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诗八十年来诗思路子的拓展与调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诗论文,中国论文,十年来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思是思想情感的诗美旨意化体现。诗人在把握诗歌真实世界时，如何去发现那个受制于自己思想情感的独特契入角度，是对诗思路子的探求；诗思路子确立后，如何体现在艺术创造中以获得真实世界的扩大和诗美意蕴的深沉，就显示为对诗思路子的拓展。当然这一切的主动权常握在诗人手中，但诗歌又毕竟是时代的反映，拓展工程总该和时代精神相一致，这就要求诗坛的调节机制作约定俗成的强化。新诗基本的诗思大致通过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共两组四条路子体现出来，而我们所要回顾的内容就是八十年来新诗对它们的审美拓展与宏观调控。
一
先看“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这一组诗思路子的拓展与调控。
新诗发生于一个高举民主大旗去发现人、追求个性主义的时代，它是带着郭沫若的《天狗》、《我是个偶像崇拜者》等夸张自我力量、标榜人格尊严的诗汇入进文学革命洪流的。这期间的诗人在对诗思路子作探求时，大多心系个我人生。郭沫若的《抱和儿浴博多湾中》、胡适的《秘摩崖之夜》固然是个我人生的抒情，刘大白的《秋夜湖心独出》、汪静之的《蕙的风》又何尝不是个我人生的柔唱。闻一多的《忘掉她》、徐志摩的《哀曼殊斐儿》固然是个我伤悼之哀，戴望舒的《示长女》、何其芳的《岁暮怀人》又何尝不是个我生涯之叹。陈敬容在《盈盈集》里固然在做着不少个我幻梦，绿原在《童话》里又何尝不体现着一些个我梦幻。舒婷在《致橡树》中固然矗立着情爱寻求中个我的尊严，伊蕾在《独身女人的卧室》中又何尝不坦陈着性爱渴望中个我的诚朴。这些抒情，由于它们或真挚而不虚伪，或健康而不颓废，因此纵使是纯个我人生的情感记录，也还是能引起他人的共鸣而被这一个世纪接受下来。当然，在拓展这条诗思路子中，极大多数诗人的个我人生总是置放在一个或隐或显的时代大背景中的，这是八十年来个我人生抒情总的说品位并不低的根本原因。上面提及的闻一多的《忘掉她》、徐志摩的《哀曼殊斐儿》，抒发纯个我伤悼之情很感人，但像《忘掉她》那样伤悼女儿的，高兰那一首《哭亡女苏菲》影响却更大，那是由于个我的伤悼之情是被置于民族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大离乱这一社会背景中的缘故，诗中写道：“孩子啊！／你随着我七载流离／你随着我跨越了千山万水／我却不曾有一日饱食暖衣！／……但贫穷我们不怕，／因为你的美丽像一朵花／点缀着我们苦难的家。／可是，如今叶落花飞／我还有什么呀！”真是字字血泪，因此也就更感人；像《哀曼殊斐儿》那样伤悼友人的，艾青那一首《致亡友丹娜之灵》影响更大，也是由于个我伤悼之情是被置于极左思潮统治下中国人民大浩劫这一时代背景中的缘故，诗的结束处有这样的句子：“我们这个时代的友情／多么可贵又多么艰辛……／像火灾后留下的照片，／像地震后拣起的瓷碗，／像沉船露出海面的桅杆，／一场浩劫之后的一丝苦涩的微笑，／永远无法完成的充满遗憾的诗篇。”也是字字血泪，因此更深沉。这里特别得提一提昌耀的组诗《慈航》。它是诗人一段苦难身世的艺术再现。诗篇渲染了草原荒景、游牧生涯、爱恋方式、婚嫁风俗，因此有一片异域情调；而通过藏族少女对“我”从同情到钟情、藏族牧人对“我”从保护到认为亲人的抒写，又动人地发掘了这一方保持人世天性的“热土”，超越邪恶而进入“净界”的深沉象征意蕴。
八十年来，诗人们选择群我人生诗思路子的更多，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国难深重、民主与专制决斗正酣的环境，时代向诗人们发出严酷的挑战，谁也躲不开，以致在他们心灵的感光板上不时地闪烁着救亡图存的情景，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确立起这一条诗思路子；并且，随着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斗争的深入，这条诗思路子也有了更大的拓展。就民族解放方面的拓展而言，很有成绩。20年代，闻一多有感于故国的沉沦而写了《我是中国人》、《七子之歌》、《一句话》、《发现》等诗，诅咒民族精神的麻木，呼唤故国沉梦的惊醒。“九一八”事变后，一批东北流亡诗人亡省之痛既强烈又深沉，发而为诗，因此十分感人，如金剑啸的《兴安岭的风雪》，侯唯动的《斗争，就有胜利》。全民抗战爆发后，诗人们谱起了“为祖国而歌”的大合唱，田间的《给战斗者》，马君玠的《秋兴》，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穆旦的《赞美》等，虽不乏几分感伤，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历史心声是如此悲壮。尤其值得提一提艾青，爱国主义激情使他的诗创作登上了巅峰。从《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吹号者》，再到《黎明的通知》，显示为从民族灾难到民族抗争再到民族解放的抒情逻辑推延，把以民族解放为对象的群我人生诗思路子作了最大的拓展。就阶级解放方面的拓展而言，成绩还更大。20年代初到处流浪寻找职业的徐玉诺曾在《夜声》中写了自己的一点生存感受：“在黑暗而寂寞的夜间，／什么也不能看见，／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音。”这种对黑暗王国控拆式的抒情，是阶级觉醒的先兆。在臧克家的《难民》，玉杲的《大渡河的支流》，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等诗中还有更深沉的表现。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劳动者奋起反叛旧世界，阶级解放的抒情一步步趋向于建国前诗坛的最强音：殷夫的《一九二九年五月一日》发出了都市暴动的浩歌，蒲风的《茫茫夜》激荡着农村叛乱的斗志，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则成了一部阶级解放武装力量成长的史诗。新中国成立后，石方禹的《和平的最强音》率先显示出中华民族独立的尊严，闻捷的《复仇的火焰》深广地展现了草原解放历史的壮景。这是我们祖国美丽的岁月，帝国主义不敢再来侵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也基本结束，群我人生必然体现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大领域加速实现现代化的追求。这一条社会解放诗思路子把前17年的诗歌创作引向了对社会主义大建设的抒唱，郭小川的《投入火热的斗争》、贺敬之的《放声歌唱》自有高扬意志大旗、鼓动社会主义大建设的豪情；傅仇的《告别林场》、邵燕祥的《走敦煌》自有满怀青春热情，走向荒原边疆大开拓的壮志；而公刘的《风在荒原上游荡》、《运杨柳的骆驼》则以奇思妙想的浪漫情趣展现了日新月异的建设面貌。当然，诗人毕竟是乌托邦主义者，当严阵在《钟声》里发出甜美的歌声：“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共和国历史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极左思潮的冲击，诗人们的美梦随同中国人民好不容易争夺到的民主权利的日趋丧失而破灭，尤其是“文革”十年，我们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都受到一次大浩劫。粉碎“四人帮”、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痛定思痛的诗人们虽然得出了“光中也有暗”的历史结论，但他们也懂得：群我人生的底色毕竟是“光”！纵使有人怀着痛苦的心情不无偏激地呼喊着：“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但白桦在唱了《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后又唱出了《春潮在望》。昌耀写了《大山的囚徒》，哽咽着诉说了一个真理斗士毁灭的故事后，又在《划呀，划呀，父亲们！》中，向新时期的开拓者们献出了由衷的赞美之情，信心满怀地高唱着：“还来得及赶路。／太阳还不见老，正当中年。／我们会有自己的里程碑。”而历尽劫波的艾青则谱出了一支全新的大曲《光的赞歌》。正是这些诗使社会解放的抒情更显得深沉，群我人生的诗思路子也开拓得更其宽广、深远。
总之，拓展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这两条诗思路子，在八十年来的新诗创作中是取得不小成绩的。可贵的是这一代诗人还把这两条路子作双向交流的结合，进行全新的拓展，大大提高了新诗的审美品位。何其芳是这一探索中富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位诗人在30年代前期是纯个我人生抒唱者，40年代奔赴延安，在革命大家庭中受了教育，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为群我人生抒情的价值。当然，就他的个性来说，始终是个自我投入型的抒情诗人，习惯于从个我人生出发来进行群我人生抒情，或者说，群我人生抒情最后总要归结到个我人生。写于延安窑洞里的第二部诗集《夜歌》中，他这样唱：“我是如此快活地爱好我自己，／而又如此痛苦地想突破我自己”的，所以创作中总把个我和群我结合在一起，给予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同等的价值。《夜歌（二）》里他就这样说：“我们活着是为了使人类／和我们自己都得到幸福”。还说：“不要说你相信人类有着美好的将来，／但你自己是一个例外。／当大家都笑着的时候，／难道你不感到同样的愉快？”这些都反映着这一代诗人提倡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的双向交流，这对于这两条诗思路子二元应合成全新的一条诗思路子，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20年代，闻一多的《静夜》、《发现》，蒋光慈的《乡情》，钱杏邨的《雨夜》，殷夫的《在死神未到之前》、《别了，哥哥》等，在这类诗思路子的拓展上就显得很成功。30至40年代，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巴黎》、《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时代》等，贺敬之的《我走在早晨的大路上》，力扬的《同志，再见》，严杰人的《烽火情曲》，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陈辉的《献诗——为伊甸园而歌》，光未然的《绿色的伊拉瓦底》，彭燕郊的《春天——大地的诱惑》等，这条二元应合的诗思路子比20年代的诗人拓展得更其开阔，深远。《大堰河——我的保姆》一发表，在狱中的无名青年艾青的名字一下子轰动了社会；诗传到日本，在东京一次集会中朗诵，不少留学生掉下了泪。艺术的震撼力来自于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双向交流得自然而不矫情：“大堰河”是被侮辱受损害的劳动人民的象征，她的一生，是劳动人民群我人生的缩影；主体的“我”是“大堰河”的乳儿，他对保姆的怀念和挚爱，构成了亲人之爱动人的交流，而对“大堰河”勤劳善良、悲苦凄凉的生涯悲愤的控诉，是个我人生的显示，又是一个阶级叛逆者决心投身于劳动者阶级一边、向不公道的世界发出咒语——这一群我人生的体现，因此这首诗是从感同身受的个我人生出发展现了旧社会劳动者阶级命运的悲剧，其艺术震撼力就来自于两条诗思路子二元应合的拓展。建国以来，郭小川的《望星空》、《团泊洼的秋天》，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岑琦的《真理之歌》，唐湜的《幻美之旅》，丁芒的《秋阳》，昌耀的《山旅》等，也显示了这种拓展。《小草在歌唱》控诉了林、江封建法西斯集团对一位女共产党人灭绝人性的残害，邪恶势力对真理拥有者的镇压——是群我人生的抒情，但雷抒雁却把自我摆入进去：面对“黎明一声枪响”，倒下了一个像刘胡兰、江竹筠、丹娘一样真理与正义的捍卫者——张志新，主体的“我”开始了自我反省：“我恨自己，／竟睡得那样死，／像喝过魔鬼的迷魂汤，／让辚辚囚车，／碾过我僵死的心脏！”“我曾满足于——／月初，把党费准时交到小组长的手上；／我曾满足——党日，在小组会上滔滔不绝地汇报思想！／我曾苦恼，／我曾惆怅，／专制下，吓破过胆子，／风暴里，迷失过方向！”于是，“我”向个我人生呼喊：“让我清醒！／让我清醒！／昏睡的生活／比死更可悲，／愚味的日子／比猪更肮脏！”至此个我人生和群我人生有了更高意义上的双向交流。《山旅》在拓展这条二元应合的诗思路子中更值得珍视。昌耀说，他在这首诗里所抒唱的是自己“对于山河、历史和人民的印象”，这是如此深邃且令人深思的印象，发而为诗，成了一场民族悲剧亲历者发出的感喟。在这首诗里既有对群我人生、也有对个我人生的悲剧抒情。正是这种双向交流，使《山旅》以博大的历史视野，深沉的民族情感，瑰丽的荒原色彩，悲慨的传奇生涯以及粗犷中不乏细腻的描绘，沉郁中不乏昂奋的情调，回荡中不乏铿锵的节奏，为中国新诗八十年留下了一首精品之作。
二
“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拓展的成绩是更大的。
先看“社会人生”路子的拓展。
选择这条路子的诗人们有一个共识：为社会人生的诗思追求并不一定要在社会环境中体现不可，它可以体现在现实环境中，也可能体现在超现实环境中。
在现实环境中体现社会人生是比较多的。徐玉诺的《故乡》，刘延陵的《水手》，程侃声的《城上》，玄庐的《十五娘》，徐蔚南的《荒港风雪》就都是在20年代现实环境中抒唱社会人生感受的成功之作。冯雪峰的《路情》（又名《日影已在山岗飞去》），竟然藉现实环境中社会人生某种神秘虚拟化表现而使奔波在人生道上的浪子的寂寞升华为人生价值寻求中宿命的茫然，既使一脉社会人生感受获得了深化，也使这一条路子顺着现实环境而引向本体象征。冯雪峰这样地拓展，也许是自发的。到后来，新一代诗人就有了自觉性。戴望舒的《雨巷》之所以获得了成功，并且至今依旧魅力不衰，主要一点就是采取现实环境中社会人生的本体象征来表现大革命行将被叛卖的政治低气压下一代民主青年迷茫的心境。艾青的《吹号者》成了中国八十年新诗走向成熟的里程牌，成功的原因也在于此。它细致地呈现了现实环境中的社会人生：实写了一个吹号战士军营的生活，战斗的渴求以及在战场上默默地献出生命的悲壮事件。它是以一层异样神秘的氛围设置而使这场社会人生实写获得本体象征的。正是这层神秘氛围的系统，把接受者更多的联想兴发感动了出来。因此这首诗使我们不但感到是真实地描写了一个抗日爱国战士，而且也是对为大时代而呕心沥血作歌唱的诗人的赞美，而我们何尝不可以再从这个吹号战士出发，上升到又一层——对一切为崇高的理想而奋斗，以致于奉献生命在所不惜者的精神的颂扬。因此这也就启示人：艾青赋予吹号者的这一层神秘的氛围，实在是个极其强烈的审美诱因，能调动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即从如实的吹号者出发，把这个形象指向空间上人类普遍的命运遭际和时间上生活无边的历史进程中去，从而使他殉道的悲壮行为和生命的永恒价值成了天地间一种至真、至善、至美者的精神化身。继艾青之后既坚持在现实环境中具现人生、又使诗思显得更富于智性深度的，是80年代初期赵恺那首《第五十七个黎明》。这首诗写一个刚度过56天产假、于第57天的黎明时分推着婴儿车赶去上班的女工走在大街上的情景。这中国女工成了刚度过新时期降生阵痛后“少了点温馨，多了点严峻”地生活着、创造着、战斗着的我们民族神圣的象征。《吹号者》和《第五十七个黎明》作为在现实环境中具现社会人生这一追求的产物，显然大大地拓展了这一条诗思路子。
新诗中社会人生诗思路子也在超现实环境中拓展。这个超现实环境可以是传奇化的，如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也可以是虚幻化的，如岑琦的《朱自清之歌》。那是对学者兼诗人的朱自清高风亮节、坚守情操的社会人生精神作真情抒唱的叙事诗，但诗里朱自清的人生行为是彻底虚幻化了，成为一条来自山间的清溪，向往“奔腾在中华儿女的血脉里”的黄河，要把自己融入进去，但在奔流的路上，清溪历尽坎坷，被旱魃烤干津液，化为水气凝成一朵饥渴的云，飘泊在茫茫的天宇，但精魂不灭，呼唤风雨雷电把自己击得粉身碎骨，再“凝成一掬相思泪”，重新扑向神州大地，重现出一条清溪，倾诉着“碧绿的情愫”奔向黄河。全诗洋溢着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决心把自己汇入人民大海洋去的人生感受。
再看宇宙人生的诗思路子。
新诗对这条路子是从生命本体的宇宙定位、宇宙人生的存在状态两个方面去拓展的。
选择生命本体的宇宙定位来拓展这条诗思路子，较受这一代诗人重视。所谓宇宙定位，指宇宙是生命最终的家园。郭沫若的《蜜桑索罗普之夜歌》是新诗中最早抒唱生命回归宇宙家园之作，具有生命感性超越的幻美味。宗白华的《夜》具有生命智性超越的旷远味。新月派在《新月的态度》中提出：“最高的努力的目标，是与生命本体同绵延的，是超越死线的，是与天外的星群相感召的。”这使徐志摩写出了《云游》、《海韵》，朱湘写出了《月游》、《泛海》，连接近该派诗风的诗人，如孙毓棠，也写了《我回来了》等诗作。戴望舒也爱选择宇宙人生的诗思路子，感悟着自我生命在宇宙中的定位。他写有《对于天的怀乡病》一诗，说世俗的自己所有的只是“一颗悲哀的心”，因此一心渴望能“回返到那个天，到那个如此青的天”去，“依在母亲的怀里”。在《古神祠前》里，他还让自己深心的“思量”作“九万里的翱翔”，“在浮动的白云间／在苍茫的青天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家园：“那里，我是可以安稳地睡眠”。穆旦的诗剧《神魔之争》值得珍视。他在神魔之争的老题材中追踪一条生命之树常青的宇宙必然律，从而完成生命本体在宇宙中定位的抒情。这是一首生命感悟深邃的、想象综合能力惊人的诗，真正能够继承它的，只有经过将近四十年以后杨炼的组诗《诺日朗》。这组诗是以张扬诺日朗的生命力作为特定契入角度，来把生命本体的宇宙定位展示出来的。诺日朗是九寨沟一条瀑布、一座雪山的综合称谓，意指男神，而杨炼则把生存的欲望与创造激情综合成一股旺盛的生命力，寄托于富有阳刚之气的男神，从而展开了雄壮之力的全方位表现。《日潮》是对这一股雄性生命力日日更新、长盛不衰的感慨和赞美，在“太阳等着，为陨落的劫难，欢喜若狂”的深沉处，启示着一种“凤凰涅槃”情结，而这是否定之否定这一生命繁衍轨迹的必然；《黄金树》是雄性生命力通过欲望与创造的具现，而“骚动中的力量”则在《血祭》中有了疯狂的发散，出现了高举“无数旗帜像角斗士的鼓声”的冲锋陷阵和盲目格斗，“用殷红的图案簇拥白色颅骨，供奉太阳和战争”；“用自己的血，给历史签名，装饰废墟和仪式”，但这又何尝不是为生命“指引一条向天之路”，是“从血泊中亲近神圣”的必由之路！可不是吗，历史的每一步进展总是要付出暴力和鲜血的。这正如《偈子》中启示于人的：“为期待而绝望／为绝望而期待”——作为一个事物的表征，力的本能的发散，其社会价值判断只能归于相对论，但对宇宙价值判断来说，却是绝对的，于是，《午夜的庆典》里，这股疯狂的生命蛮力的破坏，换来了劫后的宁静，而宁静以致远，进一步触发起生命在灵的一面的觉醒：“灵魂颤栗着，在漆黑的树叶间——寻找一块空地”，那儿有“我们一直追求的光明”，“被蹂躏的美，灿烂而严峻的美”在“毁灭”上“公布宇宙的和谐”，而“天地开创了”，生命在“那个金黄的召唤”中进入“世界中央”，有了宇宙定位。这样的诗，是生命本体的综合表现，是一场在全方位中完成的生命的宇宙定位，而决非单纯的一种对于天的怀乡病抒唱，也不以生命被动的天人感应来获得宇宙定位，而是藉生命本体内在的力的发散，主动地闯入宇宙，获得定位的。不能轻视杨炼对这一股内在生命力的把握和由此导致宇宙定位的主动性，这是改革开放、蒸蒸日上的开明时代所具有的雄性气概的体现。受了杨炼的影响，以石光华、宋渠、宋炜、杨远宏为首的“整体主义”诗群和西川、廖亦武、张文兵等，对这一条宇宙人生诗思路子作了大大的更新和拓展。“整体主义”诗群还提出人的生命乃是宇宙生存整体的一种显现：“人的本质在于其存在与整体的联系和生存，只有包括人在内的整体才是具有确定意义的存在”，由此看来，人的生命本体也只有超越自身的社会存在，而上升到宇宙整体上才是真实的，因此他必须具有一颗“对具体生命形态和人类的现存生存秩序的超越”（注：参见《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第三辑），《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举办。）之心，作宇宙定位。他们把这条诗思路子作了这样的更新和拓展后写成《结束之遁》、《巨匠》、《大曰是》、《大海阶梯》等作，更显示了中国新诗80年中，宇宙人生的诗思路子是开拓得相当成功了。
对这条路子拓展的又一种表现是抒唱人生的存在状态。
郭沫若对宇宙人生感应很敏锐，他不仅致力于抒唱生命本体的宇宙定位，对抒唱宇宙人生的存在状态也不示弱。《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把“我”同宇宙间（也包括地球在内）的众生万物已组合成一个大家庭，大家相亲相爱、自由自主地生活着，形成了一个宇宙人生的极乐世界。柯仲平的《海夜歌声》写众生万物之间相互争夺的关系：黑夜、大海、风雨雷电、怒涛狂澜上一只孤舟，两个水手，共同组合成狂乱的宇宙世界，人与大海壮烈的搏斗场面，展现出宇宙生命之间力的交流，没有悲哀只有欢乐，没有静止只有骚乱，没有退却只有奋进，好像只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才会获得天地间至美的境界。这么个宇宙人生的存在状态，则是一种生命动态和谐的关系。当年被囚禁在上饶集中营里，随时都有可能杀身成仁的冯雪峰写的《雪的歌》，是灵肉互转中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诗中，他把“雪”作为纯美的精灵的生命象征，奇幻地显示出生命交替转化的全过程。在这首歌唱生命纯美境界的诗里，物质生命的“雪”，从“暗黑的天空飘落到暗黑的地上”时，它的灵与肉是分裂的：“一片雪儿一个光”——这是雪花纯美的灵的显示；“一个光附随着一个黑影儿”——这是雪花纯美的肉的显示。在雪花飞散中，物质生命的雪花以“轻柔的步调”从容而悠闲地“曼舞在空中”，最终飘泊到大地的表现，对雪野来说是灵依附于肉的象征，而大地接受改妆，对雪野来说则是肉的生命超越。于是，诗篇推出了“一个临到爱的纯境的人”：“灵魂忽然迸散，四脚忽然软瘫，／然后又发现他自己／凝结在一片晶莹柔美的光里。”——新生命在灵肉重谐后诞生。这样一个拥抱大地的新生命也就是“虽囚居在暗室里而他的智慧的勇敢的光仍能探照世界的人”——为真理事业至死不渝的革命者象征。他在“心的飞跃里”抓住已达生命“纯境”的自我“真象”，然后顺序着“宇宙的流态”，消融在春天的阳光里，化进绿色的“森林”、“大海”、“广野”，“成为翠霭的蒸汽”，“从大地升起／加入到那轻清的白云里”。这一首抒情长诗，大大拓展了宇宙人生的诗思路子，在80年中国新诗的历程中，是具有经典意义的。当然，宇宙人生是一种永恒的存在状态，这一代诗人拓展诗思路子时，能对这种永恒性的抒情把握住两条规律：一条是否定之否定，另一条是生存大轮回。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在陈敬容的《边缘外的边缘》、《律动》、《追寻》中有很生动且启悟深刻的具现。冯至的《十四行集》中有好多首诗是抒唱生存大轮回的。到新时期，廖亦武的《大循环》所体现的就是：“万事万物都在循环，人也亦然”。主体通过个体的生存体验来展示群体的生命超越中，上升为宇宙人生大轮回的生存状态，十分有气魄。值得指出，在80年中国新诗中，“东海诗群”的王彪所写组诗《莽海上的家族》很值得注意，它是集宇宙人生生存状况表现之大成的。这组诗写打渔人和大海代代相袭进行着搏斗的悲壮历史，洋溢着这批以海为家的人顽强地抗争、不懈地追求的群体昂扬情绪。在诗里，“大海”是宇宙的化身，海上打渔人和海浪、鱼、荒岛、岛上的树……全一样，是宇宙生命的一分子，他们的存在是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之分的：宇宙空间中的存在和宇宙时间中的现象，全都是在融合、分裂、再融合、再分裂……这样否定之否定的交替循环中，草木虫鱼、父子儿孙以及诞生、消亡……也在不断的相互转化中。在《驶进深海》中，当“莽海上的家族”终于沉入海的最深处，渔汉子化成参天大树扎进深海，陆上海上的众生万物在深海处也有了更频繁的转化。于是，“家族”扩大了——这就是宇宙人生的存在状态：从和谐到斗争——再和谐到再斗争的动态转化，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永恒轮回中显示宇宙生命体的存在真实。对宇宙感应的诗思路子作这样的具现，既是我们新旧交替之年整个社会变革情绪的曲折反映，又能激发和强化我们深远开阔的社会变革情绪。
这一代诗人在拓展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诗思路子中最大的收获也是采用二元应合的办法，以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作双向交流来另开一条诗思路子。中国新诗从诞生的最初年月起，就在提倡超越狭窄的地球时空进入宇宙时空去进行艺术构思的诗思路子，同时又要以超越地球时空限制的宇宙精神来观照“国民生活”，把握更富于社会广度、人生深度的诗歌世界。致力于体现这种倡意并制作出较好作品的，可以举出张白衣的《信号》（注：中外书店1934年4月初版。），穆旦的《森林之魅》。《信号》是一部采用未来派手法写成的诗剧，全作虽留有主题先行的痕迹，革命加恋爱的趣味追求，但作为一条由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双向交流的诗思路子的开拓是全新的，值得珍视的。《森林之魅》中宇宙人生与社会人生的双向交流是在相当神秘的氛围中完成的。这篇写于40年代前期的诗剧，写穆旦作为中国缅甸远征军中的一员，于1942年与日本法西斯在野人山一战失败而向印缅边境大撤退中所获得的生命体验。在那些大撤退的日子里，他一方面遭受着日本骑兵的日夜穷追，另方面又经受着一路上特有的淫雨、饥饿、毒虫、痢疾等等折磨，以致随时都有可能倒毙在胡康河谷的大森林。他处在这样一个几近绝望的社会人生处境中：“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致喊叫着要求一点人生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注：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刊于《穆旦诗集》的附录。《穆旦诗集》，1945年沈阳自费印刷。）由此使穆旦这时的生命体验从社会人生一步步向宇宙人生的腹地深入。基于这一点，穆旦后来在创作《森林之魅》时所选择的诗思路子有了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双向交流的特色：“我”在濒临绝境中通过潜意识活动来作本能的终极追求，消融进原始森林。于是，宇宙永恒的福音通过“森林”响了起来：“从此我们在一起，在空幻的世界游走，／空幻的是所有你血液里的纷争，／一个长久的生命就要拥有你，／你的花你的叶你的幼虫。”就这样在“我”身上社会人生转化为宇宙人生。但是穆旦不是一个真正要遁逸的诗人，他的诗思路子始终要让二者作双向交流的，当社会人生转化为宇宙人生后，他又要以宇宙人生的感受心境来观照社会人生，在最后的《祭歌》里对这片森林作了这样的抒情：“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这里的“英灵”是指“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这一批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士及其崇高庄严的社会人生事业。胡康河谷的大森林显然是个融入宇宙本体的“长久的生命”，这个生命之所以长久，乃是它由无尽的宇宙空间——“森林”的自生自灭的客体存在，同不灭的宇宙时间——“历史”总在此徘徊组合而成的。那末，化入了树干而滋生的“英灵”——“人”——社会人生，作为“森林”——宇宙本体的一部分，他们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生命和至真、至善、至美的事业也是不灭的。这一双向交流，终于使为正义事业而死也即是永生的悲壮情怀渗透着哲理感悟，从而使《森林之魅》在中国新诗八十年中有关“社会人生／宇宙人生”的诗思路子的拓展，具有了里程碑的意义。
三
以上我们研究了八十年来中国新诗在拓展诗思路子中的成绩和调控诗思路子的经验，但这些远不是诗人主体的普遍自觉和诗坛全局的约定俗成所导致的，更多的情况是没有形成规范原则的自发现象。因此，有必要不为贤者讳，坦率地来谈诗思路子拓展中的失误和调控中的教训。
先看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在拓展与调控中出现的问题。
就个我人生的拓展而言，由于较大程度上出于诗人的自发行为，所以大有走向极端的趋向——游离于时代环境，把诗人们某些即使是真挚的自我抒情，也引向了审美误区。诚如艾青所说：“这个‘自我’无论如何离不开现实生活，是在一个大的政治空气里面。政治就像一个大气层，每个人都离不开。”（注：《答〈中国青年报〉记者问》，1981年6月11日《中国青年报》。）可惜颇有些诗人没有感悟到这一点。湖畔诗社的主要诗人汪静之“放情地唱”出来的爱情诗集《蕙的风》，1922年前后那几年在青年人心中引起的精神震撼力无异于“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注：朱自清对《蕙的风》的评语，引见孔尊《汪静之〈北老儿〉》一文，刊于杨万华编《文坛史料（一）》，中国日报社1946年版。），汪静之大受鼓舞，继续作这类抒唱，到白色恐怖时期，出版了第二部“放情地唱”出来的、艺术上要成熟得多的《寂寞的国》，社会反响却极其微弱。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不是写恋爱诗的时候了。”（注：转引自《蕙的风》增订本第227页，漓江出版社1992年3月版。）脱离时代社会，在个人小天地里寻求灵感，要是再极端地发展下去，那这条诗思路子的拓展会导向陷阱。新时期以来，由于“冲破精神的牢笼”而矫枉过正，以致继舒婷、北岛等新诗潮之后，出现了一批“不以为生活欠了他们什么，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使命感”，只对“喝酒、抽烟、跳迪斯科、性爱甚至有时还酗酒、打架”才感兴趣的更年轻一代诗人（注：参见吴开晋主编《新时期诗潮论》第203页，济南出版社1997年12月版。），随心所欲地摆布个我人生的诗思路子，向歪道继续拓展，结果颇有一些诗的个我人生审美追求转向了审丑。
拓展群我人生的诗思路子，一般说不会游离于时代环境，但很可能会产生题材决定论，漠视主体对群我人生真切的体验与把握，以致把抒情引向审美误区。创造社的冯乃超，早期创作《红纱灯》里的诗，沉湎于个我幻想的小天地里，参加革命后，他从个我人生转向了群我人生的抒情追求，却也矫枉过正，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在《诗人们》一诗里，他为了强调诗要为革命斗争服务，竟然这样提倡：“诗人们／制作你们的诗歌／—如写我们的报告”；诗人们／制作你们的诗歌／—如写我们的口号”！这就公开提倡写诗不必有主体真切的生活体验和时代感受，其后果只能是把诗引向非诗。流弊之所及，30年代的中国诗歌会、40年代的根据地诗群，进一步提倡为政治斗争服务，漠视主体对群我人生真切的体验，把审美的诗导向标语、口号、政治图解品。当然，那些年代是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尖锐化的时期，即使是一句口号、一幅标语也能起到鼓动人民群众起来投入战争的作用，由此引向非诗化的倾向倒也还有可理解之处。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一个和平、安宁的生存新环境，群我人生的诗思路子理应向人民民主自由的社会境界拓展，为日新月异的大建设风貌作抒情。可惜这些实际存在的时代内容只被重视了很短一段时间，就被人为的急风暴雨式阶级斗争所取代，并且依旧排斥主体对群我人生的投入以获得真切的体验，结果被虚幻化的斗争哲学所虚幻了的群我人生的内容和实际的时代要求不相适应，所引向的又只是对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的鼓动，对一桩接一桩政策宣传作图解，不少坚持着拓展群我人生路子的诗人也因此被剥夺了用自己由衷之情来抒唱时代的自由，弄得无所适从，只好写写“假大空”的诗。如30年代曾写过一些好诗的臧克家，由于“每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时，他总是最初的几个以高亢的激情发出歌唱的诗人中间的一个”（注：徐迟：《初读长诗〈李大钊〉》），诗写得不少，却很难说有可能留得下来的。这现象又何止臧克家一个，应该说那一代诗人大都有份。
这就要求诗坛对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这两条诗思路子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控。如前所论，在中国新诗八十年中，这两条诗思路子的拓展中有过二元应合、双向交流的迹象，因此出现过一些品位较高的诗，但从总体看，它们的拓展中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相互排斥的。当然，作为主体的诗人，面对这两条诗思路子作新的拓展时，允许在二元应合的前提下侧重于个我人生的，也允许侧重于群我人生的，但从宏观着眼的诗坛则应该自觉地去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原则：拓展这两条诗思路子应在更广泛的关系中提倡二元应合、双向交流，不能让二者极端对立、相互排斥。但这个规范原则始终不能在诗坛约定俗成。结果，这种二元对立一直沿袭到今天，不是拓展这两条诗思路子，而是把它们都引进了死胡同，诗歌的天地越走越狭窄起来。建国前有人立足于个我人生而来否定群我人生追求的，如当年致力于办《现代》、《新诗》杂志，沉湎于抒唱个我小哀怨的戴望舒，就攻击致力于国防诗歌运动、热衷于抒唱群我斗争生活的蒲风他们的诗，是“浅薄庸俗的演说词而已，‘诗’是没有了的”，并且“千篇一律，言不由衷”（注：《谈国防诗歌》，《新中华》第5卷第7期。）；也有人立足于群我人生，而来否定个我人生追求的，如当年致力于办《新诗歌》杂志、热衷于抒唱群我爱国、革命斗争的蒲风，也攻击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运动的戴望舒他们的诗，是“没落后搬到都市里来了的地主的悲哀”，“一些避世的、虚无的、隐士的、山林的思想”，而“封建诗人所常用的字眼，都常是他们的唯一的材料”（注：《五四到现在的中国诗坛鸟瞰》，《蒲风选集》下册第810、811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把表现重大的政治斗争为标志的群我人生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压个我人生的追求，突出的例子是何其芳在50年代发表了一首表现自己没有写出更多更好的诗来回报读者期待之情的《回答》，由于不涉及政治大事件而只是个我人生的一点感喟，就被说成是“不健康的感情”的抒发：“诗人只是在个人的狭窄的感情圈子里拍打着翅膀，他产生出来的诗篇就注定了一定要失败”（注：曹阳：《不健康的感情》，《文艺报》1955年第6期。）。80年代以来，则把表现狭小的个人生活为标志的个我人生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来压群我人生的追求。非非派就认为写诗应该“面对自身”，“自身就是意义和目的”，有人干脆说：“在今天，谁如果还要求诗贴上‘政治标签’，不是糊涂，而是犯罪！”（注：中国作协江西分会，《星火》文学月刊社编：《朦胧诗及其它》第134页。）
现在再来看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这两条诗思路子在拓展与调控中出现的问题。
如前所说社会人生这条诗思路子，可以在现实环境中拓展，也可以在超现实环境中拓展。现实环境中拓展诗思路子如果极端化，具体的表现是只看到现实环境中的现实内容，热衷于把它临摹叙述出来。中国诗歌会曾提出过“促住现实，具体描写”的口号，并按此来制作诗歌，结果，如他们中的穆木天所不得不承认的那样，这些诗“成了现实的拷贝了”，而“不是诗”（注：《一点意见》，《新诗歌》第2卷第2期。）。建国初期艾青写的那首“杨家有个杨大妈／今年年纪五十八”的《藏枪记》，后来连他自己也坦认是“按照事实叙述”的“押韵的散文”，所以“写失败了”（注：《与青年诗人谈诗》，《诗刊》1980年第10期。）。这种对现实只作临摹叙述的审美误区表现一直持续到今天，就出现像于坚那样的诗。他爱写凡人的日常生活，企图藉此深入到最合乎人之本色的生活，在逼真的现实环境中呈现卑微琐碎、庸常平凡的社会人生，除了带点或强或弱的调侃意味，毫不动容。如《我的父亲》、《尚义街6号》、《远方的朋友》、《作品第39号》等。在现实环境中呈示社会人生还有“临摹”式、“叙述”式的具体东西，意味着浅层次上的感觉、印象还是存在的，多少能激活一点稀薄的情感，但再极端化下去，则连这一点浅层次上的感觉、印象也被排除掉了。“五四”初期，康白情那首《律己九铭》就成了记事的一份帐单，而《西湖杂诗》这样的诗：“德熙去了；／少荆来了；／少荆去了；／舜生来了。／舜生来了；／葆青绛霄终归在这里。”则确是“一个点名簿”，当年读了这样的诗以后“几乎把肠都笑断了”的成仿吾说：“亏他想得周到，写得出来”（注：《诗之防御战》，《创造周报》第1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哪料得六十多年后，我们在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半坡的雨季》等诗里又见到这一股久违了的诗风。社会人生内容毕竟是现实环境的产物，要是只凭主体去随心所欲，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缺乏真实的典型意义，就会是把原我释放出来。田间在50年代后期重写《赶车传》，把重心放在为创建共和国洒过无数血汗的石不烂又驾起胶轮大车、带领人民公社社员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抒情上。这种社会人生内容的环境也是被田间随心所欲地摆布的，凭依的则是浪漫诗人乌托邦式的想象。《赶车传》的情况不是个别的，回顾一下当年大跃进中出现的，由有名无名的诗人们写的新民歌体新诗，这种空想难道还不够多吗？在超现实环境中让原我登场来演一台赤裸裸的人生戏，更显示新诗中拓展这条诗思路子失误的严重性。20年代邵洵美主张在诗中藉“色的诱惑”来给自己“须臾的醒”，甚至认为这可以“当柴烧，去燃烧那冰冷的人生”。沈从文主张超越“绅士的”爱情观去“写自己的欲望”（注：《我们怎样去读新诗》，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编第138页，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于是邵洵美有《花一般的罪恶》，让原我闯入神圣的诗坛，在超现实的环境里颇带点“浪”味地展示性本能。30年代的汪铭竹在《乳（一）》等诗里，把环境更超现实化，演血肉生命的性恋游戏。这是社会人生内容吗？也是的，但这毕竟是原我来演出的。当然，建国前在开拓这条诗思路子中的这种审美误区，还不能算很严重，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倒是几近绝迹的。但80年代中期以后，旧波成了新澜，一些让原我对“黑色”区域张扬本能欲望的诗，比邵询美的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丰富多采的联想中展示一番“仰天而卧的女人／闲置的躯体一片荒地”。一些男性诗人“浪”，一些女性诗人更不示弱，写着《我的肉体》、《把你野性的风暴摔在我身上》，无所顾忌地诉说着。总之，八十年来，在拓展社会人生的诗思路子时，诗坛缺乏一种约定俗成的风气予以调控，以致使这条路子也引向审美误区，情势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
同样，选择宇宙人生这条诗思路子的诗人们，由于偏执一端，往往使创作走向矫揉造作，故作高深的玄虚境地，让想象的翅膀任意乱扑腾，且不管它飞向何处。宇宙人生的感受只能是来自宇宙人生的冥想。而不能顺着冥想发现底层潜藏着更贴切的社会基础，因而也无法从宇宙人生的浮面感应中听出更真实的社会存在的回声。卞之琳一直比较热衷于选择宇宙人生的诗思路子，并以相对论观念的具现来体现，这就使他完成的诗十分玄虚，令人难以索解，《圆宝盒》就是如此，以宇宙与个人绝对时空中的对应关系来体现这条诗思路子，是一种更偏于哲思的智性追求。由于对生命超越的偏至而进入了形而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境地，这要使人普遍地接受是相当难的。纯形而上追求在穆旦的《诗八首》中则连男女性爱也彻底地“不食人间烟火”了，把宇宙人生的诗思路子拓展成理性的冷静观照，性爱排斥了非理性的人性欲念冲动，虽然至今还有不少论者推崇这组诗，其实是拓展这条诗思路子的偏至。冯至在《十四行集》里、周伦佑在《狼谷》里这种偏至就更进了一步。《十四行集》作为诗歌文本，自有它相当高的诗学价值，这无可非议，但诗创作毕竟是不能脱离时代的，冯至的偏至是宇宙人生追求太脱离时代。他写这27首十四行诗，是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最艰苦的阶段，民族的心声是：“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可是，冯至却致力于作超越社会人生的诗性抒情，似乎要从这个血肉纷争的人间遁逸而去，作宇宙神游。这种倾向出现在整个社会和平安逸时期，使宇宙人生的诗思路子偏至一点，不是不可以的，但出现在1941年，那是太脱离时代，太违背特定时期民族心灵的审美追求的。所以这是一种合理不合法现象。周伦佑的《狼谷》出现在80年代中后期，这是一首没有标点，读不断，以每17个字定一个诗行、每9行定一个诗节、共5节的诗，就外在形式和语言结构而言，也不忍卒读。至于内容，写的是一个赶着羊群的牧羊人迷失在“狼谷”里，梦见自己和“刚失去丈夫的母狼”进行了一场人兽本能交流。周伦佑拓展出这样一条极其偏至的宇宙人生诗思路子，只能把诗引向反文明的荒谬境地。当然，这是一个和平安宁的时代，幻想、遁逸的追求对一个开放的社会来说，是被允许的；但把人沦为兽所显示的宇宙人生，同社会人生处在如此对立的地步，是难以让人接受的。这是一种合法不合理现象。
通过以上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新诗八十年来在拓展诗思路子中，诗坛没有对四条两组诗思路子作好内在调控，或者说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之间，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之间，诗坛始终没有形成二元应合、双向交流的风气，而任让诗人们以二元对立、相互排斥的态度对待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之间的关系，对待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之间的关系。新诗品位提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此。问题的严重性也还不止于诗坛没有创造各种条件去形成一个以二元应合拓展诗思路子的规范风气，恰恰是诗坛还有意无意地在从中作捣乱，破坏这种规范风气约定俗成地形成。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有不少事实可作证明。1954年初，绿原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组诗，其中有一首叫《雪》。这首诗的情感状态，感觉方式，想象路子以及呈现的真实世界确实很独特，暗示力极强。把个我对北方大雪的特殊感受和因瑞雪兆丰年的群我感受作了双向交流，是富于创造性的一种诗思路子的拓展，可是《人民文学》杂志竟在1955年2月号上发表“读者来信”，批判说：“作者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感情结合着广大人民的感情，抒发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热情”。上面提及杨炼的《诺日朗》，诗发表后也受到不少指责。有人在《莫把腐朽当神奇》（注：《诗刊》1984年第1期。）中认为这组诗是用一层诗的保护色来表达阴暗腐朽的思想感情，而“男神”的形象把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流氓、淫棍、“性解放论”者以及“神马”、“神牛”们的丑恶行为大大地美化了。这种破坏性言论令人惊心动魄。
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对艾青的《时代》和郭小川的《望星空》的批判。
《时代》是艾青一生写得最好的诗篇之一，它从个我人生的抒情出发进入为群我人生献身的抒情，是诗人追求时代、献身社会的一场心灵倾诉，也是艾青的精神世界最真实的展示。但是，有人在《论艾青的诗》里竟然说艾青“在这首诗里把自己写成一个不为众人所理解，受苦受难尼采式的超人”，这首诗“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自我扩张的嘶喊，不只是没有丝毫人民的感情，而且对于他的周围含有极大的抵触情绪”（注：《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至于姚文元这根“棍子”在《艾青的道路》中对《时代》一诗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言论，更是声色俱厉。当然，这是反右斗争中的批判，有些人出于种种情况不得不讲一些上纲上线的话，还是有可以谅解之处。但对诗坛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之间建立双向交流的规范关系，破坏性实在太大。作为一种恶性发展，批判《望星空》更是对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之间建立双向交流规范致命的破坏。这首诗立足于个我的情感状态，从宇宙时空感受出发，展开丰富的想象与联想，并以星空这个自然空间来暗比、映衬人民大会堂这个社会空间，颇带浪漫主义情调地赞颂了社会主义人间的美好、壮丽。诚如公刘所说：郭小川是“决心用他的诗去批驳悲观的无所作为的观点”的，“他用诗争辩着：我们的世界应该是美好的，比星空更美好。如果眼前不够美好，将来也一定会变得美好”（注：《理当为〈望星空〉恢复名誉——纪念〈望星空〉发表20周年》，《安徽文学》1979年第9期。）。但有人却批判说：这首诗“宣扬了‘人生渺小、宇宙永恒的意思’”，是“抒写个人主义的幻灭情绪的作品”，是“诗人走向了绝望的呻吟”。这位作者还因此而用设问的语气说：“是不是因为诗人的灵魂深处个人主义的东西没有被清洗掉，一有所感触或抵触就自然地冒出头来，因而对无产阶级世界观发生了动摇呢！”（注：肖三：《谈〈望星空〉》，《人民文学》1960年第1期。）这种恶劣的批判，影响极其深远，对一代诗歌的繁荣起了摧残的作用，使60年代、文革时期甚至新时期某些时候诗人们再也不敢“以在时间空间的自己表现内流露超时间空间的宇宙意志”，更不敢“以超时间空间的宇宙精神反映同时间同空间的国民生活”。
对《时代》和《望星空》的批判，杀伤力特别大，给诗坛调控个我人生与群我人生、社会人生与宇宙人生之间双向交流的规范原则起了一种长时期内无法消除的破坏作用，反而对二元对立性的调控起了一种约定俗成的作用，这是最大的教训。当然，诗坛如能按艺术内在规律办事，是不会出现这种破坏性行为的，由于很长的时期内诗坛和整个文坛一样，越来越受到政治的控制，使诗坛屈从于政治的权力话语，从而使诗思路子上的宏观调控遭到严重的破坏。
以上我们回顾了新诗中诗思路子的审美拓展与宏观调控，从中可以看出：作为中国新诗八十年来创作策略方面的经验与教训的一项总结，这也反映着新诗已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自己的规范，形成一个自己的传统，遗憾的是对这一项看法采取不以为然态度的，大有人在。如果说诗歌现代化无需受诗学本体的规范约束，不必有新诗传统的约定俗成，只能使诗坛在无政府主义的陷阱里愈陷愈深。今天，我们之所以要来作这一方面的总结，直接目的也就是反对诗坛这一股思潮的继续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