管理不规范、不善待民工的小企业。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当地企业确实普遍存在技工短缺的问题，一些条件好、管理规茫的企业仍“门庭若市”，并不存在招工难的问题。
其实，技工短缺是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经济尽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但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缺少熟练技术工人。与国际制造业大国相比，我国的工人技术构成非常低；在一些制造业大国，高级工人占３０％－３５％；中级工人占５０％，初级工人只占１５％－２０％。而在国内，高级工人只占５％，中级工人占３０％－３５％，初级工人所占比例高达６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了，沿海一些地区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但之所以出现技工的大量短缺，这本身就是农民工体制派生出的一个问题。我国现在的农民工体制既不能激励农民工学习技能，又不能促使企业重视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企业方面，最大限度压低用于农民工身上的各种支出，以控制成本，提高效益，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提高的机会，终日重复着低水平的劳动；政府方面，缺少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机制，一些政府甚至还通过收暂住费等各种费用，从农民工身上获得利益。大量年轻的农民工，在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后的４０岁左右，又被迫回到农村。在记者调查的东南沿海地区，管理不规范、劳动条件差的中小企业数量众多，而它们恰恰是最大的用工者。它们低廉的劳动待遇和恶劣的劳动环境，根本无法留住有一定技能的熟练技工。
事实证明，我们缺少的是将农民工转化为技工的机制，“技工荒”是“民工荒”的部分体现，但绝不能以“技工荒”来掩盖“民工荒”的现实。企业发展需要技术工，需要工人，但大量的农民工却无法变成真正的工人，所以“技工荒”、“工人荒”、“民工荒”是个同一性质的问题。
“新二元结构”的弊端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正逐渐弱化。经济发达城镇吸附越来越多的外来劳动力，一些城镇外来务工者数量已超过本地人口，但两者之间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差别明显，逐渐形成截然分明的两大社会群体。专家认为，这种新“二元社会结构”就是农民工体制，这是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在非农领域的延伸和发展。
比如在东莞，户籍人口仅有１５３万，但外来务工者超过６００万，深圳外来务工者超过８００万。专家估算，仅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外来务工者的数量就超过４０００万，比福建或浙江一个省的人口还要多。这些外来务工者，主要聚集在经济发达的城镇。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最大特征是以城乡为界，差别明显。新“二元社会结构”下，外来务工者和本地居民处于“混居”状态，但在以下几方面反差明显：
一是外来工群体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记者调查时发现，除了厦门、宁波等少数城市在探索让外来务工者参与社区民主管理外，这一群体很少能谈得上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民主生活。公安等部门对这一群体的管理还是停留在“不出事就行”。许多外来务工者普遍表示，他们最难忍受的还有社会歧视。外来务工者群体出于自我保护和精神安慰需要，往往采取聚集居住、打工的方式，如重庆开县在晋江市打工的有９万多人，其中有６万多人集中在陈埭镇。他们除了工作关系外，很少和当地人来往。
二是经济地位低下，是沿海最大的低收入群体。“民工荒”出现后人们才惊奇地发现，在各地ＧＤＰ快速增长的同时，民工工资却１０年不变。在沿海一些地方，还在事实上形成用工上的新“双轨制”，深圳市雇佣一名外来工的月薪平均６００元，而雇佣同一工种的本地工人，月工资要在２０００元左右。
此外，这些外来务工者群体并没有被纳入地方的“三条保障线”内。福建省
一直想在外来务工者中推行社会养老保险，但有关部门以“影响地方投资环境”为由坚决反对。
新“二元社会结构”对我国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郑东亮、戴平等专家认为，至“十五”末，我国农村新产生劳动力保守估计是３．９亿人，这些人一部分将进入城镇务工，但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和精神保障，加上收入低，这些外来务工者难以融入当地社会，这就很难“分离”出一批技术成熟的产业工人队伍。而随着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的转移，我国需要一批成熟的技术工人，这仅靠城镇居民是远远不够的。
向产业工人转化
“民工荒”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号：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迫在眉睫，相关的制度建设必须跟上。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要求。
但现有制度设置和社会结构格局，迫使农民只能进入农民工这种过渡性的职业身份状态。“农民工”从事的是工人的工作，但在社会认知中却仍是农民；与正式工人比，他们的工作远比后者要累、重，但收入却相差悬殊，还不能享受包括低保、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他们是“工作在城市却无法活在城市”。阻碍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有几大
一是制度机制：农民工本身是个制度产物，农民当了工人，还不算真正的工人，只能是农民工，这是现行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造成的。
二是年龄和性别机制：年龄和性别一直左右着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如果年轻时不能改善其身份，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和脑力的衰退，他们又被推回农村。企业对农民工的年龄都有一定的限制，一位私企老板告诉记者，企业招收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在４０岁以下，他们变老时，企业就会以各种理由辞退他们。另外，高强度的劳动，使他们身体快速衰退，到了一定年龄他们因无法适应高强度的劳动也会选择离开。
三是经济机制：以现有农民工收入水平，除节衣缩食有所节余外，无法支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即使夫妻俩均在打工，他们仍然无法在城市中“待”下去———没有社保，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子女上学还要交高额赞助费。
一方面，城市需要农民工，农民工甚至成为一些地区工人的主体；另一方面，又不让他们“住”下去，政府方面也没有向他们提供必须的公共服务。
“民工荒”的出现，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社会问题，体制问题。工业化进程需要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但现有的农民工体制却制约了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各方都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所需的巨大成本。这一矛盾是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矛盾，“民工荒”的暴发表明这一矛盾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解决“民工荒”问题，就是减少农民工，直至消灭农民工，虽然这一过程极其漫长。
农民工的过渡性
什么叫农民工？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被人雇用去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村人口。按这个定义，目前我国农民工的数量大约在２．１亿人以上，但我们通常所说的农民工，是指他们中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的那部分，２００３年这个数字大约在９９００万左右。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完”课题组分析认为，农民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以青壮年人口为主。抽样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３８．３８岁，４０岁以下的占６０％。二是男性多于女性。三是文化程度较高。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具有初中文化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农村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四是拥有一定的经验和阅历。
由此可见，农民工是农村人口中各方面条件较好的群体，是农业人口中的“精英”。但就是这些“精英”，在城市打工就业却遭遇到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和正式工人相比，他们获得的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他们的收入远比后者低，更不能享受低保以及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可以说，一些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工利益的基础上。
用工企业是以最廉价的代价得到了农业人口中的最优秀群体，而在他们体力、脑力出现下降后，又无情地将他们推回农村。农民工群体中４０岁以上的十分少见，“４０岁”现象说明，我们的社会对农民工是一种掠夺性的使用。专家指出，这种掠夺性的使用不仅是对农民工个人的透支，也是对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透支，其中的欠账要在未来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减少农民，减少农民工，让进入城市的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２００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现有的制度设置和社会结构格局迫使农民无法直接变成工人，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不愿意承担这部分投入，干的是工人的活，但却不是工人，农民工是中国特色的过渡性的职业身份状态。
既然农民工是种过渡性的职业身份状态，那么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暂时现象，“民工荒”的出现，也说明这个过渡性已走到一个临界点。
资料来源：
《经济参考报》２００４．８．２５、９．８/张丽宾
《经理日报》２００４．８．２４/周海波
《学习时报》２００４．９．１３/赵晓
《经济日报》２００４．９．２０/项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