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现代的浪漫激进思潮
张 婧
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与社会急剧转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带有理想化色彩的各种浪漫激进思潮，并一度走向极端化，带来灾难性后果，致使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艰辛而曲折。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国人开始以更为现实、理性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开启了基于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从思想史角度而言，改革开放标志着对中国百余年来各种浪漫激进方案的反思、否定和扬弃，正所谓破旧立新。今日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之时代，反观我国近现代进程中的浪漫激进思潮，对于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 浪漫激进思潮;改革开放;解放思想;中国现代化
我国近现代过程中的浪漫激进思潮，主要指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百余年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近现代转型过程而出现的一种带有理想化、浪漫化、激进化的高度乐观、夸大主观、急于求成的思想取向或意识。余英时认为，激进主义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种主要的价值取向，并对20世纪的中国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百余年来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激进化的过程，由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共产主义运动，激进主义一浪高过一浪，“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思想不断激进化的最高峰。［1］回顾百余年的历史，中国浪漫激进思潮的演变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在前后两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且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峰，于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逐步淡出。本文分这两个阶段考察中国浪漫激进思潮的表现、原因及影响。
一、早期浪漫激进思潮
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时期的思想取向与国人广泛接触西方近现代文化、积极找寻救国救民的出路紧密相连，在浪漫理想中伴有启蒙性质，在激进求变中带有转型意味，可谓之早期浪漫激进思潮
（一）早期浪漫激进思潮的表现
首先，在思想文化方面，理性启蒙与浪漫抒情交织在一起，中国知识分子纷纷通过自身著述，表达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怀、炽热的激进情怀，描绘极其美妙的世界与人生图景。如谭嗣同拥有的炽热“烈士情怀”，从其遗言中可见一斑：“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而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2］(P99)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构建了这样一个理想社会场景：“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也。”［3］(P105)在康氏看来，只有彻底破除“九界”,基于“平等公同”原则建立起大同社会制度，才能达致“天游”的美好思想境界。到“五四”时期，这种浪漫精神气质更为突出，如陈独秀深受法国浪漫思想的影响，强调“自觉之奋斗”和“抵抗力”的重要性，“公理-强权”二元对立的欧战观是其浪漫激进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李大钊在《青春》中充分肯定精神和意志的无限性，并以此来实现个人、民族、世界、宇宙的“无尽之青春”，他在《平民主义》中对浪漫激进思想的表达尤为显著，提出以平等的最大化为首要价值目标，追求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解放与平等自由，后期又主张以废除政治和大众自治的平等理想国为终结目标。［4］(P182)在“五四”运动前后，浪漫激进思想又表现出激烈地反对旧道德旧文化的倾向，鲁迅发表《狂人日记》《孔乙己》等一系列小说、杂文，反对传统的尊卑贵贱和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旧政治旧伦理，成为进步文人的代表。
其次，在政治方面，浪漫激进者渴望“毕其功于一役”的英雄式革命，力求激烈变革，一举打破传统，建立一个崭新的理想社会。如谭嗣同认为现有的统治秩序应予全面摧毁，他猛烈地攻击王朝秩序，主张“推翻满清统治”。梁启超受到谭嗣同的影响，在政治上亦趋于激进。有关于梁启超与谭嗣同、康有为等人在上海举行小型会议的记载：“梁启超等人在一起商议到湖南活动的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为本位。梁启超极力主张奉行第二、四条宗旨，实施急进、彻底的改革。”［5］(P71)随着浪漫激进思潮的不断升温，在政治领域集中表现为以革命手段，暴力武装夺取政权。
在建筑工程项目中，工程造价的预算编制不合理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在工程造价预算中无论哪个因素出现问题都会使预算结果出现严重的偏差。影响预算编制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有，建筑工程编制的人员素质较低、相关工作人员的意识淡薄、建筑工程的规模偏大、施工条件落后等等。这些因素都会给建筑工程造价预算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此外还有建筑行业市场经济活动的存在，也会影响工程造价预算的结果。[2]
最后，在社会经济方面，激进的青年人急于按照自己的设想，去组织并建立一个理想的经济社会生活模式，比较典型的是“工读互助团”运动和“新村”探索。“工读互助团”在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开展起来，以“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理想，宣称是“平和的经济革命”。描绘了未来的生活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6］(P458-471)周作人极力推行“新村”实验，其于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介绍日本的“新村”实验之后，毛泽东也发表文章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7］(P20)
（二）早期浪漫激进思潮产生的原因
其三，关照社会现实与民众利益需求。重新回归到现实社会生活，体现出强烈的现实人文关怀。一方面，认清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需要充分研究的重大问题，邓小平提出，必须正确地判断国情，明确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1980年，邓小平就指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总起来说，就是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任何超越或低估发展阶段的思想，都有害于社会主义实践。”［11］(P312)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首次作出中国社会主义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判断，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出全面论述并指出：“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12］(P9)另一方面，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3］(P373)基于此，中国人摆脱了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浪漫理想化的理解，将高远的目标转向实现中国人实际利益的具体，奠定了走向现实社会的重要基础。
除此之外，对于进行相关技术操作的专业人员而言，是严禁在未进行相关培训的情况下进行一体机操作的。专业人员在进行操作和使用之前，必须要对一体机进行完善的预设，并且建立相关的管理机制和监控体制，并且以此为基础，来对一体机的稳定运行作出保障。另外，在进行一体机的使用过程中，还要对其进行合理的配置规划和资源调配，结合实际的情况，来对一体机的资源进行较为针对性的资源配比，这样可以充分的使一体机的运行环境良好且稳定，除了能保证一体机不会损坏之外，也可以进一步的提升其工作效率，尽可能的加快信息传输的速度。
其三，在政治层面采取自下而上群众运动方式的“大民主”，认为“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是“最革命最生动最民主的群众斗争形式”，并要“形成传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在此基础上建立并巩固的集中制，建立巩固的对反动派和坏人的专政”。［9］(P521)对形势和国情的认识存在主观主义的偏差，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11］(P56)，阶级斗争逐渐扩大化。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现象继续发展，后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在方式方法上更为激进，不仅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而且走向教条。1977年，“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与推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延续。
“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百余年来浪漫激进思潮的一个顶峰，给中国人带来惨痛教训，引发了中国人常识理性的觉醒。1978年，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首先拨动了中国人的思想之弦。与这场大讨论相伴而生的，是一场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运动，扫除了长期禁锢在人们头脑中的障碍。在思想上，扬弃了浪漫激进的理论，转向世俗社会和常识理性，走出了教条主义的桎梏；在实践中，否定了浪漫激进的做法，走向改革开放，开启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新的探索与实践。
其次，打破对人性的禁锢和压抑，高度宣扬人本身的平等与互爱。一方面，西方的文艺复兴成果和启蒙运动思潮传入中国，对人本身的普遍而高度的抽象关注以及对平等与互爱的宣扬很快就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人性得到极大释放且趋向宣扬一种抽象的人性理论。另一方面，长期处于封建等级压迫和传统封建伦理枷锁中的中国人突然获得解放，亟待打倒旧的偶像崇拜，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如陈独秀认为，中国需要的是以内在精神情感为本位的“爱的宗教”，他写的《答半农的〈D——！〉诗》即是对这份情感的表达，体现了对抽象人性的关注和对爱的宣扬。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并将“人的文学”之内涵界定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主张“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动的非人的文学”。
最后，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化合，进一步增强了实现理想的饱满热情与浪漫化的主观意志。西方思想文化的传入虽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激烈冲突，但其带有的现世乐观主义色彩和宣扬的进化发展观点，尤其是近现代启蒙思潮带有的强烈唯意志论特质等很快就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融合。这是因为，中国精英文化的主要思想传统本身带有浪漫理想主义倾向。一直以来，中国社会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儒家追求的“内圣外王”人生理想、“三代之治”政治理想及其本身带有的乐观精神和理想主义对中国人影响颇深。中西文化的化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乐观主义，激发了国人浪漫的人文理想，人们借助西方文化对儒家的“心之力”加以诠释和发扬，并以此作为激烈地反抗旧社会和旧制度的精神武器。人们认为美好的理想不仅是可以认识与实现的，而且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力量的发挥与能动性的张扬，迎来崭新社会的理想绝非远景。
推崇理性、强调人性并过于重视主观意志的思维，裹挟着从旧的封建伦理中解放出来而拥抱新世界的无限乐观和立即投入新战斗的高昂激情，浪漫激进思潮遂在近现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浪漫激进思潮的进一步演变
其二，重构价值理念和社会认同。解放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中国人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步抛弃了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价值取向更加开放和多元。摒弃“两个凡是”的标准即表明了一种思想转向，扭转了僵化、半僵化和教条主义的倾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换言之，用常识理性取代了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更关注中国社会最基本、最深层的客观现实。伴随着传统意识形态魅力的逐渐消逝，建构一种与新状况相适应的新的现代价值理念成为必然，即需要重构获得社会认同的现代意识形态。这一崭新的价值理念与过于强调集体高远目标、依靠领袖魅力来凝聚共识的激进化、理想化的传统意识形态不同，而是蕴含着开放意识、创新意识与个体独立自由意识。
其一，思想上对革命理想和革命经验的神圣化盲从倾向，导致浪漫激进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热情并未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而逐渐消退。认为“一穷二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优点，穷则思变，越穷越革命，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比建设社会主义更为重要。从根本上忽视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比较低这一落后的基本国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优越性估计过高，忽视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种不断革命式的改造社会的过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之前。
其二，强调经济上的平均主义，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建设一个新国家、开创一个新未来的热情，引发了中国人迫切改变落后状况的强烈愿望。忽视现实条件和经济发展规律而盲目追求发展速度的“大跃进”式发展，是浪漫激进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领域的一个突出表现。然而，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强大作用，甚至陷入了唯意志论，也因此有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三年苦干换来共产主义千年幸福”等带有强烈乐观主义色彩的浪漫理想口号。
其一，正视理性力量的有限性。无论是中国早期浪漫激进思潮带有的高度推崇理性并夸大理性力量的特质，还是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意志论倾向，都忽视了理性力量的有限性，目标超越当下直指理想境界，脱离了现实的经济基础，趋于理想主义。然而，鉴于人类理性能力、知识信息的有限性，人们不可能通过理性完全地极往知来，面面俱到地制定出实现目标理想的整全规划和完美方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秉持务实精神，尊重实践，靠“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持续实践探索来深化认识、积累经验，而非理性的预先规划设计。强调改革开放要勇于试验、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并在“试验”中不断总结经验即是坚持了这一思路。国人从浪漫激进的思维中走出，在思想上首先认识并接受了理性力量的有限性。
首先，打破神性走向理性，高度推崇且过度相信理性的力量。这一时期，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逐渐传入中国，这种以辉煌的科学成就为注脚的精神，给正在寻找出路的国人以极大鼓舞，让人们对理性产生高度自信甚至迷恋，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得到无限的发挥。当时国人对理性的推崇本身也陷入了狂热与极端化的倾向，对人类和民族的前途抱有高度的乐观，认为随着人的理性的发展，人类也可以建立一个完美的社会与世界。陈独秀在《新潮杂志》上介绍新实证主义即体现了尊崇理性的一面，李大钊则直接提出“本其理性，加以努力”。
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虽然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无限憧憬，但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问题上缺乏成熟的考虑。受浪漫理想化的思维模式所左右，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过于乐观，忽视了中国社会所处的阶段，做出了错误的预判；其二，受唯意志论和平民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人民群众的意志力量一旦得到发动，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始终没有放弃激进的革命手段。
三、对浪漫激进思潮的反思与扬弃
① 以上例句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创建的现代汉语语料库（CCL corpus）、《汉语功能语义分析》和其他语料。为适用于分析，有些句子稍做调整.
（一）思想观念的转变：从浪漫激进转向日常生活世界和常识理性
社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制度的变迁无不伴随着思想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变化。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重要论断：“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P143)在这样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力地推动了思想观念的转变，提出解放思想的重大任务。这一时期思想观念的转变主要表现为正视理性力量的有限性，重构价值理念和社会认同，关照社会现实与民众利益需求。改革开放正是建立于重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突破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想束缚的基础之上。
休耕补贴制度既是对农产品市场的一种保护，又是对土壤生态环境的一种保护。随着美国各种农业支持政策的提出，国内农业生产力大幅度增加，在20世纪六七年代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且许多耕地也出现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美国政府推出了“土地储备补贴”“休耕补贴”等措施，通过短期休耕来控制农作物产量的上升，通过长期休耕来保护水土资源环境。对于愿意休耕的农民，政府可以每年给其一定的补偿，但是农民需要在休耕的土地资源上种植绿植。
单点登录（Single Sign On，简称 SSO）允许用户在多个应用系统中只登录一次就可以访问所有相互信任的应用系统。这样不仅可以避免多次认证给用户带来的麻烦，提升用户体验，而且降低了安全风险和管理消耗。有单点登录，自然就有单点注销，在一个系统中注销，所有系统的会话都将被注销。
新中国成立以后，浪漫激进思潮并未衰减，而是与社会主义建设相伴相涨，甚至理想化、浪漫化的特质愈加显现，并一度激烈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全面危机，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不断加剧，这一急剧变化让中国人开始探寻“救亡图存”之道，引发了强烈的道德与精神感受。浪漫激进的思维和情感正是这一现实状况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如张灏认为，近现代政治与价值双重危机“引发的政治乌托邦主义，及其呈现的想象世界，宣泄了人们久经压抑的道德积愤、精神苦闷与社会政治上的挫折感”［8］(P205)。中国人深切感受到“当下时代的临盆感”，亟待打碎旧世界进而建立新世界，这种破旧立新的巨大转换，导致理性与情感的双重释放。全面来看，浪漫激进思潮在近现代中国的产生既有外部诱因又有内部条件，是历史、政治、文化等综合作用的产物。
（二）社会实践的转向：从“革命”走向“建设”
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是政治上激进的一个表现。自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心，并成为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在1962年指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必须年年讲、月月讲。1963年，又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并号召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几乎成为全国的“最高指示”。这一激进的政治路线，不但没有扭转“大跃进”运动给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的阻碍，反而导致诸多冤假错案，并滞缓了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13］(P141)“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11］(P23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就表明，中国领导人立足于社会现实，观念从封闭转向开放，从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这一现实状况出发，探索并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不仅是政治路线的转变，更是一种价值观的转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尤其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务实性和世俗化，使人们逐渐从激进化和理想化的思维中走出来，开始从更为务实的视角开启对中国国情的重新认识，把现实需求摆在首位，解决现实问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激进政治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致使民主遭到严重破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民主的重要性，并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13］（P256）由此，把“制定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作为达成民主现实性的有效途径。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衷是以最快的速度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但采取的路径依然是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方法。当时，把建立人民公社作为“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形态，亦没有摆脱浪漫激进思维的影响，脱离了中国国情和现实基础。缺乏有效路径为支撑的目标必定走向空想，难以达到预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终究没能实现，甚至出现了生产力的停滞。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递进式发展战略，从解决当务之急的温饱问题，到中期达到小康水平，再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强调了发展目标与发展路径的相统一，客观现实与发展规律的相统一。这是从“一步跨越”实现共产主义的空想设计向“小步稳走”推进落实的重要转变，不仅提出了阶段性的目标和政策，而且指明了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与方法。在“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整体框架下，为保证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中国领导人更加注重与提高社会生产力相配套的各项政策或领域，那就是不断促进科技进步、教育提升与人才培养。改革开放打破了传统的生产关系模式，找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途径：把“同时、同步富裕”变为“先富、后富、共富”，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改变了“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缺乏效率的传统分配模式，从而激发了中国人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活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激进的主观意识在国际交往中的一个体现是中国总体上对资本主义持有排斥的观念，依然紧绷战争年代阶级斗争这根弦，加之过于严重估计战争威胁和“和平演变”的危险，采取了相对孤立、封闭的做法。1949年前后，我国曾实行“一边倒”的策略，虽然赢得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疏远。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又采取了对外隔绝的政策，逐渐放弃了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学习和经济贸易往来，致使中国逐步走向封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激进思维的影响，将开展国际贸易与投资等视为“崇洋媚外”“卖国主义”而加以禁止，从而使中国更加陷入与世界隔绝、自我孤立的状况。
（7）有毒有害物检验。主要学习：①有毒有害物的含义、类别、性质、来源和检验意义；②茶产品中常见农药检验；③茶产品中常见毒素检验；④茶产品中常见重金属检验。
在Citespace中，某个聚类所包含的突发节点越多，那么该领域就越活跃，或是研究的新兴趋势。由此说明Cluster1、Cluster 2、Cluster 3这三个聚类的热点问题“移动阅读终端”“移动阅读推广”“移动图书馆”相对其他热点更为活跃。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14］(P79)换言之，全球性的普遍联系与交往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在规定性，为其自身所固有。既然如此，我们在生产力落后情况下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想发展，自然就更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成果，就应积极采取对外开放政策而不能封闭孤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继承了毛泽东所开辟的对外交往的宝贵遗产，摒弃了激进、极端的孤立做法，强调“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13］(P315-316)。一方面，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不仅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持续开放，而且加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另一方面，强调学习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学习国外先进科技和管理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快开放进程。正是中国走向对外开放，开始以世界眼光来审视自身，将自身放置于世界潮流之中，才真正迈入了融入世界历史的大门。
四、结 论
中国浪漫激进思潮脱胎于近现代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从浪漫激进思潮演变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早期浪漫激进思潮与中国破旧立新的转型时代并肩同行，这一时期高度推崇理性力量，极其重视人性解放，过分强调主观意志，因而表现出强烈的浪漫激进情怀，渴望激烈的革命来打破旧世界建立新社会，急进地探索理想化的经济社会生产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浪漫激进思潮与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所做的种种努力互为表里，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文化大革命”，浪漫激进思潮不断高涨，甚至走向极端化，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致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波折。这些浪漫激进的设计或方案固然体现着对美好社会生活的追求与向往，然而，一旦脱离了社会实际和现实国情，这些设计终将走向空想，难以实现。自1978年走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浪漫激进回归常识理性，从迷信个人权威转向探索追求真理，正是因为摒弃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浪漫激进方案，立足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中国人才成功开辟了一条通向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改革开放，中国人告别了浪漫的理想主义和急于求成的激进做法，迈开了加紧追赶时代潮流、融入世界历史的步伐。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反思中国近现代以来浪漫激进思潮的形成、发展与历史后果，不禁感慨良多。当中国不再沉醉于理想化的价值追求和浪漫激进的变革导向，开始期待通过渐进改革，稳步实现现代化之时，就宣告了与近现代百余年来浪漫激进思潮的决裂，中国的浪漫激进思潮也开始逐渐瓦解、消退，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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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5；B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3－0042-07
张 婧，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 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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