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化的三个维度_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化的三个维度_科学社会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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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730(2012)08-0065-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特色化理论形态、制度形态与实践形态,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化体现形式,是当代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建构了系统化的思想理论架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也获得全党、全体人民的广泛认同。今年7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也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逻辑规程上讲,科学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好的基础性问题。理论界、学术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表明,从宏观战略整体性视角着力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系化形态,是当前我们全面认识、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径。

一、纵向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

我们常说的社会主义通常特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潮、理论、运动、道路、制度的统一体,是关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假说、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的综合形态。

科学社会主义最早作为一种思潮是从空想社会主义中受到启发而诞生的。由于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这就推动了社会主义最终由空想变为科学。所以,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是既相对立又紧密联系的。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之后,随即在各国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得到丰富、实践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尤其需要提及的是:第一,列宁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科学社会主义由单纯的理论假说变为实实在在的实践成果。第二,斯大林创造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建设与实践,捍卫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同时,斯大林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和实践的过程中,也创立了经济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为核心的所谓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对同期以及之后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第三,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的领导下,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吸收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推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我们党成立以来,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就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探索。在经历了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变得清醒与理性、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与趋势的把控日益明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党从各个方面推动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本土化,从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视角有力地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结合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结合党的基本路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在这个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注重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中国特色的有机融合,提出并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全新理论形态、实践形态与制度形态。对此,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体看来,我们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经历了一个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题目上,就可以得到充分验证。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使用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的十四大报告,题目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仍然沿用十四大使用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我们党开始规范地、创造性地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明确使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更是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并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伟大旗帜高高举起。

二、横向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系架构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与探索,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构框架和内容体系架构的认识越来越清晰。目前已经在以下方面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框架的体系化,从应然与实然相吻合的视角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架构的定型化。

(一)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思想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①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首先要有科学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我们特别注重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汲取,并在这个过程中提炼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②就其价值与功效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③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能够及时地为不断发展深化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鲜活的理论指导。

(二)价值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应是一种政治性、理论性、实践性的存在,也应是一种功效性、价值性、文化性的存在。因此,它必须有自己所信奉和遵循的价值理念和价值原则,必须有自己始终高擎的价值旗帜,并以此去团结凝聚民众。由此入手,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构建入手,总结提炼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正在对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提炼的基础上提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④。党的十七大报告则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⑤。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四个基本面明确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实践路向,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就其功效而言,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助于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有助于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是紧密相连、有机统一的。“核心价值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抽象提炼、高度概括和‘总纲领’,是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核心价值体系是核心价值观的存在基础、展开形态和重要载体,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有机统一。”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炼与形成,将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化、人格化和价值化。

(三)主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在实践、重在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搭建其科学的结构框架,形成其科学完整的布局状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反复摸索,已经建构形成“六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基本路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要求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等等。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基本路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本要求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基本路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本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基本路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要求是: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和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以改善民生为重点,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建设。基本路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基本要求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努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防建设。基本路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国防建设的绝对领导。基本要求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切实保证人民军队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充分发挥人民解放军在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四)精髓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深刻理解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对其本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认识了其本质,才能把握其精髓,才能真正认清问题的命脉之所在。根据学术界对此趋于一致的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是大体融合在一起的。

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是邓小平同志的一大理论贡献。早在1980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就无法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⑦1990年12月他又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⑧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系统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即“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⑨。

鉴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也应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进一步剖析下来,我们有如下发现:第一,社会主义本质中的“解放生产力”,实际上讲的是要大力推进改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怎么解放?这在邓小平同志看来,只能靠改革。因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因此,要解放生产力,就必须进行改革。第二,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发展生产力”,实际上讲的是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第三,社会主义本质中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际上讲的是社会发展中的公平公正问题。第四,社会主义本质中的“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际上讲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问题。这说明,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贫穷的社会主义,而是要以富裕为导向的、而且是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社会主义。这样看来,“改革、发展、公平公正、共同富裕”无疑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要求。

(五)路径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是要选择正确的道路。这个正确的道路,显然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⑩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由于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根本的是要始终牢牢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一基本路线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上被明确提出来,经历了在实践中的不断修正,最终以完整科学的表述形态体现在十七大党章中。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1)。这一基本路线,强调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它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因为它是我们的强国之路;必须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因为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行目标。

(六)制度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的结晶,是我国推进科学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其运作与发展的过程中,使其相应的组织结构与程序规范进一步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也就是要实现其自身的制度化,因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12)。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制度化的过程,就是要建构起完备科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般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安排、制度建构、制度关系上的体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样的一套制度体系,客观上构成了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在具体内容构成上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等等。就其价值功效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总之,只有从上述方面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系架构,才能够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和本质要求,真正做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造引向深入。

三、关系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中的关系处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努力推进的伟大事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为更好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我们必须注意协调处理好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关系,为伟大事业的实现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从宏观战略层面上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关系:

(一)伟大事业与伟大工程的关系。

要切实处理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已经走过了91个年头,是被历史、人民、时代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其从设计谋划、实施展开、经验提炼、理论提升、制度安排的各个环节和领域,都需要始终不渝地牢固坚持党的领导,将党关于推进伟大事业发展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切实贯彻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客观上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党和执政党,必须始终是一个坚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原则的先进的政党。这就同时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首先抓好党的自身建设,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等各项基础性建设切实抓紧抓好,以不断保持党的肌体强健、增强党的生机活力、提升党的能力素养,切实为推进中国特色伟大事业提供更科学的决策服务、更优质的用人支持。因此,在当代中国推进伟大事业发展,离不开伟大工程建设的坚强支撑。

(二)伟大事业与伟大人民的关系。

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推进的基本依靠力量、根本动力源泉与最终目的所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最终还要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是历史前进的真正英雄。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主体、社会的主体、国家的主体,忽视人民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背离的,是要被历史发展潮流抛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本质上是造福全体中国人民的事业,必须通过深入宣传、广泛动员,使广大人民群众更积极地参与其中。一要通过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伟大人民在推进伟大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二要坚持民心向背是事业成功的根本,千方百计争取人民群众支持,自觉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做到在推进伟大事业发展的过程中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各项权益,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伟大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同时,我们也必须谨记:在推进伟大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只有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推进中国特色伟大事业发展,才能够不断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三)伟大事业与伟大时代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的事业,它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始终是与所处的伟大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主题之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民主浪潮此起彼伏,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这是当前这个时代的国际大背景、大趋势。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之下,当代中国也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我们要实现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时代目标,无疑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的黄金期与矛盾的凸显期并存的。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当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必须做到立足国际、国内的时代背景,切实用好战略机遇期,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创造无愧于当今伟大时代的发展业绩。

(四)伟大事业与伟大理想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迈向共产主义的一个必经的重要历史阶段,它的发展和进步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理想服务的。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伟大的、远大的理想为基本导向,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发展趋势与方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守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和远大理想,就要切实把握以下两个基本点:一方面,要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是正确的,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要认清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基本点内在地要求全党、全体人民群众,正确处理好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当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13)

(五)伟大事业与伟大理论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实践中向前推进,必须靠科学、正确的思想理论做指导。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思想理论,准确地说是靠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伟大理论作指导。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在批判吸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需求与社会发展趋势所创立的全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处理好与科学社会主义伟大理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牢牢把握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始终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原理不动摇;二是要与时俱进推进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在新的时代、新的要求、新的境况下的丰富完善,尤其是要着力推进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努力创建最契合中国实际、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实现模式。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1页。

②③⑤⑩(11)《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第12页,第33页,第10~11页,第61页。

④《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61页。

⑥戴木才:《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辩证关系》,《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3页。

⑧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第373页。

(12)(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2页。

(13)江泽民:《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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