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交汇的西部文化与两极震荡的西部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西部论文,两极论文,文化与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世界和中华多维文化在中国西部交汇融合，形成了特殊的结构，走过了独特的历程，并与全球类西部文化同构。中国西部精神是具有主导倾向的多维精神，它在四个精神对子的两极震荡和辩证转化中和当代精神发生遥感。
关键词 西部文化 西部精神 多维交汇 两极震荡 结构幅射 文化遥感
上篇 西部文明——世界文化版图上多维交汇的一个典型
一、多维交汇的西部文化特色
经过对考古发现的科学研究和论证，现已证明，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不是一线单传，而是多源流汇，既有西安的半坡文化，也有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源头“半坡文化”，就在中国西部。中华民族文化的构成，也具有多维性，这表现为多民族性和多流派性。千百年来，回纥文化、吐蕃文化、蒙古文化、南诏文化、辽金文化一直和汉文化多维并存，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成分。其中中国西部的各种文化在这多板块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汉文化的诸种圈丛和流派中，如先秦时期的秦、蜀、邹、鲁、三晋、燕齐、荆楚、吴越和其后的儒、道、墨、法、兵、农、阴阳，也回响着西部文化嘹亮的声音。隋唐以后，中华文化在发展中渐趋统一，形成儒、道、释三足鼎立、三位一体的格局，原先的多维性却潜藏下来，形成统一文化中的隐形多维结构。在这个隐形结构中，西部文化是色调比较独特的一块。
中国西部文化不但是中华文化稳态结构中的重要一翼，中华文化成果辉煌的一个光环，而且是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色，这便是在每个发展段落，总是以本位文化为基础，大量地吸收、融汇异质文化的精华，然后进入一个新境界。可以说，这个特点形成了我们民族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传统，即：以对异质文化的开放，促进对本位文化的开拓。在这个历史传统中，中国西部文化可算作是最为活跃的因素。自古以来，世界各地、各民族的异质文化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就在西部。是西部的绵长走廊引进了各种新的文化因子，冲击着中华本位文化，使之产生种种裂变、交汇，出现种种新的组合、勃起。在古代，西域文化的传入和中国本位文化的交汇，带来了唐代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在现代，俄苏无产阶级文化和其他西方进步文化的传人，和中国本土革命文化的交汇，带来了延安时期革命文艺运动的空前盛况。这些已经永载史册的文化现象，记录着中国西部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意义和功绩。
我们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时，一定要辩证地把握稳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双管齐下汲取营养，为我所用。这两方面，前者即我国文化已经形成的稳态结构，是一座巍立天宇的丰碑，是我国文化历史的既在标高。后者即我国文化在不断吸收异质文化基础上发展前进的动态结构，是一条流动不尽的长河，它将引导我国文化向更高、更远的地方奔流。应该说，我们从这两方面来谈中国文化，西部文化都是当之无愧的一个支柱、一个主角。
这是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对西部文化作一个简略的定位。
1.从中国西部文化内在结构上看——它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多维文化的交汇。这种多维交汇已经形态化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格局和体系。
中国西部的自然环境，作为西部人民世世代代特定的栖息地，构成了他们能够在其中直观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物，从而成为独特的精神载体。特定的自然孕育着生活于其中的人民。这是他们形成自己地域精神、社会文化和心理结构的一个重要源泉。中国西部是整个地球的制高点，是山之根，河之源。帕米尔山结巍然矗立于欧亚大陆的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出许多山脉，像一条条拱起的脊梁，支撑着这块地球最大的大陆，组成了亚洲山脉的伞形结构。在这每一道山的褶皱中，都有如生命般奔涌的河流。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长江是我们民族的血脉，塔里木河的原意就是“母亲河”。在山与河拉出的博大、宏阔的扇面中，是无垠的大戈壁、大草原和黄土地。
亘古永存、万山源一的山、河与土地，在时间和空间上将西部、中国、世界结为一体，产生了深长的历史感和象征感，使西部人的思绪和感情有着阔大的驰骋天地。因而，西部在自然地理上的特点，不但影响着经济政治区划，影响着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更在意识形态文化和无意识文化心理上呈示出来，在认知世界、审美地把握世界中发挥作用。黄河、长江、昆仑、珠峰、青海湖、黄土地成为民族和国家、人民和母亲的象征物，诱发了我们心中多少哲理沉思和人生感受，激荡起我们心中多少历史追寻和心灵依恋。
而中国西部辽阔的幅员、恶劣的生态、艰难的生存条件对人的精神系统又构成一种地老天荒的营养——世世代代在险恶的自然环境和频仍的社会灾害中搏斗，使这里的人民在多舛的命运中锻造了坚韧的气质。这种气质，有时表现为含蓄内忍，有时表现为达观自信，都闪射着凝重的忧患意识的光采，它促使西部人确认自己的社会责任。个人力量在大自然面前显出的微不足道，使群体力量成为维持生存的支柱，使人们互助互爱的需求更为迫切，内向的团队凝聚精神成为传统。与大自然更密切更深刻的直接交往，使西部人对大自然的各种精神内涵有更强的启悟和感应能力。大自然对人精神上的直接启悟，又铸就了西部社会心理的纯洁质朴，以致多情重义、古道热肠、坦诚率真、伦理重于功利、道德超越历史，成为西部中国文化心理的一种特色。自然，也使得这里内向的、狭隘的、稳态的社区意识、地域意识和部落意识、宗教意识较为浓重。
2.从世界文化地图的总格局中看——上面谈到的是西部生存环境对西部文化的影响，假若将镜头从中国西部本土拉开，以西部为中心，展开地球的球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世界文化地图（见图1）。
图1 世界文化地图
如果我们说欧亚大陆大致像一片葡萄叶的话，在葡萄叶的四个叶端，恰好是世界四大古文化——（1）地中海文化；（2）波斯文化；（3）印度文化；（4）中国中原文化。这四大文化自成格局、自成体系。这种不同的文化个性，当然主要是由上述地区不同的民族、国家，不同的自然、社会状况和历史传统等等内因形成的，但也与地处叶掌中部、将它们隔离开的中国西部大荒原有关。西部荒原在文化、经济上造成了一种隔离机制。西部的隔离，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不利于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却也促进了各地区文化封存的实现。相对的文化封存是一个地区文化个性形成和巩固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地区文化保持稳定的必要条件。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欧亚大陆葡萄叶的叶掌部位不是大荒原，而是大平原，交通便利，交流发达，叶端部位的四大古文化能否形成这样迥异的个性，组构为这样的历史格局？世界文化地图又能否像今天这样描画？
纵向地看，世界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隔离发展期、选择发展期和综合发展期。隔离发展期是世界各大古文化的形成和巩固期，然后才有交流，在交流中选择竞争，优胜劣汰，归并组合，不断以新的建构推动着文化的前进。到了现代商品经济和高科技时代，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思维综合化的趋势，文化也突破隔离自守和二元对立的竞争选择，逐渐进入综合发展阶段，即在本位文化基础上的多维文化交汇发展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西部大荒原的隔离机制对世界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下一阶段的文化交汇奠了基。
3.从图1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西部又正是将世界四大文化区衔接在一起的中间地带。辽阔的中国西部地区处在世界四大文化区的中间，由于封闭贫瘠，政治、经济也不可能成为中心，难于建构起坚实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主体。这个地区一贯是历史的后院和政治文化的过渡地带。这个特征，使中国西部有可能对世界四大古文化既实现隔离，又实现交汇。
二、多维文化在中国西部交汇的历程
几乎在世界四大古文化形成的同时，就不约而同地开始向中国西部流动、聚汇，构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向心交汇运动，或曰内交汇运动。这种文化交汇运动常常是和经济交汇、民族迁徙以及政治、军事斗争结合在一起进行的。长期文化交汇运动的结果，使中国西部内部构成了四圈四线的多维文化交汇格局，如图2。
图2 中国西部多维文化交汇图
世界四大古文化高峰在中国西部的文化盆地中向心聚汇，形成了由波斯文化、地中海文化、中国中原汉文化和其他文化因子融合而成的新疆伊斯兰文化圈；由中国中原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雪域高原的苯教文化和其他文化因子融合而成的青藏吐蕃文化圈；由中国中原文化汇合西域其他文化因子融合而成的陕甘儒道释文化圈；还有草原游牧文化和喇嘛教相结合基础上溶汇其他文化因子的蒙宁西夏文化圈。在这四个较大的多维交汇文化圈内和它们的交接地带，又有若干小的多维交汇的文化丛，例如甘南、海北、海东地区的东乡、裕固、保安、撒拉、土族等小民族文化社区，他们有的是藏族血统却信伊斯兰教、用汉文，有的是维族血统却信喇嘛教，有的祖先是撒马尔汗人，母系却多为藏族人，把藏族叫“阿舅”。在中国西部各文化圈丛之间，又由四线，即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博南古道（亦称南方丝绸之路）、草原之路四条文化通道相联。这四条文化线由古长安出发，向正西、西南、南、北辐射，将中国西部的四个文化圈和世界四大古文化区衔接贯连为一个板块网络状的整体。
从全景图上看，这个地区是内陆文化区；将镜头移近，则可以看出，这里是内陆文化区内各种文化板块非常典型的结合部；从地理环境看，是东亚、南亚、西亚、北亚文化的结合部；从生产方式看，是土地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结合部；从宗教哲学看，是伊斯兰教、喇嘛教和儒道互补哲学的结合部；从民族类别看，是汉族文化和其他文化（回纥文化、吐蕃文化、蒙古文化）的结合部；从社会组织看，是以中国宗法制为主，又渗透着欧洲等级制度的结合部。在中国西部，本体文化和异质文化在动态交汇中构成一个多元有机整体，和中国文化中的中原文化和沿海文化形成结构上的均衡和内容上的反差。过去我们对来自东部海洋的文化新因子给予中国本土文化的更新、促进和推动注意较多，这无疑是对的，而对来自西部内陆的文化影响，更多从沉滞、闭塞的角度考虑，从中发掘西部文化在中国本体文化更新中的积极作用，则显得不够。这正是我们今天以新的立足点和新的思维方法研究西部文化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多维文化在中国西部的交汇，不仅仅是在单层面上进行的，而是多层迭加的。如佛教文化在中国西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不断汲取各地的宗教文化，发生了多次变异。印度大乘佛教东汉初年即传入我国新疆，再传入我国汉族地区和西北一些少数民族中，经过了汉文化的入世改造，由极端出世的宗教，具有了明显的人间性倾向。到唐代中兴之后，入世转向速度加快。为了在中原站住脚，还与中国道教有一定的溶合。这可以说是佛教在中国第一次多维交汇，经过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松赞干布同时派人去印度学习梵文，佛道由北、南两路传入西藏。经过和当地民族文化风习的结合，并与吐蕃原有的苯教进行了长达200多年的斗争，在汲取苯教的基础上融合佛与道，形成了藏传佛教即喇嘛教。这又有了二度、三度的交汇融合。
多维文化在中国西部的交汇，既是文化的交汇，又结合着经济交流、民族交融一道进行。散居青海和甘肃湟水沿岸的土族（又称土浑族），原是东北锦西地区的蒙古人，后来拥戴藏族人吐谷浑为首领，迁居青海，建立政权达350年之久。唐代为吐蕃所并，留居青海部分逐渐成为鲜卑、蒙、藏、汉交混而成的新民族。“土浑”这个词便是一个蒙、汉、鲜卑三种语言混合形成的称谓。“土”源于鲜卑语“吐”，受汉语影响变为“土”，“浑”则是蒙语的“人”。从民族的交融中，也可以看到文化交汇的多维性和多层性。
中国西部在多维文化多层向心交汇中所形成的四圈四线网络结构，不但明显地表现于古代，也绵亘至今天。从四圈看，西部新疆、青藏、陕甘、蒙宁几大文化圈，在经济交流、交通发达和政治一体化的当代，仍然大体保存着自己的特色。而从四线看，最近接轨贯通的欧亚大陆桥中段（西安至苏联中亚段）恰好大致在古丝路上；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又恰好大致修建在唐蕃古道上；今天的宝成、成昆铁路和滇缅公路，又恰好大致修建在博南古道上；“七五”、“八五”期间已经建成的西安——延安、宝鸡——中卫铁路，又大致走的是草原之路的方向。出现于上下几千年的重复，说明了四圈四线结构的内在科学性。
三、现代的中国西部文化与世界文化
世界四大文化，一方面在中国西部这个文化疏离区向心交汇，另一方面，又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向美洲、大洋洲、非洲扩张，向这三大洲（在当时，这里也是文化的疏离区）作离心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与这三大洲的本体文化相交汇，一方面四大文化之间也互相交汇。这样，美、澳、非地区的文化便也形成了和中国西部在结构上类似的多维交汇文化，只不过这是一种外向的离心交汇文化而已。美国西部和中国西部的差异与相似都很显著。拿相似来说，自然风貌的类似（山河之源，黄金之邦，高山、大河、草原、森林、沙漠的宏伟组合），民族聚居的类似（美国西部除了原有的印第安人、墨西哥人之外，还居住着萨克森人、黑人、波多黎各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菲律宾人），垦殖历史的类似（中美两国西部的大规模开发都在18世纪初叶，即清代），还有本位经济文化不够发达的类似，等等。
而多维文化的向心交汇，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又是可以将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包括进来的。在这些地区，不少民族和我国西部的民族（如维吾尔、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等民族）同文同种同风习同生态环境。应该说，这个地区和美、澳、非一样，在文化的意义上都属于“类西部”范畴。
这样，在向心交汇的各文化社区之间，在向心和离心交汇的各文化社区之间，便出现了十分有趣的同构现象。结构效应使这些地区的文化（以至经济）十分类似。比如，这些地区都经历了一个以垦殖拓荒为主要经济活动的时代，息壤文明，即待开垦的处女地的文明成为他们共有的特征；文明和愚昧成为这些地区共同探讨的文化主题；异质文明能够较快地向本位文明转化，能以博大的胸怀将多民族、多地域、多流派的文明熔铸为本地区的精神传统；利用多维的、综合的、杂交的优势来发展本地区的经济文化成为他们不约而同的思路。拿文学艺术来说，反映或感应着这些地区多民族、多文化丛生的现实状况，对人物杂色风情、复杂性格和杂化心态的描绘成为这些地区各类作品对世界文艺宝库的独特贡献；而宏阔壮丽的景观，艰难的生存条件和每一步都需要搏斗的人生道路，又使这些地区的文艺作品从各个角度追求以刚美为主的多种审美形态的结合。在中国西部文学和西部影视戏剧中，“硬汉子”形象曾雄踞一时，无独有偶，在前苏联的西伯利亚文学中，描绘严峻豪迈、刚毅强健的人物性格，成为许多作家关注的热点，俄苏文学把这类性格称为“大性格”、“西伯利亚性格”。如果再上溯到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美国，则有闻名的独来独往的“大山人形象”系列群集于美国西部文坛。这种相似中透露了多少规律性！
在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中这样那样的文化交汇现象是常有的。但像中国西部这样处在世界几大古文化中心，构成辐射涵盖几大洲的多维文化向心交汇和离心交汇现象，并且能够以清晰的模型、图表科学地表达出来，却十分罕见。这是中国西部文化极为珍贵之处。
下篇 西部精神——具有主导倾向的多维两级震荡精神
一、西部精神的主导倾向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文化心理，都不是单一的结构，而是一个具有主导倾向的多维动态结构。
前述中国西部在地理、人文和文化结构上的特点，都极大地强化了地域精神气质中的多维对峙和色彩反差，使中国西部精神成为较为典型的两极震荡结构模型。在这个结构中，有开拓与保守、变革与传统、文明与愚昧、恋群与孤独、忧郁与乐观、忧患与超脱、朴拙与机智、内忍与外刚、现实与理想等等在碰撞着、对峙着、错位着，也在碰撞、对峙、错位中互补着、铆合着、转化着。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互为前提，互为依托，激越而微妙，强烈而难以捉摸。但并不是说这种矛盾运动是无序、无律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在经过动态组合之后，又常常表现出一种主导倾向。就中国西部精神来看，这种主导倾向主要是深厚的传统所造成的历史感，强烈的社会人生责任所造成的率直淳朴，以及世代小农小牧经济所造成的闭塞。
二、西部精神的四对矛盾
西部精神中有四对矛盾。它们在性质和形态上都不尽相同。历史感和当代性是一种纵向精神反差，忧患意识和达观精神、民族主体意识和心态杂化色彩是一种横向精神反差，这三个对子一般不具有明显的进步与落后的分野。而封闭守成和开放开拓这个对子，则常常可以归结为进步与落后的性质。整体上看，它们在西部处于两极震荡之中，具体情况又很复杂。四对矛盾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不同比例、不同形态对立统一着。历时地看，汉唐就比明清更有开放性和开拓性，而到了社会主义时代，在开放开拓方面，中国西部大踏步赶了上来。共时地看，西部和外区、外族、外国接壤的地方，常常比西部腹地的封闭性要小，城镇、工厂和知识密集地区、民族聚居地区、游牧地区，也常常较为开放。有时候，大地区的开放优势又会和小范围的封闭现状呈交错状态。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民族聚居，外部与多国交界，历史上一直是中华民族开发的重点，也曾几度出现开放的高峰，是西部多层内射型交汇文化的典型地区。但在另一面：世代生活在辽阔而又交通不便的大地上，千古不变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近亲繁衍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却又板结成一种小群体内向稳态文化心理结构，这又构成了封闭自守最好的社会土壤。
这些还都只是两极震荡一些比较外在的表现。更深刻的表现，在于每对矛盾统一体的内部。
1.历史感与当代性
中国西部精神上历史感与当代性反差之鲜明、矛盾之深刻，尽人皆知。但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却出现了奇怪的现象，现代社会似乎倒愈来愈离不开这位“西部老人”。不但有文学艺术创作上的西部热，也出现了旅游和生活选择上的西部热。究其原因恐怕在于，西部的历史感和当代性在明显拉开距离的同时，又有着内在的深层的联系。这种联系，也就是它们赖以转化的纽带和渠道。我们起码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思考：
（1）中国西部精神的历史传统，为当代人提供了一种积极参与当代生活实践的思维结构。这种历史传统主要表现在各民族千百年来的生活实践，以口头或文字的形式凝结为古老而成熟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中国西部生活历史感的整体，是本地区各族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历史活动，这就决定了中国西部精神历史传统的一个主要特点：它是参与意识极强的，和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它不是出世的，是入世的，不是彼岸的，是此岸的。这种强烈的参与现实的意识，从关于阿凡提的许多民间故事可以看出来。它和我们印象中的古代阿拉伯生活情调不大相同，古老而新奇，新奇而不神秘。它也和美国晚期的西部片，即心理西部片所表现的以滥用暴力发泄自己悲观厌世的颓废情绪不一样。这种历史传统在总体上的充实、明朗、积极入世，和中国的主体哲学——儒家思想取得了一致。这种传统在漫长的历史汰选中，具体的生活内容日渐淡化，但参与现实的思想方式却凝结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深深地影响着今天的西部人，促使他们关注当代生活。
（2）中国西部精神的历史传统提供了接受和选择当代信息的受馈坐标和消化能力。西部的历史感不但给它的当代性以厚重的底色和丰裕的滋养，而且以自己强大的力量考验着各类当代信息的真伪、正误、深浅和成熟程度。深厚的历史感，使西部对当代新信息吸收力差，同化力强，沉浸在烂熟的文明中容易失去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这是新旧对峙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强有力的传统精神，也使得中国西部对当代信息有很强的鉴别力、筛选力、消化力。当代社会新的思潮、理论、情绪、心理在传布中，往往良莠混杂、泥沙俱下。如果接受主体的精神力量脆弱，常常被新浪潮卷得晕头转向。但在西部，当代信息的力量在没有正确到、强大到可以克制历史传统的力量之前，一般是难于被吸收的。西部历史传统的这种“拙”力，使它接受当代事物较慢，却反激了新事物的成长和成熟；而且一旦吸收，步子较稳，反复较少。这使得西部的当代化过程，步伐沉缓而扎实，少花哨，重实绩。
（3）中国西部前文化的自然景观、古朴淳厚的生活故事、重人伦轻实利的价值标准、带有初民色彩的人情风俗，给当代人心灵中蒸腾出一个精神上的海市蜃楼，为匡正当代生活的新弊，提供了不动声色的范本。
现代文明给人类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创造了优越条件，同时也增加了人类在生存中对现代文明的依赖性，褪化了人类个体赤手空拳承受困难、和自然搏斗的能力：车辆、飞机的普及，使人不愿也不能作长途徒步；大楼的暖气与空调，使人难以抵御户外的严寒酷热；经过多级能量转化的，并且进入审美层次的精致饭食，使人的消化系统难以承受大自然直接提供的粗砺的食物。人体器官的、膂力的娇弱化，不能不影响到人的意志。在当代生活中，个体鲁滨逊存活的可能性正在急剧减少，对鲁滨逊在情绪心理深处的呼唤便日益增大。当现代文明在增强人类群体生存能力的同时，不断剥夺作为自然人的生存能力。社会对在艰难的、古朴荒蛮环境下顽强生存的人的向往和呼唤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此其一。
其二，当代生活使人类的心态和生态日趋一日的复杂化，出现了种种二律背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心理开始向对立极震荡；道德感的淡化，使人向往历史感、道德感更强的生活；价值观的实利实用，使人向往重义轻利，增强社会责任；非理性的震颤，导致对深厚文化沉积的理的追溯和情的怀恋；现实生活难以承受的复杂感，引发了对初民形态的种种民情风俗温柔明净的回忆，当人们从这种回忆中重新感受到那遥远的童年的纯朴，比照眼前生活造成的压迫感，便对其中的文化价值有了崭新的评估；瞬息万变的生活节奏，扬励了生命活力却产生了心理疲劳，诱发了浮泛急躁，又反激了对稳健成熟的渴求，哪怕因此而宽容了惰性也在所不顾。
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西部生活的历史感、古朴感是经过当代人按自己某种理念或感情需要在心灵中作了改造的。它沉浊的一面，落后的一面，丑陋的一面被抛弃了，它可以在精神上给当代生活作补偿的一面被强化、幻化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实体的历史存在的西部被忽略了，西部以精神的海市蜃楼进入当代生活，成为当代观念和当代情绪古老的载体。于是滞后转化为超前。在这里，当代性以历史感为依托，历史感因当代性而重获生命，在当代思潮和当代情绪的涌流中溶为一体。
（4）这种结合也有比较实在的一面，这便是愈古朴落后的地方，开发程度愈小的地方，可开发的程度便愈大，潜力和吸引力便愈大。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未尝不可以说，中国西部是近代历史有意无意遗留下来的一张白纸，现在则正好成为新时期经济建设驰骋笔墨的好地方。于是我们看到了大漠驼铃和油田井架，敦煌古道和导弹发射这样两极在一地的对峙，这是构成中国西部历史感与当代性的又一层次带有荒诞色彩的谐和。
2.封闭守成与开放开拓
封闭守成与开放开拓的两极震荡也导源于西部历史生活的内在特征。
经济上，小农小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封闭，但西部广大地区，特别是外西部，由于游牧性社区群体的相对狭小，经济活动的单一，对交换交流的需求更为强烈。游牧生活的流动性给这种交换、交流带来了便利。
政治上，古代西部封建王朝的大统一和多民族部落的小割据并存。前者所构成的宗法一体化超稳态结构的强控力，是中国西部封闭落后的重要根源。小农小牧自然经济的分散，和这种大一统存在着矛盾，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小农经济，“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①a]不能形成有效的政治经济联系。不但不能冲破封闭，而且构成封闭的经济基础。但中国西部不同于内地的是，同时存在着多民族、多部落的小割据。这使它有别于中原地区，而和中世纪初期欧洲的政治地图——有的历史学家比喻为“一条政治上杂乱拼缝的坐褥”有些相似。这些小割据，在大一统中自成格局，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由此产生的竞争、交流、迁徙、征战，客观上都是对封闭的大一统政治结构和思想观念的冲击，这又在一定程度上给开放、开拓提供了有利因素。
文化上，高度发达的古代本位文化所形成的大荫盖，和多色彩的文化板块之间活跃的交流并存，古代本位文化的强盛优越，有效地遏止着新潮流的出现，使这里后来文化的发展隐蔽在历史的阴影中，缺少日照和空气，而或多或少呈现出固化状态。但前述西部的多层内射型交汇文化，又有利于互相交流、竞争，提供了开放开拓的客观条件。
同时，中国西部土地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错，也为封闭自守和开拓开放的两极震荡创造了条件。土地文化区的守土为业，游牧文化区的游畜就草，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文化心理上一系列的反差。守，“守成”，不但演化为西部土地文化区的生活方式，也构成这里重要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守业、守道、守心，守既成之业，守传统之道，守舍之内魂，以静为贵，视动为乱，衡变为害，成为这个地区正统的、恒常的群体文化结构和个体心理定势。在这个地区，“守成”渗透到历史评价、经济评价、道德评价、审美评价之中。而在游牧文化区，游，游变，是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志。在需要不断移畜转场以追寻、争夺丰富草原的地方，游则活，游则强，游则胜。“守”与“游”、“家”与“路”，两种文化意识也暗暗支配着两种人生命运、两种生活背景。在游牧文化区，人在“动”中，在无尽的路途跋涉中完成自己的人生；在土地文化区，人生的路却大都在“静”中，在“家”里，在“房顶”下，在“老婆娃娃热炕头”中度过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文化的发达，信息交流的便利，这种差异的主体虽还依然存在，但互补、融合已日益成为主要趋势。
就这样，西部精神中封闭守成和开拓开放两极对峙却又如影随形地存在着、活动着。封闭守成在抑制创造力的同时，又激发着冲破自己硬壳的反作用力，使在开拓开放中前进的社会要求愈益迫切和强烈。西部精神内部的封闭性在压抑开放性的同时也消耗着自己，当它自我消耗到临界点时，社会内部被拘束的各种活力便在对立的极点上产生震荡，使事物朝新的向度倾斜。这实在有点类似于钟摆的运动：当封闭性使社会运动的幅度逐渐接近纵坐标的零点时，正是这种趋近于零的运动惯性，积累了一种新的力量，使钟摆朝坐标的另一方向运动。于是，随着不断增大的幅度，又再度发生着、积蓄着朝相反方向运动的新的动力。
3.忧患意识与达观精神
忧患意识，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忧愁、忧伤、忧郁。它的精神实质，是人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尤为强烈。这是一种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意识，是对人生深长的思考。这种忧患意识，构成了中华民族优秀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机部分。在忧患意识中，社会责任感升华为普遍的社会情绪、理性精神和人格自由，是民族性格和社会心理趋于成熟的表现。
生活环境和人生道路的严酷，磨砺出西部人坚强内忍的气质，他们要求承受起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现实和理想的分离所造成的各种精神压力。有时，又被笼罩在广阔的地域，稀疏的群落和个体劳动所造成的孤独感中，被笼罩在游离于社会生活核心之外，不被现代社会所理解的孤独感中。有时，则是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沉郁内向的心理特质相矛盾，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心追求的美好所交织起来的欢乐与痛苦。有时，沉浸在炎凉世态和纷纭人生的况味中。而开发、征战、流放、民族的大迁徙、政治地图的频繁变动，使得在通常状况下千百年或好几代人才能感受到的那种人世的沧桑变幻，集中在较短时间里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中动荡的一面，像一个离子加速器，使生活浓缩、加速而变得强烈集中，人生的思考和感喟，也就从中生发出来。……人民奋斗世世代代而不能够根本改善自己命运的历史轨迹，却仍然不息地在奋斗中，以主体的坚强，承受各种各样人生的苦难和坎坷而不丧失勇气、不终止奋斗，终于达到崇高，这构成了西部生活中沉雄苍凉的忧患意识的底蕴。忧患，从人生的广阔背景中升华出来，形成特殊的美感。所有这些，又可以在西部的高天远云、荒漠峻岭、绿洲碧湖的自然环境中找到悲凉苍茫色彩的合适的景框。而当它们在社会文化的（不论是文化心理还是意识形态）层次上得到反映时，便浸润着一种深厚的人道精神，使社会责任感带上伦理道德的感情色彩而显得分外亲切。这种忧患意识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中催化着各式各样的实践活动。在当代，它集中表现为一种变革现状、开拓西部的精神渴求，而汇进祖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是群体意识，我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国”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伦理传统则是群体对“自我”的决定。这和西方恰好相反，“西方文明的伦理传统是行为中的自我决定论”。[①b]从政治上讲，群体意识使得政治家们把为君为民、死国死节当作最高境界；从伦理上讲，群体意识使人按社会的要求行事，尽量缩短个体与群众的距离。这种群体意识也是忧患心理的渊薮。因为要为国家着想，为君主以及天子的子民谋算，把自己的一切系于此，所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国忧民”、“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仁人志士的高尚情操。杜甫、诸葛亮、范仲淹等人的诗文大都沉郁忧患，和他们信奉儒家入世哲学不无关系。从实质上看，中国的忧患意识因其积极的人生态度和群体的认同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悲剧意识。
西部人民群众又是豁达乐观的。这是在长期的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搏斗中磨砺出来的一种昂扬奋发，是洞察人生、练达世事之后的一种超然恬适，是弱者对付强者、贫者对付富者的一种智慧优势，是和自然对峙的人最终感受到了自然与人心互惠交流之后的一种“天人合一”，也是西部人在艰苦生活中的一种精神调剂和情绪松弛。达观，是西部人在漫长历史道路上艰难前行的一种重要的精神润滑剂。这些，常常结晶为西部人的浪漫主义气质，结晶为对生活艰苦、山川险恶的淡化与美化，结晶为幽默或达观的性格。家喻户晓的阿凡提大约是西部中国达观幽默的最著名的典型人物了。岂不知，中国西部地区远不止一个阿凡提，这里的每个民族和大部分地区都有阿凡提式的典型人物在民间流传，其中有的已经被其他兄弟民族和地区所接受。如维吾尔族和乌兹别克族有阿凡提，哈萨克族有和加归斯尔、阿勒的尔、库沙，回族有依玛姆，等等。[②b]这个庞大的阿凡提家族的共同特点，就是他们的幽默是积极参与现实的，不是旁观者的嘲讽，无不具有当事者的热烈和热情。他们作为社会发展积极力量的代表，既用勇敢坚毅，更用智慧幽默，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比如辛辣地讽刺、机智地报复统治阶级和财主老爷，敏锐地指出劳动者身上的道德的、性格的和思想方法的缺陷，善意地甚至有意装愚卖傻地在这些缺陷面前树立起一个理想形象，等等。
可见，他们虽然较少采用理性的思辨而较多采用侧向思维，但从介入社会、承担责任、认同群体几方面来看，西部幽默达观和西部的忧患意识有着一条深层的社会责任感、群体归属感的纽带，正是这个纽带，为忧患和达观的两极既在对峙中分立，又在震荡中同一奠定了基础。
在汉文化地区，达观和幽默也古已有之。陕西出土的仰韶红陶残片，其双眼及口只扼要地以三划表现，一副愁苦尴尬相；长沙出土的周一汉年代的胡人笑俑，满脸憨容傻笑；汉代说书的优伶俑，手舞足蹈而得意忘形，都令人捧腹喷饭而万斛愁消。[①c]在汉族地区，民间也不乏阿凡提式的人物，陕北家喻户晓的“张捣鬼”，就以他在贫穷艰苦生活中的机智、幽默而在群众中不胫而走。
西部汉族地区的民族精神，反映了我们民族历来主张的“寓庄于谐”的人生态度，即使论述哲理，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因此先秦诸家的主要流派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常常通过有趣的寓言、敏捷的讽喻、“在拈花微笑中妙悟色相”。（宗白华）汉族的达观幽默中，还溶进了儒家的中庸、冲炎和道家的超脱、逍遥，以及二者之间的矛盾和矛盾的调和。
忧患与达观是在深刻的层次上构成矛盾统一体的。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一个是灼人之热，一个是冷峻之热，一个表现为切实的负重远行，一个表现为机智的圆融无碍。二者作为西部精神的两个侧面，在分立对峙的同时，不是又在更深的内涵上，在诸如坚韧、执著、自信自强等方面紧密联系着，提供着互相转化、两极震荡的内在根据吗？《孟子·尽心上》曾这样表达了忧患和达观的相通：“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如此看来，西部硬汉子和阿凡提，都是强者。他们以性格表征上的两极，通向西部精神的内核。
4.民族主体意识和心态杂化色彩
中国西部的各民族都有着较强的民族主体意识，这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民族的血统、宗教、语言文字、道德传统、民间习俗、文化艺术以至独有的价值观念和心态感情有很强的自信力和自豪感，在世世代代的生活实践中，他们总是采取一切办法来维系自己民族的血缘传统和文化传统，有的民族甚至把这一点当作本民族重要的道德标准之一。
民族主体意识在西部得到强化的原因，从消极方面看，是因为西部社区的疏离、信息的闭塞、民族文化的内循环远胜于外循环的缘故；从积极方面看，则是民族内在生命力和群体凝聚力强大的表现。特别是由于中国西部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属于少数民族，其中不少（例如处于西部四大文化圈衔接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是千百年来民族迁徙、杂居形成的，他们处在森严壁垒的各大民族之间，只有执著地、顽强地保持自己的民族血统和民族文化传统，才得以生存和发展。在青海省东部循化县聚居的撒拉族，至今流传着他们的祖先是中亚撒马尔罕人，当年有18个人流徙到青海湖一带，选择了这块丰腴的土地定居下来。千百年中，始终保持了自己民族的血脉和传统，使人口只有七八万人的撒拉人能够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这个传说在撒拉族中，几乎人人皆知。这是民族主体意识得到张扬的自豪感。在中篇小说《唱着来唱着去》中可以看到，处于中苏蒙边界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个回族青年赛义江，由于自己的民族像“一股细细的游丝，飘浮在乌兹别克、俄罗斯、哈萨克、蒙古人中间”，祖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遗嘱就是要找一个同文同种的妻子，以保持回族的血统。由于时代风云变幻，个人命运坎坷，他没有和自己相爱的姑娘组成家庭，而不得不找了一位乌兹别克的妻子，未能完成这个近乎神圣的民族使命，使赛义江陷入了终生苦恼。这是一种民族主体精神失落的痛苦。
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中国西部各民族的主体意识，由于民族杂居的缘故，并不是封闭、静止的。和中原地区的汉族相比，他们更易于接受异质文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整合到自己的民族文化格局中，变为自己的传统。因而，中国西部的本位文化和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实际是一种多维坐标的文化传统，即一种带杂色杂光的文化传统。这样，民族主体意识和它的另一极——心态杂化色彩便又出现了深层的沟通，构成一种两极现象。这是西部精神中极有价值的一点。
这种杂化色彩大致有两种形态。第一种是在多民族动态交流中作纵向显示。西部不同民族、不同社区在共居中，多维文化在不同层次上作广泛的交流，使民族文化心态展示出一种独有的杂色来。西部生活和西部文化的发展，常常起因于另外一个民族，另外一个文化层次因子的引入。新因子的介入，使得原来民族的、社区的沉静生活产生了动荡，在动荡中进入一个新境界。这时，多民族文化的交汇表现为质变、飞跃。建国以来，西部各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的发展，基本在这种动态结构中得到实现。历史空前的集团性移民——生产建设兵团对于新疆各少数民族经济、文化的促进，就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证。这是杂化杂光在群众社会生活运动中的表现。
杂化杂光在个体命运和心态演进中的表现，我们可以举李镜的中篇小说《明天，还有一个太阳》中的主人公为例。这篇小说描写了一个具有先进世界观和革命觉悟的红军西路军战士满崽，当年在河西走廊战斗中失散，流落到祁连山藏区，变成了老猎人“加木措”。他作为个体的人，在进入一个新的民族社区之后，逐步被同化又不甘于同化。一方面是心中的信仰不变，一方面是生活遭遇的大变。两重身分（红军和老猎人）、两个民族（藏、汉）、两种文化（这里，文化也包括革命觉悟，即自觉的与自在的两种生活观）在加木措老人心中形成悲剧冲突，并常常表现出两个民族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
第二种是在多民族静态聚居中作横向显示。西部各民族交混聚居已有长久的历史，在这些地方的社区生活中，民族文化的交汇年深日久，已经形成相对稳态的呈示，它已经不表现为新文化因子突然引入所激起的剧烈反差与冲突，而表现为社区内部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绵长的、默默的渗透、糅杂。这时各民族文化的交汇表现为量变。从文化上看，比如，据日本学者所著《西域文明史》介绍，新疆地区早就流行古希腊的《伊索寓言》，这是摩尼教由波斯传入中国西部挟带进来的。在新疆一些地方日常生活中的占卜，使用的是东方、西方两种方法。一方面从基督教《圣经》中随便选出一些文句，以此来占卜吉凶祸福，同时也采用中国易卜的方法。美国学者W·埃伯哈德在概述他研究中国西部民间故事的来源时，提出“三源”说，一来自东亚本土古典文学中记载的民间故事；二来自印度民间故事，公元1世纪随佛教传入中国；三来自近东，14世纪以前在国内已无记载，这以后才传入我国西部。法国学者符歇是世界研究犍陀罗美术的权威，他认为中国西部各洞窟中残存的犍陀罗美术，是印度的感情与希腊美的结合，又明显地经过了中国文化潜在的改造（这种改造主要是通过制作者——中国工匠实现的）。在克孜尔千佛洞的壁画中，佛像造型具有三类风格：一类是额骨宽扁高朗，是龟兹风人物（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屈支条记，龟兹人常用木头压孩子的头，使其宽扁）；一类是面型丰肥，眼眉距离窄，眼细长略方上斜，系汉风；一类是人物脸略长，眼眉距宽，眼眶大，鼻高直，系印度风。在龟兹风壁画中，可以鲜明地看出上述三个时期的发展过渡，也可以看到中、印、西三种文化并存的画窟。
多维动态文化结构所熔成的西部精神，体现着一种独特的两极震荡。这种典型的强烈反差，构成了现代西部文化发展的背景。
注释：
①a 《马克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①b 查普林：《心理学的理论和体系》，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②b 参看高深：《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我国西部文学》，《中国西部文学》1985年第8期。
①c 参见李霖灿：《论中国艺术的幽默感》，《美术》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