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农业推广发展的趋势与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趋势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农业推广工作是由庞大而有效的公共部门来开展的，具体到各州，推广工作的重点是生产技术转移，农业部一直是这种生产导向型农业推广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然而，近年来推广机构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使现阶段澳大利亚的农业推广政策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
一、强调人力资源开发
许多人认为，人力资源开发应当成为推广工作的重心，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农业推广中的人力资源开发可产生巨大的效益。然而，在澳大利亚，研发公司对此类项目的资助受到质疑，争论的焦点在于它是否属于政府的合适角色。例如，在许多形式的职业技术成人教育具有较强吸引力和商业化运作条件的情况下，政府支持与资助农业成人教育是否还值得提倡。其实，目前强调的农民教育同教育机构联系甚少，人们也很少关注职业技术教育和其他高等教育部门各自本应做出的贡献。而且，农业信息中心的工作也开展得很好，一些农场咨询员也是聘自非主流的财务和人力咨询机构。所有这些均表明，即使是需要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资，也未必能以最低的成本取得最佳的效果，因为目前的体系往往不能辨明人力资源开发工作的预期成果、责任人，以及取得预期成果的途径和工具。事实上，在一些人力资源开发较成功的项目中，许多项目评估者也是强调把人力资源开发工作作为旨在促进技术转移的项目的一个部分来开展的。然而，对于重点放在人力资源开发的推广工作的评估是很困难的。有些评估者通常会更加强调人们参与项目后观念和态度的变化，而非技术变迁的定量测度。
二、注重群体推广活动
群体推广活动的增加一方面是推广机构对经费削减的反应，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农业推广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即从“自上而下”的线性技术转移模式向侧重于双向沟通的用户参与模式的变化。应当认识到，以群体为基础的推广具有很多优势，因为它强调成人学习原理，鼓励生产者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认识与思考。群体方法提供的信息传递框架有助于生产、环境、社会等多种信息的综合，而且能够在一种合作的环境里形成和巩固利益相关者的观点，争取农民的投入，激发全体农村人口关注农业问题与农村发展项目。很多项目成功的经验表明，自上而下的推广模式并不一定有助于技术转移，而采用群体方法可以提高生产者的控制程度，因而更加有效。
各州农业部现在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农民群体而非个体上。以国家级的“护地计划”项目为例，全国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数千个志愿护地团体，许多农民都参与了护地团体的活动。尽管包括农民组织、社区团体和私人公司在内的许多组织都涉足护地团体，政府机构在协调以及向护地团体提供推广服务方面仍然发挥着较大的作用。部分地区的护地团体还接受了私人部门大量的资金注入，护地团体和现行的其他相关团体一直受到国家人力资源开发计划项目的支持，联邦政府对该计划的资助是由国家护地计划提供的。护地项目中护地团体方法的应用唤起了人们的护地意识，使护地理念广为接受，使信息和资源得以分享。将农民组织成为不同的小组以解决相应的环境和土地保护问题，考虑到了外在性的特点，可以减少交易成本，同时重视本土知识，使生产者能够确定自己工作的优先次序和发展战略。
通过群体方法组织各种成人教育和研讨活动，澳大利亚农牧民的管理技能大大提高，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应付变革。近年来，许多充当推广中介的知名团体采用参与式方法都有过成功的经验，因而特别受研发公司的青睐。研发公司为其提供一定的支持与资助，视其为信息零售者，利用其传播由研发公司资助完成的研究成果。
另一方面，农业推广中群体方法的大量应用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尽管在一些定性评估研究报告中显示了人们对群体推广的积极态度，然而很少有定量研究资料支持群体推广方法在促进农民技术采用中的作用。许多人认为，在澳大利亚，群体推广方法的广泛应用并不是基于对其效率的评估，而主要是因为传统推广秩序的改变，而后者又是由财政限制和机构重组所造成的。现实中应用群体方法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是群体的代表性问题。经常是有些部门或团体没有被包括进去，例如在群体活动中农场规模大、收入水平高、男性的农民参与的机会多，反之则少。因此，无论是项目的开展，还是有关的推广政策变革（例如，用户付费、商品化等），都需要考虑到目标群体及其代表性问题。其次是农民群体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群体推广方法的应用效果还取决于农民对其自身问题的认知水平，这又受到群体成员的知识、能力、经济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在护地项目中，政府和资助机构似乎相信通过护地小组开展的推广工作足以能够使有关的技术得以广为采用。然而，有关技术采用研究的文献表明，只有当某项技术真正能为农民带来最佳的自身利益时，才会得以采用和扩散。至于一些大的环境问题与项目，例如西澳小麦带的早地盐碱化问题，人们认为目前实施的很多技术解决方案并非符合农民的经济利益。这意味着相应的推广项目是缺乏效率的，因而此时将群体推广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应用是缺乏说服力的。
三、重视运用电子媒介传递信息
现在许多组织运用大众传播、多媒体、互联网技术传播研究成果和信息。随着澳大利亚农区接触网络机会的增多，人们可以越来越多地从互联网上下载研发中心、合作研究中心、州农业部和其他私人研究机构的相关资料。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以及许多其他的发达国家的广大农村地区，现行的电信设施条件仍然限制了农村居民有效利用网络服务的能力。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农民联合会的农场在线项目对目前的网络推广服务进行了评估，结果只有58％的参与者能够连接到并且有效地利用高速电子信息服务。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很多类型的推广信息将会利用电子信息服务的方式传递给农民，特别是那些需要经常更新的信息，例如市场信息。而对于另一些类型的信息，例如特定的农场农事信息和畜牧管理咨询等，利用网络传播的价值就不那么大。在澳大利亚，人们还注意到，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员相比，许多农民独居的时间更长，人际交往更少。如果网络技术的应用进一步减少了人们之间直接接触的机会，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人们的拒绝。
四、推广服务组织及经费来源趋向多元化
现在参与农业推广的组织越来越多，除政府机构外，主要有农民组织、涉及企业、市场营销组织、咨询团体与个人、研发公司、合作研究中心、大学等。合作研究中心内部以及农业综合企业和公共部门之间普遍建立起了合作与合伙关系。私人部门在农业研究和推广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通常结合政府的项目在推广项目时不断增加投入。由政府资助的研究和推广项目已越来越多地由私人咨询人员和农业综合企业来提供服务，由联邦政府1990年发起的合作研究中心项目联合了大学里的研究人员、私人部门和农业综合企业，其目标之一就是鼓励形成研究机构、科学家和产业合作人员之间的有效网络。事实上，通过各种合作研究中心的资助活动，公共机构之间以及公共机构和产业之间的正式联系得到了加强。尽管合作研究中心最初是研究导向的，其项目却具有推广的成分，甚至有一些还将技术转移工作作为其优先考虑的领域。
随着推广服务组织的多元化，公共部门的推广活动日益重视公共物品性质的推广服务。对于私人部门已经或将要涉足且能有效开展工作的推广服务领域，政府部门逐渐从中退出。随着政府公共部门从某些推广服务领域的退出，私人部门推广服务的提供者不断增加，填补了许多服务空白，也符合政府角色转换的要求。
政策鼓励私人部门更多地参与推广服务反映了人们对提高效率的要求，这符合“政府角色”标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决策规则的应用使得政府公共资助的推广服务重点发生了转移，即由生产导向性的推广转向环境保护导向性的推广。这意味着政府投资的许多推广项目近期或中期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比直接投资于技术转移的项目要低，也意味着公共部门的推广主要提供存在特定困难的领域的推广服务。持续性导向的推广工作比起生产率导向的推广工作而言，更加缺乏可以量化的成果，因而更难获得成功。由于经验丰富、技能水平较高的推广人员流向私人部门，将推广服务商品化无疑给政府公共部门的推广工作出了难题，削弱了政府机构的推广能力，也间接影响了政府机构从事的非商业性质的推广服务工作。其实很多国家政府都意识到：商品化已经大大地降低了政府公共机构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力。因此，政策制定部门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以支持政府重大目标的实现。过去十几年里出现的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私人部门的推广服务提供者是免费向农民提供服务的，尽管一些服务的成本可以从产品定价中再收回，但这些综合农业企业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农民用户中培养信誉，鼓励其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等投入物。私人部门免费提供服务和公共部门引入收费服务这两种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同时也使人们在想：公共部门是否能够保留其免费提供私人物品性质的信息服务，以便更好地“销售”其公共物品性质的推广服务，实现其宏观调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