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方法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中国历史文化论文,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波澜迭起，至今未息。有以国家命运相拷问，有以民族前途相责难，有以社会改造相寄托，有以人文精神相嘱咐……但终因时势所异，使命各殊，而致议论参差，仁智抵牾。陈寅恪则取一纯粹学术的立场，以冷静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深入研究，终生不辍。陈寅恪“对于历史文化，爱护之若性命”（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233页。），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在其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中，筚路蓝缕，以开荒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巍然一代国学泰斗。其真知灼见，有如拨乱云飞渡之日，常使千古学案，涣然冰释；其治学成就，“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常令后学难以望其项背，明其津梁。
在本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热潮再度呈上升之势。世纪之交的凝重气氛，促使研究者更多地从学术的要求探索中国历史文化的内蕴。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决定了对陈寅恪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方法进行总结和分析的必要。陈寅恪在临终前一年嘱托助手黄萱：“我的研究方法，是你最熟识的。我死之后，你可为我写篇谈谈我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文章”（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由于种种原因， 黄萱未能如命，我们也无法看到陈寅恪先生对其研究方法的系统记载。薪尽火传，我们仍可搜集陈寅恪的诗文论述、师友缅怀、弟子回忆、学者研究，因指见月，窥其门径。所得三法，以为根本。是耶非耶，祈请海内外方家教正。
一、直接研究文化本原
1935年，陈寅恪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经过长达十来年的中译本佛经研究，于这一年提出直接研究文化本原的方法及其意义：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发挥其特性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众所易知：山水画大师若不游历名山大川，得其神韵，摄入作品，则所出必无气象。语言学家若从未实际接触过某语种所在的国家和人民，其研究结果终将不如人愿。军事指挥家若不深入战场，实地指挥，必然出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失误。研究文化而取间接之法，势必难免曲解走样之患。众所难知，在于渡江海之舟楫，出迷宫之向导。
陈寅恪指出，研究文化本原，“首在通达其言语”（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语言文字是历史文化研究最基本的工具，近现代中国任何一位大师级的学者，无不精熟于此，少则一门外语，多则十数门外语。陈寅恪历史文化本原研究“首在通达其言语”的“七字真言”，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大结晶，为此，曾耗费他几十年的功力。他所承受的艰难困苦，既反映其超人的毅力，也表现其过人的才华。
陈寅恪出身于士宦世家，祖父陈宝箴曾任曾国藩幕僚、湖北按察使、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明，主张变法。父亲陈三立为清末著名诗人。陈寅恪自幼年起即得到良好的新式教育，13岁东渡日本留学，20由亲友资助赴德国，考入柏林大学。此后，入读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攻读梵文、巴利文、藏文等。与陈寅恪同学七年的俞大维先生撰文指出：
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ueders学习梵文与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 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Baron A.Von Stael-Holstein）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与巴利文都特精。
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注：《陈寅恪先生论集》）。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披露了陈寅恪早年留学德国期间残存的64本学习笔记的情况：
一、藏文 十三本
二、蒙文 六本
三、突厥回鹘文一类 十四本
四、吐货罗文（土火罗文）一本
五、西夏文 二本
六、满文 一本
七、朝鲜文 一本
八、中亚、新疆 一本
九、佉卢文 二本
十、梵文、巴利文、耆那教 十本
十一、摩尼教 一本
十二、印地文 二本
十三、俄文、伊朗 一本
十四、希伯来文 一本
十五、算学 一本
十六、柏拉图（实为东土耳其文） 一本
十七、亚里士多德（实为数学） 一本
十八、金瓶梅 一本
十九、法华经 一本
二十、天台梵本 一本
二十一、佛所行赞 一本（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陈寅恪在《与妹书》中，留下了他当年穷治语言文字之学的踪迹：
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系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同属一系。以此之故，音韵训诂上，大有发明。……旧藏文既一时不能得，中国大藏，吾颇不欲失此机会，……又蒙古、满洲、回文书，我皆欲得。可寄此函至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价廉者，请大哥五哥代我收购，久后恐益难得矣（注：《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
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记蓝孟博语）：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
在清华时，不论天气冷热，常乘车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档案。清时机密都用满文书写，那是最原始的史料，先生一本本看，重要的就随手翻译（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陈寅恪的女儿流求回忆：
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叫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页。）。
陈寅恪在国学方面，修养也很深。俞大维先生曾指出：
我们这一代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
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因是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注：《陈寅恪先生论集》。）。
陈寅恪的弟子蒋天枢记载：
是时先生教学在佛经与中国史方面，然仍留意古籍及中国古文字之学。本年（1927年）秋，曾令学生戴家祥迻录马叔平校孙仲容《名原》于所藏本上。又令人传抄孙仲容《尚书骈枝》（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
中国传统学术讲究根柢之学，即音韵、文字、训诂之学。通家认为以此入经，则经学可信。以经学入史，则史学可信。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赵元任《忆寅恪》记载：
第二年到了清华，四个研究教授当中除了梁任公注意政治方面一点，其他王静安、寅恪跟我都喜欢搞音韵训诂之类问题。寅恪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通达其语言文字，方可直接解读第一手资料，避免迻译之误、间接之患。与此同时，方有可能详细地占有可靠的资料。乾嘉学派对考据学的研究，可谓登峰造极，但陈寅恪以贯通中西之学，棋高一筹。他曾举例指出：
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注：《学衡》，第20期，1923年8月。）。
通晓各国、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就可以对各国和各民族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源流枝蔓进行深入的考察，对某一系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传播进行直接的研究。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比较研究就有了先决条件。学者一旦在语言文字的训练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就能站在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上，使学术视野异常开阔，学术眼光十分高远。陈寅恪正是以其卓越的才识、深厚的功力，驾驭多种语言文字，藉以治学，左右逢源；用以比较，游刃有余。因而其学术创获，超过前人，高于同侪，也使后来者视为畏途：
先生运用多种语言进行语文考证之例在其著述中屡见。例如在考证《蒙古源流》一书时， 他用满文、 蒙文、 中文相互印证， 考证出Temegetu为榆林，Turmegei为灵洲，与Derssekai和Deresgai等名， 同属一地， 因而辩证了施密德（Isaac Jacob
Schmidt ）蒙文译本将Turmegei和Temegetu误为一处的错误。
先生丰富的语言学知识，使他在考据学上远远超出乾嘉诸老，辩证了不少前人的错误。例如，他指出天台宗智者大师误“悉檀”之“檀”为“檀施”之“檀”，因而将“悉檀”释为“遍施众生”。而不知“悉檀”是梵文Siddhanta的对音，其字从语根Sidh 衍出，意为宗、理；而“檀施”之“檀”为Danna的对音，其字从语根Da衍出， 两者绝无关系（注：《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陈寅恪治学，用思之细密极于毫芒，虽沿袭清代乾嘉学派治经之术，实汇集中西治学之道于一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陈寅恪治学之利器是比较语言学，其所善之事是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他的研究实践表明：越是多角度、全方位的宏观研究，越能揭露历史文化的真实，洞察历史文化的真相，把握历史文化的规律。语言文字提供了这一多角度、全方位宏观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此虽为学者研究之关隘，实达真理彼岸之通途。陈寅恪直接研究文化本原的心得诚属治学的不二法门，其匠心独运、金针度人之功，虽历千秋，亦不可没。
二、在史中求史识
陈寅恪治学始终坚持“学术求真实之旨”，研究历史在于“陈述覆辙”，以供鉴诫之意（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9页）。
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他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如上所说，在史中求史识（注：《陈寅恪先生论集》）。
中国传统史学要求史家具备才、学、德、识的素养，而“史家四长”中，又以史识为根本。所谓史识，就在于对历史本质的深刻理解，对历史规律的准确把握，就是具备见微知著、明察秋毫、鉴古知今、高瞻远瞩的能力。从来史家治学，都以史识高低定其优劣。陈寅恪治学，以获得史识为圭臬。他对“史识”二字的特定诠释是“知人论事之旨，论世知人之识”。实际上，史学在陈寅恪心目中，几乎被定义为事理之学。正因为陈寅恪的研究成果具足史识，读之能使人洞明事理，才赢得海内外学界的交口称誉。
历史学家穷毕生精力和心血，去获取史识，而立不刊之论、创不破之说却殊为不易。陈寅恪治史，不避艰难，逆流而进，所获“从史中求史识”之诀，实为入历史堂奥之锁钥，达史学真诠之关键。
历史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主要特征，在于其研究主体总是很难直接进入研究客体之中，必须通过史料这一中介环节来实现研究的可能性。而史料的记载者由于受到认识水平、思想情感、立场观念、搜集渠道、社会条件、政治状况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致使所记录的史料难免鱼龙混杂、隐晦不明、残缺不全、片面间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面对浩瀚的史料，研究者即能体察到中国乾嘉学派、德国兰克学派对于史料进行长期而深入爬梳、清理的伟大功绩。陈寅恪生于清季，幼承庭训，浸染乾嘉考据之学，自不待言。早年求学德国之时，正值兰克学派主导史坛潮流，受其影响之大，也是可以推见的。
正是基于对中西两大学派的治学方法体会至深、融汇贯通，陈寅恪才感到史识必须也只有在史料所构成的历史中才能获得。乾嘉学派将史学变成史料学，陈寅恪则认为考据只是治史的手段，不是治史的目的，从而将研究推向更新、更高的境界。至于这一点，陈寅恪的受业弟子有着十分直白的记载：
陈师对历史研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发现（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陈寅恪“在史中求史识”的断语，就是要求历史研究不能离开史料，轻视史料，更不能曲解史料，宰割史料。否则，既乏历史之实，更无史识之论。陈寅恪将历史考据放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既不一昧贬抑，又不人为拔高。只是“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要求“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而全部信从也”（注：《陈寅恪先生论集》）。坚持论从史出，史论合一，考史以求真，研史以获识的学术研究宗旨，并一以贯之，履行不辍。他在研究实践中获取史识的具体方法，大致有以下六种：1.横向比较 陈寅恪指出：“在治史中能开阔思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作比较研究”（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86 页。）。横向比较可分两类，一为中外比较研究：在研究宗教史和西域民族史时，运用横向比较研究的方法，阐述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与汉族文化的交叉影响，在研究文学史时，对中国弹词体与希腊、梵文的史诗进行比较。一为学科之间的比较研究：以诗印史，文史贯通、交互验证。运用横向比较的研究方法，难度极大，非精通多种学科、博览中外文献者不为功。比较研究也极易出史识，因为只有比较，才能鉴别。通过比较，才能从不同角度、层次揭露事物的本质。
2.纵向联系 论者往往惊于陈寅恪治学不以搜奇猎异取胜，引用资料多为人们习见之书，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典》之类，但所得结论则往往出人意料，所获成果则令人难以企及。实际上陈寅恪博闻强记，善于通过考证来说明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从而探寻到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周一良先生在《纪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指出：
……陈先生长于贯通、观察发展变化，如从南北朝分别找出唐代各种制度的渊源，他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唐史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进的。他看历史问题很重视纵向观察，看源流和演变，能以几百年历史为背景来观察，正由于如此，陈先生的论著大都视野广阔而辨析精深，符合于辩证法，在讨论政治史时，无论人物、事件或典章制度，陈先生都不是就政治论政治，而往往联系到文化来考察其关系，这样就更全面而有说服力（注： 《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功力至此，史识的获取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瓜熟蒂落，唾手可得了。
3.综合分析 陈寅恪善于综合分析古人的言论和行事，中国历史上素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由此他认为后人研究就不能有失偏颇，必须综合言行，以考其实。他指出：
言，如诗文等，研究其为什么发此言，因为古人有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之论，所以诗文等与当时社会生活、社会制度就有某种关系。如“清谈”为什么发生，与当时社会有何关系等”（参《清谈与清谈误国》）。“事，即行，行动，研究其行动与当时制度的关系。《通典》、《大唐六典》、《唐律疏义》皆讲制度（system ）组织（st-ructure ）方面，现在要研究制度的放行（function），研究制度对当时行动的影响和当时人行动对于制度的影响，研究某种行动为何发生，如结婚必与民法有关，杀人必与刑法有关（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通过对史料记载所研究对象的言论和行事的勘合，就容易看清历史真相和本质，见识自然高人一筹。
4.神游冥想 陈寅恪治学，极其注重史料，并深知历史文献残缺不全，史料考证范围局限，历史原貌恢复不易，知人论世断语极难。所以研究者决不能划地为牢，自缚手脚，必须另辟蹊径，双轨齐下。他指出：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5.精思博识 古有“见多识广”、“老马识途”之谚，古今中外富有通识之士，无一不是博览群书之人。陈寅恪之侄封怀所撰《回忆录》记载：
祖父藏书很丰富，六叔在他十几岁以及后来自日本回国期间，他终日埋头于如烟海的古籍以及佛书等等，无不浏览（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余大维记载：
……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注：《陈寅恪先生论集》）。
陈寅恪之女美延追记：
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胡守为先生撰文指出：
先生早年四出求学，从不以猎取学位为目标，故虽留学欧美多年，并无任何头衔，但其学识却深得国内外学术界人士的推崇。在德国留学时，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载《谈陈寅恪》）。吴宓于一九一九年在哈佛大学结识先生，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文，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吴宓《空轩诗话》）（注：《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天下之大事成于细，天下之难事成于易，陈寅恪以其坚强的毅力，长年苦读不辍。双目失明之后，他借助手之力听读，世罕有所俦。其视学术胜于生命的精神，诚能泣鬼神，惊天地。陈寅恪治学之论，厚积薄发，价值弥高，常能廓清旧说，激荡新学。观陈寅恪读书札记，即可明证。
蒋天枢先生深知陈寅恪读书之法意义重大，特为表出：
先生生平读书，用思之细，达于无间，常由小以见大，复由大以归于细；读者倘能由小以见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读书，用思绵密，用语雅隽，立言不多而能发人深省。所记，大抵申抒己见，或取新材料补证旧史；或考校异同，与前贤札记之以铺叙例证得出结论者，颇异其趣。将来先生书出，对于未来学术界将有深远影响，可预卜也。
……先生生平所著书，大多取材于平素用力甚勤之笔记，其批校特密者往往即后来著书之蓝本（注：《陈寅恪先生读书札记·弁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陈寅恪以其治史实践阐述文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在于知其所以然：是以论唐史者必以玄宗之朝为时代划分界线，其事虽为治国史者所得略知，其所以然之故，则非好学深思通识古今之君子，不能详切言之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6.宏观把握 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治学极注重通识与特识，并以此为准则，衡量学术成就的价值、学者治学的境界。因为不打破畛域，就无法沟通系统；不宏观把握，就无法认识整体。关于这一点，陆键东先生作过一个很有见地的评论：
早年陈寅恪以“考据”而名，并终身为此名所累。但其实陈寅恪更长于从宏观上揭示历史发展中每一阶段的特殊形态及一般的发展规律。陈寅恪这种超俗的眼界，在他那两部隋唐史研究的双壁中第一次作了完整的与惊人的展示。提出了从“种族与文化，制度渊源”去考察中国中古盛世的观念。陈寅恪这种宏观的史识与气度，使他脱胎于朴学，又不为考据所局限的笔下的历史，呈现出特别动人的魅力。这种魅力同样在《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论再生缘》与《柳如是别传》不是陈寅恪鸟瞰一个时代历史的通论性著作，但也随处可见陈寅恪对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走向，作入木三分的宏观概括与点评（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525、526页。）。
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
1932年秋，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设晋至唐文化史课，在讲到课程学习方法时指出：
就是要看原书，要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以上录“卞记”）（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应该说，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是陈寅恪为人与治学的根本，也是其通识的结晶，史识的前提。陈寅恪的思想与主张早在其所撰王国维纪念碑碑文中即已形成系统。王国维自沉后两年，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刘节等人请求陈寅恪撰文纪念。陈寅恪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因此撰文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之人。陈寅恪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须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碑文指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立碑撰文之事在1929年，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之时，清华校长罗家伦，也是二陈（CC）派去的。碑文中的“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陈寅恪所经历的世变很长。在戊戌政变期间，他赞扬光绪皇帝。入民国后，他称道孙中山之为人。但他认为研究学术应该与流行的政治思想严格分开，只有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而受“俗谛之桎梏”，则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因此之故，也就不能发扬真理，研究学术。陈寅恪认为，对于具体的学术问题，都是可以商榷的。他指出，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误之处。我国关于蒙古史的研究，由王国维承先启后，厥功甚伟，王氏著作精审，学问一流，但因他仅通日文，未能运用直接史料。相比之下，陈寅恪则研究工具完备，能阅读蒙古史研究的直接史料，所以能与其商榷。与此同理，陈寅恪自己承认其学说也有错误，别人也可以与自己商榷。这些都不算什么，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则不能有任何的变易。他在碑文中指出：“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对于众说纷纭的王国维之死，他认为与罗振玉的恩怨不相关，与满清的灭亡也不相关，王氏实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而且必须以死力争。碑文中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他认为，别的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才是大事。
陈寅恪在研究中已深刻地体会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是文化走向繁荣、学术走上科学、创作体现价值、人生存在意义的关键。他在许多论著和与人交谈中都指出了这一点：
不能硬抄苏联，要知苏联科学来自西欧及美国，一切不能盲从，要头脑清醒（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
《再生缘》一书在弹词体中所以独胜者，实由于端生之自由活泼思想，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故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举此一例，可概其余（注： 《论再生缘》， 《中华文史论丛》1978年第2期。）。
披寻钱柳之篇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注：《柳如是别传缘起》）！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注：《赠蒋秉南序》。）。
陈寅恪双目失明，又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自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唯剩颂红妆”（注：《辛丑七月，两僧老友自重庆来广州，承询近况，赋此答之》）。然而，“陈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清闲风趣之行动也”（注：《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陈寅恪自述“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注：《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注：《赠蒋秉南序》）。所学所论“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所愿在“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注：《赠蒋秉南序》。），将继承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最高理想。陈寅恪治学论术，迥异时流。精探力索，超越凡响（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33 页）。可谓博大、精深、高远。剖析并借鉴其研究方法，必有助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精蕴的揭示，有助于当代新文化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