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现代性的修辞——D.H.劳伦斯《恋爱中的女人》的情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伦斯论文,现代性论文,修辞论文,情调论文,恋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H.劳伦斯笔下的《恋爱中的女人》(1920)里，一群现代化边缘的小知识分子为什么总是处在狂乱的否定状态，一方面崇尚时代的某种先进精神，一方面又在奇怪地堕落？他们纠结于爱欲与毁灭之间，是一种痛苦还是自得的情调？抵抗、流亡、否定，表现的是不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精神？细读小说，劳伦斯激烈的言辞似乎处处表现出矛盾的修辞：他的人物身处现代主义潮流，从着装到审美趣味，从思想意识到管理理念，都是工业时代的先进代表，但却表现出法国文学批评家安托瓦纳·贡巴尼翁在分析反现代派时所定义的“违心的现代派”(2)的样貌，“像经历着一种痛苦一样地经历着现代性”(8)。他们骨子里似乎除了对当下世界的怀疑，诅咒，敌意，还是怀疑，诅咒，敌意。作品呈现的是文学上的意识形态抵抗吗？
《恋爱中的女人》似乎是用毁灭的精神浇灌出来的，男女主人公，老少两辈全都对敌意、毁灭、抵抗具有天然敏感和特殊兴趣。小说第一章婚礼集会上厄休拉一面嘀咕伯金会不会认同她俩几次谋面的缘分，一面就感受到了伯金“带有某种敌意”(劳伦斯509)①；古德伦在婚礼上第一次见到杰拉尔德，也一眼识出了他快乐亲切的外表闪过了一丝不可思议的鬼祟。接着，在婚庆的肖特兰兹庄园，正嫁女儿的克里奇太太面对她认得出或认不出的客人也挂着鹰一样的神情，从眉毛下“凶巴巴的扫众人”，“憎恶所有的人”(514)。叙述者说那屋子里怪异的无政府状态是出于对权威的反抗。在此氛围下，宾主交谈的内容也是凶多吉少：重要嘉宾伯金、主持午宴的克里奇家的大少爷杰拉尔德与当地名媛赫麦妮居然展开了思想交锋，除了热议种族间的恶斗，民族的消亡，国家的利益，还更加不合时宜地讨论了人人要相互残杀的假想——“其他人多是要来杀我们”，“每人的袖子里都为你藏着刀”(519-520)。面对着屋里奇怪的压抑气氛，伯金还不失时机地想起了杰拉尔德的“原罪”——他在儿时游戏间误杀了自己的兄弟，有意无意地出演了该隐的故事。伯金想来想去，断定自己厌恶这种酒会，甚至在许多地方厌恶人类。
悲观主义、向死而生、抵抗世界似乎是《恋爱中的女人》主要人物的基调。原本这些人物在当地也是名流，而且还是帅哥美女：杰拉尔德是当地望族，家族产业的掌门人，“英俊照人”；伯金也是有魅力的人，他“形象很好”且有着当地学校督学的公务身份，有车，还有三处房产。厄休拉、古德伦姐妹作为教师和艺术家虽然不如杰拉尔德、伯金和那个奇装异服的“文化使者”赫麦妮“位居一流”，却也是有思想和创造力的小知识分子。不过，在劳伦斯五百多页的作品里，我们却很少见到这些人有满意的时候。他们憎恶现代世界，憎恶现代生活，反城市，甚至有点儿反人类，是标准的灵魂中的流亡者。
小说开篇，在伦敦呆了几年的古德伦刚回到中原地区贝尔多弗的老家。她擅长绘画、雕刻，在伦敦办过展览，也出售作品。她与搞艺术的朋友们出入伦敦各类社交圈子、音乐厅、咖啡馆，也是个现代时髦女子，着装的讲究让当地人咂舌。她回到家来的一大心愿其实是“盼着有个男人出现”，“她现在缺的是什么呢？是婚姻，美妙、稳定的婚姻。不管她会怎么说，她的确想要结婚。……她突然幻想出了一间玫瑰色的房间，她穿着美丽的袍子，一个身着晚礼服的英俊男人在火光下拥抱着她，亲吻着她。这幅情景画她题名为《家》”(793)。因此，在克里奇家的婚礼上，杰拉尔德一露面，古德伦就“盯上”了。杰拉尔德北方人的光洁肌肤和金色的头发，他沉寂的举止中透露的意味深长的不祥和不肯屈服的性情中的潜在危险，对古德伦具有双重的诱惑。几度交往几度柔情后，她鬼迷心窍地想他，也爱他。但是对古德伦来说，男人是“敌对阵营”的。她最终似乎并不在意杰拉尔德把一个破旧的企业变成了盈利的企业，也不是太在意“他得到女人就像收庄稼一样”(806)，甚至杰拉尔德着了火一样在她身上倾泻了他所有“被压抑的邪恶和腐蚀人的毁灭性”，她也都伴着“顺从的狂喜”接受了(767)。但她不能接受的是，越来越被杰拉尔德所代表的命运抓住，被束缚在一个命定的“陷阱”中，受控于他。因此，“她下了狠心要和他斗，必须得有一人得胜”(822)。
对古德伦这个“自给自足”(杰拉尔德语)的现代女孩儿来说，她不能由着自己的自由意志，不能让杰拉尔德依着她那些女人的招数。相反，他还要在这儿胡乱推行他的意志，吹胡子瞪眼。她不满地叫道，“你怎么敢哪，你这个小乡绅，你这个恶霸，你有什么权力凌驾于我之上，你以为？”(857)尽管杰拉尔德自认为对古德伦还是有些权力的，可是他遇上的是个现代意识或是反现代性的女性，她们除了独立，还对报复、毁灭怀有与生俱来的兴趣，对文明中的文化消亡，进步中的现代信条存有典型的反现代的焦虑。小说最后几章描绘古德伦与那个小干巴蛇一样的雕塑家洛克乐此不疲玩儿的智力和语言的游戏，表明古德伦更喜欢活在18、19世纪：“他们赞美以往的事情，……特别喜欢18世纪末期，那个歌德、雪莱和莫扎特的时代。他们游戏于旧日、旧日的伟大人物之间，就像玩儿着象棋或是木偶，……除了这些故事，他们决不谈未来。让他们高兴的差不多就是对毁灭的嘲弄的想象，或是很妙的怀旧的木偶戏”(855)。
伯金的心思也一样。伯金和厄休拉在旧市场相中了一把桦木椅子，又怕受家具所累转赠了偶遇的路人，但伯金对那把椅子的评价也超乎了一般的想象：“看到那把美丽光亮的椅子，我就想到了英格兰，甚至想到了简·奥斯丁时期的英格兰，就是在那时，也展露了活生生的思想和单纯的幸福。而现在，我们只能在垃圾堆里去捕捉人们昔日表达的残迹。我们现在没有创造性，只有可怜又可恶的机械性”(207)。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英国社会的价值观正在经历巨变，在婚姻问题和女性的社会角色方面，传统也逐渐受到挑战。《恋爱中的女人》回应了历史转折点中人物身份的转换和定位的复杂性。就像有学者谈到劳伦斯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时所说的：“现代主义描述了个人身份历史建构中的双重危机”(Bell 183)。古德伦要的是灵魂的极端纯粹，而杰拉尔德不但心系他人，还要在两性关系上逞强，这是她不能从灵魂上认同他，还要与他争斗到底的原因。
小说中，秉性似乎更温和，思维和思想方式也更中庸的姐姐厄休拉对待情人的激进态度竟然也不在古德伦之下。这里除了有厄休拉自发的对世界和他人的抵抗和分裂之外，那种现代的自我意识，其实也部分地归咎于她自己的情人伯金。他一贯以预言家的口吻向世界说话②，类似小说的发言人，他语言、行为的层层诱导加剧了厄休拉对世界的批判意识以及毁灭的意识。还没有交往几次，厄休拉对他的感情还比较微妙时，伯金就大发让厄休拉迷惑的议论：
说爱最伟大就成了谎言。你也同样可以说，恨是最伟大的，因为凡事都相反相成。人们需要的是仇恨，除了仇恨没有别的。他们在正义和爱的名义下，得到的就是仇恨。他们所有人从那个爱的硝化甘油中提炼自己。是谎言毁掉了一切。如果我们需要仇恨，那就要它们来吧——死亡、凶杀、折磨、猛烈的毁灭——你可以拥有，但不要冠以爱的名义。不过我憎恶人类，我希望它被一扫而光。(593)
尽管伯金随后解释之所以厌恶“爱”这个字眼，是因为它被庸俗化了，而且他厌恶这“奄奄一息的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觉得连自己致力的教育也是“中看不中用，毫无意义”(598)。
伯金乃至杰拉尔德、古德伦等人物的恶劣情绪，其实都表明，现代世界败坏了许多包括文学生活、自然生活的既有秩序,有些价值和认知概念诸如爱的定义都须要重整，而幻想破灭就招致了他们集体的批判，抵抗，或是分裂的矛盾的修辞。比之杰拉尔德和古德伦那一对儿毁灭精神更入骨髓的情人来说，厄休拉和伯金还是披挂新时代曙光找寻新的婚恋模式的代表。而即便如此，厄休拉同样经常不管不顾地否定激情，拥抱毁灭与死亡的狂想，即便是得到了“终极的和成功的肉欲体验”。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厄休拉处于毁灭和否定的漩涡中，其实正在“深情地爱着伯金”，“渴望着再见到他”：“她与他的关系是终极的，远非语言所能道，她的恨单纯得像宝石一般。仿佛他是一束敌对之火，这火光不但毁灭了她，而且彻底否定了她，把她的整个世界一笔勾销。……他的存在规定了她不能存在”(651-652)。
知道自己命定地属于伯金却要拼死批判他，狂喜与厌恶并行，爱情与死亡共生，这里会聚的复杂情感和矛盾表达就像贡巴尼翁在分析现代派和反现代派时转引的罗兰·巴特的著述：“……做一个先锋派，因为知道什么东西死了；做一个后卫，是因为还爱着那个死去的东西”(10)。或者像他转引其他论者对夏多布里昂的评价——他“从来不在死亡和过去中寻求过渡、丰富、传统和永恒：但是，过去就是过去，死亡就是死亡，都是他与众不同的乐趣。他远非什么都不保留，他迎合损坏的需要，以便给自己更多的可靠的遗憾的动机”(87)。
问题是劳伦斯何以让他的人物如此享受怨恨、作对、毁灭、死亡，同时也要貌似纯粹实则充满危险的爱呢？在小说描绘的多处似乎变态的爱、充满宗教意味的宣示和人物的性格逻辑是否就是反现代性的情调，反现代性究竟与哪些修辞吻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抵抗腔调呢？
经贡巴尼翁点拨，我们得知“反现代的天才都躲在文学之中”。这是由于观念运动、进步和经院哲学使传统主义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地位，于是传统滑入了文学。“在《基督教真谛》和《追寻逝去的时光》之间，中经波德莱尔和其他许多人，反现代的天才都躲在文学之中，我们称之为现代的文学之中，被后世当作经典的文学之中，这种文学不是传统的文学，而确实是现代文学，因为反现代派，其文学的意识形态的抵抗与它的文学的大胆是密不可分的……”(贡巴尼翁6)
而在英国这一切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沿革。奉行传统自由主义的英国在19世纪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困境，“战争和经济不景气使英国国内政治理念分裂，要么拥护革命，要么拥护现有制度。……上层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其无情的实用主义，一味使用镇压手段巩固国家权力，无视契约政治理念的做法，同样在上层精英中引出了一个激进的对立面。威廉·威尔伯福斯和克拉珀姆教派所奉行的福音主义旨在转变上层统治阶级”(哈维和马修202)。而杰里米·边沁相信“可以通过一套类似经济原理的自明原则对社会加以治理。……即社会行动的目标应该是产生‘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好处’”(转引自哈维和马修203)。之后，边沁的后继者作为哲理激进派提出了体制改革与政治连续性结合的改革方案，“从他们的设想中衍生出中央集权的国家行动模式和公共干预理论。这两点对19世纪后来的历史进程始终发生着巨大影响”(哈维和马修203)。终于，战后的托利政府“遭遇到一批新的文学激进分子”，拜伦、雪莱、布莱克等一批作家，满怀着思想家或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站在政府的对立面，通过诗歌、绘画、文学评论等作品对政府专权、战后衰退、劳工权利沦丧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发出了有震撼力的抗议之声，形成了“英国深厚的民间抗议文化”(哈维和马修206)。可以说，19世纪初在英国形成的干预政治、投身改革的文学抵抗传统也化作了后世作家包括劳伦斯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抵抗基因。
具体到劳伦斯，他从来都认为小说优于哲学、宗教和科学，而在《恋爱中的女人》出版的1920年也正是现代主义文人主导文坛的年代。尽管经历了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农业大萧条和工业的调整期，经历了宗教与有产阶级的亲密接触以及偶发的政治动乱，“19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英国(爱尔兰除外)称得上是个出奇有序的、谐和稳定的社会”(哈维和马修286)。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整个英国都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就像挨了一拳。战争使昔日英国海上霸主的身份旁落，而由经济优势向劣势的演变所引发的新的世界格局的改变，则进一步激化了英国国内的矛盾和政坛的冲突，也由此带来了国民心态的变更。战争同样使劳伦斯异常沮丧，关于战争的议论让劳伦斯觉得“恶心”：“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几乎到了痛恨人类的地步。人类是傻瓜，是低贱的傻瓜，是胆小鬼，他们由于害怕寂静就总要想方设法弄出点声音来。即使他们被杀死，我也毫不吝惜。可是……对那些受到恶魔般的战争打击的人，……由于他们受到机械化的、陈腐的、可恶而又愚蠢的战争的严重打击，成了断臂残肢的人，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负担。……一想到这些，我就感到厌恶”③。
在1915年至1919年阴冷的岁月里，死亡的狂想纠结着劳伦斯。他对战争、公众和国家生活中的一切都深怀敌意，他不能再沉默了，他“躲进”了文学。1915年他写下了描写战争的短篇小说“英格兰，我的英格兰”，1916年他写就了代表他最高文学成就之一的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作者曾说，《虹》和《恋爱中的女人》是多少具有危险成分的作品，然而，它们正是作者倾注了最多心血的著作。作者所说的“危险成分”固然包括了令此书出版颇受波折的性描写、反政府、对民族感情的不认同等等内容，而在笔者眼中，这部作品对世界更大的警示作用是叙述者在反现代性的前提下，让主要人物都陷在肉欲的狂喜与精神的毁灭，对世界单纯的爱与醉心死亡、迷恋堕落乃至钟情恶魔的种种矛盾的也是让读者触目的修辞之中。
在“薄荷酒”一章里，杰拉尔德对一个类似小女生的妓女的性幻想其实也是小说中其他几位重要的男女主人公在性交往中所经历的激情与毁灭的定位(其中的男权意味我们暂不讨论)：“他(杰拉尔德)觉得她在他的权力之下，自己是在慷慨恩赐。他热情澎湃，四肢涌动着情欲。他释放的激情足以彻底毁灭她。可她就那么心不在焉地等在那儿，甘愿给予”(544)。
上文我们提到古德伦和杰拉尔德在情欲中既存在又毁灭的描述：
他从她那儿得到了无穷的宽慰，在她身上倾泻了他所有被压抑的邪恶和腐蚀人的毁灭性，于是，他又完整了。这真是美妙，真是惊人，好得不可思议。这是他生命永恒回归的奇迹，有感于此，他在宽慰和惊奇的狂喜中淹没了。而她，从属于他，接受他，就像一件注满了他痛苦的死亡毒药的容器，情急之中她无力反抗。她被可怕的死亡般狂热的肉体摩擦填满了，在刺人的剧痛和猛烈的感觉中，伴着顺从的狂喜，她接受了。(767)
此段故事发生在小说的第24章“死亡与爱情”——死亡、毁灭原本就是作品设置的爱情场域中绕不开的主题。杰拉尔德处理完家里的危机事件后，“一个危险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死死地形成了。古德伦，她会安安稳稳地呆在家里的，他可以去她那儿，去她那儿。今夜不去她那儿，就不回家，万死不辞。他孤注一掷了”(763)。幽会像是赴战场，而我们开头说的婚宴搞得像赴刑场(马歇尔对新郎说你结婚的日子谈论灵魂不朽，好像你不是在结婚而是去赴刑场)都是同一种矛盾的修辞。作者还让伯金和他的情人厄休拉也同样在爱与毁灭、与魔鬼的关系上纠扯。在第22章“女人之间”厄休拉就向伯金的前情人赫麦妮抱怨：“他(伯金)说想让我不带感情地接受他，可最后，我也真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想要他恶魔的那一面配上对，是肉体上的，而不是人性的一面。你知道，他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总是自相矛盾”(726)。
在接下来的“远足”一章，伯金就承认了自己深陷危险的精神和肉体的堕落，当然照我们看也是一种自找的毁灭：
毫无疑问，厄休拉是对的。她说的千真万确。他知道，他的精神性伴随着一种堕落的过程，那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愉悦。对他来说，自我毁灭真的很刺激，特别是它以精神的形式体现出来更是如此。可是，等到他明白了这一点，搞明白了这一点，事情已成了定局。厄休拉情感上和肉体上的这种依恋，不正好和赫麦妮抽象的精神依恋一样危险吗？(739)
当然，我们似乎可以简单地用杰拉尔德形容他在伦敦交往的作家、画家等人的说法——都是些彻底的弃世者，也许活着就是为了抵制和否定世界——来解释《恋爱中的女人》的几位主人公看似出位的言行。但是细究人物的思想、性格轨迹，我们不得不说，最终是技术的进步、机械化的裹挟迫使这些才华横溢的(尽管有些假惺惺的)人物选择了抵抗社会、抵抗世界的道路。
尽管小说交代了对既定秩序的反抗，是杰拉尔德兴致之所在，而那是毁灭性的反抗。可是，杰拉尔德一接手家族企业，想的却是要这个庞大的企业井然有序。他早年在德国等地游学的经历让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生活的本质奥秘在于和谐。他自己并不能清楚地界定和谐是什么，只是喜欢这个词，觉得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样他就着手把自己的哲学付诸实践，迫使既定的世界有序化，让神秘的‘和谐’一词转变为实用的词——‘组织’”(674)。他也想用爱来经营自己的企业，甚至想要爱成为煤矿的主导力量。“而现在，在爱的斗篷下，一把刀已经嘲讽地拔出了鞘，那是机械化的必然结果”(672)。这也就是伯金所说的：“我们现在没有创造性，只有可怜又可恶的机械性”(207)。于是，最机械的头脑就成了最纯粹的，就成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
当然，劳伦斯作为那个时代激进的具有社会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对渐趋现代化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取向也作出了远远超越个别人物的生死、爱欲、毁灭与再生的思考：“大海已被人类变成了杀气腾腾的肮脏的商务通道，对大海的争夺就像他们对肮脏的城市之地的争夺一样——寸土必争。天空他们也要索取，要分摊，一定要瓜分为已有，他们侵犯领空，为此而战。一切都无可挽回，都被带角铁的围墙圈住，人必须在这样的围墙之间卑躬屈膝，在迷宫般的生活中穿行”(647-648)。
在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当前为石油、为水资源、为稀土而战(也就是为现代化而战)的各类强势国家之间的争斗，以及民主化进程依旧相当漫长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思考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恋爱中的女人》不仅写出了一帮小知识分子(企业家)如何顺应现代化的潮流、汲取现代化思想和精神的滋养，身体力行地完成了自身(所管企业)的思想意识(管理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婚姻)方式的现代性的“转型”，以及对伴随这种国家和个人的进步所带来的对过往看似更有价值的社会生活(社会结构)、伦理生活和文学生活的冲击所做的深入骨髓的抵抗、批判包括种种诅咒，而且特别精细地描述了伯金等人在这之间的种种既迎合又抵制、既享受又抱怨的自得又自毁的特殊情调。而笔者以为，这也构成了这部重要小说的特殊情调。
小说第13章，厄休拉造访伯金，经过了一番对男女情爱等的讨论后，还在恋爱初级阶段的伯金就已经在矛盾中享受这种现代性的女性个性了：“她那张光彩照人的脸和不顾一切的嘲弄神情简直让他害怕。她就是那种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非得要做，而且都会竭尽全力的人。可他还是不相信她，他害怕这样一个如此放任恣肆，如此充满了毁灭性的危险的女人。然而，他又心中暗暗惊喜”(616)。
这正如伯金对自己的认识：一方面那么崇尚精神，另一方面又那么奇怪地堕落。何至于此？那是自我毁灭的愉悦。作品说“堕落是真实的，是别一种现实”(822)。厄休拉与伯金出游欧洲大陆时，面对始终过着紧张的精神生活的伯金的全然放纵，厄休拉也觉得他们两人是不是太兽性，太堕落了。可转念一想，她立刻就认定了这种存有质疑的堕落：“可究竟为什么不呢？她依旧是喜悦的”(822)。我们知道，厄休拉无论对父母还是对伯金，其实经常是在“满怀着敌意的同时，对所有的事却又那么喜悦”(701)。而作者显然认同人物的这种背反，对这种矛盾修辞的描摹也很受用。作者始终知道：“处在这无穷无尽的否定状态，对她(厄休拉)来说是一种情调，也是一种痛苦。”“大多数时候，她的心就禁闭在这种隐秘的、无意识的轻蔑和嘲弄中。她认为自己在爱着，充满了爱，这是她对自己的想法。但是她的光鲜外表，她内在活力的容光焕发，都是对这一切的最大的最灿烂的否定”(687)。
上述种种矛盾的修辞表征了什么呢？还是贡巴尼翁为我们厘清了个中缘由，提示我们，劳伦斯的表述类似法国的作家进入了反现代性的风格谱系。《恋爱中的女人》其实表达了典型的反现代性的焦虑，它产生于对历史衰落的确信。因此，反现代派更愿意以预言家的口吻向世界说话，更乐于解释毁灭；而他的姿态是一个修辞的复杂系统，他对建立悖论、矛盾的修辞具有特有的激情。抨击、诅咒是反现代派特有的腔调，与此相适应，毁灭、死亡、绝望、忧郁、哀伤、怨恨、消沉、报复、敌意、抵抗是他们的美学。《恋爱中的女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在“狂喜”与“厌恶”，反现代性的抗议与对渐趋现代化的世界的热爱，对情人矛盾的具有毁灭性的爱之间展开。④而所有这些，也就是劳伦斯研究专家约翰·沃森(John Worthen)所阐释的：“《恋爱中的女人》该是劳伦斯对社会最精妙的抵制，他对主流思想观念所持姿态的最复杂的表达，他本人的意识形态的最热切的表述，也表现了他自己作为个人和作家的矛盾身份的现实”(85)。
有鉴于此，谁说厄休拉、伯金等人物对世界发出的最大最灿烂的否定不是《恋爱中的女人》对反现代性的别一种贡献呢？
注释：
①本文所引用的作品汉译均出自冯季庆译：《恋爱中的女人》，《劳伦斯精选集》，冯季庆选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以下凡出自该处的引文只注明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②依贡巴尼翁辨析，这也是反现代派的标识。参见贡巴尼翁115。
③参见哈里·莫尔编：《劳伦斯书信选》，刘宪之等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年)162-163。
④参见安托瓦纳·贡巴尼翁15、30、68、87、150、151、157、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