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民企财产关键在一视同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企论文,在一论文,财产论文,关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财产被私人卷走，这种打劫式的犯罪在民营企业内部大量存在着。广东省个体私营协会一位负责人称，广州有很多民营企业的财产，都是几十万几十万地被企业内部的不法分子贪污盗窃，无法追回。即使这些企业查到携款潜逃人的窝藏地，当地公安部门也往往不予受理，反而要求企业私下处理。
６月１２日，广东中小企业局举办了一个民营企业立法座谈会。从这个小小会议上，引申出一个大话题，就是贪污国有企业的公款要判刑坐牢，而民营企业的"公款"被人贪污后，执法部门却不管。这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财产保护的一大缺陷。比如现在有些民营企业的资金与技术被内部人私自卷走，而公安与法院部门却不予受理。这一现象，引起不少民营企业家的恐慌和担心。就此，记者专访了我国研究中小企业法的著名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与他的弟子、经济法研究生吕亚峰。
乔教授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民营企业在数量上、规模上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所有制和所有权的关系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了我国的法律只强调对国有、集体、个人财产的保护，而忽视了对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民营企业财产受到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问题成为压在民营企业家心中的一块石头，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民营企业产权结构还存在缺陷，民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产权结构有三种形式：单个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
这三种形式的特点有三个：
一是资本的高度集中。多年来，资本高度集聚的现象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根据有关资料显示：１９９６年，业主个人资本占企业资本总量约８０．１％；１９９９年为８０％；２００１年为７６．２％。在产权结构的三种形式中，单个业主制占了其中的绝大多数。在合伙制和公司制中，企业个人一"股"独大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资本的集中必然带来风险的集中，这对民营企业 将来的发展构成极大威胁。其次，产权的不明晰。这突出表现在合伙制民营企业中。合伙制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式，一种是朋友式。在创业初期，这种产权形式的确有助于企业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但一旦企业做大后，问题就出来了，家庭成员之间、朋友之间往往为争夺财产反目成仇，最终造成企业的分裂或衰败。
最后，是产权的宗法性。民营企业的产权大多掌握在家庭成员、朋友手中，使得民营企业的产权带有强烈的亲缘、血缘和地缘性。
尽管目前我国公司型民营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家族式管理依然是民营企业管理的一种普遍方式。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家族式管理的弊端也逐渐暴露，所以，推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成为规模不断壮大的民营企业的必然选择。
乔新生说，由于我国没有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相当多的职业经理人与创业者相比并没有显示出其过人之处，所以，职业经理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企业财产，挪用企业资金，泄露商业机密的事情屡屡发生。
保护民营企业的财产不是哪一个法律部门的事情，要从不同角度来对民营企业财产进行保护。
对于保护民企财产方面出现的法律"缺位"这一问题，乔新生认为，保护民营企业的财产不是哪一个法律部门的事情，它需要众多部门法共同作用，相互协调，形成一个严密的保护体系，从不同角度来对民营企业财产进行保护。这个法律体系应既有公法的内容，又有私法的内容。其中，公法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等，私法包括民法、商法等。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权威最高。国家的根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机构等都由它作出规定。１９９９年，我国宪法第１１条修订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样的规定大大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地位，为民营企业财产的法律保护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也赋予了其他法律对民营企业的财产进行保护的合法性。
刑法是保护民营企业财产的最后一道防线，它表现为国家运用公权力对侵犯民营企业财产的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对民营企业的财产实施公力救济。这种保护是一种事后保护。我国现行《刑法》对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突出表现在其分则的规定上。现行《刑法》分则的第五章用一整章的篇幅规定了侵犯财产罪，再加上分则规定的其他相关罪名，就构成了一张比较严密的保护网，如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等。
行政法是关于行政管理和行政监督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对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也按照这两方面的内容而展开。一方面，当民营企业的财产受到侵犯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制止不法侵害行为，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挽回民营企业的财产损失。另一方面，一切权力都有滥用的倾向，因此，行政法律明确规定了行政权力行使的范围、程序，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实施监督，防止行政权力对民营企业经营活动的侵害，从而达到对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如《行政处罚法》，它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的种类、程序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此外，当民营企业的财产受到行政机关侵犯后，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的程序性规定，请求国家赔偿。
民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它起着调整平等主体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作用。在民法中，与民营企业财产保护相关的是物权法和债权法，两者从不同的角度来对民营企业财产进行保护（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物权法，其内容主要由《民法通则》和《担保法》来规定）。比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侵占、哄抢、破坏。"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合同履行的抗辩权制度、合同保全制度以及违约责任，为民营企业在商品交换中维护自身合法利益提供了法律武器。
根据民营企业三种不同的类型（公司制、合伙制、单个业主制），我国的《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分别对民营企业的财产进行保护。如《公司法》中关于对董事、经理、监事一系列的禁止性规定："董事、经理、监事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以及侵犯投资人财产权利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我国的《合伙企业法》对侵犯合伙人财产权利的法律责任做了规定，如"合伙企业招用的职工，利用职务上便利，将合伙企业财产非法占为己有或挪用合伙企业资金归个人使用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个人独资企业法》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强制个人独资企业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的，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予以处罚，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的规定。
当然，对民营企业的财产实施保护并不仅限于以上的几部法律，其他一些法律，如《中小企业促进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也对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起了一定的作用。
保护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引起了修宪的争论，从现在来看，没有必要修宪。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工商联向政协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私有财产保护的提案，呼吁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一时间，"修宪"成为焦点，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在采访中，乔教授说，我个人认为，对这个事情应该分两个问题来看。首先，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是否合理？回溯历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在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但在现代社会，历史条件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所有权的绝对被弱化，私有财产的社会化成为世界潮流，现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纷纷修改或取消了这一条款。如果将它写进我国宪法，当公共利益同私有财产相冲突时，该如何作出抉择。况且，我国的法律规定了出于公共目的，政府可以对公民、企业的财产进行征用征收的制度，两者又如何协调？所以，不赞成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进宪法。其次，现行宪法能否对私有财产进行有效的保护呢？在整个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体系中，宪法所起的作用是为其他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提供最权威的依据，赋予其保护的合法性。其并不规定具体的保护制度，这也是由宪法是根本法的性质所决定的。所以，只要宪法规定了对私有财产进行保护，那么它的作用也就起到了。而我国宪法的第１１条明确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因此，乔教授认为，现行宪法能够对民营企业的财产提供有效的保护，修改宪法没有必要。
建立平等的保护观，加大对侵犯民营企业财产犯罪行为的惩罚力度。
针对记者提出的民营企业财产权难以得到法律保护问题，吕亚峰说，关键在于法律面前所有企业都应该平等。但是，我国刑法在对待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上，却实施了双重标准。从量刑幅度到适用标准，两者之间差别很大。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对侵犯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行为做了区别对待。比如，刑法第２７１条规定的职务侵占罪："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数额巨大的，处５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在国有企业、公司或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有上述行为的，则按贪污罪处理。我国刑法规定，贪污罪最高可判死刑，而职务侵占罪最高也只是１５年有期徒刑。
又如，刑法第１６８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中也存在，然而，我国刑法却对此没有做出规定。这种重判与轻罚、有罪与无罪的区别，很可能会导致罪犯衡量犯罪成本，驱使他们去侵犯民营企业的财产，这样就很不利于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遗憾的是，刑法中这样的规定还不少，如"为亲友非法牟利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等。吕亚峰认为，应尽快完善我国刑法中关于侵犯民营企业财产行为的规定，在保护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问题上，一视同仁，不偏不倚。
转变行政立法理念，切实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
据一项针对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显示：对于如何解决"三乱"问题，有３５．４％的被调查人认为应加强立法工作。针对这一问题，乔新生认为，长期以来，我国行政立法中存在着诸多误区，如重实体、轻程序，重授权、轻监督等，这给民营企业财产的保护带来不少困难。在立法中，立法机关往往重视对行政机关权力的授予，放松对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并且大多数有关行政程序的法律规定都由行政机关自己来完成。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行政机关在立法中会过于注重自身权力的大小，忽视相对人的权利保护，强调相对人的义务。现行行政法保护民营企业财产的规定不具体，缺少可操作性，更多的是一些类似于口号的抽象条文。如在行政征用上，对于什么是公共目的、行政相对人遭受损失后的救济途径以及被征用个人、企业的利益表达机制等，都缺乏详细的说明。此外，我国还缺少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除了《行政处罚法》外，在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领域，仍处于无统一行政法律调整的混乱局面，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地方性立法，甚至是红头文件。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向民营企业乱收费、乱摊派等现象屡禁不止的其中一个原因。
乔新生建议，在以后的行政立法中，立法机关应重视对行政活动程序的立法，尽快出台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加强对行政主体的约束。同时，应增加对行政相对人保护制度的具体性规定，给予行政相对人包括民营企业更大的安全感。完善公司法，加强对民企财产权的保护。
乔新生认为，在保护民营企业财产方面，现行的《公司法》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公司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不如国有、集体财产；二是《公司法》的可诉性不强；三是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不完善。
首先，《公司法》的一些规定偏重于国有企业，歧视私营企业。如《公司法》第４条规定："公司中的国有财产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而对私营企业却没有类似的规定。又如《公司法》规定了"国有独资公司"，而私营企业却不被允许设立"一人公司"。其次，《公司法》上的民事责任制度不完善，公司股东缺乏民事救济机制。我国《公司法》就公司的董事、经理、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应尽的义务做了不少的规定，如董事、经理、监事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和善良管理义务等，但忽略了对他们违背公司义务民事责任的规定，公司股东利益受到损害得不到赔偿。此外，《公司法》对股东民事救济机制缺乏具体规定，如《公司法》第６３条虽然规定了"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却没有明确由谁来主张民事索赔权，是公司、管理人员，还是股东？因此，在以后的《公司法》修订中，应确立民事责任制度，规定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并提供具体的民事救济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