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下中国文化观念的基本要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化论文,基本要素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观念与文化不是同等的概念。文化，在广义上，是人按照一定的目的创造出来的东西。在这里，一定的目的就是文化的观念，而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文化的实物。这就意味着，文化是由文化观念和文化实物两个层面构成的，两者相比，文化观念是比文化实物更重要的方面，因为没有文化观念，就没有文化实物，而文化实物只能是文化观念的表达。因此，我们要想真正了解一种文化，了解该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就必须以文化观念为研究对象，从一定的文化实物进到该文化的观念之中。 从另一方面看，文化观念对于文化的创造来说，并不是抽象的，也不是预设的，而是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思想产品。作为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思想产品、文化观念，一方面是从先前的文化观念继承而来的，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另一方面是通过反思和批判当下的文化产品和人们的社会活动创造出来的，是一定时代的创造物。前者决定了文化观念的客观历史特性，后者体现了文化观念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哲学研究文化观念，就面临着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要说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思想家们是如何将客观的、历史的文化观念转换为主观能动的文化观念的，或者说，是如何从选择和批判先前的文化观念中创造出新的文化观念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和事实的反思；另一个任务是要考察文化价值的有效性，建立起文化的自觉，这是文化观念的创新。本文力图把这两个任务结合起来，通过考察近30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变革的历程，揭示当下中国文化观念的基本要素，阐明我们当下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什么样的文化观念是健康的，是能够真正引导中国走向文化强国的。 近30年，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在这个事实的背后，或者说，使这个事实成为可能、变成现实的，却是一系列的思想辩论。在这一系列的思想辩论中，有三场思想辩论对于中国文化观念的变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场是全球化的讨论；一场是现代性批判；一场是“软实力”的探讨。正是这三场讨论，熔铸了当下中国文化观念的三个基本要素：中国市场社会观念、中国现代文化性格观念、文化领导权观念。鉴于此，本文通过历史地考察这三场思想辩论，分析这三个基本要素的形成及其哲学内涵。 一、全球化讨论与中国市场社会观念的形成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意义。有人把地理大发现作为全球化的起始，事实上，全球化的意义的真正确定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19世纪70年代-8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民族国家，有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借助国家的力量向西欧以外尚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东方国家扩张，走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的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并最终引发了帝国主义战争。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广大的东方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民族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中产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扼制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这可以看做是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也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的未完成时期；全球化的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建立国际互联网最终确立起来。这两个时期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但是，有三点是共同的：第一，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国外市场是资本主义用于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手段，亦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基础，西方资产阶级的意志成了实现全球化的强力和保证；第二，全球化是伴随着新技术的运用和新思想的出现而形成的，新技术的创造和运用是全球化的物质基础，新思想的出现是全球化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三，全球化是包括着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体性概念。每一次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都是靠思想观念的变革而最终实现的，尤其是第二次全球化。 这两次全球化直接地影响了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第一次全球化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通过革命和战争，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有了独立的主权。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二次全球化使中国最终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纠结，走上了建设市场社会的道路。中国第二阶段的改革主要受第二次全球化观念的主导，因此，我们要了解市场社会何以成为当下中国的文化观念，就必须了解第二次全球化运动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二次全球化运动的特点是由它的新技术和新思想决定的。新技术主要指交通和电信领域的技术革新。在交通领域，超级油轮和集装箱船运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远洋运输费用，大型喷气式客机和飞机航线管制的放松，降低了工业国的旅行费用；在电信领域，互联网和电子芯片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计算机的体积变小而功率增大，这不仅大大降低了主导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和监管的利益成本，而且加速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新思想看，建立世界市场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导观念。这一主导观念的基本观点是由“华盛顿共识”①标示出来的。“华盛顿共识”是指自由市场派、新自由派或正统派等不同派别为了化解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金融危机而达成的两点共识：一是反通货膨胀，要求经济紧缩、减少税收和开支；二是私有化和放宽管制等措施。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把它称为“华盛顿共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华盛顿共识”的这两个措施，不难看出，它的核心，就是开放世界贸易，建立世界市场。这样一来，世界市场就成为了主导第二次全球化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第二次全球化的核心就是世界市场化。这一思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全球化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重要理论成果主要在两点上：一是认可这一观点：市场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机制，因此，不能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为中国城市的市场化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和思想上的准备；二是接受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提出中国应该加入世贸，使中国的经济融于世界经济体系。②正是这两个观点推动了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从而使中国走上了市场社会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来，世界市场就从一个经济范畴上升为一种发展观念，主导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 在世界市场观念的主导下，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城市化，并不是指农民进城，或农村城镇化，而是指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农民进城，或农村的城镇化，是实物性的，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是渗透到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中的，是文化的本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城市化就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城市生活，如何进行消费，如何过城市人的生活。因此，在城市化观念的刺激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产业结构上，一些传统的产业被淘汰了，而一些与高科技相联系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同时，一些与文化消费相关的文化产业，如旅游业、广播电视和出版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教育作为产业，不仅走上了普及化的道路，而且一些应用性专业得到了比基础专业快得多的发展，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化、消费生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 首先，教育、广播电视和媒体等部门的产业化创造了一个文化的中介，主导人们的需求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使人们的需求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就人们的需求方式而言，在文化产业化出现之前，人们的需求主要在物质的生活资料方面，而满足需求的方式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系实现的，然而，文化产业出现之后，人们需求多样化起来，除了物质消费的需求外，还有对教育、娱乐、旅游、网络、广告、信息等多方面的需求，而且，人们的需求越广泛，他们对广告、信息、网络的需求也就越迫切，这时，人们不论是在获取需求的手段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变得越来越依赖于广告、信息、网络，而广告、信息、网络也就成为人们需求形成和得到满足的中介。需求方式的这一变化引起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受广告、信息的引导，文化消费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于是，以文化消费为主体的行业发展起来，旅游业、娱乐业、网络文化、电视剧等就是在文化需求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这些文化产业的兴起，打破了原有的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单一化的生产体系，形成了融物质生产与文化生产为一体的复杂多样的生产体系。品牌的生产和意识就是这种复杂多样的生产体系的一个标志。它的出现，展示了物质生产对文化的依赖性，即物质的生产只有和文化结合在一起，赋予物质的产品以符号化的特征，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这样一来，物质的生产就变成了文化生产的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文化生产成为物质生产的内核。现在，中国人常常用生态文明、绿色食品的字样来标志自己的产品性质，就是这种文化生产的典型表现。文化的需求、文化的生产把广大的人群从政治的领域中分离出来，变成了消费的群体、变成了大众文化的群体。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再以政治为轴心，而是以消费为轴心，以文化为主导。这就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其次，文化的产业化刺激了以个体为基础的公共领域的建立，从而改变了个人、群体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结构关系。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的兴起是国家和社会分离的标志，也是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标志。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定义市民社会的。他认为，市民社会作为现代社会的形式，最重要的标志是民主制的形成、人的个体性的确立。20世纪初，葛兰西根据市民社会的演变和公共领域的出现，又把市民社会提升为一个政治概念，认为市民社会是与国家政治权利相对的伦理政治，而这种伦理政治不同于国家政治权利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于，它不是以国家机器、暴力为基础，而是以同意为基础。根据这一定义，在市民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公共领域是一个人们不依赖国家而获得个人权利的场所，是一种不同于国家政治权利的新的政治权利。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公共领域不是市民社会的被动形式，它一旦形成就会对市民社会的发展起着能动的作用。在西方，公共领域的建立刺激了一些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的出现，这些组织的出现给个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也为人们的政治生活创造了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持续数千年的封建制度压抑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迅速从一个封建集权制的国家转化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一方面是国家把人民利益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另一方面是个人、集体依靠国家。在这种统一中，社会并没有提出发展市民社会的要求。如果说那个时候有公共领域，那么，这个公共领域绝不是建立在以个体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平台上的，它不过是国家统一管理的机构。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都没有改变，即使有人在观念上提出这一问题，也没有获得实践上的支持。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就不同了。文化的产业化，一方面使传媒开始面向大众，加之网络的发展，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技术的平台，另一方面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在这个平台上，一些知识分子通过杂志、报刊等多种形式评论有关社会正义和公正的事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从事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事业。这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以个体为平台的公共领域的建立，也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创造了新的形式。比如，现在的网络评论已成为了公众参与社会政治，发表个人意见的场所，而这一场所的出现本身就打破了以往单一化的民主选举模式和政治参与模式，使更多的人能够自由的参与民主政治建设，同时，也培养了公民的民主意识。 世界市场观念及其相伴随的城市化观念的提出，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是极不平衡的：在经济领域，由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增强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据统计，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已经提高到原来的3倍。然而，在政治和文化领域，社会管理水平和文化道德的建设却严重滞后，从而引发了种种社会矛盾：首先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相应的管理体制滞后之间的矛盾。现在大家都感受到的食品安全、贫富差别、信用制度不健全、官僚极权统治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管理滞后造成的；其次是文化建设与文化消费的矛盾。文化的产业化需要文化的消费者，或者说，需要消费的群体，这些消费群体的形成，不仅瓦解了精英文化，而且还有许多负面的社会效应。这就对文化的产业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文化产业化的方向是什么？文化产业化为文化的消费群体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食粮，是健康的文化食粮呢，还是旧的、落后的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呢？ 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平衡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由我们的现有的市场社会观念造成的。不可否认，经过30年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国已经有了市场社会的概念，而且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我们现有的市场社会概念是经济学的，而不是文化哲学的。根据经济学的概念，市场社会只具有经济的功能，因此，市场社会的问题只要制定出新的对策就能解决了，这显然是对市场社会的一种片面的理解。与之不同，从文化哲学的观点看，市场社会是一整套的价值系统，这个价值系统是由一系列的价值有效性判断构成的，这些价值有效性判断就构成了市场社会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规范，包括对市场社会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要求，也包括了对人的人格的改造。这就意味着，市场社会的建设仅有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够的，它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哲学的批判，建立起一整套的合理的价值系统，并按照这个价值系统的规范，建立起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只有这样，中国市场社会的建设才能得到健康发展。但是，这样一来，市场社会就不再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了，而成了一种文化观念，成为了文化哲学的研究对象。 二、现代性批判的开展与中国现代文化性格观念的建构 如果说市场社会观念的形成经历的是由实践而思想的道路，那么，中国现代文化性格观念的建构则是直接在思想的批判中完成的，而这种思想的批判，就是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批判源于西方思想世界。在西方，现代性的概念是在两层意义上被界定的：一层是在思维结构的意义上被界定为现代化的理性结构和精神力量；另一层是在人的生存方式的意义上被界定为晚期工业社会的本质。所谓晚期工业社会，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就是一个技术普遍化的社会，一个由技术的普遍化创造出国家极权主义和大众文化的社会，一个受着可计算性和文化符号支配的社会，因而也是一个文化异化的社会。文化异化是晚期工业社会的人的生存状况，又是启蒙运动的理性结构的实现，因此，要走出当代社会的文化异化，就必须反思和批判支配启蒙运动的理性结构和精神力量。霍克海默对晚期工业社会的这一定义，揭示了现代性的两重意义之间的关联：现代化的理性结构和精神力量在晚期工业社会获得了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形式和内容，而晚期工业社会又是现代化的理性结构和精神力量的充分表现。这种关联表明，晚期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存在着深层的思维结构上的联系，由于有了这种联系，人们若要了解晚期工业社会的本质，要知道晚期工业社会从何而来，走向何处，就需要反思支配启蒙运动的内在精神和文化观念。这样，现代性批判就穿透了现代化的物质进步现象，进到了对现代化的精神本质的探究，从而为人们批判当代社会的文化异化提供了认识论的根据。 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理论研究到认识论研究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是中国学术界接受和研究西方的现代性理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对现代性的研究主要停留于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评介上，带有很强的西方思潮研究的特点。进入新世纪后，一些研究中国启蒙思潮的学者③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学者转入了对现代性的认识论研究，力图把现代性的一般方法论从西方的现代性内容中抽象出来，加以改造，使其成为反思中国现代化中的启蒙精神、揭示中国的现代性特点的“新工具”。不仅如此，这些学者还把中国市场社会中出现的思想混乱和价值缺失问题作为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内容，以此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总结20世纪70年末以来的中国思想变革运动的得失，探讨革命观念对于中国启蒙思想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④，或者上溯到20世纪初以来的思想变革，探讨西方近现代思想中自由、平等、进化、科学等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联与断裂，以此阐发中国现代性的特点。⑤这些研究虽然路向不同、观点不一，但都是围绕着中国近现代哲学及其内在精神的讨论展开的。 如果把这一研究与先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作一个比较，这场讨论对于中国文化观念建构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先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虽然也有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专门研究，但在主流上，还是以研究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为主，在研究方法上，也多是以人物思想和流派、断代史和通史研究为主，很少有以问题来穿透一个断代的哲学思想的，把中国哲学史与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直接联系起来加以研究，更是不多见。正因为此，中国传统哲学与当下的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似乎毫不相干，研究中国哲学史只具有学术意义，而不具有现实意义。与此不同，现代性的讨论，第一次以问题为主线，以反思中国近现代哲学精神为主题，探讨中国近现代哲学在勾连中西古今思想传统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中国现代文化性格是如何在这种勾连中建立起来的。这一研究不仅充分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而且还多视角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性格，阐明了这种文化性格是如何支配着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对近30年的社会变革起作用的，以及它自身发生了什么样的变革，它的缺陷何在，等等。如此一来，中国现代文化性格就在中国现代性的批判中上升为一种哲学观念，从不同的方面渗透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之中。 然而，把中国现代文化性格上升为一种文化观念，绝不是在启蒙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就能完成的。在这其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性的批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在开展现代性批判时，并没有明确地以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化性格为主题，因此，对中国现代文化性格的说明也远不如启蒙哲学的研究者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那样直截了当和深入细致，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却以自己的研究方式切入了这一主题，并使中国现代文化性格在实践上成为了当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一点要归功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概念出现在中国，严格地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葛兰西、卢卡奇等人只被看做是个别的现象，并没有作为一种学派或思潮去研究，更没有把他们归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去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始大量的翻译葛兰西、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并把他们归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名下加以研究。当时，中国学术界还围绕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参加争论的各方，不论观点有多么不一致，但都是在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谈问题，这就大大限制了人们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使人们看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文化哲学传统及其有关现代性批判的内容。直到90年代中期，随着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开展，中国学术界开始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有关现代性批判的观点，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时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这一时期翻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作，很少是有关宏观革命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等一般问题的论著，而是集中在现代性批判和消费社会研究、后马克思主义有关当代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文化批判等方面的论著。这一过程在实践上呈现出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再把革命作为自己的文化观念，而是接受了市场、消费的文化观念了，而在理论上则为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化性格及其变化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的借鉴。 文化哲学是在反思启蒙哲学理性中产生出来的。维科是文化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新科学》是文化哲学的开山之作。在《新科学》中，维科批判了笛卡尔开创的近代科学理性的哲学传统，创造了以现代历史科学为基础的人文主义的哲学传统，从而开出了不同于法国启蒙哲学的新的哲学传统。这个哲学传统，既有启蒙哲学的特点，坚持理性的建构，又包含着对法国启蒙哲学的片面理性的批判，隐含着现代性批判的课题。正是这样，随着现代性批判的展开，维科的文化哲学取代了笛卡尔哲学，成为西方世界的显学，他的《新科学》也成为人们开展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人早在20世纪初就接受了维科的文化哲学，并且一开始就把它运用于建构中国现代化的理性精神。它的代表人物是李大钊。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时，尤其重视维科的哲学。他在《史学思想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维科的名著《新科学》：“韦著《新科学论》之所谓新科学，以现代的学名名之，可以看做与社会学的名目及其内容相等的东西。他的著作，是由社会学的见地，论究国民的起源、发达、衰颓、灭亡的东西。国民便是此新科学的对象。他把国民的起源、发达、衰颓、灭亡，从人间历史的经验的事实归纳，以图于此树立人类性之道德的原理、政治的原理、权利的原理、法律的原理。这样子得的原理，实力历史的真要素。”⑥从李大钊的这段文字看，李大钊是把维科当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因而，他把维科的《新科学》定义为历史科学。他也从这一角度来阐发维科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他说：维科的研究方法，“既为经验的归纳法，故其锐利的观察力，往往带唯物的倾向。此点与黑格尔全然相反，颇有马克思派的倾向，以唯物史观的原理或仅由物质的方面解释欲望说的原理为主”⑦。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韦柯(即维科——作者注)是社会学的先驱者，是历史哲学的建设者，是唯物史观的提倡者。”⑧李大钊联系维科哲学来阐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赋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现代性批判的文化性格。因此，中国的思想启蒙，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运动，这场变革运动，既是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也是对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文化性格的改造。这就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并没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在中国，成为正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真正支配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具有科学主义特征的认识论。正是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中国开始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时，维科的《新科学》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成为破除中国旧的哲学观念的思想资源。当时，在对维科哲学的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朱光潜先生。1982年，朱先生完成了《维科》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全面地介绍了维科的思想，其中，特别论述了维科对近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美学界的影响。他指出，维科的“认识真理凭创造”以及“人类历史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论断是哲学思想发展中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以往人们忽视维科的思想，就是没有认识到这一思想对于变革笛卡尔哲学传统的意义，更没有认识到这一思想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事实上，维科所阐发的实践认识论恰好是与我国的认识论变革方向是一致的。⑨朱先生对维科认识论传统的阐发，揭示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开展认识论研究的意义和学术走向，而真正完成了这一学术走向的，则是这一时期兴起的文化哲学和价值哲学研究。不仅如此，文化哲学和价值哲学的研究始终是沿着批判科学的理性，建构文化理性的方向发展的。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学者开始联系现代性批判研究维科哲学。这种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向，就是把维科放到启蒙哲学中去考察，揭示启蒙哲学的另一种传统。何卫平在《人文主义传统与文化哲学——以维科为基点的两个层面的透视》一文中，把维科置于启蒙哲学的背景下加以评价，强调维科的文化哲学既是自古希腊开始的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作为现代哲学的奠基人，维科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传统，因此，研究维科哲学的目的，就是反思中国的现代性，更正长期以来我国在启蒙哲学研究中只讲法国启蒙哲学，不讲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启蒙哲学的片面性，从而深化了我国的现代性批判理论。⑩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维科哲学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维科的其他著作开始陆续的译成中文。比如，维科的《论人文教育》、《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等都被译成中文。译者在前言中强调，翻译这些著作，是为了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维科哲学，更深入地研究维科哲学，了解维科哲学对于现代性批判的意义。 研究维科哲学只是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还有很多方面，有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有文化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文化哲学的美学、政治学的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向触及了中国的现代性，也从不同的方面呈现了中国思想变革的轨迹：从对现代化的渴求到现代性批判，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正在走出科学主义的思维藩篱，走向现代人文精神，从崇尚近代理性主义转向崇尚现代文化理性。这些都构成了当下中国的文化性格，文化哲学的研究体现了中国人对当下中国文化性格的自觉意识。 三、“软实力”的探讨与文化领导权观念的确立 “软实力”的概念是由原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明确提出来的。他说：“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所体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仔细地分析这一定义，我们就会看到，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实际上是为当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意识形态霸权作理论论证。因为他在把“软实力”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尺度的时候，实际上隐藏着这样一个前提：综合国力强的国家必然在文化和价值观念上也是最先进的，文明程度最高的，因此，该国家文化和价值观念必然具有普世性，必须要引领综合国力弱的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反过来，综合国力弱的国家必须接受综合国力强的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美国无疑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因此，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应该成为世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这就是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具有普世性的根据，也是美国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意识形态霸权的理由。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界格局变化看，可以说，约瑟夫·奈的这一定义又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的新阐释。这个定义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文化与信息的结合来重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里，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信息是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传播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以征服其他国家的技术载体，因此，文化不是技术的附属品，而是技术的主导，人们掌握信息，不是指掌握了信息的技术，而是指掌握了这个信息中所拥有的文化。这种文化和信息的结合，就是当今全球化的特点，而“软实力”概念就是信息时代全球化特点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的软实力，本质上是用以表达世界文化领导权的概念。 “软实力”的概念一经传入中国，就引起了中国人的高度重视。中国学术界从两个方面开展了对“软实力”的探讨：一个方面是开展对文化软实力的综合性研究；另一个方面是重新研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在文化软实力的综合性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在2008年至2009年间，专门设置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软实力研究”，组织相关专家对这个课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中国学者多方面地探讨了文化软实力的问题：有的学者从基本定义的角度厘清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内涵与外延及其演变研究；有的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我国的文化制度、文化政策的制定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有的学者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文化软实力的传承和大众传播问题；有的学者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有的学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研究中国外交政策与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关系。这些研究虽然问题不同，侧重点不同，但都突出了文化软实力的中心点，即文化软实力充满了世界意识形态的霸权，面对西方主导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冲击，中国应该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并使之具有全球性。这样一来，世界文化领导权的观念就进入了中国的文化研究系统，成为中国文化观念的一个基本要素。(11) 随着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开展，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再度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成为近年来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热点课题。根据中国知网统计，近5年来，中国发表的有关葛兰西文化理论研究的论文达378篇，其实这个数字是很不完全的，因为我所读到的一些相关的重要论文都未统计进去。除此之外，有关葛兰西的专著、博士和硕士论文也有数十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和教材中，葛兰西的哲学也都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这两年有关葛兰西思想的专题性的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会议也不少。从这些论文、著作以及葛兰西思想专题研究会议的论文集看，这一时期的葛兰西哲学研究不仅比20世纪80年代的葛兰西哲学研究视野广阔得多，而且研究的重心也根本不同。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葛兰西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葛兰西的实践哲学的解释上，并且占主流的是以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模式来评价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性质(12)，即使是褒扬葛兰西意识形态理论的论著，也主要是以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研究范式将其定义为主体性哲学(13)。与之不同，近5年的葛兰西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批判理论上，其研究的范式也不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的模式，或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研究范式，而是当代的文化批判的研究范式，而且其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在哲学领域，大多数的学者都是从葛兰西主义的视角研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与英国文化派之间的关系，阐发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当代价值，明确提出：直到现在，葛兰西的时代才真正到来(14)，也有的学者把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列宁和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在文学领域，中国学者开始联系大众文化及其传播和消费文化的课题，研究葛兰西文化批判理论的转向及其当代意义；在政治学领域，中国学者主要联系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问题，阐发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中国学者从国家理论的高度重新审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对于思考当代世界霸权问题和制定中国对外政策的意义。由此可见，近年来，中国学者重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出于解答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和世界霸权问题的需要。这些研究不仅揭示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当代价值，而且把文化领导权和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提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文化领导权的观念也成为了中国文化观念的一个不可匮缺的因素。 对文化领导权的深入研究，大大提升了中国人对文化的认识。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把文化建设作为建设中国强国的一个重要指标；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立项总计231项，其中文化类的立项就达到35项，从立项的课题名称看，有17项都是围绕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问题展开的，余下的18项基本上是探讨文化产业及其对于提升市场社会竞争力的意义等方面的问题。(15)这些表明，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由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到重视思想的建设，从重视物质的、经济的发展到重视文化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绝不是轻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是要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品质。在这个意义上说，当前所开展的文化研究不过是对先前的片面经济发展观的一种修正，就文化观念的研究来说，就是要协调当下文化观念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形成有机协调的整体文化观。 ①关于“华盛顿共识”的材料引自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368页；关于约翰·威廉姆森本人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华盛顿共识”的评论而由此展开的对新帝国主义批判，参见何萍、谭丹燕：《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见武汉大学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与评价研究中心组编：《海外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年度报告2007》，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497页。 ②关于这次全球化讨论的总况和理论成果，参见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王东、丰子义、聂锦芳主编：《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当代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近年来，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也有了一个广泛的群体，这个群体并不局限于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甚至哲学界，所以，在这里特别列出。 ④金观涛和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一书以革命观念为主线，分析了中国的现代化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不同于俄国革命、不同于西欧革命的特点，说明了革命观念在30年来的思想变革运动中所经历的变化及其当代起作用的方式，等等。在该书的导论部分，作者阐发了观念史研究对于认识当下中国思想现状的意义。参见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⑤参见高瑞泉主编：《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潮与观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收录的论文中，大部分是以现代性为思维路向探讨中国近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高瑞泉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发表《观念史何为？》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观念史研究的课题，并作了专门的理论分析。 ⑥《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⑦《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⑧《李大钊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 ⑨朱光潜：《维科》，见《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5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2—606页。 ⑩该文发表于《光明日报》2011年2月15日(理论·学术版)。 (11)见肖庆、张敬华：《国家重大项目“文化软实力研究”启动》；黎庶乐：《文化不是文化软实力的载体》，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2日。 (12)参见徐崇温：《〈实践哲学〉中译本序言》，见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2页。 (13)参见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68—74页。 (14)何萍：《论葛兰西的文化/权力分析模式》，载《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15)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报告》，北京：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239—240页。标签：现代性论文; 市民社会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哲学专业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全球化论文; 新科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文化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