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中“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现象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08）04—0032—3
在新闻传播过程或社会发展过程中，原本是非常态的异常事物和社会现象，由于被大量报道从而引发大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最终成为（或似乎成为）常态化的事物和社会现象，笔者将此现象称之为“非常态的常态化”。本论文拟从传播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分析、研究其形成机制。
一、新闻常态化与非统计数据
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的塔尔德触及到“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及其原因分析，譬如统计数据[1] 与非统计数据、定量与定性研究、舆论以及轰动性舆论的遮蔽作用[2] 等。在他看来，造成“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众往往将非统计数据当成统计数据来理解，因而造成夸大效应，从而影响到自己的判断和选择。[3] 在社会心理学上，这一现象亦反映了“大众的无知”：“没有按照统计学方法处理信息”，而是“经常违反统计原则……根据小样本中获得的信息得出看似重要的结论”。[4] 譬如，“犯罪新闻的数量与全国的犯罪数量是无关的。另外，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大众对严重的犯罪和盗窃的了解只反映了犯罪新闻数量的变化趋势，并不反映实际的犯罪率”。[5] 而受众常常混为一谈。一些电视在歪曲现实和误导受众进而影响和塑造社会现实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其原因或手段之一就是有意无意地混淆非统计数据与统计数据之间的关系，使受众错误地将非常态的新闻直接等同于常态的社会现实。
我们还可以从新闻的本身特质来分析。新闻是转喻性的，“转喻是用某物的某个部分或要素来代表其整体。……转喻是小说特别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典型模式。”[6] 反常事物的常态化亦是转喻功能的一种体现。“新闻是转喻性的：一个得到报道的事件被当做整个现实的代表，而它只是这个现实的一部分。一个转喻引发我们对其所属整体的构建，一个形象将以同样方式引发一系列的概念。”[7] 传媒有意以转喻的方式来进行加工和报道新闻，而受众却并未意识到新闻的转喻性，而是信以为真，即将关于事件的表达等同于事件本身。这也直接导致“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出现。
二、熟视无睹与耸人听闻——传媒的情绪感染
非常态的事物常常被优先关注，这既是由心理认知的逻辑亦是由新闻报道的内在逻辑所致。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常识可知，非常态的事物总能引起人的感官的优先注意。同时，非常态与异样的事物本身也是构成新闻内容的重要因素之一。新闻价值的决定因素导致非常态事物总是得到优先关注，譬如冲突化、暴力化、负面化的新闻；娱乐性的、戏剧性的、刺激性的、可视性的事物（非常态）。所以，从认知心理学和新闻的内在特质来说，新闻传媒对非常态事物的更多关注无可厚非。[8] 关键在于新闻报道的处理态度，即采取夸张、扩大化、耸人听闻、情绪感染的方式来进行报道，这是由现代大众传媒的经济逻辑所推动的。大众传媒要生存下去，要获得经济利益，就必须考虑收视率的问题。另外，在大众化时代，受到关注、广为人知也是一种巨大的经济资源，意味着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某些情境下，常常是代表“庸俗、丑恶”的非常态现实（譬如负面社会新闻、娱乐新闻中的种种丑闻等）在新闻传媒中得到大量呈现和讨论，并在诸如示范效应等的综合作用下导致庸俗事物常态化的后果。
以耸人听闻的方式进行新闻报道，客观上造成对受众的误导。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受众也会采取相同的策略来提高社会对其的关注，譬如采取诸如断交、罢工、静坐、演讲等一些特殊的行动以唤起公众对其问题的关注。[9] 也就是说无论是传媒还是受众都会有意利用此规律来达成各自的目的，这一方面证明了两者的同构性质，另一方面也表明任何手段，如果指向和服务于不同的目的和宗旨，都有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作用和效果。
三、新闻常态化与自证预言、积累优势原理
在“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实现过程中，自证预言机制[10] 和积累优势原理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自证预言机制而言，非常态的事物作为常态呈现出来以后，引发受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要么以示范效应导致非常态事物的大量流行，要么因为被揭示出来而提高大家对此事物的关注敏感度，从而有利于揭露出原来并未予以注意的现象。而所谓的积累优势原理[11]，应用到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则是指，由于非常态被频繁密集地报道、关注和讨论，此事件于是进入到舆论的中心，亦由于主动或被动的信息接受增加了受众对此事件的敏感度，从而引发更多的关注，并因此导致一些影响到正确判断的后果。常常被提及的事物总是能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被传媒大量提及和关注的（非常态）事物最终亦积累了自身的光环、知名度、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等，这种光环、知名度和影响力等本身又是引致新闻关注的重要因素，因而又能进一步使自己赢得关注，从而引起循环效应。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规律，即：社会问题和相关后果往往是相互加强的，一旦形成之后，就具有自我加强和自我巩固机制，使得事情不由自主地朝着一个方面发展下去，无论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四、“从有看到无”的思维方式的欠缺
在新闻传播学理论里，新闻把关人的存在意义重大。“把关人通过选择性的控制而真正在制造新闻。换言之，他们对部分信息‘打开大门’，而对其他信息则‘关上大门’。”[12] 通过新闻把关人的工作（基于各种考虑，有时亦确有必要），新闻进行了过滤和包装，将“安全的”、符合诸如社会文化逻辑或经济逻辑等的信息公开，而“隐含着危险因素的”、“暧昧不明的”信息则不予报道。而受众无法看到新闻背后的背景，不明就里地将报道的内容直接作为现实本身。这一方面当然是新闻传媒有意为之造成“新闻文本”规定了受众的解读过程；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是受众缺乏“从有看到无”的思维能力所致。[13] 新闻没有呈现出来的和呈现出来的同样重要——在一定的情形之下，甚至更加重要。常态与非常态常常发生错位：我们对发挥作用的常态往往熟视无睹、了无意识（集体无意识），而昙花一现或仅仅是异常事物的“非常态”反而被我们大量关注和讨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哪里有选择，哪里才有意义’，这是传播的一个基本规律。所有的符码都涉及联想关系上的选择，其间被选定的意义仅同本来可能入选而没有入选的意义进行比较才能确定。”[14]
五、异端行为扩大化
在某些方面，“非常态的常态化”也和“异端行为的扩大化”一样，遵循着大致相似的生成机制。“异端行为的扩大化”指的是，“偏离利他主义规范的实际比率，可能由于专门职业工作的社会背景的变迁而被夸大，这种变迁改变了传统上以个人为当事人的做法。”[15] 而在异端行为扩大化这一现象中，大众传媒同样起着不可或缺的主要作用。异端行为扩大化的后果既可能促成社会的进步，亦可以看成是社会堕落的重要原因所在。而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意识形态的根本问题。“大量的大众媒介产品告诉我们种种不同的异端行为。这样一来，媒介便成为重要的参照点，为我们解释什么是‘好的’、‘坏的’与‘丑恶的’；什么是正常与反常；什么是合法与非法，等等。
六、新闻常态化与意识形态控制、权力关系
还有一个原因在于新闻传媒与受众在资源掌握和信息来源方面的地位不对称。换言之，恰恰是由于新闻传媒本身造成受众欠缺“从有看到无”的能力，并由于“积累优势原理”而愈发加剧和巩固这一不平等。所以，对“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分析还涉及到对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等的分析。哪些话语可被公开显示，哪些不能公开显示，背后总存在着权力关系的逻辑，如果不是意识形态的逻辑的话。[16] 受众是这种权力关系中的弱势群体，缺乏综合性、统计性数据以及相应的“从有看到无”的眼光等所要求的相关必要资源和信息；而媒体本身则通过诸如“自证预言”、“优势积累原理”、“异端行为扩大化”等种种机制愈发巩固了自身的信息优势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不平等并不能加固传媒的优势，反而蕴含了诸种引发危机的可能性，譬如，媒体日益缺乏受众对其的制约、制衡和监督，从而导致两者关系失衡和失范，以及受众的疏离。削弱了受众和媒体之间的信任关系，这对某一媒体的生存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危机。
七、求证过程的封闭回路
尤其应该予以提出的是，由于对相关传媒资源的垄断，还造成了求证过程的封闭回路——即只提供一致的、“安全的”信息。与自证预言略微不同的是，这种情况导致虚假的占统治多数的证人（这亦是社会心理学理论中所揭示出来的“偏好伪装”现象，这一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影响和后果[17]），并塑造了一个自我指涉的“逻辑循环”的链条。受众完全无法在相关领域获得不同的信息、事实或思考。未曾公开显示的话语零碎但却庞大，是社会的常态，但由于缺乏媒介的传播而被边缘化，不能得到有效的关注和讨论；而由于种种原因得以报道的“非常态”的事物和现象反而通过上述机制终于转变成为社会“常态”，在新闻传媒的帮助下实现了“非常态的常态化”。
“非常态”事物由于媒介引发公开呈现、想象和讨论从而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但这种由于“共知”而成为“主流”的信息本身却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因为媒介常常能通过互相印证、互相支撑的自证或自我实现而营造虚假现实。譬如，当影视传媒反复传播种种庸俗娱乐以及其中所蕴涵的种种价值观念，此一价值观念就慢慢内化到受众的情意结构之中，成为个体常识的一部分，并且很容易再次从影视传媒中得到求证和巩固。而要找出反证的证据时，由于所有影视传媒在报道内容、诠释方式上都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所以毫无反证的可能性。传媒所制造的“统治性话语”由此形成。
八、新闻传媒与受众的同构
在传播理论上，存在两种相反的思路。一种认为在传播过程中，媒体掌握有完全的控制权，而受众是完全被动的，这就是早期传播理论中的所谓“皮下注射模式”[18]。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受众亦具有能动性，能对传播信息进行创造性地解码和解读，并不是屈服于媒体控制而毫无作为的被动接受者。前者是从传播方来思考分析，强调编码过程，体现了阴谋论的思路，后者则更强调受众的主体能动性，以及解码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因素。而今“皮下注射模式”的理论日渐被质疑乃至抛弃，代之而起的理论则预设了与被动主体不同的能动主体。与此同时，传播理论也有了新的变化趋势。一方面，在“皮下注射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作为信息和新闻发布方的媒体仍然占有主动和支配性的地位，媒介可以通过对受众的预先分析而调整传播与说服策略，以达到隐蔽塑造受众的目的。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日益注意到传媒和受众在许多方面的同构性质。即传媒与受众两者之间“共谋”。换言之，并非是传媒为了实现意识形态或经济逻辑等诸种隐蔽目的而有意控制传播过程，而恰恰是在经济逻辑的压力之下迎合受众的趣味和兴奋点来选择和决定其媒体运作的内容和过程，并因此导致“非常态的常态化”，譬如社会趣味的庸俗化、社会道德风气的整体性下降等等。
九、刻板印象与认知规律
“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产生还和人类的认知特质有关，譬如刻板印象等。所谓刻板印象，是指简单而武断地认定某一团体的所有人都具有某一共同的特征。刻板印象以及偏见等常常和一律化[19] 过程有关，受众在对待新闻时也容易陷入此窠臼。
从精确认识事实本身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能够像实验室的科学家一样掌握所有数据，然后根据功利主义原则来进行分析判断，做出能够收到最大利益的选择。然而就认知规律而言，我们常常在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就被要求必须做出选择，这就往往导致我们行为的“非理性”、投机性和错误博弈的可能性。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根本无法获取所有数据并做出科学的分析，所以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按照效率原则而不是功利主义原则来行事。所以才有了所谓“人类是‘认知的吝啬鬼’”[20] 这种说法，而这种“认知的吝啬”和认知简化可能导致偏见、误导、误判等后果。刻板印象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我们没有能力和智慧找出最好、最适宜、最正确、最经济的决定，只是我们没有时间、精力和耐心去进行这样的寻找、选择和决定——那只会无限加重认知的负担，造成极度的认知疲劳——所以我们借助于条件反射、习惯反应、刻板印象、先见之明、终南捷径、偏见等认知路径来节省时间、精力、脑力。
同样的，新闻报道本身也含有无法完全避免的内在矛盾，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程序上都有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譬如，新闻传媒无法时时事事处处都做到程序公正，因为大多数时候，一时一处只能呈现出一事，而事物呈现的先后顺序就可能导致不同的影响和结果[21]。因此，要么通过常识教育使受众认识到这种内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正确看待和接受新闻报道的态度，要么受众便通过将积极的认知转化为消极的认知的方式来应对。
到此，关于“非常态的常态化”现象的原因探讨已如上述，而关于其文化、社会、政治后果以及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应之道，有待进一步的分析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