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基础论文,过渡时期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176(2003)01-0119-(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我国学术界曾经发生过一场影响深远的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论，现将这场争论的起因、原委及其内涵作一简约介绍，以使广大读者了解、认识这场争论对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深刻影响以及它对我们当前经济工作、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意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对于已经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来说，如何客观准确地认识、把握旧中国经济现实，并由此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大政方针，从而率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则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理论应为实践服务，实践需要理论指导。就在这种情况下，1953年4月，时任马列学院副院长的杨献珍以其对党、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经过潜心研究、刻苦思考，撰写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的论文，提出了综合基础的理论。在文章中，杨献珍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五种经济成份组成，即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1955年6月，杨献珍又将他在1953年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写成《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的文章，送中央宣传部审查。中央宣传部把杨献珍的这篇文章又分送一些人“征求意见”。看过这篇文章的人士，意见很不一致。有些人赞成杨献珍的见解，如范文澜、邓拓；有些人则表示反对，如张如心看后，即写了一篇《论我国过渡时期综合基础论》的小册子，不指名地批评了杨献珍；艾思奇也于1955年8月写成一篇《驳杨献珍同志综合基础论》。艾、张的文章都主张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此时由于杨献珍的文稿和艾思奇的文章均未公开发表，故争论还只在校内。但不久在全国一些报刊上两种不同观点即公开进行了争论。争论明显地分为两翼，艾、张把杨献珍的观点概括为“综合经济基础论”，杨献珍把艾、张的观点概括为“单一经济基础论”。
杨献珍在上述两篇文章中，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关系我们党当前及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的问题，是关系我们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若不弄清楚，在实际工作中难免要犯错误。针对“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无视客观经济实际，夸大政权决定社会的观点提出，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弄清关于经济基础的概念。为此，杨献珍重新再次研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关于政治经济学中有关“基础”理论的学说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决议，首先从理论上厘清了关于经济基础的概念。他在引证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社会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彼此间发生一定的关系，即与他们当时的物质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或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的这一段名言后，指出：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指的就是一定社会中各种生产关系总和，而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现实的经济基础.反过来说，基础也就是整个“社会的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中所讲的“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总和”等等词汇，其实讲的都是一件事情，其含意就是我们讲的“基础”的意思。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从来就没有纯粹而又纯粹的经济基础。从而否定了“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所理解和坚持的经济基础，是特指的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不是指的一定社会关系中现存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的论点。为了进一步论证其综合经济基础的正确性，杨献珍还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导言中所表述的另一段名言：“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是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它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为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的特点”这段名言说明在人类进化的长河里，一切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无不认为经济基础是唯物史观的一条众所周知的一个重要概念、一个基本范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把社会视为一个处在经济发展的活的机体，而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把社会进化看作是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部门中划分出经济部门，从所有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当作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始初关系。据此，杨献珍认为人类进化历程告诉我们：不论是封建主义社会抑或是资本主义社会，迄今为止，我们从未发现也未见过一种清一色的纯而又纯的单一的一种生产关系，一种经济形态。
不唯如此，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生产关系诸方面和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两个不同概念和区别，避免“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将二者混淆起来，杨献珍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述说：生产关系的诸方面是指的任何一种生产关系都由所有制形式、交换形式、分配形式这三方面构成。生产关系的总和则是指的同时并存的性质不尽相同的各种生产关系；诸种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社会的经济形态，即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中，就既有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也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其他不同类型的生产关系。诸种生产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该社会现实的经济基础。这就是“综合基础论”的理论依据。杨献珍一再强调指出：我们在讨论过渡时期经济基础时，切不可把生产关系总合和生产关系混为一谈而必须把二者区分开来。只有坚持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刻也不悖离客观实际才能从理论上划清“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的界限。他说，我们之所以要研究中国过渡时期的“基础”问题，就是要摸一摸我们从旧中国继承下来的这个“基础”的“底”，看看它今天究竟包括一些什么经济成份，以便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改造是全面的改造，而且是就这个“基础”本身进行改造，而不是丢弃它去另起炉灶。这个“基础”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个“处在经济发展的活的机体”。改造它，就是要日益扩大其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日益缩小以至消灭其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份……，总之，是要把这个“基础”从多种经济成份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但是，要把这个“基础”从多种经济成份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决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需要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更不能是由某些理论家、改革家的主观意志去随意来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只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因此，我们研究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依据中国当前发生着的历史运动，准确地反映其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然后方能根据客观经济规律，有计划有步骤地去从事我们的各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把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地推向前进。杨献珍明确提出组成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形态”即基础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他们包括着以下几种生产关系：①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②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③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④个体农民所有制；⑤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五种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是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一幅轮廓画，这个画面是完全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的实际情况的。
杨献珍在摸清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后，便针锋相对地就“单一经济基础论”者的错误观点及其危害性逐一进行剖析和批判。他说，马克思教导我们：“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都是真实的基础”。斯大林也曾说过：“基础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既然，我们中国在过渡时期有五种经济形态，即基础，那么，为什么不能说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经济基础呢？“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说，什么叫“经济制度”？国家所有制才是我们的社会经济制度。对此杨献珍回答道：这是没有争议的。但问题不仅在此，问题在于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资本家所有制是不是中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若说不是，可是它们同国家所有制一样被规定在宪法中，都是合法的，为什么不能算是我国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经济制度呢？若说是，那么它们既然是我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为什么又不是我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呢？“单一经济基础论”者的“逻辑”到底是一种什么逻辑？杨献珍为了说明“单一经济基础论”者逻辑上的混乱，他又举出两个例子：一是他们说，“资本主义经济是我国社会中现存的一种经济基础，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我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二是我们认为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经济不能是我国社会主义类型政权的经济基础。但是这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在目前仍然是我国社会中现实存在的一种经济基础，不过它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基础……”
杨献珍说：“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说资本主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基础。这话说得太笼统，没有分析。假如这里所说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像苏联那样的国家，那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完全消灭了，当然它已经不再是这种类型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了。假若所说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还是处在过渡时期，那里资本主义还没有消灭，那就不能这样说。比如，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就写道：他们国家的经济就包括社会主义成份、小商品成份、私人资本主义成份，我们要请教“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这又应当作何解释？
杨献珍接着又反驳了“单一经济基础论”者的另一观点，即：小农经济也不是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强调指出：这同样是没有根据，缺乏分析的。他说，假若所说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像苏联那样的国家，那里小农经济已经被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农庄了，当然小农经济不再是这类国家的经济基础了。可是，像中国这样还处于过渡时期，就否认小农经济不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这无疑是说，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不要农业。因为事实很明显，直到现在，在我们的农业中，个体经济还占着绝对比势，而社会主义的农业则还是很少很少的，不要农业而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只能说是一种海外奇谈。为了使“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正确认识过渡时期小农经济的作用，杨献珍甚至不无讥讽地说：“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每天也是要吃饭的。不知道他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是否检查了他们所吃的粮食是社会主义的农场生产出来的，还是个体农民生产出来的。他们既然不承认个体农民经济是过渡时期我们这种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那么，他们还懂得一点逻辑的话，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就不应吃个体农民生产的粮食，因为社会主义的人而吃个体农民生产的粮食那岂不是有点太不体面吗？岂不是有点丧失立场吗？不仅如此，“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还说，不能承认“综合经济基础论”，假若承认了我们在过渡时期的“基础”是多种经济成份，这就必然使人感觉到似乎可以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对此，杨献珍说，这个“感觉”有点太奇怪。我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中有多种经济成份，这是一种客观现实，“承认这个客观现实”与“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不知道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承认这种现实“基础”，只是说这个多种经济成份的“基础”是我们走向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起点。谁也没有说过，承认了多种经济成份的“基础”就要永远保存这个“基础”的各种经济成份，使它们在这个“基础”中永远和平共居下去。
中国现在有一万万户个体农民经济，这是一种大量普遍存在的事物，硬不承认它，这不是很典型的唯心主义是什么？“单一经济基础论”者说，对于小农经济，不能承认，因为承认它，就要保存它。这样认识问题的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唯物辩证法认为对于客观存在的事物，不能不承认它，承认它正是为了要改造它。假若按照这些同志的认识，去指导农村工作，那么，除了产生工作上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和盲目冒进而外，再不会有别的什么东西。
“单一经济基础论”者，为什么在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问题上竟弄得如此思想混乱呢？对此，杨献珍评析道：这是因为这些同志的思想方法存在着严重的毛病，集中地暴露出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倾向。他们所以认为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有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其它实际存在着的几种经济成份都不是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客观上并不存在什么综合性、过渡性的基础，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客观分析中国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从片面了解“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概念出发，他们反对把“生产关系总和”了解为“各种经济成份的总和”，而坚持把它仅仅了解为“一定社会经济形式的诸生产关系的总和”。为了帮助“单一经济基础论”者更深入地理解和认识其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的错误，杨献珍更进一步地分析道：这些同志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还表现在：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死的尸体，他们把苏联已经完成了农业集体化以后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当作一个死公式，拿来套在中国今天的社会基础上。这里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些同志是把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看作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没有经过任何发展过程的东西。他们不了解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都要经过一个发展过程才能形成和巩固起来，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不是一下子形成后就永远不变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基础之形成都有其自己的发展过程，而绝不可把经过努力将来可能实现的目标当作今天的现实。他说，当前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就是领导中国六万万人民起来创造自己的历史，把旧中国改造成为新中国，把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改造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拥有现代化工业的国家。可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万丈高楼平地起。这就是说，中国工人阶级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他们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也就是在那“已直接存在的、既有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基础’上来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这个“基础”是包括着整个社会的，是包括着整个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和各种经济成份的，就是说，既包括工业，也包括农业（农业既包括集体农业，也包括个体农业），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份（这个社会主义经济成份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才有的），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份，也包括个体农民经济成份。杨献珍一再强调地指出：“基础”是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我党一系列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出发点，我们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是根据这个“基础”来制定的。正是因为这个“基础”中还存在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大量的个体农民经济，所以总路线中才规定了要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计划时所依据的原则，就是把国民经济各部门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要求各种经济部门（如工业、农业、交通）之间，各地区之间，各种经济成份之间，以及需要和可能之间，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不能只顾本部门、本地区、而不顾其他部门，其他地区，只顾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不顾其他经济成份，或者只顾需要不顾可能，如果不是这样，就必然会使计划发生彼此脱节，互不衔接或互相抵触盲目混乱现象。党中央指示我们：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计划，既要包括经济和文化的各部门，又要包括各种经济成份（如社会主义的、半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既包括大型的集中的现代化经济的，也要包括小型的、分散的、落后的经济。由此可见，我们说，“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对于我国在过渡时期对”基础”的解释，也是违反我党在过渡时期的各项政策原则的。
在论述到我国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问题时，杨献珍说，就我自己来说，对于上层建筑的认识是不太明确的，只是模糊的认为社会意识形态就是上层建筑。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出版之前，我对于上层建筑能够积极帮助自己的基础的形成和巩固，能够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根除和消灭旧基础阶级的作用，能够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是认识不够的。接着杨献珍根据他对上层建筑的理解剖析一些同志提出的：既然我国在过渡时期社会的基础中包括了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就应当在上层建筑中有它的地位，否则，就是不合逻辑的。对此，杨献珍认为：中国过渡时期的基础是由多种经济成份构成的，但在这些经济成份中，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就应是也只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不是其它。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能为这个基础服务得好。他在引述了《共产党宣言》中“思想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精神生产的随着物质生产改造而改造么？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思想”后，指出：在过渡时期的中国，既然我们都承认工人阶级是领导的阶级，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在这种情况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之成为统治思想，成为中国过渡时期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统治观点，自然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此外，一些同志还提出另一个观点：“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基础中又有资产阶级，上层建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那么，是否马列主义也为资产阶级服务呢？”对此，杨献珍作了极富哲理的回答，他说，从过渡时期我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就决定了，马列主义只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服务，而决不会为资产阶级服务。今天我们处在过渡时期允许资产阶级存在，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一方面这是照顾了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但另一方面也正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去照顾资产阶级，不是单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去照顾资产阶级。我们党正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来指导中国革命。当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上还有其一定积极作用的时候，为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必须允许资产阶级存在，才是正确的政策。
综上所述，统观杨献珍就我国过渡时期发表的《关于中国新民主义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两篇文章，其观点是鲜明的，立论是深中肯綮的，逻辑是严密的，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深远的科学价值，是我国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一位对党对人民富有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和充满理论勇气、旺盛斗志而又能够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探寻、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然而，不幸的是，从1964年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的10多年的时间里，“综合经济基础论”一直被极左路线和林彪、“四人帮”当作批判的耙子、攻击的目标。他们利用广大读者不能看到杨献珍文章的内容，不明全文的真相，采取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等手法肆意对其诋毁诬陷，把它说成是“抹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1970年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组”更进一步为他罗织罪名，把它说成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理论”，是“唯生产力论的变种”，是“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平衡发展’”，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等等，即使在文化革命结束，“四人帮”垮台后，还有人对杨献珍揪住不放，他们在《哲学研究》1978年一、二期合刊上撰文继续对他的文章肆意进行篡改，歪曲，甚至诬蔑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主张立论等等。在那种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政治气候下，“单一经济基础论”，却被公认为是占统治地位的正确论点，被写进有关文件、被编成哲学教科书而广泛发行，让广大干部和全国高等院校的广大师生学习。据有关图书发行部门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从1962年艾思奇主编的中国第一本哲学教科书到今天的几十种不同版本的哲学教材，印数达数十万册，有的至今仍以“单一经济基础论”观点作为教材任其谬种流传。面对这种严重有悖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现行经济体制状况的现象，我们庆幸地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者马俊峰、北京大学教授黄楠森等人，根据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起来的多种所有制共存并共同发展的体制，郑重地提出了应该对“综合经济基础论”重新作出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评价，以彻底否定和破除以“左”倾思想路线为特征的“单一经济基础论”。1996年9月，黄楠森在纪念杨献珍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而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内部的关系的总和——这是50年代（甚至是今天）从苏联教科书传过来的观点，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观点。杨献珍同志在50年代初期提出的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或过渡时期基础的观点不仅是一种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新观点，而且在理论上也违背了苏联教科书的观点，这在当时是离经叛道的，确实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或者说政治勇气，才敢提出来。今天的条件当然比当时好多了，但我认为这种独立思考，有根有据地提出新观点的精神仍然是值得倡导的。”黄楠森还说：“杨献珍同志提出的关于经济基础的理解，我认为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教科书对经济基础的那种理解未必符合经典作家的论述，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实际情况。既然没有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一种所有制，既然不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为这个社会提供了农产品、工业品、社会服务，从经济上支撑了这个社会，为什么它不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呢？承认某种所有制是某种社会的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是否就是承认它应该发展壮大而不能加以限制或消灭？我认为对前一个问题应给以肯定的回答，对后一个问题应给以否定的回答。总之，杨献珍提出的有些问题今天仍未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在今天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重要意义的”。
对杨献珍“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无端围攻和讨伐，对“单一经济基础论”无谓的吹捧和张扬，其后果不仅窒息了学术理论界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正常的积极有益的研究、探索，而且助长了实践中极左思潮的蔓延滋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共和国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状况，不顾我们所推行大政方针、治国方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标准，而一味地按照“单一经济基础论”的错误理论，片面夸大非公有制的危害性，无限强调经济基础越单一、越纯粹越好，公有制形式越高级越好，甚至将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视为洪水猛兽，异类邪端，必欲予以彻底根除而后快。就是在这种急于建立一个绝对纯粹化、理想化，只有国营公有制经济一种成份的“单一经济基础论”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和支配下，于1958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红色风暴，一时间“赶英超美”（十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超过美国）“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等脱离实际的政治口号响遍共和国的上空，什么“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唯心主义的言论，成为新闻媒体唯一正确的舆论导向，在如此狂热而浓烈的政治气氛下，于是在农村一股股一阵阵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搞取消农民自留地、自留果园、自留树、家庭副业，消灭一切产生资本主义的私有经济的活动，愈演愈烈。更有甚者，一些所谓“左派”理论家甚至在媒体上发表宏论，提出为了加速共产主义因素在中国的迅速增长，现在就应消灭货币、商品，废除按劳分配原则，实现全面供给制。古语云：“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前面我们曾引述了杨献珍在《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一文中指出的：“我们不能把可能当作现实，把将来必须努力达到的目标，当作今天的现实。否认或忽视个体农民经济还是今天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基础，这样的思想不仅不符合今天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且还包含着很大的危险性，这就是如上所说的，这样的思想表现在实际工作上，一定要发生主观主义、盲目冒进的倾向”。此番真言距离大跃进的狂热年代，仅仅只有五、六年工夫，就为杨献珍不幸而言中。这充分地表明：真理不可侮，客观经济规律不可悖，不论是什么人，谁违背客观规律，谁无视科学、真理，轻侮科学、真理，谁就必定受到无情的惩罚。因为追求单一经济而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运动，其后果不仅给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的经济造成大破坏、大灾难，使共和国的经济陷于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且破坏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败坏了党在人民群众长期形成的光辉形象。
面对共和国所遭遇到的空前灾难，党中央后来虽然在农村政策上作了某些调整，给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一定程度的宽松环境，但由于根深蒂固的“单一经济基础论”已经在人们头脑中形成了牢固的思维定势，及至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在中华大地上，一场新的穷过渡的共产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风暴，比之大跃进年代的共产风更为彻底、更为猛烈，致使我国刚刚有所复苏的国民经济再一次遭到更加严重的摧残和破坏。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多的“文革”浩劫，使我们的国家得以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光辉路线，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总结了中国建国后几十年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思、检讨了建立在单一经济所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严重弊端，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治国方略和一系列的大政方针，逐步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及其模式，针对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和经营体制的共同存在和积极发展各种个体经济的方针政策，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规模，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引进外国资金在中国投资，开办独资、合资等多种形式的企业，从而打破了过去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经济体制。由于在实施这些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党中央彻底摒弃了过去大轰大嗡，盲目蛮干，强迫命令，动辄大搞群众运动的一套错误作法，改由为广大人民群众易于接受的“先试点，后推广，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稳步推进，”的方式方法，所以在短短的几年里，就使原来元气大伤的共和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繁荣景象，不仅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对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激发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改善和提高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增强了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推行规模如此广阔的变革，竟然在全社会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和震荡，实为世所罕见。这足以表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所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何等的顺民意、合民心！“有比较才有鉴别”。历经半个世纪的艰苦实践，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可以说：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客观真理，是符合党的改革开放的治国方略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的；“单一经济基础论”是不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客观实际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它是一种把社会主义纯粹化、理想化的理论，是建立“一大二公”，纯粹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说，党的三中全会前中国的国民经济的濒临崩溃从反面证明了“单一经济基础论”是错误的，那么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则有力地从正面证明了“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正确性。
关于”综合经济基础论”和“单一经济基础论”的争论，长期以来，不论是经济学术理论界，还是经济学领域的爱好者，许多人都为此而困惑，同样，杨献珍也常为此争论而萦绕于怀。因此，自三中全会后，不时有人在造访他时，就这个问题请教于他，与他讨论“基础”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他接待了一位来自他家乡的一位年轻的从事经济工作的客人，当谈及到当年关于“基础”问题的争论时，客人大惑不解地发问道：“历史是人类用双脚一步步走过来的，不是用面团随意揉搓出来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的生产力的发展从来那是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在封建社会里，既存在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存在着数量不等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了主导因素，谁能说它就没有一点个体经济私有经济？象这样显而易见的问题，即使说给三、五岁的黄口小儿都不难理喻，可是为什么“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就是不承认，而硬要反对你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呢？”对此，杨献珍沉思半晌，答：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过去我以良好的心愿解释这个问题，以为这些所谓的理论家是受了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想把中国建成一个纯粹化、理想化只有单一公有制经济的社会主义社会哩！后来经过一位高人的指点，才使我感悟了过来。这个高人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马克思。马克思说，搞经济学，是很容易”把这个利益的仇神招到战场上来的”。因为谁都明白，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实证的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你决定从事这个职业，你就必须认真地遵守对国家对社会负责的基本职业道德，准备时刻与人处于激烈的辩论之中，而这种辩论又时时事事存在着利益关系，这个利益关系又往往不是来自人民大众，而是来自官方。人家为了得到官方的青睐，赞赏、恩典，你却在那里硬要坚持什么真理，维护什么党国利益，给人家唱反调，阻挡人家的升官晋爵，断人的财路，自然人家就要与你决对争斗到底！……客人听了杨献珍的这番论述后，又发问道：“因为这场争论，使你挨批挨斗，蒙受了很大的委屈，现在你是不是感到有点后悔呢？”杨献珍用他那浓厚的鄂西北家乡口音坚定而又铿锵地说：“我后悔什么？对此，我可以告诉你四个字：“无怨无悔！”接着杨献珍又补充道：“西方有位伟大的哲人，他有句名言叫做：我说了，我拯救了我的灵魂！而我也正是这样去做的。”真可谓是哲人之思，智者之语，独一无二，深邃久远。这正是杨献珍同志的难能可贵之处。
收稿日期：2003-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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