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西部开发战略构想与江泽民的丰富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部开发论文,战略论文,邓小平论文,江泽民论文,丰富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开发西部，一直是我们党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早在1988年，邓小平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战略选择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他高瞻远瞩地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并于1992年初强调：“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P277-278,374)按照这一战略构想，在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第二步发展战略的20世纪末之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是，首先抓好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同时搞好内地建设；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之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是，在继续发展沿海地区的同时，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好内地的发展问题。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着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和战略部署的基础上，统揽全局，审时度势，果断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性决策。从而，不仅使邓小平关于西部开发的科学构想成为重大的现实实践，而且使我国区域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
邓小平历来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特点”、“本质”、“原则”、“目的”，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共同富裕。他反复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P123,364,373,172,110-111)与此同时，他认为共同富裕必须以发展为基础，并提出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即解决温饱、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各个地区齐头并进、同步富裕，特别是基础和条件较差的落后地区一蹴而就、迅速赶上发达地区，是不现实的。因而，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因而，“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P155,374,166)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关于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发展中，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从不平衡走向平衡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之间特别是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之间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经济技术基础、社会文化和科学教育水平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其经济效率和发展速度都大大高于内地，理应优先发展；并且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对内地、对全国都会产生极大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在实施西部开发乃至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只能采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对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十分重视。毛泽东在科学分析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以促进内地工业发展的战略构想。他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2](P270-271)但由于当时对国际形势判断的某些失误、经济体制的束缚、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以及对外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等因素的影响，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并没有贯彻始终。从总体上看，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实行的是把条件较差的内地作为经济建设的重点，以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实现生产力的均衡布局为目的，片面追求地区经济同步发展和自成体系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国家用指令性计划手段，在基本建设投资和新项目建设安排方面，对内地实行政策倾斜，其中长达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更发展到畸形的地步。虽然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在较短的时间里奠定了中西部的工业化基础，对开发内地资源，推动内地经济发展，缩小沿海与内地的差距，维护民族区域的稳定和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却人为地抑制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不仅使沿海既有的优势难以发挥，而且缺乏必要的资金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在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中丧失了机遇。同时，内地主要依赖国家大笔投入建立起来的现代大中型企业往往成为嵌入性孤岛，使这些由现代企业集聚形成的新工业城市与落后的农村经济并存，结果把东西部矛盾转化为中西部内部地区间、城乡间的矛盾。由于资源配置和地区经济结构效率低、效益差，地区经济缺乏横向联系、缺乏活力、发展后劲不足，从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速度和效益，不仅扩大了我国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均衡发展的目的。
在深刻总结我国生产力布局和经济发展战略经验教训，并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振聋发聩地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并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3](P152)。显然，这个“大政策”不仅是对分配制度上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突破，而且也意味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意味着“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践，即承认和自觉运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每个时期从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关键产业和因素出发，将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优先放在对解决全局发展的关键资源、关键产业和关键因素见效最快、效益最高的地区，保证这些重点地区先走一步，同时把重点地区的发展和其他地区的开发有效地结合起来。据此，我国从“七五”计划以来，根据经济技术水平、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相结合的原则，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采取了“东靠西移”的梯度推移发展战略。经济技术基础较好、交通运输较为发达、人文资源丰富，客观上处于改革开放前沿、较之中西部地区更有利于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更能尽快发展起来以迅速提升综合国力的东部沿海地区，得到了国家的重点支持，并率先实行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随着国家投入的加大、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赞扬和坚决支持。1988年1月，他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同年9月，面对治理整顿国民经济环境的形势，他不仅仍然强调“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1](P408,277)，而且在以往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强调要把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带动内地发展提升到国民经济发展大局的高度来对待。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得改革开放之先，充分利用其优越的自然与人文条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不仅很快成为我国经济的重心，而且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持因素。1998年，东部沿海地区国内生产总值达4.8万亿元，相当于1994年全国的生产总值。与此同时，由于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也逐步加大，并且在全国经济布局中具有极其重要战略地位的以上海浦东为龙头的长江经济带、欧亚大陆桥经济带等都直接延伸到西部地区，进一步加强了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合作，有力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1998年西部10个省、市、区国内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相当于1986年全国的总值[4]。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大增，经济效益显著提高。1999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达8.3万亿人民币，按现行汇率计算，逼近1万亿美元大关；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更达8.9万多亿元，按现行汇率折算超过1万亿美元大关。“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开始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5]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邓小平关于“第一个大局”即优先发展沿海地区，同时搞好内地建设战略构想和战略部署的正确性。
二
开发和发展西部，是邓小平“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中的“第二个大局”。他在领导实施“第一个大局”战略部署的同时，高度关注着西部地区的发展，对西部开发的有关问题作了大量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制定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指南。
（一）东部沿海地区要通过多种途径带动和帮助内地发展
邓小平认为，在实施“第一个大局”的战略构想时，为了促进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要顾全大局，给沿海地区以积极支持。但沿海地区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特别是开始实施“第二个大局”时，也要给西部地区以积极的支持，带动和帮助西部地区发展起来。“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3年他就指出：“搞经济协作区，这个路子是很对的。我主张不只是搞上海和山西两个经济协作区，也不要老是试点。老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试点，几年解决不了几个问题，这就太慢了。……经济协作有许多思想问题要统一，但现在要开步走。”1990年，他进一步把沿海如何帮助内地当作一个“大问题”提出来，而且把搞经济协作区的思想引伸为“包省发展”的大思路。他说：“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1992年初他又提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应当而且必须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1](P155,25,364,374)根据这些论述，邓小平关于沿海带动和帮助内地发展的思想主要包括：沿海一个省包内地和西部地区一两个省；沿海省份和内地与西部地区省份建立经济协作区；沿海向内地进行技术转让；沿海向中央多交利税，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西部发展。近年来，这些措施已付诸实施，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二）中央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扶持西部的开发和发展
世界各国的发展史表明，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和反贫困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责任首先在国家。同样，如果没有国家的强有力支持，我国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问题也难以解决。因此，西部大开发作为全国全局性的大事，东部沿海地区固然必须大力支持，但首先还是国家的支持。对此，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主张时，就明确指出：“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并且，他把允许和提倡“部分先富”与国家应当给西部“以有力的支持”共同作为“大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求“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3](P152)。因为，如果在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特别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中央不给西部以有力的支持，使西部也迅速发展起来，那么势必造成东西部差距扩大，违背实行“部分先富”的初衷。而“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并且，“两个大局”战略构想的实施即“部分先富”、先富带后富，“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1](P364,278)。这就要求中央政府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制度的优越性，在加速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其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加大对西部的扶持力度，使其尽快发展起来。当然，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是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1](P278)就是说，必须要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办法去处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关系，把国家的支持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结合起来，实现东西联动，协调发展，而“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1](P374)。
（三）要着眼于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虽然人口不很多，但其聚居的区域面积却占国土总面积的64%以上，而且主要聚居在西部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并且呈扩大趋势。国家确定的重点扶持的贫困县绝大多数分布在西北、西南地区，其中43.4%的县为少数民族县[6](P28-31)。因此，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直接关系着西部开发的水平。早在建国初期，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就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作出了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论述。他说：“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7](P161,167)。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更给予了高度重视。他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仅西藏，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198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他欣然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1](P246-247,407)邓小平关于要以把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为着眼点的思想，抓住了西部开发的重点和实质。他认为，为了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起来，要采取多种措施。“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他对西部开发的前景充满信心。他说：“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前景是很好的。”“如内蒙古自治区，那里有广大的草原，人口又不多，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1](P246-247)
（四）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
1986年3月，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但发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区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1](P155)这些地区之所以长期发展缓慢而处于贫困状态，恶劣自然条件的限制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人口和劳动力主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和山区的状况也是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不仅使这些地区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低下，经济效益很差，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闲置，造成人力资源浪费，以致于长期不能脱贫致富。1987年3月，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农村特别是东部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实践时进一步指出：“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同年6月，他再次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8月，他又一次指出：“一搞改革开放，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减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同时，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1](P213-214,238,252)东部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区的广大农村正是沿着邓小平所说的“必由之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建设小城镇，实现了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同时，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使农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从而，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农村发展道路，并顺着这条康庄大道提前迈进了小康社会。而西部省区，正是在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建设上步子较慢，从而进一步拉大了同东部省区的差距。因此，西部省区特别是其广大农村地区要迅速发展起来，必须借鉴东部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
（五）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解放思想，加快发展
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问题。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1](P355)；“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3](P314)。因此，判断我们一切工作是非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372)。如果不能深刻认识并大胆实践这一根本标准，而是思想僵化，目光短浅，凡事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就会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开放以来，东部省区与西部省区的经济差距之所以越来越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东部省区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突破陈旧的条条框框，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发挥自己的优势，加快发展，而西部省区则固守传统计划经济的观念，不敢大胆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白己。对此，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3](P316)他特别强调，加快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革开放，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他说：“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1](P297)我国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体制创新是发展和富裕的必由之路。凡是改革开放步子大，市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经济发展就快，人民群众的生活就比较富裕；凡是改革开放步子慢，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低，而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存量和影响大的地区，经济发展就慢，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低。正是由于“改革滞后”和“体制落差”，使西部落后地区丧失了许多快速发展的机遇。因此，开发和发展西部，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始终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尽快培育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高。目前，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外汇储备高达1600多亿美元，为加大国家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用更多的财力直接支持西部开发。东部沿海地区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已经进入良性循环阶段，诸多省市早已进入了小康阶段，已经有足够的能力支持和帮助西部地区。近年来，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入逐年加大，使这里的投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仅1998年，中央财政增加的基础设施投资中用于中西部的就已达62%[8]。同时，西部地区自身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初具规模，和20年前甚至10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这些表明，邓小平当年预见的“一定的时候”已经到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并且，第三步战略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关注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问题。我国西部地区面积占全国的2/3，人口占全国的1/4。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然而，目前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尚未实现温饱的3000多万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这一地区[9](P12-14)，而且东西部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虽然这种差距是在全国经济总量剧增前提下存在的相对差距，但若继续下去，不仅不符合共同富裕的目标，而且影响社会政治和边疆地区的稳定。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及时提出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发展问题，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这既是“三步走”战略的总体要求，也是全国人民特别是西部地区人民的强烈愿望，是大势所趋。因此，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任务，日益突出地摆到了我们面前。为了加快实施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了不懈的努力。江泽民同志着眼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和新实践，以及开发和发展西部的重大战略意义，不仅就西部开发和发展问题作了一系列深刻而具体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的思想，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明确提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把邓小平当年的科学构想变为我们的现实实践。
（一）采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对待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缩小差距
江泽民同志认为，东西部发展的差距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其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必须增强紧迫感，从实际出发，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有效益的发展速度，尽快缩小这种差距。1992年8月，他在甘肃考察工作时指出，在实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要着重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在经济发展上要有紧迫感，但又不能要求过急，要坚持脚踏实地，尽力而为，一步一个脚印，力争年年有所发展；二是要坚持把能源、交通、原材料、通讯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持续不懈地抓下去；三是要增强科技意识、人才意识，努力缩短科技水平和人才素质方面同沿海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差距；四是始终重视和抓好农业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五是要进一步加强同内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以利于促进扬长避短和优势互补；六是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精神，集中一切可以集中的财力物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办好省内的一些大事情。1993年6月，他在西安主持西北五省区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东西部差距问题是“历史形成的，解决也需要一个过程。要坚持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政策上加以凋整，创造更为有利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条件，以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发展西北地区地区的经济，既要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又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争取有效益的发展速度。要重视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这件事办好了，对于西北经济的振兴将发挥重要作用。当前要集中力量办几件带动全局的大事，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交通、通信、水利等重点建设上。同时进一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坚持科技兴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为了逐步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国家要在政策上对西北地区给予支持。”[10]1995年9月，他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重要讲话中，从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出发，把“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正确处理的12个重大关系之一，作了专门的阐述。他说：“对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要以邓小平同志关于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一是要看到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二是要高度重视和采取有效措施正确解决地区差距问题。三是解决地区差距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并强调：“应当把缩小地区差距作为一条长期坚持的重要方针”；“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11]。在这里，江泽民同志不仅明确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地区经济关系的指导方针，即一个“大政策”——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大原则”——逐步实现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且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应当坚持的观点和原则，即要历史的辩证的认识和处理地区差距问题，为缩小差距积极创造条件。
（二）同心协力，支持和帮助西部发展
1992年8月，江泽民同志指出：“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因而各地经济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具体办法也应有所不同，但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合作、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关系。一部分经济先发达起来的地区，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和一定时候，就有责任在技术、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对尚未发达起来的地区给予积极的帮助和支持。国家要在这方面适时地加以倡导、组织和推动，目的是最终实现全国各个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共同富裕。同时，国家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如西部地区的某些重点建设项目，要给予一些必要的优惠和扶持，并力求在建设投资上逐步有所增加。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12]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步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中西部地区，要适应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使资源优势逐步变为经济优势。”与此同时，“东部地区要通过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11]。根据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和江泽民同志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在中央关于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把“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一条重要的指导方针提了出来，并作为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就是，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和经济发展。其主要措施包括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积极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地区投资；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体系；有步骤地引导东部某些资源初级加工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要采取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帮助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经济。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重申了这些要求和措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等一系列重要文件，更对支持西部大开发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具体要求和规定。这些规定和措施的贯彻实施，必将更加有力地促进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三）统揽全局，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为了推动西部大开发的实施进程，江泽民同志不仅反复论述开发西部的重大意义，而且多次亲赴西部地区考察指导工作。仅在1999年6月，他就多次讲到西部开发问题。当月，他继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之后，又赴西北五省区视察并在西安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邓小平关于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特别是“两个大局”的思想，并就西部开发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第一，加快开发西部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时机已经成熟。首先，逐步缩小全国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东部地区先加快发展并富裕起来之后，带动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是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设想，也是最终实现全国各地区共同繁荣和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其次，西部地域广大，自然资源丰富，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加快发展西部地区可以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可以说，西部的发展也是东部继续发展的极好机遇。东西部协调发展的结果，就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实施。再次，西部地区少数民族聚居比较集中，又地处边疆。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可以促进西部地区政治和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保障边疆安全。因此，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并且，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明确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抓紧研究西部地区大开发。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如果不把西部大开发的时机抓住，我们将犯历史性的错误。第二，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由于千百年来的战乱、自然灾害和各种人为的原因，西部地区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荒漠化年复一年地加剧，并不断向东推进。这不仅对西部地区，而且对其他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不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一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会落空。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开发西部的一个崭新构想，就是从改善生态环境入手，通过可持续发展来再造一个新西部。第三，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必须有通盘的考虑，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总的原则是：把加快西部经济发展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把西部发展同实现全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在国家财力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转移支付，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在充分调动西部地区自身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西部开发，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第四，作为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加快开发西部地区是空前艰难的历史任务，必须充分考虑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既要有紧迫感，抓紧研究方案、步骤和政策措施，又要做好长期奋斗的充分思想准备。东部发达地区要继续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把支持西部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坚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利用自己的优势，创造新的业绩。通过几十年乃至整个21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河秀美的新西部地区。
经过长期的努力，并科学把握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1999年11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将西部大开发战略列入议事日程，作为贯穿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之一。2000年初，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总动员令，这是我们党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重大决策的提出，标志着经过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我们党关于加快西部开发和发展的思想已经成熟，邓小平关于“两个大局”特别是西部开发的战略构想将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不仅对于振兴中西部地区经济，而且对于促进全国经济更大发展、实现我国现代化长远发展的宏伟目标，都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预见，在以后三、五十年内，我国的巨大变化将不仅发生在沿海，而且更明显地发生在内地，从而使全国在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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