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效应论文,面板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034(2009)04-0061-07
对外直接投资(FDI)流动效应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关于这个论题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的偏向：一是对东道国的关注大大多于对投资母国的关注；二是在对母国的关注中，对FDI与进出口贸易、就业、产业升级与国际收支等方面关系的考虑多于对FDI与技术外溢关系的考虑(赵伟，2006)。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崛起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推进，我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备受瞩目的最大资本输出国。作为后发型经济，我国政府推出“走出去”战略的重要预期之一，就是希望借助技术外溢促进国内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然而，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对投资母国(中国)存在技术溢出效应，这种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创新的短期效应如何、长期效应又如何等问题，国内理论界关注很少，笔者则利用2002-200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
一、文献回顾
“FDI对引资东道国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自20世纪60年代由MacDougall提出之后便得到了广泛关注，成为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而FDI对投资母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即“逆向技术溢出”在90年代以前则一直受到冷落。Kogut和Chang(1991)第一次提出并考察了这一命题，通过对日本企业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他们发现日本企业大量集中在研发密集性产业，而且较倾向于建立合资企业，由此提出了FDI的技术寻求观以及技术逆向溢出的猜想。随后Chang(1995)、Almeida(1996)、Shan和Song(1997)、Kumar(1998)进一步证实了FDI的技术寻求观，Head等(1999)、Branstetter(2000)、Braconier等(2001)则进一步考察了FDI的技术寻求效应，即逆向技术溢出。Branstetter(2000)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对美直接投资的确提升了这些公司的技术水平。Head等(1999)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日本制造业对美直接投资促进了日本国内的技术进步。Braconier等(2001)用面板数据考察了瑞典FDI对R&D的溢出，发现瑞典不仅FDI流入规模而且FDI流出规模也与国内获得的技术外溢正相关。另外，van Pottelsberghe和Lichtenberg(2001)在对OECD国家多条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的研究中证实了FDI流出存在溢出效应，而FDI流入则没有溢出效应。以上研究说明，发达国家的FDI确实对投资母公司或母国存在逆向技术溢出，并勾画出了一条“技术寻求FDI——寻源企业技术提升——母国技术进步”的逆向技术溢出链式路径和研究论题。但是，国外这些研究只局限于发达国家，其研究结论对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尚不清楚。
随着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增长，国内学者也开始注意到“FDI流出”对我国的影响效应。然而较多的研究集中于“FDI流出”对进出口贸易、就业和国际收支的影响，关注“FDI流出”与技术外溢关系的研究则非常少。赵伟等人(2006)认为，我国对发达国家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是母公司通过研发要素吸纳、跨国战略联盟和跨国并购吸纳技术实现的，并对我国外向型FDI与国内技术进步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检验，假定国内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都为0.5，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计算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国内R&D占GDP的比例、FDI流出存量或FDI流出渠道的外国R&D资本存量作为解释变量，利用1985-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DI流出存量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微弱的促进作用。此文献的价值在于初步证实了我国FDI同发达国家FDI一样具有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是这种溢出是否稳定在文中没有反映。而王英和刘思峰(2008)①的研究与Van Pottelsberghe和Lichtenberg(2001)的研究类似，把FDI流出看作几种溢出渠道中的一种，并且用跟赵伟等(2006)一样的时间序列数据测度溢出效应大小，但结果却与赵伟等(2006)的结论完全相反：FDI流出对母国技术进步有阻碍作用。这两项实证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而且样本量都过小(20个以内)，研究结论不足以为我国政府“走出去”战略提供政策制定的参考。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拟采用面板数据探讨我国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稳定性，即短期与长期效应，以及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且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扩展：一是首次利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30个省市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影响。国内外之所以缺少以中国为样本的相关研究，可能是因为缺乏中国的相关数据。在中国各种类型的统计年鉴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年限最短，统计方式最少，而且行业分类较粗，细分数据缺乏。同时，具有横截面与时间序列特征的面板数据较好地保证了样本的数量；二是首次分析了逆向技术溢出的长、短期效应。我国吸收能力相对较低，在近几年技术寻求FDI的趋势下，低吸收能力可能会制约逆向技术溢出的长期稳定性；三是首次研究了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各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和吸收能力差异很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地区所引致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可能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研究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有助于区域发展对策的制定。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参照大多数管理学文献，笔者用专利申请量来衡量我国技术创新水平，用我国FDI流量对专利申请量的影响衡量逆向技术溢出的短期效应，相应的FDI存量对专利申请的影响被用来衡量逆向技术溢出的长期效应。另外，需要控制R&D经费、R&D人员数量和FDI流入(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笔者构造的评估技术创新和逆向技术溢出的模型如下：
专利有三种不同的类型：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不同类型的专利技术含量大小有所差异，为了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短期、长期逆向溢出是否存在差异，笔者依次把发明专利申请量(P1)、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P2)和外观设计申请量(P3)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模型同上。
此外，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各种类型的专利申请情况都有较大的差异，因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各区域的短期、长期逆向技术溢出也应该有所不同。为了对这种差异进行检验，笔者将全部样本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划分为三组，并在各个地区按照专利申请的类型进行了细分。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辽宁、山东、河北、海南共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11个省(市、自治区)。
2.数据来源
由于官方公布的国内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的年度不长，为保证样本的数量，笔者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方法。面板数据模型依据不同个体的时间序列数据来构造和检验行为方程模型，比简单的截面数据或时间序列数据更接近实际。它不仅大大增加了观测样本量，提高了样本自由度，而且可以减弱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降低了估计误差。笔者选取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数据不全故予以剔除)2003-2007年②的面板数据，共150个样本。其中，各省(市、自治区)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各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年鉴》③，各地区专利申请量、GDP数据和劳动人数(就业人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数量来源于中国科技部科技统计数据库。
3.分析方法
由于面板数据既包括时间序列数据又包括横截面数据，可能出现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性问题，从而使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失效。根据本研究数据的实际情况，笔者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为了减少由于横截面数据造成的异方差影响，使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估计。计量分析软件选用的是Eviews5.1。
三、计量结果分析
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见表1的(1.1)-(1.4)，各区域样本回归结果见表1的(2.1)-(2.4)和表2，模型的决定系数均在0.92以上，F统计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效果非常好。
1.我国FDI的短期、长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FFDI)对国内总专利(P)、发明(P1)和实用新型专利(P2)申请都有显著的正效应，而对外观设计专利(P3)申请的影响为负，不显著，说明我国FDI对整体创新活动和较高层次的创新活动有短期逆向溢出效应。FDI流量占GDP的比例每增加1％，总专利申请增加0.029％，发明申请增加0.092％，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增加0.015％，FDI流量对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相对贡献更大。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对国内创新活动的影响正好相反，只对外观设计有显著的正效应，说明我国FDI长期内只对技术含量最低的创新活动有逆向溢出效应。该结果与笔者预期一致，基本的推测是近几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多采取跨国并购形式，并购目标一般是具有核心技术和专利但因各种原因而陷入困境的境外企业，比如上海电气兼并日本秋山公司、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并购后，境外子公司的专利类显性知识/技术很容易学习并转移到国内，且由于专利保护有地域限制，从国外收购而来的专利会在国内再申请保护，因而出现了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受FDI流量影响显著的局面。在外观设计专利方面，据笔者推测可能是因为中外文化、审美观存在巨大差异，国外的外观设计专利直接在国内使用不太适合，所以收购而来的外观设计专利在国内再申请的比例较少，因而FDI流量对它影响不明显。长期效应方面，由于我国的总体吸收能力较低，除了被并购公司的专利外，不能有效地吸收国外缄默性的先进知识/技术，而外观设计专利则侧重于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等，涉及的技术含量较少、层次较低，因此国内企业相对容易进行学习和模仿。以上推测正确与否还是存在其他原因，需要未来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FDI流入即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对国内所有创新活动均表现出显著的负作用，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我国的各类技术创新活动。该结论与马野青和林宝玉(2007)、蒋殿春和夏良科(2005)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可能是FDI流入带来的竞争效应大于溢出效应的缘故。R&D投入强度只对总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正向作用显著，且在三种专利类型中，实用新型专利的系数估计值(绝对值)相对较大，说明我国研发投入促进了国内整体创新活动，而且国内研发偏重于技术含量中等的有关产品形状、构造等技术方案的创新。研发人员投入比重对所有创新活动的影响都具有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系数估计值在0.8以上，在所有变量中系数估计值最大，说明我国研发人员的相对数量较多，我国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发人员的投入，特别是科研院所大量从事科学研究与实验发展的人员。
2.我国FDI对国内各区域的短期、长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为了便于比较，笔者把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回归结果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1)东部地区FDI流量对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的正向作用显著，同时对外观设计专利负作用显著，说明东部地区的FDI对本区域内较高层次创新活动存在短期逆向溢出效应，而对低层次的外观设计类创新活动则有短期阻碍作用。中部地区FDI流量对所有创新活动几乎都为负效应，不显著，说明中部地区不存在短期逆向溢出效应。与之相反，西部地区FDI流量对所有创新活动均有正向作用，且对整体创新活动和较高层次创新活动的短期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比较东、西部短期逆向溢出的大小，发现东部对发明专利的溢出效应最大，西部对实用新型专利的溢出效应最大。这可能与各地区FDI的目的及它们的吸收能力有关。东部地区吸收能力强，技术水平相对较高，FDI投资倾向于获取技术含量更高的知识/技术，而西部地区技术水平和吸收能力低，技术溢出中能有效吸收的是与自身技术差距较小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知识/技术。
(2)东部、中部、西部各地区的FDI存量与全国情况一样，都对外观设计专利有较显著的正效应，FDI存量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各地区外观设计专利分别增加0.173％、0.255％、0.148％，差异不大。除此之外，中部地区FDI对发明专利也有显著的正效应。说明中部地区FDI除了对区域内最低层次的创新活动具有长期逆向溢出之外，对最高层次的创新活动也具有长期逆向溢出。这与中部地区的研发主要提高了中等技术含量的创新产出，没有提高最高和最低技术含量创新产出的情况正好互补。
(3)东部、西部地区的FDI流入对所有创新活动均有不利影响，少数显著，而中部地区的FDI流入对区域内创新活动主要是正向作用，但这些作用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4)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阻碍了高层次的创新活动，但促进了较低层次的创新活动(P2、P3)，弹性系数分别为0.461、0.778，对外观设计专利(P3)的贡献最大，说明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倾向于难度较低见效较快的创新活动上。西部地区的R&D投入强度非常低，对所有创新活动均有负效应，几乎不显著。各区域研发人员投入比重的作用同全国样本。
总体来说，各区域的技术进步除了依靠研发人员的投入比重外，在我们所关注的变量中，东部地区高层次创新(如发明)依靠短期逆向溢出，中等层次创新(如实用新型专利)依靠研发投入强度与短期逆向溢出的结合，低层次创新(如外观设计)依靠研发投入强度与长期逆向溢出的结合。中部地区高低两层次的创新依靠长期逆向溢出，中等层次的创新依靠研发投入强度。西部地区高中两层次的创新依靠短期逆向溢出，低层次创新依靠长期逆向溢出。另外，从绝对值来看，研究人员投入比重、研发投入强度对创新活动的推动效应比FDI长、短期逆向溢出效应要大得多。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笔者利用2002-2007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我国日益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创新的逆向技术溢出，侧重于技术溢出的短期和长期效应以及地区间的差异，所得结论如下：
1.从全国来看，我国FDI流量对国内的总专利、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有负向影响(不显著)；与之相反，我国FDI存量只对国内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其他专利的影响则不显著。说明我国FDI可能缘于技术寻求而在短期内对国内较高层次的创新活动有逆向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吸收能力低长期内只对国内最低层次的创新活动有逆向溢出效应。
2.从我国各地区来看，长、短期逆向溢出效应都存在地区差异。(1)东部地区FDI短期内对当地较高层次创新活动(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有显著的逆向溢出效应，对外观设计等低层次创新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长期逆向溢出效应同全国样本。(2)中部地区FDI对当地所有创新活动均没有短期逆向溢出效应，长期逆向溢出效应除了具有全国样本特点外，对发明这类高层次的创新也有显著的逆向溢出。(3)西部地区FDI对当地所有创新活动的影响系数都为正，而显著的长、短期逆向溢出效应同全国样本。
3.在其他变量上，FDI流入对全国和各区域而言主要表现为负效应，全国样本显著，区域样本部分显著。对于R&D投入强度的影响，东部地区对较低层次的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发明这类高层次创新则有显著的负作用，研发则呈现出对难度较低见效较快的创新活动的倾向；中部地区R&D投入强度的作用与长期逆向溢出正好互补，主要提高了中等层次创新活动(实用新型专利)的产出；西部地区投入强度最低，对所有创新活动都是负效应，不显著。不论是全国还是各区域，研发人员投入比重对几乎所有创新活动都具有较大且较显著的推动作用，且这种推动作用远远大于逆向溢出，说明国内技术进步主要来源于研发方面的投入，特别是研发人员的投入比重。
以上结论基本跟笔者所预期的一致，由于FDI的短期与长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存在着差异，而且地区间长、短期逆向溢出效应也存在着差异，说明我国FDI对国内创新的影响非常复杂，笔者的研究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未来需要找出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具体因素，并从理论、实证、微观、宏观多方面进行深入分析，相信此领域会产生很多研究成果，能给国家和各地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价值的详细信息，从而更好地引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充分发挥FDI对母国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能力的提升。
注释：
①王英和刘思峰在《科学学研究》2008年第4期上刊登另一篇文章使用了类似的方法，但是只分析了研发支出和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渠道的影响。
②国内按省(市、自治区)统计对外直接投资额始于2003年，最新的数据取自2007年。
③各地区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数据暂未得到，笔者以使用各地区过去5年的平均增长率基于2006年各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计算而来的数据对其予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