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盈余管理与资产减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盈余论文,货币政策论文,资产减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收益的确认已由收入费用观转为资产负债观，资产负债观重在规范资产和负债的定义及其确认和计量，更加看重资产和负债的真实价值。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要求境外上市公司、香港上市公司和境外发行外资股的公司计提“四项准备”(应收账款坏账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存货跌价准备和长期投资减值准备)，1999年发布《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有关会计处理问题补充规定》，将“四项准备”使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执行《企业会计制度》，将“四项准备”扩大到“八项准备”，增加了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和委托贷款减值准备，规定我国上市公司必须计提“八项准备”。2006年2月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进一步扩大了资产减值的计提范围，并规定了资产减值迹象的判断、可收回金额的计量、资产减值的披露及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等。美国企业会计准则《长期资产减值或处置会计》(SFAS NO.144)也规定不允许长期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其目的是抑制企业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巨额冲销和转回等盈余操控以达到粉饰报表的行为。企业确认资产减值，其目的在于真实地反映资产的价值和盈利能力，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对资产做出真实的评价，这不但满足了会计信息质量谨慎(稳健)性的要求，而且也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决策相关性。 资产减值会计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其既体现了会计信息质量的稳健性要求(Basu，1997[1])，又是对客观经济环境变化的正常反应(Francis等，1996[2])，但资产减值也存在盈余管理动机(Zucca和Campbell，1992[3]；Frantz，1999[4]；Lin和Peasnell，2000[5]；Loh和Tan，2002[6]；Riedl，2004[7]；Chao和Horng，2013[8]；Wang等，2015[9]；戴德明等，2005[10]；代冰彬等，2007[11]；步丹璐和叶建明，2009[12]；罗进辉等，2010[13]；陈骏和徐玉德，2014[14])。资产减值会计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影响因素及其经济后果。在信息不对称市场环境中，管理层通过资产减值政策向投资者传达未来盈余的内部信息，确认比未确认资产减值的公司，其预期收益更高，将获得正的超额报酬(Frantz，1999[4])，这也解释了Strong和Meyer(1987)[15]提出的确认资产减值反映了“好消息”，这是有关资产减值经济后果的经典文献，而本文的目的是研究资产减值政策形成的动因。盈余管理和经济环境是资产减值的两个决定性因素(Francis等，1996[2]；Loh和Tan，2002[6])，而国内外也主要从盈余管理和经济因素研究资产减值的形成原因。 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总体运行状况的重要调控手段。金融传导机制对总体经济运行产生重要作用，其作用在经济发展衰退时更加有效(Gertler和Gilchrist，1994[16])。货币政策影响实体经济运行，因货币政策的变化，导致企业所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进而改变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贷行为(Bernanke和Blinder，1988[17]；Bernanke和Blinder，1992[18]；Kashyap等，1993[9]；Gertler和Gilchrist，1994[16]；Bernanke和Gertler，1995[20])，所以货币政策的变化，导致企业所处经营环境发生改变，进而影响企业的会计或财务行为，包括对资产减值会计政策产生影响。而本文正是研究货币政策对资产减值的影响，而且研究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环境中，企业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动机，是否影响企业的资产减值。2006年新准则规定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相比较长期资产减值而言，企业更偏好通过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罗进辉等，2010[13])，所以，区分“三类”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减值准备、流动资产减值准备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研究更有意义。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为《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企业经营所处经济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减值迹象之认定提供了经验证据。我们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资产减值准备增加，但主要是流动资产减值准备。而且还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盈余管理动机并未使资产减值增加，这进一步说明了在紧缩期，资产减值的增加是因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非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第二，为《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已确认损失的资产价值又得以恢复允许转回(新准则实施后的长期资产减值准备除外)提供了经验证据。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资产减值准备、流动资产减值准备及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转回均显著减少，这与在货币政策紧缩期，资产价值回升迹象减弱有关。但同时也发现，在货币政策紧缩期，盈余管理动机强的公司转回了更多的流动资产减值准备。第三，进一步拓宽了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姜国华和饶品贵，2011[21])，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资产减值的现有文献，为宏观经济政策作用于微观企业会计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第四，为会计准则制定者、监管部门更好地制定或者监管资产减值提供了货币政策视角的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会计政策选择的三大假说：补偿计划假说、债务契约假说和政治成本假说(Watts和Zimmerman，1986[22])，但其前提是管理层选择会计政策的机会主义行为。Gordon(1964)[23]首次提出管理层选择会计政策具有盈余平滑等经济动机。资产减值受管理层激励计划、资本预算决策及公司经营业绩等影响，确认资产减值的公司既不是经营业绩最佳的也不是最差的，业绩最好的公司也许因企业财富不断增长确认更多地减值，而业绩最差的公司因为亏损不愿确认减值(Strong和Meyer，1987[15])。基于管理层薪酬激励理论，资产减值存在收益平滑和“洗大澡”等盈余管理行为，在经营业绩不佳时，通过大量计提资产减值，进行“洗大澡”，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在盈利水平低时进行“洗大澡”，平滑收益的公司只占25%(Zucca和Campbell，1992[3])。资产减值具有盈余管理动机，同时资产减值也是因经济环境的变化或者管理战略的改变造成了企业经营业绩不佳而对资产价值下降做出的市场反应(Francis等，1996[2])。资产减值是管理层的决策行为，通过“洗大澡”的盈余管理手段达到降低报告盈余目的(Lin和Peasnell，2000[5])。盈余管理和宏观经济政策是影响资产减值的重要因素，资产回报率、董事局主席变动、失业率、GDP增长率及房屋入住率等影响资产减值(Loh和Tan，2002[6])。资产减值存在盈余管理动机，基于机会主义行为理论，当企业经营业绩不佳时，管理层通过计提资产减值以提高业绩(Francis等，1996[2]；Rees等，1996[24]；Wang等，2015[9])。Garrod等(2008)[25]发现小规模私有企业因避税驱使同样存在利用资产减值政策以减少会计盈余的动机。Szczesny和Valentincic(2013)[26]认为经济动机影响德国中小企业的资产减值政策，盈利、负债比例和红利高的SME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更多，该结论与国内外主要文献相反，其原因在于SME类企业的会计准则与税法更趋同，而且代理问题等不同。高管变更是影响资产减值政策的重要因素，高管变更促使企业更频繁或更多地确认资产减值(Strong和Meyer，1987[15]；Francis等，1996[2]；Loh和Tan，2002[6])。Minnick(2011)[27]认为治理结构完善的公司更愿意确认资产减值，而且确认的资产减值更小，因为治理结构完善的公司会积极地较早披露坏消息，向投资者传递更多的不确定性。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抑制管理层通过资产减值进行盈余操控的机会主义行为，债务契约、“洗大澡”、收益平滑等影响资产减值(Chao和Horng，2013[8])。 李增泉(2001)[28]发现存在扭亏、配股和临界动机的上市公司选择增加当前收益的减值政策，而存在亏损、变更及利润平滑动机的上市公司会选择增加未来期间收益的减值政策。戴德明等(2005)[10]认为亏损公司存在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大清洗”动机，而且资产减值反映了亏损公司的经济环境及其所在行业的不利变化。代冰彬等(2007)[11]发现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影响资产减值，GDP增长率、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等与资产减值相关。步丹璐和叶建明(2009)[12]研究发现经济因素、盈余管理和稳健性影响资产减值，新准则实施后，企业利用资产减值进行“大清洗”、利润平滑及扭亏等盈余管理行为减弱，而在新准则实施前，该动机更强，并发现GDP增长率能够抑制资产减值的计提，资产减值政策反映了客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罗进辉等(2010)[13]发现资产减值存在扭亏、“洗大澡”、平滑利润、避免亏损等盈余管理动机。管理层具有盈余操控动机，而分析师预测、信息披露指数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等信息环境能够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而提高了长期资产减值的估计质量(陈骏和徐玉德，2014[14])。 纵观上述国内外代表性研究文献，影响资产减值的理论基础有经济环境、盈余管理、制度因素(会计稳健性)、政治成本(避税动机)等，具体涉及财务(含资产负债率、盈利能力、企业增长率、盈亏状况等)、扭亏、“洗大澡”、收益平滑、GDP增长率、行业因素等指标，而且经济因素和盈余管理是影响资产减值政策的主要原因。 (二)提出假说 会计稳健性源于债权人对财务报告可靠性的要求(Watts，2003[29])，资产减值源于会计信息质量要求的稳健性(Basu，1997[1])，也就是说企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稳健性。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这样定义稳健性：“对不确定性的谨慎的反应，努力确保商业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被充分考虑到。”而且国际会计准则及我国的会计准则关于稳健性的规定均强调了在不确定条件下，或者处理不确定经济业务时，应持谨慎态度，比如资产或收益不可高估，负债或费用不可低估。当货币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发生变化，而且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企业出于稳健性考虑，可能会增加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Francis等(1996)[2]认为资产减值是因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资产价值减损而做出的市场反应，另外，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二章第五条第二则有关减值迹象的认定“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对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即满足该条件，企业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无论是流动还是长期资产减值，均在其规定范围之内。但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对企业资产造成了不利影响，而像应收账款、存货等流动资产受到的冲击更大，所以其减值准备计提比例更高，而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因在紧缩期价值下降不明显，其减值准备的计提并未显著增加。因此，提出假说1。 H1：相对于宽松性货币政策，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环境中，我国上市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更高，但主要是计提了更高的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贷款供给进而影响外部融资，特别是影响商业银行贷款(Bernanke和Gertler，1995[20])。货币和信贷是货币政策影响经济运行的两个渠道，信贷渠道主要以资产负债表和银行信贷影响实体经济(Bernanke和Blinder，1988[17])，特别是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更加依赖银行贷款(Cenesizoglu和Essid，2012[30])，但货币政策紧缩期，投资、总需求下滑，银行放贷意愿降低(Bernanke和Blinder，1992[18]；Kashyap等，1993[19])，而且经济发展乏力时，信贷约束更加严格(Gertler和Gilchrist，1994[16])。债权人最关注企业资产的偿债能力，特别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要求更高。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一方面银行放贷意愿降低，且融资约束更加严格，而另一方面企业经营变得更加困难，更需要信贷资金，所以，在此环境下，企业为了获得信贷资金，必然会存在盈余操控动机，而国内外已研究发现资产减值是盈余操控的一种手段，即盈余管理动机的强弱影响资产减值的计提。同时，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经营失败或亏损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企业存在通过计提资产减值进行“洗大澡”等盈余管理动机，即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会通过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操控，而且盈余管理动机越强，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越多。因此，提出假说2。 H2：相对于宽松性货币政策，在紧缩性货币政策环境中，盈余管理动机越强，则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流动资产减值准备和长期资产减值准备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样本以“八项准备”①开始计提时为起点，本文选取2001～2013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剔除ST类、变量缺失值样本，最后确定9 706家公司。2007年我国实施新《企业会计准则》，取消了“短期投资”账户，虽然新准则实施后，出现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等，但我们以2001年起被要求计提的“八项准备”为研究对象，以使所选样本在新旧准则前后具有可比性。行业分类标准采用中国证监会2001年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和2013年的行业分类以该指引做了调整)，因制造业数量众多，故对其按照二级代码进一步分类，其余按照一级代码分类。除公司治理变量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董事会会议次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终极控制人性质取自CCER以及资产减值相关数据取自Wind外，其余变量均来自CSMAR。广义货币M2、GDP及CPI的增长率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数据。本文对所有多元回归进行了公司维度的聚类(cluster)处理，所有连续变量均在1%和99%分位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模型建立与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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