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交往观看哈贝马斯与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斯论文,理路论文,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90年代末开始，“全球化”问题就取代后现代理论，逐步成为国际学术界讨论的一 个新热点。由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相互交往 、交融的过程、趋势和结果，所以，研究各主权国家的交往行为以及不同民族、种族、 文化间的交往方式就是分析全球化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而在交往问题上，哈贝马斯与马 克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作过不同的分析和界定，并由此延伸和梳理出了他们不同的 全球化理路。这两位思想家的见解为分析和把握当今的全球化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参考 域。
一、交往观：生产关系与语言互动
在传统的历史哲学里，交往问题，虽已有一些思想家涉及，但还缺乏完整的论述。在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交往范畴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在他与恩格斯合著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简称《形态》)中体现得极为明显。在该书中，两位导师从多 个方面大量运用交往范畴，如个人之间的交往、民族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物质交往和精 神交往、普遍交往、世界交往等，其中，核心是物质交往，即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 交往，它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人物中的重要代表。“交往行为理论”是他的社会批 判理论的核心部分，也是他试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依据。他所说的“交往行 为”，指的是主体间通过符号协调的一种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以人与人之间的 相互“理解”和“一致”为核心，以确立统一、有效的社会规范为归宿。
哈贝马斯与马克思虽然都在历史变革的意义上确认了交往的作用，都谈到了微观行为 的个人交往与宏观历史的社会交往，但“交往”这个概念在他们那里所表述和指称的内 容与实质是不同的。微观地来看，哈贝马斯的个人交往，是指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在语言 上的交往；马克思所主张的个人交往，是指现实中的个人，即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 产的个人的交往，它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二者都是人们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 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 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
宏观地来看，哈贝马斯认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在于劳动和交往行为二者的矛盾运动规律 ，并肯定后者起着比前者更为重要的作用。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片面 追求工具行为的合理化，致使技术与道德脱节，伦理要求与表达要求分离，个人进程与 社会进程相冲突，这就要求人们提高道德——实践意识，使他们能自由地讨论和交换看 法，形成共识，并通过法律和道德的手段来拯救我们的生活世界。所以，在社会改革方 案上，哈贝马斯诉诸于两种知识的内在增长：一是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的侧度内，提 高技术和组织的知识；一是在交往行为的侧度内，提高道德实践意识。据此，哈贝马斯 批判马克思没有对交往行为和劳动的联系作出真正的说明，而是把交往行为归之于劳动 ，即把交往活动归之于工具活动。“这种工具活动成了一切范畴产生的范式；一切都熔 化在生产的自我活动中。因此，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联系的天才洞察也就随即受 到了机械主义的曲解”[2]。
马克思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来说明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在他看来， 交往形式总是同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相联系，由它产生并受到它的制约。而交往形式 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的交往形式就会逐渐地成 为桎梏，并让位于新的交往形式，人类社会由此便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哈贝马斯则是把其抽象的交往解释性模式与具体的社会改革的历史经验结合起来，这 体现了其道德实践哲学的特点。他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并强烈地意识 到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但他想通过人们道德意识的提高，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来 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的方法，则是软弱无力的。因为知识的内在增长确实能使人类 运用理性去形成良好的社会规范，但问题在于良好的社会规范能否解决社会制度层面的 问题。
可见，交往行为在哈贝马斯和马克思各自理论体系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哈贝马斯的 “社会实践”虽然包括“劳动”与“相互作用”两个维度，但他把劳动与相互作用割裂 开来，把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即交往行为看作与物质活动无关的东西，认为“语言交往” 中产生的互动力量才是社会进化最重要的动力。而马克思则更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 性力量——生产力。他认为劳动不仅建立了人与自然的“技术关系”，而且还形成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形式”。劳动既是物质生产活动，又是交往形式的基础。由 此可见，哈贝马斯是在人们日常语言交往行为中形成社会规范的层面上讲的；马克思则 主要是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交往形式的这个层面上讲的。二者有交叉的地方，但更多的 是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这个概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形态》中的“交往形式”比较重视，认为马 克思交往观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交往形式”，即后来的“生产关系”概念上，忽视了马 克思其他的丰富而深刻的交往思想。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交往思想除了具有“生产关系 ”的含义外，还有一些其他特点：(1)它含义广泛，包含经济、政治、思想、道德、文 化、军事等多方面的交往活动，泛指的是一种多方面、多范围(包括民族间、个体间)的 相互依存关系；(2)它重在“相互作用”，更具有主动性，是一个动态的范畴；(3)正是 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普遍发展，才使历史成为世界的历史。因此，对于马克思的交往观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和多面挖掘。
二、全球化理路：“世界历史”与“世界共同体”
交往观不同，必然会延伸出不同的全球化理路。马克思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 动为指导延伸出的全球化逻辑是他的“世界历史”思想；哈贝马斯通过其交往行为理论 试图建构的是一个没有强迫的，但又能保持民族国家主权独立的理想的“世界共同体” 。
世界历史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克思的《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 盾运动规律为依据，科学地预见到，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历史向世界历史的 转变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并且可以经验确定的事实。他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 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 。”[3]
马克思的这一科学预断在现实生活中已逐步得到应验。当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时代 的趋势和潮流。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相互投资及跨国公司的成立，使得一个牵涉世界 各国发展的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形成。尽管这个体系还有许多弊端和不公正之处，但它在 跨国配置生产要素、进行全球分工等方面起了实际的作用。而且，信息技术的发展，网 络的互通有无，更使各国经济处于一种相互依存、渗透的互动关系中。
当然，经济全球化时代并不就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阶段。因为，历史向世界历史 的转变，不但意味着民族间的互动和相互影响，而且它还有消灭异化，实现个体解放， 使原先具有狭隘地域性的个人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普遍的个人的维度。在马克思看 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的普遍交往，必然会促使人们发现，“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 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和民族变革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就使原先具有狭 隘地域性解放意识的个人为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实现普遍解放的真正个人所代替。可 以说，这才是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思想所希望达到的真正目标和理想状态，即 真正的普遍的个人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
但是，仅靠交往本身的力量不可能实现这种真正的解放，马克思认为还必须依靠共产 主义运动，即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那种运动。而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满足以 下三个条件：(1)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使人们不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而变 成世界历史性的存在；(2)要建立普遍交往，特别要在各国、各民族的生存状况、革命 信息等方面有所沟通；(3)无产阶级必须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存在，即他们不仅受本国 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受到世界市场上各国资本的奴役。在这三个条件中，马克 思非常强调第二个条件，即通过民族间的交往，使无产阶级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共同生存 境况，从而促使他们统一的革命意识的形成。例如，马克思指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 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 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 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 遍的个人所代替。”[5]可以说，通过对自己生存境况的跨国了解，认识到自己“没有 财产”的共同命运，从而激起革命的意识，是马克思普遍交往思想的重要目标。有了这 样的意识，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就会在各民族的响应下一举成功 。
哈贝马斯对全球化问题的思考与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也是密切相关的。1997年9月25日在 奥斯陆大学的威廉·欧伯特讲座上，哈贝马斯就作了题为“超越民族国家——论经济全 球化的后果问题”的报告(现收在《全球化与政治》一书中)。2001年4月哈贝马斯来华 讲学时，又作了一个“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的报告。从这些报告和他的其他 一些相关文章中，可以发现哈贝马斯更多的是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站在维护资本主 义制度的立场上，并从政治、文化的层面探讨全球化问题的。而他对全球化问题的描述 、担忧及提供的解决方案，都带有其交往观的特色。
哈贝马斯认为，经济的全球化使世界经济日益形成一种“国际性”的交换体系模式。 这样的模式尽管刺激了各国经济的增长，促使社会富裕、繁荣，但又不可避免地给各民 族国家带来一些不受欢迎的社会和政治的副作用，如破坏了社会福利国家方案，破坏了 自由的政治文化，背离了民主制等。在哈贝马斯眼里，社会福利国家实行的政策尽管不 是解决资本主义内在问题的理想方案，但可以说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但随 着经济全球化，民族国家难以维持福利政策，这样，各民族国家就面临着一个如何把市 场的配置和调节功能与资本主义的民主制结合起来的二难问题，也就是说，面临着如何 把以前局限在一个民族国家内的经济效率和自由、社会保障等问题放在全球的范围内考 虑，以及如何把民族国家的社会福利国家职能转让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跨国经济的 政治共同体，实现一种“全球福利体制”的问题。上述问题就是哈贝马斯思考全球化问 题的重点。对于目前形形色色的跨国机构或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亚太经合组织 、欧盟、联合国等等，哈贝马斯认为它们都“缺少一种能把受市场调节的跨国流通所造 成的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和生态后果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内的政治合作模式”[5]。
一句话，哈贝马斯所担心的是：全球化会使各个国家在主权、行为能力和民主实质等 方面受到损害。由于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的相互依存关系，民族国家的决策政体会逐步 转移到由各国家、各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也可以称作“地球村委会”。地球村委会 虽然会在一方面促使资本在世界漫游，开辟不受限制的市场，并给各国带来一定的经济 效益和市场份额，但同时也使各民族国家面临着失去自我控制和民主亏空的危机，即失 去充分利用本国经济的税收资源，刺激经济增长的能力。面对这一挑战，哈贝马斯提出 ，要反对两种极端做法：一种是赞成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它主张民族国家无条件 地听命于一个借助市场形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一体化；另一种是本领域化派别的观点 ，它主张闭关守国，反对多样化、外来化、全球化。前者将会导致社会不公正的急剧增 加、道德标准和文化基础结构的败落等后果；后者更是早为历史所证明的阻碍社会进步 、国家繁荣的保守策略。哈贝马斯则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即在民族国家之间形成更 大的政治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既可以平衡和补偿民族国家的功能丧失，又可以不失去民 主的合法性链条。
哈贝马斯认为，理想的跨国政治合作模式是把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拥有民主立法的共 同体的成员，而各成员又可以在政治意志的构成方面，在世界经济秩序的政策方面，都 能形成一个所有参与者共同期待的利益均衡的模式。这样一个负有世界义务的国家共同 体的形成，关键在于各民族国家人民对经济全球化、风险的共同性、集体命运的相关性 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共识，即要树立起世界公民意识。同时，只有把这种意识程序化、制 度化，才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与民主的二难问题。
在文化认同的问题上，哈贝马斯反对霸权主义，主张以宽容、开放、相互尊重、相互 学习的态度来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他明确提出，“我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和话 语伦理学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 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话语的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 用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6]
总之，哈贝马斯全球化逻辑的一个理想方案是：不要世界政府，却又能实行世界内部 政治；既要和谐，但又不要强迫的一体化；既要逐步克服社会的分化和分层，同时又不 损害和影响文化的独特性。这个理想方案实际上是哈贝马斯用于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问题的交往行为理论方案的延伸。二者的实质是一样的。都是通过普遍的民主，用对话 、交流的方式，来寻求一种交往合理性，一种政治上强大的世界公民的自我意识，以实 现人类社会的合理性发展。
基于上述，我们发现，时代背景的限制使马克思和哈贝马斯从各自不同的交往观延伸 出差异的全球化理念。马克思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注重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相互作用 ，渴望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前提下，各民族国家能通过传递革命信息、了解各自的生存 境况，来促进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成功。而哈贝马斯则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 现实问题，注重主体间性基础上的话语共识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渴望在经济全球化时 代，通过交往理性，促使兼顾相互利益的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一种世界主义民主制度 的形成。
三、评析两种全球化理路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只代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阶 段性的全球化理路，尽管世界历史的美好远景依然是我们心中的理想目标，但历史实践 已向我们证明，通过共产主义革命运动来实现个人解放还为时尚远。哈贝马斯对全球化 的思考及为之提供的理想方案是一个颇带“折中色彩”的理念。他的交往理性方案只为 解决经济全球化后果问题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目标，就其现实的可操作性方面来说是无力 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的全球化时代是怎样的，如何解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 问题等，将会是我们持久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为了避免离题和混乱的比较，笔者首先澄清一下对“全球化”这个主题词的若干观念 ，然后简要比较和评析马克思和哈贝马斯在各自意义上的全球化理路。
首先，国际化不等于全球化。国际化是指依然局限于领土、地域等因素，在几个大的 洲级经济集团间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的过程。它“不是全球的，而是限于地区、发生 于各洲内部的经济交融程度的提高，表现为一种简单的中心——边缘模式”[7]。而全 球化是指不再以领土、地域等空间因素为限制，并利用各个国家或各个生产基地彼此相 争而获取利益的过程。
其次，笔者认为，全球化应分两个层次来理解。一是全球化的现象、问题或趋势。尽 管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说，一个全方位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但一些全球化趋势、 现象却已出现。比如，国际贸易、金融市场的全球网络化、全球性的环保与生态问题的 出现等等。二是对全球化问题的人文关怀和哲学反思。如对未来合理的全球化过程的世 界图景的设想；对全球化过程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的忧虑与思考；对是通过革命还是通 过对话、民主协商进入全球化时代的选择等等。下面，笔者是在全球化的第二个层面的 涵义上比较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全球化理路的。
从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全球化理路来看，他们思考的不仅是不同国家、民族间的交往 活动，而且还进一步立足于全球，建构一种未来世界的交往图景。从马克思建立普遍交 往的根本目的即实现普遍的个人的解放来看，马克思不是局限于领土、国家的地域内的 个人解放，而是追求一种世界历史意义上的、超越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人类的解放。因而 ，可以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就是一种全球化理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世界无 产阶级联合起来，一举革命成功，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世界图景。哈贝马斯则坚持重视个 体解放、民主的精神，在其全球化理路中，他立足于全球的立场，担忧与思考的是如何 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民族国家主权的独立、竞争的公正、文化的差 别性和独特性。他的交往理性方案就是为了解决这一两难困境而设的。
马克思和哈贝马斯的全球化理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合理性和积极 作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当时贫困交迫的无产阶级指出了一条解放自己的革命道 路，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直到今日，马克思所提供的普遍交往 下的全人类解放的思想依然是我们所向往的美好理想。哈贝马斯从其交往观中延伸出的 全球化理路，也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比如，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 和当前经济全球化产生的一系列不良后果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所设想的世界共同体， 在坚持全球化的同时，又能兼顾各国的主权、民主、文化的独立性，从理论上讲是合理 的，也是结合当代历史特点的一种理性的思考，也就是说，哈贝马斯为全球化所思索的 发展方向是值得重视的。
但二者的全球化理路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理想的、乌托邦的色彩，具体表现在他们为 实现各自的全球化理路所设想的方式或借助的媒介上。尽管马克思多次强调了生产力决 定交往形式，但他还是过分夸大了政治革命、交往形式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尤其是他过 早、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当时欧洲的革命形势，认为通过革命信息的传递、交流，促使共 产主义革命运动一举实现，就能达到世界历史阶段。这个设想是不现实的。从当前各国 无产阶级的生存状况和革命意识来看，马克思的这一设想也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但马克 思关于实现共产主义和解放全人类的理想目标，从长远来看，则将保持永久的魅力。哈 贝马斯试图建立世界共同体的媒介是语言，他希望通过各成员国的民主协商、交流，兼 顾相互利益，形成全球性的政策共识，并以这种话语共识或世界公民意识为依据，规划 合理的全球化过程。但问题是，仅有话语共识或世界公民意识并不能对全球化产生实际 的作用。因为，永久和平和世界公民意识都需要制度保障。如何能将全球的话语共识形 成制度?谁来监督这个制度的执行?正如卡尔·施米特所指出的：“民主的中心概念是人 民，而不是人类。即使民主真的应当成为一种政治形式，那也只是一种人民的民主，而 不是人类的民主。”[8]也正如德国的全球化问题专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如果 缺乏一种政治上强大的世界公民的自我意识，以及相应的全球市民社会和世界舆论的机 构，那么(即使有种种制度方面的空想)，世界主义民主将只能是一种(必要)的理念。” [9]这些都是哈贝马斯的全球化理路所不能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他的交往理性方案具 有乌托邦色彩的主要原因。一言以蔽之，哈贝马斯过分夸大了语言交往、话语共识在社 会发展和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低估甚至忽视了各成员国的现实情况和复杂性。
收稿日期：2001-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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