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克劳论文,民主论文,墨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182（2009）03-0058-05
“民主”可谓当今时代人们使用频率较高的学术术语之一，但也是一个被滥用和误解最多的一个概念。因为理论源于实践，实践在变化，理论必然就要来解释这个变化了的实践，在解释变化的过程中，理论可能是创新与发展，也可能是偏离与倒退。民主理论也不例外。“民主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而改进的过程是永远不会完成的。”[1]40民主由古代的直接民主转向了近代的代议制民主，“人民统治”变成了“人民选举统治者”。面对民主的异化，各国学者从各个方面均提出批判。如（美）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提出了“参与和民主理论”、（美）本杰明·巴伯提出了“强势民主”、（德）哈贝马斯（Habermas）主张“协商民主”等等。在这些批评中，“激进民主”逐渐形成一种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潮。
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英国学者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1985年出版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tic）一词，同时也标志着“激进民主”理论研究的肇始。后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反普遍主义、反中心主义的立场上重新阐释政治话语，提出冲突与对抗乃是政治不可根除的本性，批驳了新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政治理论，建构了一种激进民主理论，成为西方学术思潮的一大亮点。
一、激进民主理论的缘起
任何一种政治思想的产生都有着其深层次的原因，激进民主思潮亦是如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为激进民主的产生提供了新的环境，为困境中的民主理论注入新的成分。
（一）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与现实社会主义的困境是激进民主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使左派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已经过时，需要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实现方式。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说：“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和波兰政变；从喀布尔到越南和柬埔寨共产主义胜利的余波，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实现它的道路越来越产生疑问。这已经导致了对左派思想传统上构造的理论和政治基础进行批判思考。”[2]1对于坚守社会主义理想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现存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绝不是现代性的唯一的、终极的方案；同时，他们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在于全面否定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于是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是任何民主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的目标只能在自由民主体制中才能实现。
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从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政治观念从传统的阶级、党派权力政治转向多主题、多主体的群众抗议政治。大规模有组织的左翼运动高潮开始消退，新社会运动随之兴起。新社会运动不是一个统一的运动和组织，而是对范围广泛、类型庞杂的抗议活动的笼统称谓。正如拉克劳和墨菲所说：“‘新社会运动，一词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术语，它把一系列极端不同的斗争汇集在一起，这些斗争包括都市的、生态主义的、反权力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族权力的，地区性的或少数的斗争，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它们与被当成‘阶级，斗争的工人斗争有所区别。强调那个成问题的阶级斗争概念是毫无意义的”。[2]177－178可以说“‘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了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3]9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主张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阶级联盟”或“历史集团”无法有效地解释新社会运动，这些新社会运动表明存在着不能被还原为阶级立场和生产主义逻辑的新的政治认同，那么就需要突破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治理论，从理论上对出现的新的政治认同加以说明，激进民主政治理论应运而生。
（二）民主理论在实践中的异化及其困境是激进民主理论产生的内在理论依据
民主问题从来就是现代政治争论的核心。民主原意为统治归于人民或人民的权力，“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4]65－67民主制是指由公民进行治理的一种政治制度。更准确地说，全体人民直接参与、表决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自由、平等以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等精神，可谓民主制的原型。到20世纪40年代，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古典民主观过于强调人民意志的表达和实践，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其方式就是通过竞争人民的选票获得做政治决定的权力。“民主不是、也不能意味着任何明显意义上的‘人民的统治’，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统治他们的人。但由于人民也可以用完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谁做领导人，我们必须再加上另一个标准以收窄我们对民主的定义，即候选人自由竞争人民的选票。”[5]269这样熊彼特就实现了民主的转换：“民主”变成了“选主”、“人民统治”变成了“人民选举统治者”。这样民主就被异化为不是根据民意和公益来定义民主，而是通过程序来定义民主，即人民挑选领导人来代替人民参与政治决策。从此，代议制民主代替了直接民主，从而成为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合法性依据。
在这种异化的民主理论中又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路：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简言之，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是社会的基础，个人利益高于社会利益，强调个人自由的优先性。每个人只要不违反法律或损害他人利益，如何行驶自己的权利都是“私人领域”的问题，政府是无权剥夺的。而社群主义者主张恢复“公民共和传统”，重申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强调社会优先于个人，公共利益高于个人权利，强调公民积极参与对公益的追求才是民主的关键。二者的重要分歧在于：前者强调“消极的个人自由”，而后者强调“积极的政治参与”；前者主张“个人权利优先”，而后者主张“公益优先”。激进民主论者认为，这两派的理论都不足以解决当前代议制民主的低效率、歪曲民意、精英政治等弊端，必须对两派的观点都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在借鉴综合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创新。
二、激进民主理论的构建
拉克劳（Erenesto Laclau）、墨菲（Chantal Mouffle）、拉米斯（C·Douglas Lummis）、勒夫特（Claude Lefort）、哈特（Michael Hardt）、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一批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理论的倡导者，其中以墨菲的激进民主理论最为典型。限于篇幅，本文重点阐述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理论。
（一）反本质主义：激进民主理论的基础
面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困境，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遇到了巨大的危机，拉墨认为这种危机来自这样一种观念——“历史的进程中有一按预定的方向运作并先验地保证社会主义的到来的‘发展规律’，……政治斗争不被看作是社会秩序的构成性要素，而仅仅是不可抗拒的经济进程的‘上层建筑’”。[6]52“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在历史向社会主义进化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表明‘过去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而且它们未来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必然’……假如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和合理的基础，应该归于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经济可以被理解为独立于人类活动发挥作用的客观现象。”[2]85－86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被拉墨称作“本质主义的最后堡垒”。出于这样的立场，拉墨认为：如果把经济看做是一个自我规范的机制，是依据“内在”的法规运行，是不受政治的或其他的外在干预的，这种观点将是不正确的。即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不具有决定作用，“政治”也不是“上层建筑”的附属品。相反，他们认为必须摧毁经济主义的最后堡垒并坚持在经济本身之内政治的优先性，其实政治空间可以自我独立，也就是“经济空间被结构化为政治空间”了。
拉墨认为通过抛弃“经济的最终决定”这一概念，不会导致“自主是绝对的”这一观念；也不会推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对于在其他领域进行的活动不施加基本的结构性限制。抛弃“经济的最终决定”这一概念只会产生如下结果：“其一，不能根据‘决定’这一范畴思考不同领域之间的限制与相互作用；其二，并不存在着社会在其基础上的以重构为合理的、可理解的结构的什么‘最终事态’。相反，每一领域的相对效验依赖于完全贯穿与社会之中的各种对抗力量之间的不稳定关系。”[7]120这样通过解构经济决定论的本质主义，拉墨就把社会构想为一个充满着多样性的、偶然的、完全开放的政治斗争的场域，政治获得了真正的优先地位和独立性，也为激进民主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基础。
（二）对抗与冲突：激进民主理论的本质
拉墨通过解构本质主义，赋予政治于自主性和建构性。政治不再被看成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特定阶级的“利益场”，“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8]3站在价值多元主义的立场上，他们拒绝把政治简化为阶级冲突和阶级斗争，认为政治根源于“对抗”。阶级斗争是可以避免的，而对抗却是不可根除的，不可能设想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和谐社会。墨菲认为对抗、冲突为政治永远的本性，“承认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不可能被根除而只能被控制，这使人们对民主的形象有了新的认识。民主……只是一种不确定的、难以达成的东西”。[8]7
民主政治仅仅是将对抗、冲突控制在一定的原则、一定的框架中进行，而不是将对立、对抗取消，不允许对立、对抗、冲突的存在，声称已取得普遍主义的一致性、统一性，那正是民主处于危险的时候。“一个健康的民主程序需要诸多政治力量的震荡冲突和众多利益的开放性的矛盾斗争。”[8]7激进的多元民主秩序奠基于对“敌人”和“对手”的区分上，“它要求不能把反对者视为有待消灭的敌人，而应作为一个对手，其存在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必须被容忍。”[8]5可见，激进民主要求放弃启蒙的抽象普遍主义，放弃一个社会总体的本质主义观念，而允许对抗和冲突存在，它只是要求民主游戏规则的一致性，而不是实质性观点的一致性，相反它反对这种完全的一致性。通过主张政治的“对抗”与“冲突”的本性，使民主真正推广到所有政治领域，所有的社会群体，所有的社会空间。同时，激进民主要求大家遵守自由民主的规则，但这种规则在墨菲的后现代话语中，并非是实质性的真理意义上的一致性，而只是一种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语法”的一致性，游戏规则的一致性。
（三）新霸权：激进民主理论的目标
拉墨将对抗和冲突视为激进民主政治的本质，因为他们认为承认对抗的不可消除性，有利于重建政治的中心，但关键是要解释重建的方式。他们认为，19世纪以来，反资本主义的社会运动都不是无产阶级斗争，而是一系列的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具有阶级基础的广泛化、组织形式的分散化、斗争目标的多元化等特征，要想把这些反抗资本主义的新社会运动结合起来，需要依靠霸权的实践链接才能完成。于是。拉莫的“新霸权”理论借鉴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但又不是其直接的翻版，而是借助后结构主义话语理论，对包括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进行了解构。他们认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存在着经济主义这一本质还原的倾向：“（1）他所坚决主张的领导权主体必然在基本阶级的平面上被构造；（2）他所假定的，除了由组织危机构造的暂停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围绕着单一的领导权中心建构它自己。”[5]156这种具有本质主义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应更复杂和更为碎片化的发达工业社会，也无法解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这就需要对霸权概念进行新的理论建构。于是他们引入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但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中，经济构成了最后的决定因素，同样陷入本质主义之中去。这就需要拉莫证明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是不可能的，从而肯定每个关系的不稳定特征，但同时要避免通过揭示社会总体要素中的必然性联系的逻辑矛盾，证明总体的客观的社会的不可能性，如果这样，霸权的实践链接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既要对本质主义的总体进行解构，但又不能陷入支离破碎状态，陷入到与本质主义相对立的经验主义中，这就需要他们所谓的“新霸权”来完成。
新霸权的实践链接就是在各种不同的斗争中，通过话语实践建构一种关联，而在这种关联中，各种斗争又能保持着自身的特性，从而构成相互有影响的斗争链，实现社会主义的自由和民主。新霸权理论通过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理论进行重构，颠覆了封闭的社会总体性界限，在这种非封闭的总体中，差异转变为对抗的场所，过去的大众主体被民主主体所取代，正是这一转变使现代社会的对抗运动体现在不同的层面，造成了新的政治空间，霸权就是要在这一可能空间中，实现激进民主策略。
三、激进民主的积极意义与局限性
拉墨对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进行的批判性分析构成了他们的自由主义国家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拉墨肯定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历史进步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他们批判地分析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局限性，并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第一，重新提出社会主义与民主的问题。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一直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其实社会主义与民主有着一种本质的内在联系，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甚至在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民主也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原则，“当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彼此联合起来的时候，它们完全有权把‘民主’一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可以说，民主天然地是社会主义政治规划的一个本质部分。然而在20世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实现民主，西方社会民主党则在创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方面遭到挫折。英国学者A·甘布尔曾阐述道：“在整个20世纪，社会主义从未以民主的方式在任何地方实现过。社会民主党甚至在掌握了政权以后也没有能够建立社会主义。共产党在他们夺取了国家权力后废除了资本主义，但这是以压制所有反对派为代价的。社会主义以取得成功的地方缺少民主，而在民主繁荣的地方，社会主义却被拒绝。”[9]76－80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与民主问题似乎变成了一个悖论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与专制等同，与民主互不相容。面对新自由主义者对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攻击，激进民主论者重新阐发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们是运用后结构主义武器来捍卫社会主义与民主的价值。他们认为，在后革命时代，激进民主是当代社会主义策略的新规划，只有激进民主才能走出传统社会主义的误区与危机，超越历史终结论者的理论攻击。正如墨菲所说：“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我们提出‘激进与多元的民主’这一术语来重新定义社会主义事业，并设想它是民主向社会关系的广阔领域的延伸。我们的目的是将社会主义诸目标……与政治自由主义制度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主义被理解为经济民主化的一个过程，是激进与多元的民主规划的一个必要成分。”[8]103
第二，对西方民主展开批判。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成了“选主”，“人民统治”变成了“人民选举统治者”，民主“被那些统治人民的人所盗用，已给他们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可以说，民主的异化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如西方各国政府应对外在环境变化的能力减弱、官僚制的物化以及社会冲突加剧，等等。“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根本不是十分健康的，其中令人不满意的地方越来越多，民主价值观败坏的危险征兆也越来越明显。”[8]133面对民主制的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对其进行了积极的调整。与此同时，在理论方面罗尔斯、哈耶克以及新保守主义都对资本主义民主进行了修正。
拉墨在肯定他们修正取得成绩的同时，也痛斥其为“反民主攻势”。一方面，他们认为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以不干预无约束占有和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为特征”，因为“它断言，自由的政治秩序，只有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框架中才能存在。”另一方面，他们批评新保守主义重新定义的民主概念“限制其应用的领域，把政治参与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这样就“逐渐把公众决议从政治控制中移出来，使公共决议只成为专家的职责。”[2]193－194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一书的“前言”中明确指出“赋予本书统一性的中心主题是对政治以及权利和对抗的不可根除的特征进行反思，竭力想说明这种反思对于批判当前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者的自由话语的意义，同时，我还想根据‘激进的和多元化的民主’来重新勾画左派的方案。”[8]1在这本书中，墨菲集中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阐述了自己的多元民主观。如果我们仅仅把激进民主简单地等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变种，无疑抹杀了激进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功能。
第三，激进民主是西方左翼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政治规划，试图建构一种超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政治哲学，同时还从根本上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战略。首先，解构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阶级概念。激进民主论者认为“不能去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因为随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科技革命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是按照话语规则而构成的非稳定的差异系统，构成这种差异系统的并不是客观利益为基础的阶级关系。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阶级”概念已经不是一个用来描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范畴了。“像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社会阶级’只是被历史地决定的形式，是在社会行为主体不同的主体身份中建立的某种统一性，今天在什么程度上还存在着社会阶级呢？说他们完全消失了，绝对是错的。……但是如果人们考虑一下快速的技术转移和在晚期资本主义所发生的不断增长的商品化，那么显然，大趋势则是作为集体认同构成形式的‘阶级’在日趋衰落。”[10]198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在原则上不依赖于工人阶级，而是弱势团体、妇女、环保人士、被压迫族群等等结成的联盟，通过推进激进民主的方式来消除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无疑否认了工人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中所扮演的“掘墓人”角色。其次，激进民主的执行主体不是工人阶级而是由新社会运动组成的“彩虹联盟”。“我相信民主必须同多元主义相适应，因为在现代民主条件下，人们不能再把‘人民’说成为一个具有一个单一普遍意志的统一与同质性的实体，在此情形下，单单是政府与被统治者同一性的民主逻辑并不能保证对人权的尊重。”[8]119－120这个人民同盟是由阶级中立的意识形态构成，是一超越阶级的政治联合。这一主张与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的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变革的政治主力军不同，“开始去损毁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将是社会主义变迁的主力军的观点之基础，并代之以一种政治方案，这种政治方案的目标是‘激进民主’，其主体是一种人民同盟，这种人民同盟不是由阶级关系构成的，也不是由任何决定性的社会关系构成，而是由话语构成的。这种理论方案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前提加以挑战。”[3]53再次，激进民主论者认为“社会主义是激进民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同资本主义的过去作完全的决裂，而是民主革命的一个内在发展阶段，激进民主作为桥梁就可以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即我们只要把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民主革命推广到存在的所有方面，不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左派的任务并不是放弃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在激进的和多元的民主方向上深化和扩大民主。”[2]198可以看出激进民主论者完全改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社会主义作为乌托邦被从批判理论中剔除了，或者说被改造成了任何一阶级都能接收的伦理价值，激进民主作为运动的最终目标而存在。
收稿日期：2009－03－02
标签：政治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民主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人民民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