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历史眼光与全球视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视野论文,眼光论文,全球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视角，剖析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起飞的艰难而成功的历程，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的深遂的历史眼光与广阔的全球视野。
一、经济起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艰难而成功之举
1.中国的经济起飞面临双重锁定的阻力。邓小平说：“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69页。）近代以来，中国有过多次面对转折，促进现代化的机遇，但是都没有抓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有了实现经济起飞的机遇。按照罗斯托(W.W.Rostow)的说法，政治革命、技术革新、有利的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不利的变化，都可能成为在有了一定的前提条件下引起经济起飞的刺激力量。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具备了经济起飞的条件。改革开放前，虽然我国已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是，并没有真正实现经济起飞，更谈不上向经济成熟阶段推进了。什么原因呢？简言之，我国的经济起飞有着双重锁定的阻力。
其一，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与文化禀赋的锁定。中国封建社会是一种君临天下、天下一家、家国一体的政治全面控制的人治社会体系，有着重农抑商与官办工商的传统，在政治文化上是以“孝”为核心的儒学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这同公元1500年以后的“欧洲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注：［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1992年1月第1版。），是极不相同的。而且，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资源发展得越完善，利用得越充分，越类似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效能，那么，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对当代经济起飞以致整个现代化的深层拖累作用就越大。当然，与非西欧的其他文化圈相比，儒学文化圈中也包含着某些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禀赋。日本，以至亚洲“四小龙”能先于我们实现经济起飞，固然有着当时其各自具备的政治、经济上的内外环境与契机，但是，同他们处于儒学文化圈的边缘，相对容易挣脱旧的束缚不无关系。而且，日本的儒学是以“忠”为核心的，它转化为集团本位，较易于实现日本式的经济起飞。我国处于儒学文化圈的中心，在该文化圈中几乎最后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实现经济起飞，恐怕是较难避免的。
其二，扭曲了的社会结构与“左”的思维方式的锁定。现代化是从沿海推向腹地、从城市扩张到农村的过程。可是，我们党领导革命成功的道路却是从腹地省际边缘推向沿海、从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这一道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但是，这一成功的背后却潜藏着“左”的种子。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蕴含着对资本扩张的抵制，它对于完成破坏性的任务，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是正确而有效的途径，但是，它对于完成建设性的任务，却没有提供正确而有效的思路。建国后，我国是在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这就容易产生把所有制关系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基础的倾向。因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是以既定的社会组织为前提的，而经济组织同政治组织是一致的，生产与消费是直接统一的，而交换仅发生在自然经济共同体的边际领域，所以，我们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构成的一般生产关系容易忽视，而趋向一种以行政化管理方式对生产条件占有。经济落后又使得我们必须防止过度城市化。这样，我们建构起来的社会结构，就是一种遍布城乡的“大而全”与“小而全”的、阻碍社会功能分化与社会流动的、扭曲现代化进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与这样一种社会存在相适应的，是同西方列强长期对立、斗争中形成的、并在“二战”以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中巩固的“左”的思维方式。这样一种笼罩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氛围之下的社会结构与思维方式，使社会僵化了，经济起飞的活力与动力被严重地束缚住了。
2.邓小平为中国经济起飞的战略部署。面对双重锁定的阻力，邓小平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与创新精神，为中国的经济起飞进行了全局谋划，作出了科学的战略部署，这里最主要的体现在两大方面：
第一，时序选择战略。我国的改革与经济起飞，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经历了一个从思想解放到改革实践，从经济到政治，从农村到城市，从旧体制外到旧体制内的过程。对于一个农业文明占很大成份的国度，唯书、唯上的意识是很强的。所以，邓小平首先选择的战略举措是重新整合意识形态，其旗帜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实事求是地判断我国建设的基点，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的，它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50页。），要使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能够逐步得到解决，实现经济与政治、政治民主的实现程度与根本的政治制度之间的相对平衡，就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社会主要矛盾。为此，邓小平果断地把全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51页。），也就是要实现经济起飞。经济起飞如何起步？邓小平是深悟中国二元社会结构问题的。他说：“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77-78页。）农村是旧体制的薄弱环节，“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82页。）农业的发展，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为中国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第二，“三步走”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都有一个高速效应的困难，即：要通过实行追赶战略，在几十年内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速度就要很快，同时，这又会带来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急增。如何应对呢？邓小平在我党历史上首次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的美元数来衡量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这就包含了要同国际接轨的思想萌芽。在这一全球视野之下，邓小平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20世纪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实现温饱；第二步，20世纪90年代再翻一番，达到小康；第三步，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总结我国的并参照亚洲“四小龙”的经验，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基本方针以及一系列具体方针。一是，“台阶式”发展方针。邓小平说：“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68页。）二是，梯度发展方针。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邓小平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77-278页。）这样一种梯度发展方针，实际上包含了区域现代化思想，就是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分配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带动大部分地区发展，达到共同富裕。三是，重点带动一般的方针。邓小平强调“农业是根本”（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3页。），“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7页。）东亚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比之拉美和南亚来讲，更重视提高国民素质和能力。同样，邓小平从“文革”一结束起，就高瞻远瞩地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77页。）发展中国家既要追赶发达国家已达到的历史目标，又要跟上当前世界发展趋势，这就存在一个双重发展效应的困难。为解决这一矛盾，邓小平进一步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77-278页。）。直至今天，我们强调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际上仍是贯彻邓小平的这一方针。四是，中央权威的宏观管理方针。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大多采取了威权主义政体。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高于南亚一些国家，与实行这种政体不无关系。这与西欧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在其经济起飞阶段的作用是类似的。邓小平的相关方针是符合人类现代化共性规律的。他说：“中央要有权威。……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40页。）
二、体制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
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一方面，它有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规律；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现代化的起始条件不同，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上就会显现不同的特点与不同的路径选择。
1.确立改革的市场取向，走人类社会共性发展道路。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够实现经济起飞，并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迈进，从体制上来说，是得益于沿着市场经济的方向进行改革。改革开放前，我国已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几经探索也未走出苏联模式的窠臼。这与我们教条式地、不科学甚至扭曲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有关。马克思晚年曾经揭示了非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可能性。他论述到：“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36页。）跨越卡夫丁峡谷能否变为现实？马克思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1版，第435页。）。我国是否可以跨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获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马克思论述的两件事情：其一，能否用好“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其二，能否把握好我国“所处的历史环境”。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36页。）邓小平是较早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率先搞的市场经济，是这“一切肯定的成就”的主要之点，是人类文明到了资本主义阶段所结的成果，也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而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包含这一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是现代社会主义观。如何把握好社会主义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在本文第三部分还将作深入阐述，总的来讲，邓小平把观察世界格局的客观性同维系世界和平的主动性紧密结合起来了，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争取到了一个较好的历史环境。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已处在经济全球化阶段的条件下，邓小平对我国内外环境的把握，无疑使我国现代化的推进走上了既不失中国特色，又符合人类社会共性的发展道路。
2.科学对待路径依赖，正确把握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的过程。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时期，存在着不同的路子。美国与西欧学者曾经主张所有国家都要步西方的后尘，引入西方发展模式，包括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才能实现现代化。而且，他们认为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的两极。他们对人类现代化的一些共性特征的论述，有一定的真理性，对后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有积极的借鉴价值。但是，各国都有不同的国情，许多拉美国家照搬美国模式，并没有获得现代化的成功。反过来，不少非洲国家出于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憎恨，并获取原苏联的援助，选择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实践中也并不符合本国国情，仍处于欠发达国家的地位。
邓小平对这两种路子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得出了自己的科学结论。他说：“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60页。）他又说：“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90页。）在反对照搬西欧北美模式、苏联模式的同时，邓小平认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65页。）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视角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条件，有一个科学对待路径依赖的问题。我国已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因为旧体制、旧传统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全盘否定过去，那社会发展就会出现断裂，“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20页。）。“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21页。）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在动态稳定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关于传统，邓小平没有像西方一些现代化论者那样，把它完全看成是同现代化相对立的因素。邓小平说：“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38页。）在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上，也有一个科学对待路径依赖问题。邓小平选择旧体制的薄弱环节农村为改革的突破口，有一个巧妙利用传统行政力量，又要扩大市场力量的考量。对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58-259页。），他是非常欣喜的。邓小平不主张原苏联曾试验过的通过设计一套理性方案来进行激进的改革。这显然只能以失败告终。邓小平认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74页。）他主张，“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67页。），“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56页。），“我们力求及时总结经验，不要犯大的错误，更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72页。）经过这样以实践为基础的改革、创新、总结，邓小平估计，“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133页。）邓小平认为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过程，是实践的、辩证的、上下结合与群众创造的过程，是一个需要较长年代的过程。新的制度安排，有一个逐步过渡的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3.坚持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走自己的路。唯物史观的核心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形式都是历史的、具体的，这样必然导致不同发展道路的出现。邓小平理论就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按照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来开辟当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16页。）“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37页。）这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历史观。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论根基也正在此。
传统理解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时间先后的；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空间并存的。而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也都是多向度的与动态的。邓小平认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25页。）什么叫“够格”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接着说：“只有到了下世纪（21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25页。）。由“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沿着什么轨迹达到“够格”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78页。），在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的改革的条件下，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60页。），但是，“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73页。）。这样，“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37页。），“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79-380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28页。）。所以，邓小平坚持的是，中国搞现代化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是相比较争优、相学习吸取、相共处合作的社会主义。他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同世界各国文明进步交织在一起的人类文明史观。
三、和平崛起：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
1.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对全人类的贡献。用世界眼光来看待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确实是一条和平崛起之路。邓小平强调，“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79页。）他明确指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82页。）中国的发展不会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威胁，因为：其一，邓小平强调“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20页。），通过“三步走”发展战略，从沿海到内地，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其二，“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7页。），我们是靠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科技水平来解决“煤、电、油这些能源项目”（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7页。）以及整个资源、环境问题，我们不会把国内的困难与问题转嫁到国外去；其三，我们是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50页。），把中国发展上去。反过来，“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16页。）
按照邓小平的设计，2050年，“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20页。），中国实现了和平崛起，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上更有全面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上，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21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16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将得到质的发展；经济上，“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48页。）；文化上，“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出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35页。）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83页。）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个巨大的贡献。这条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扩张崛起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原苏联式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道路，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104页。）
2.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中国和平崛起对全人类的贡献不但体现在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找到一条谋取福祉的可行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使人类进步更显五彩缤纷，而且，“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63页。），因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其一，“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96页。）其二，邓小平强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他说“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87页。）邓小平的这一原创性思维，可从孔夫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注：［宋朝］朱熹撰：《四书集注》，《论语·子路》，岳麓书社，1987年6月第1版，第214页。）的思想中找到渊源。儒家思想强调人与外在世界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它就具有鲜明的和平主义色彩。现实世界中，“和而不同”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在邓小平理论中有多层次的体现。从国内来讲，邓小平用“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和台湾问题。从处理某些国际争端来讲，邓小平主张“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0页。），这也是一个原创性思维。从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来讲，邓小平主张“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南南合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69页。），当然，这当中也有竞争，邓小平称作是“友好的压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56页。）。从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来讲，邓小平认为“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82页。），与此同时，“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33页。），“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233页。），肯定中美“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332页。）。
新世纪，我国在经济起飞的路上已趋向成熟，体制与制度在继续创新并趋向完善，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将更加光明。抚今追昔，我们深感，邓小平宝贵的理论财富，是启迪我们思想的源头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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