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江泽民国际战略论述的理论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述论文,试论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战略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说来，国际战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国际战略全局形势的认识（知彼）；二是一个国家对自我的认识，即对其在国际战略舞台上地位作用的认识（知己）；三是根据前两个方面制定出来的一系列国际战略政策，包括国际斗争的目标、手段、方针、原则等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发扬了毛泽东、邓小平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勇气和胆识，以面向未来和开创新世纪的眼光，以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创新精神和全新的国际战略思维，在气势恢宏的战略谋划和卓有成效的外交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战略新论述，这些新论述构成了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为完成新世纪我国外交三大任务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一、对国际战略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崭新科学判断
古人云，“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对国际战略全局形势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统揽和驾驭国际战略全局的理论体现，是我国制定国际战略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1.对时代主题认识的深化
时代主题，是世界主要矛盾的反映，也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作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明确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P96)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江泽民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首先，在时间判断上，邓小平同志根据当时国际形势判断得出的结论是世界大战可以推迟，“至少十年打不起来”，是抓住时机进行经济建设，推进我国四个现代化。江泽民同志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2]这样一个引人深思的重大战略问题；其次，在具体内容上，注入了“求平等”、“求合作”的新内容，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变成了具体可操作的政策主张，并用“时代主旋律”、“主导方针”等提法来给予具体解释；再次，在思想内涵上，一方面强调当今世界并不安定，同时又指出走向缓和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建立一个和平、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据此，江泽民同志呼吁各国政治家必须摈弃“冷战思维”，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通过协商对话、加深了解、增进信任、扩大共识等方法来解决国家间的分歧。
江泽民同志对时代主题认识的深化，体现了中国政治家对当前世界基本形势的科学认识。这是对当前世界基本形势的准确判断，为我国国际战略的谋划提供了基本前提，也为国际社会认识国际形势提供了一把钥匙。
2.对国际关系根本特征的新判断
冷战结束后，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思想基础上，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作出了新的判断。江泽民同志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和充满希望的变化。……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相互竞争，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而深刻。”[3]他又指出，当今世界还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必须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各国的自主发展，共谋世界的和平与繁荣。目前，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各国的地理位置、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自然条件等都不尽相同；各国的历史、民族、文化、宗教等千差万别；经济模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存在着重大差异。而且，世界的多样性与依存性相随相伴，相辅相成，“多样性产生互补性，相互依存带来相互合作的需要”，[4]“差异不应是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障碍，而应成为加强相互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动力。”[5]因此，世界各国应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睦相处，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共谋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是尊重世界多样性特征的必然结果。“不承认、不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企图建立清一色的一统天下，是必定要碰壁的。”[6]
江泽民同志的上述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开放的世界”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的继承关系来说，它们都体现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一思想，立足点都在于准确地定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其发展关系而言，如果说邓小平同志开放的思想解决了我国长期禁锢的思想观念，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必由之路，那么，江泽民同志“相互依存”战略判断的意义在于为指导我们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昂扬姿态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对世界格局的科学认识
如何认识世界格局并判断其发展变化，是关系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国际定位的战略性问题。江泽民同志根据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对世界格局问题提出了系统的科学认识。第一，世界多极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社会发展趋势。第二，苏联解体标志着世界进入了向多极化发展的转轨时期。第三，当前世界格局中的单极与多极矛盾加深，“一超多强”、“一超”凌驾于“多强”之上的局面只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江泽民同志指出，建立美国霸权下的“单极世界”，既不符合当前世界政治民主化的大趋势，也不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建立相对均衡力量格局的共同愿望。他说：“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极少数国家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大国关系不断调整，多个力量中心正在形成……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7]第四，未来多极化格局将在全球和地区两个范围得到体现，并相互交叉，形成一个多层次、多边、多角的复合力量结构。第五，从“一超多强”走向各战略力量相对均衡化的旅程将是长期的和艰巨的，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也将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过程。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曾经面对苏东剧变之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分析了两极格局走向瓦解的必然性，并对未来走向多极世界的大趋势进行了科学的预测。进入新时期以来，江泽民同志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对国际格局所作的判断表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政府和政治家在国际舞台上纵横驰骋提供了巨大的活动空间，也为中国谋取主动自如的有利战略态势和外部环境打下良好的基础。有鉴于此，推动多极化进程，就成为中国外交的既定国策。
4.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准确把握
当今，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与激烈，使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同时，也使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主动参与、趋利避害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同志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对不同国家带来的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等问题的症结，在于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存在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因素。因此，只有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才可能出现各国“共赢”、“共存”的全球经济。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趋势，为我国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和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又必须审慎地把握参与进程，循序渐进，趋利避害。要做到这一点，江泽民同志认为，第一要依托区域性经济组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组织活动，努力参与和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以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权益和利益；第二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科技兴国，使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不断增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抵御、化解风险的能力。
二、对我国国际战略地位和作用的全面认识
当前，世界格局处于转轨时期，中国处于民族振兴时期。国际上的一些政治家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进行评价，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和“无足轻重论”甚嚣尘上。其实，早在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对此就有过明确的论述，江泽民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思想，使我们对这样一个关系到“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有了更加清醒和全面的认识。
1.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江泽民同志1995年10月在美国—中国协会等六团体举行的午餐会上的演讲中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8]后来，他又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麦克·华莱士专访时说，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国家，有12亿多人民，中国通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相当的国力基础，美国不太敢小看中国。
“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美国不太敢小看中国”，这是江泽民同志对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新判断。在这里，江泽民同志虽然没有用“极”的概念，但中国是走向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却是上述判断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关键在于其参与国际事务并积极影响其他行为主体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能力。早在70年代，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据此提出了著名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五大中心力量”理论。冷战结束后，中国并没有像西方国家期待的那样，步苏联分裂和崩溃的后尘。恰恰相反，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主动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国不仅在亚太地区，而且在全球性国际事务中不断“有所作为”、扩大影响。邓小平同志于1990年3月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中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1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中国已成为世界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极。
2.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和重要力量。这是江泽民同志对中国国际作用的新概括。他指出，中国的发展意味着和平力量的增强，中国“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8]这是由我国所执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所决定的。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熏陶中，铸造了中国人民酷爱和平、珍视和平的精神，也形成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因此也就有了中国永远不称霸，即使将来发展了，也“永远不参加军备竞赛，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称霸”的铿锵誓言。
3.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同志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介绍中国的情况，总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开诚布公地向各界人士谈到我们的不足。他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按人均计算，仍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要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进一步实现现代化，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它的现代化的程度和军费开支仍处在低水平。”[9](P695)江泽民同志所谈的这些问题是客观的，也是实事求是的，对于外国人正确认识中国和中国人认清前进道路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江泽民同志的上述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法思想。他在肯定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的同时，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他在肯定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积极因素和坚实力量时，又指出中国正处在民族振兴的时期，要进一步实现现代化，需要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这正如他所说的，“在估量我国的发展形势时，应当注意把握两点：一是分析发展成绩时，应注意不要以为什么都好了，中国很快就要成为经济大国了，如果这么认识那就高估了中国的力量；二是分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时，应注意不要认为中国大势不好了，甚至连稳定和统一都要成问题了，如果这么认识那就低估了中国的力量。总之，过高估计或过低估计，盲目乐观或悲观失望，都不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2]江泽民同志这一思想不仅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是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无足轻重论”的巧妙批判。
三、对国际战略政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个成语的前半部分告诉我们，“知己”和“知彼”的目的是要为打赢战争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最终达到“百战不殆”。江泽民同志在对国际战略形势和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和作用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摈弃冷战思维、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国际战略政策，从而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理论既成为一门科学，又成为政治家运筹帷幄的一门艺术。
1.以谋划全局的战略眼光，提出全新的国际战略指导思想
国际战略指导思想，是一个国家国际战略政策的总纲，它是由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任务决定的。例如：解放初期毛泽东同志以新中国的军事安全、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以经济发展、人民富裕和开放参与为其国际战略的主题思想；冷战结束后，如何推动大国关系走向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有序状态，使中国在多极化格局中处于举足轻重、主动自如的地位，成为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国际战略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实施全方位外交，注重发展同世界各国之间的建设性关系，推动多极化进程，增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
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思想既继承了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指导思想，又是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提出的全新的战略主张。与改革开放初期对国际事务的审慎“参与”相比，江泽民同志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对大国关系深刻变化和重新定位过程中中国的战略态势进行谋划。在外交实践中，我国在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在发展大国关系上殚精竭虑，积极调动世界各战略主体的互动关系，广交了朋友，钝化了矛盾，缓解了苏联解体造成的大国力量失衡状态，拓展了中国的发展空间，推进了多极化进程，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摈弃冷战思维，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
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充分估计到，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依然十分复杂。例如，当前我国直接面临的军事威胁虽然大大降低，但潜在的威胁和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非军事的挑战和竞争日益增多。江泽民同志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桎梏，在邓小平国家安全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国家安全观。新国家安全观具有综合化、经济化、国际化的特点。所谓综合化，是指其内容涵盖领域广泛；所谓经济化，是指突出了经济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核心地位；所谓国际化，是从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互动关系上把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普遍安全”的原则，揭示了国家安全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相互制约关系。可见，江泽民同志在新国家安全观与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的冷战思维是截然不同的。不论“经济安全”还是“普遍安全”的提出，都是从当今时代主题出发的，顺应了民主、平等、公正、合理的历史潮流。这与西方某些政治家迷信武力、谋求霸权，动辄以制裁相威胁有着天壤之别。
3.从时代主题的高度，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战略任务和全面主张
世界秩序的建立与世界格局的变化有着内在联系。当前，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要求，各国政治家在建立新秩序问题上的斗争焦点有二：一是主体问题，即建立大国主宰世界、少数人说了算的秩序，还是建立民主管理、共同决策的新秩序；二是价值问题，即建立霸权秩序，还是建立公正、合理、民主、稳定的新秩序。早在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并把其作为我国新时期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进入90年代，江泽民同志又把其作为中国跨世纪国际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多次在国际舞台上具体完整地阐述了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系统主张。他认为，第一，国际新秩序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不干涉他国内政应作为首要原则，以保证各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第二，必须保证所有国家的平等地位，不允许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第三，未来新秩序应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和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第四，未来新秩序应当是一个经济上互利互惠的新秩序，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开展经济贸易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以共享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成果；第五，国际新秩序要有相应的保障机制，联合国应当成为此项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发挥协调、平衡和监督作用，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江泽民同志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是以世界的多样性为前提的。由于多样性，世界各国既存在着共同利益也存在着不同利益，共同利益决定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可能性，不同利益决定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性。当然，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过程是各国实力和利益较量的过程，从当今世界“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力量对比现状来说，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但是，在世界政治民主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经过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最终会建立起来。
4.调整改善大国关系，促进各战略力量的良性互动
江泽民同志认为，大国关系构成世界格局的基础，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是多极化格局形成的前提条件。因此，“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裁减军备，促进各国发展和平与稳定，裁减军备，促进各国发展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应承担更大的责任和义务”。[7]所以，我国把大国关系的调整改善作为新时期重要的战略方针。我国政府已先后与美、俄、日、欧等大国或大国集团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本着坚持原则、求同存异、以经贸为纽带等方针，加强对话与交流，努力寻求共识，增进发展合作，使“面向21世纪新型伙伴关系”框架模式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大国关系的调整和改善带来两个明显的效果：一是使大国之间的联动制衡作用加强，良性互动因素增加。美国朝野上下也不得不正视当今天下大势，对外交政策作出某些调整，使国际社会由被苏联解体打破了的均衡逐渐走向新的均衡，多极化趋势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二是中国借助联合的力量，运用自身优势，在新型大国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战略地位更加主动，国际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增强。
5.履行大国责任和义务，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根本目标
建国以来，我国对国际事务介入的态度经历了批判的否定、建设性的参与到积极履行大国义务这样三个阶段。毛泽东同志虽然强调中国应该对世界有较大的贡献，但近于建国初期的世界形势和中国的实际国力，这一口号更多的是从声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对全球事务则较少参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承认世界各国政府都是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综合代表，而不论其国内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如何，这为我们从国家利益出发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邓小平同志采取了对国际事务建设性参与和审慎介入的态度。冷战结束后，江泽民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多次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庄严承诺，中国人民愿意并且能够在需要的时候积极履行一个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领导人频频出现在国际舞台的各种重要场合，以驾驭世界全局的能力和高超的外交技巧，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如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南亚核危机、朝鲜半岛危机以及联合国“五常”之间四项原则的提出等，都显示了中国多边外交的日益活跃。同时，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中国作为亚太国家“实行全方位开放，面向世界，首先是面向亚太地区。”[10]江泽民同志本人多次亲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亲自设计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基本原则，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推动一体化的发展，为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周边环境。
6.警惕和抵御西方大国对我国的“西化”、“分化”图谋，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
1989年，邓小平同志曾经用“一个冷战结束”、“两个冷战开始”的形象语言，说明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对我国战略企图和手段的调整。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多次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脑子里一定要有根弦”。他认为，(1)西方敌对势力从来没有放弃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当今世界是一个深刻变化而又纷繁复杂的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威胁世界安全的主要根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共存竞争”，既表现为相互需要和依存，又表现为相互间的矛盾和斗争。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改革开放中展现出昂然生机的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主要目标。(2)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江泽民同志指出，谈人权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在人权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我们坚决主张主权高于人权，没有国家主权就谈不上人权的保障。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人权，并不断采取措施改善和发展人权。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民主权得到进一步保障。我们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借维护人权之“名”，行侵犯主权之“实”的政治图谋，反对人权领域中的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3)任何时候都要讲政治，提高抵御“西化”、“分化”图谋的能力。“讲政治”是江泽民同志对全党全军提出的一项根本要求，也是应对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需要。“任何时候都必须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任何时候在讲政治的问题上都必须有更高的要求和更高的自觉性”，[11](P913)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反“西化”、“分化”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7.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根本复兴
随着国家间关系由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军备竞赛转向了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经济因素从国际关系的幕后走上了前台，其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识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江泽民同志从如何参与和应对国际竞争的角度提出：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成为国际竞争和较量的主要形式，而经济科技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内容，这样，在“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的今天，科技创新就成为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和国际地位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他指出，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江泽民同志的论述立足于时代，着眼当前国际竞争的主要特点，把经济科技的发展放在国际竞争和较量、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的高度上，为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指明了方向。
江泽民同志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是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艺术，以他本人的战略思维才能，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科学的国际战略理论基础上形成的。江泽民同志的“理论体系”，以崭新的战略思维方式，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摆正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建立长、中、短期相结合的外交战略目标模式，改变了以往曾有过的“撞击反射式”被动应付的状况；摈弃了冷战思维，确立了以国家利益为国际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履行应有的责任和义务，确立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共存共赢目标等。同时，在实践中，我们广交朋友，钝化与西方大国的矛盾，扩展发展空间，创造和把握机遇，从而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为我国的发展和世界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