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复兴“隐喻”价值和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论文,价值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2)01-0031-06
一、引言
人文知识作为人类的自我认识，实质上是一种隐喻性知识。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过，语言拥有着两种权力——“逻辑的权力”和“隐喻的权力”。由于科技文化的强势推动，逻辑的权力构成了语言的绝对权力。在17世纪下半叶，英国皇家学会郑重宣告：那些“华而不实的比喻和形象说法”，不论在过去多么合理，而今都必须被彻底清除出“一切文明社会”，因为这些东西会“给我们的知识带来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时代所急需的说话方式是“尽可能地接近数学语言的明确性……”[1]。这无疑是个历史性的宣告，这一宣告的影响绝不限于自然哲学家，而遍及整个语言域。从此，一切“学科”的语言表达似乎都必须变成“科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言表达才能合法生存。于是，人文知识系统就陷入了对科学的语言范式的追求和模仿之中，人文世界也就快速变成了科学主义表演的世界。然而，“逻辑的权力”或许能成功地征服“外在事物”，却难于独立而有效地阐释“内在事情”。它显现着它能够显现的所在，却同时以“显现”的方式遮蔽着它无能显现的所在。作为语言中的另一种权力——“隐喻的权力”，它不是一种需要逻辑征服和能够被逻辑征服的权力，而是一种必须充分尊重和得到恰当运用的权力。在人文知识系统里，它是一种永恒的本源性权力。如果要使人文教育变成有效而人性的教育，那就必须通过教育的隐喻融入隐喻的人文世界。“隐喻的权力”正是人文教育的语言权力，也是教育中的人性权力。隐喻在人文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地位。
二、隐喻在人文教育中的历史地位
可以说，整个人文世界都是一个隐喻的世界。隐喻对人文教育的意义，绝不局限于方法论，而具有本体论深度。人文教育就在于通过教师自觉而有效地采取隐喻的方式来培养学生通向隐喻世界的能力。隐喻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它在人文教育的历史实践中必然留下深刻的文化资源。
1.中国古代教育深得“喻”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文指向的，是充满着“喻”和“象”的文化，中国文字就是“象形”、“借喻”文字，具有鲜明的“指物性”，如果把“喻”与“象”从中抽取掉，中国文化不仅不再有魅力和生命力，而且所剩无几。如果要寻找中国文化共同体的范式，那么“喻”（象）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思维范式。它不仅为儒、佛、道所共有，也为文学、哲学和教育所同具，“喻”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语码”。“喻”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认识论上，而且进入了本体论层次。中国古代教育可以说深得喻之道，把喻放在了非常显要的位置。《学记》中就多次提到喻：“君子之教喻也；道而佛牵；强而佛抑；开而佛达。道而佛牵则和；强而佛抑则易；开而佛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可见，衡量一个教师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能否“善比而喻”。而一个教师越是伟大，就越能从最平常的事物中阐明深邃、重要的道理，此正是《诗·大雅·抑》所谓“取比不远”。先秦教育思想家的著作中，颇多设喻取比，尤以孟、荀、庄最为擅长此法，佳喻妙比，通篇迭出。诗有六法，“比”列其一，“不学诗，无以言”。喻不仅关乎为师、为君，甚至涉及为人。《论语·雍也》有云：“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郑玄注：“方，犹道也。”朱熹注：“譬，喻也；方，术也。……”。明代张燧《千百年眼》卷四《古文多比况》云：“秦、汉以前，书籍之文，言多比况，当求于意外。”其实，不仅秦以前，中国历代文章，比喻色彩都很浓厚。诗教强调“比兴”，易教强调“取象”，儒家“能近取譬”，道家“能远取譬”，佛家“指喻悟道”，“喻”（以形达意）是讲学传道的主要方式，其实也是“道”自身的显在方式。
2.西方人文教育传统重视“喻”之用
虽然亚里士多德把隐喻当成语言的一种“额外附加”和“菜肴里的作料”，但是他对隐喻的教育用处却给予了很高评价。他说，隐喻的“奥妙无法向别人领教，善于运用隐喻是一种极有天赋的标志；能够出色地运用隐喻，意味着具有观察事物相似点的知觉力”。“怪异的词语只能使我们迷惑不解；常规的词语只能传达我们已知的东西；而正是通过隐喻，我们才能最好地把握一些新鲜的事物。”[2]柏拉图虽然把诗人清除出了理想国，以此表明他对隐喻的反感和不信任，但是，正是“他以罕见的程度把逻辑分析和抽象思维的巨大力量，同令人惊奇的诗意的想象和深刻的神秘感情结合起来”[3]，创造出了西方哲学文化源头的一个理论经典——“向日式隐喻”。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很推崇隐喻，认为隐喻具有艺术“升华”的作用，他的演说大胆而成功地运用隐喻，他甚至列举出四种隐喻性的“转换”或者“转移”。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同样充满隐喻，他说：“我们是上帝的天国所拔掉的树木，但是根柢仍在，一旦上帝的仁慈给了它们以雨露和阳光，它们就仍可以再生。”[4]他著作中的“种子”以及“阳光”、“雨露”、“培育”、“灌溉”、“成长”、“果实”等都是重要的教育隐喻。从西方人文教育传统来看，对隐喻价值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工具论层面。
3.宗教传道与哲学教育始终与隐喻相伴生
宗教一词的词源含义是“回复联系”。正是由于宗教的这一本质含义，隐喻在宗教领域里得到了更为本质的运用。一切宗教都是以比喻和象征引导人们进入神旨境界的，隐喻使事物的世界成为圣物的世界。“宗教文献曾大量地使用象征与寓言，……在象征中，可见的表象和不可见的意义溶为一体，成为许多宗教崇拜仪式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一点普遍地出现在世界各宗教中，象基督教的十字架、飞翼天使，佛教中的莲座、舍利塔，道教中的阴阳鱼形等等。象征也被理解为意义不可穷竭的灵感源泉，因为它是在一个有限的表现世界中以象征开辟出了一个无限的意义境界。”[5]当我们翻开《圣经》、《佛经》、《古兰经》，就会非常直观地发现宗教文本充满着隐喻，离开了隐喻，宗教则无从表达。即便是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其传教过程也依然不能脱离隐喻，其中的许多“公案”（比如棒喝）也都是隐喻性的，只不过是“情景性隐喻”。之所以宗教存在于隐喻中，就在于它能在心灵中建构起万物间微妙的联系，它保持着人与自然的“一体感”。因此，隐喻的复活，是灵魂的复活和诸神的复活，是漂泊无据的肉体找到了大地。所以，隐喻不仅具有认识的含义，而且具有本体的意义。
不仅宗教及其传道充满隐喻，号称理性王国的哲学也是充满着隐喻的——一种基于某种相似性的类比方式。德里达就在最“严肃”的哲学话语中读出了寓言和故事，在他看来，哲学史就是一部精致隐喻的历史，哲学是一个同时消抹隐喻的隐喻化过程，隐喻一旦从哲学中消失，哲学就什么也做不了。由于隐喻给出的只是一些“关系”，而并非是某些所指物，哲学才得以思入世界，思入事物的内在联系。但在进行哲学教育和哲学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却忘记了或者不承认这点，总是力图把喻词变成概念，把对某种超意指的自在之物的象征语言变成指示某种事物的概念，并给这些喻词以定义，即给予限指限义的界说。这正是导致哲学教育和哲学讨论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事实上，给出定义只能给出另一些喻词，但决无法给出这些词的真值条件。其实，在进行哲学对话时，我们惟一真正需要做的，是给出（喻词）一个语境，给出使意义在其中得以显现的场所，在这样的“场所”中，真理由对话而显现原形。
如果我们使用着隐喻而忘却了隐喻性，或者不顾其隐喻性而一味按照“意义即指称”的观念去求诸哲学或宗教的语言，把“上帝”、“灵魂”、“存在”、“思想”等等当作与“桌子”、“河流”这类名词相似的存在的事物，当作实体的名称，而寻求它的存在位置，寻找它所代表的自在的活动，这就会使我们陷入外在之遮掩，陷进语言的洞穴。面对宗教、哲学、伦理学中的不及物世界，只有隐喻才使人类获得了自我理解和理解世界的机缘。因此，在进行哲学教育时，“倘若那潜伏却又依稀可见于抽象的新解释下的最初的具象的意义再见天日的话，我们将会看到一些稀奇古怪，或许是非常有教益的观念”[6]。隐喻地对待隐喻的语言，才能使语言在精神中敞开。
然而，现代教育在科学技术的思维惯性和现代经济学实用原则的诱导下，教育的精神美学暗淡了。精神象征的诗和诗人又处于卑微的地位。人类走到现代，终于应证了柏拉图理想国的理想咒语，隐喻衰微了，诗人上吊了。
三、隐喻的衰微导致人文教育祛魅
本该充满思想、智慧和精神魔力的人文教育，如今却严重地“祛魅”了。人文教育的祛魅实在与隐喻的衰微密切关联，因为语言是精神的安家之所。当语言失去隐喻，语言就不再传神动情，人文教育也就必然跌入“祛魅”的命运。
1.隐喻何以衰微
由于科学理性和逻辑成为了当代语言王国的君主和皇后，它们正在按照它们的“政治法则”称霸整个语言世界，实施着语言的暴政。语言王国里不同性质的语言之合法身份及其地位由科学理性和逻辑的“官僚体制”来裁定，科学理性和逻辑以“顺者昌逆者亡”的气势征服着语言的大地。宛若我们携带出科技的果实破坏着自然一样，我们也携带着科技的语言习惯破坏着语言的绿洲。“理性”对“语言”的征服就是“逻辑”对“隐喻”的征服——其直接表现是对日常语言的排斥，对形式化的偏好，对确定性的追求。在征服与被征服的语言之战中，语言变成了“零度语态”的记号。从此，“有机”语言的生命之“绿”被“无机”语言的钢筋水泥隔离在了文化的边缘。世界普遍地变成了逻辑或事物的世界——一种无可能性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分离中的世界；不再是隐喻或象征的世界——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在这样的语言世界里，居住着我们的躯体，却安顿不下我们的灵魂。语言演变成了有效表达物质力量的符号，却不再是具有精神力量的诱人殿堂。心灵在记号性语言的放逐中迷失了“故乡”。精神是生活在语言的隐喻生态之中的，但精神性隐喻却变成了没有精神光顾的语言遗址。语言的隐喻生态受到如此大面积的消解，以至于人们竟然对隐喻感到了陌生，人们不断失去对语言隐喻性的感觉能力和创造能力，人们的这种能力连同着隐喻一同衰微了。
2.隐喻的衰微导致人文教育处于“感觉剥夺”状态
人们把自然世界、社会世界连同人文世界当成一样的世界，于是就把自然的法则、社会的法则变成人文世界的通则。当理性化的倾向趋于极端发展，当逻辑吞食了隐喻，语言就失去了诗，文化就失去了审美的人性内涵，人就失去了生命自身的语言，人性化语言蜕变为机械化语言。于是，人失去了精神之旅的路径，没有了诗性的能力和神性的魅力，人和语言一同沦为工具，人和语言一同被物化。人变得如同这类语言一般枯燥乏味。
维特根斯坦指出：“我们觉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能解答，我们的生命问题还是仍然没有触及到。”[7]生活问题的解决需要科学，但生活不是科学，生活世界是一个人文世界。当科学征服着语言，当语言充塞着太多冷冰冰的所谓实用化语言、符号化语言、数字化语言、机械化语言、平面化语言、知识化语言，就意味着现代人为自己营造了一座隐喻死寂了的“心灵的武库”。人们正是通过这种隐喻死寂了的语言的镜头来“观察世界”的。正像萨丕尔所说：“‘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个群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8]在这样的语言镜头里，人们永远只能看到所谓“实实在在”的存在物，却无视存在。如果语言的使用被限定在与经验事实的对应中，精神就无从进入创造性活动。
语言造就心灵，哲学家沙夫在他的《人的哲学》中深刻指出：“语言，它是社会所积累起来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它是通过教育传授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这是那些最早刻划在儿童心灵的白板上的符号。语言体系是同时影响于思想体系，影响于人观察世界的方式，影响于对现实现象分类的透入人类心理的最重要的符号。”[9]弗洛伊德在研究中也看到，人在早期所得的语言训练，将支配他成人期的行为。对于心灵的世界来说，弗氏甚至坚信“语文是无所不能的”。现代人在这类语言的强化之下，形成了实用型、算计型思维，却把思的本质单面化了。这样的教育话语，或许能培养出“清晰的头脑”但却难于培养出“丰满的头脑”，因为我们还未来得及对世界表示更多的迷惑，寻常的见识就过早地解除了世界在我们心头的无名之威仪，停止了我们心灵的震颤与惊愕。隐喻的消失使人文话语及其人文精神处于双重的“感觉剥夺”之中。失去隐喻，人文话语变得“面目可憎”，人文教育也就变得“差强人意”了。
3.隐喻的衰微导致人与自然的分离
本来语言文字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隐喻系统。人与自然的统一是隐喻的天命。然而，人类过于沉迷于人为的世界，以至于语言不断脱离自然的世界。逻辑化、理性化的语言也许极为精致，确能满足智力的游戏，但它的本性是与自然处于二元对立的，惟有隐喻才能使人与自然在语言中达到统一，精神只有通过隐喻才能与本源保持亲近。然而，产生隐喻或诗性智慧的那种古老的人与自然的同质性的语言机能却是衰微不堪了。“人与自然相统一的真理，质的和谐和相似性，只能在人类的符号活动中才能到来。只能在事物的隐喻中才彰著显明。当人类基本的生活形式失掉了其象征意义，变成了不可变通毫无诗意的文化模式，真理就趋于晦蔽。没有了祭仪，神圣也就无处存在了。没有了隐喻，符号就变成了事物”[10]。在语言的沦落中，我们的精神无可挽回地一起沦落了。“隐喻的衰亡，象征着人在世界上的一种厄运。在语言中，人与自然的剥离，是人的精神与自然母体的剥离，是自然的美好从人身上被剥离的精神灾难。当隐喻趋于消逝，当人的影象从自然万象中消退淡化，就象‘山头’，‘山腰’中不再有人的影响一样时，人就被从自然中彻底放逐了，人被逐出家园。人就成为无家可归者。”“隐喻的消亡，无可挽回的是语言这个文化母体的衰亡，是人类生存中原始文化综合体的解体。是天地人神四重世界的分裂，和人与自然的最无情的离异。隐喻的衰弱，是人与宇宙的同一性和统一体的衰微，是神话精神的衰微。”[11]然而，我们的当代教育却几乎对此毫无警觉，我们的人文教育长期并依然操持着无“诗性”、无“智慧”的语言。用导致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二元对立式的语言来拯救无家可归者，这种教育怎么可能还有魅力？
四、隐喻在人文教育中的现实价值
1.隐喻是人文理解的重要方式
隐喻能使书本和言说获得生动而深刻的可理解性，使机械的概念、逻辑变得更人性化。理查兹说：“平淡的言谈在本质上是不准确的，只有运用新颖的隐喻……才能使其精确”[12]。由于隐喻提供了使词语“提高”到“活生生的事物”当中的方法，隐喻才使我们对深奥的理论和概念产生了亲近感，才使我们的述说不再枯燥冰冷，隐喻的语言才是人性化的语言。人文教育话语应该是人性化的话语，人文教育话语必须恢复隐喻的魅力。
世界是变化的，认知是不断深化的，当原有的概念、范畴已不能反映新的世界，那么新的范畴、概念如何产生？原有的一定的语言符号如何表达新的概念、新的自然范畴呢？如何通过似乎是常规的语言表示不是常规的事物呢？这个过程正是通过隐喻化(metaphorization)来实现的。因为我们要认识和描写以前未知的事物，必须依赖我们已经知道的概念及其语言表达方式，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个过程正是隐喻的核心。在隐喻两端中，喻体作为用以解释的现象一般是人们较为熟知的东西，而本体亦即被解释的现象，一般是较为生疏的东西。隐喻思维的一个主要特征就在于，它是利用某种知道得较为清楚的东西作为“透镜”，来洞察、发现和解释另一种复杂而不甚了解的本体。就是通过“白箱”或“灰箱”而达至“黑箱”。
总之，在开拓语言和概念的认知深度和广度方面，隐喻起了我们过去未充分认识到的重要作用。其作用是在人们用语言思考所感知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时，能从原先互不相关的不同事物、概念和语言表达中发现如同互联网中的链结点，建立想象丰富的联系。这不是一个量的变化，而是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新的关系、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语言表达方式由是而生，它是难以用规则描写的。
隐喻是一种由已知向未知、由知之较多向知之更多、由熟知的构造向复杂而难以进入的构造接近的手段与途径。
2.隐喻是人文学科相融合的重要通道
进一步说，隐喻与认知之间还存在着更重要更深层的关系。学科的分化使我们认识到学科的综合和相通极为重要，而这种相通得以实现的理论基础便是隐喻化。人的认知能力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隐喻化来建立学科间的联系，最终认识整个世界的。隐喻已不仅仅是语言的装饰，它是含有显著意义的认知表达。隐喻容许人们以一种整体的方式进行交际，通过张力情绪的激发，让人们感知符号之间的总体关系，给这些动态关系而不是对符号本身提供确切的意义。
其次，隐喻可以扩大人们对尚无名称的或尚不知晓的事物进行组合的能力。它能超越思维过程中的单纯的范畴化的局限，也能超越以规则为基础的语言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关“人造卫星”的概念和命名先于人造卫星的制造，为什么诗人离开隐喻很难创作的原因。总之，隐喻能够打破学科间森严的壁垒，是学科间相互自由“串门”的“亲善大使”，是学科相通的一道“彩虹”。
3.隐喻是人文创造的重要机制
隐喻最重要的语义特征是矛盾性、模糊性、不可穷尽性、系统性和方向性等等，因此它的意义不存在于词典之中，也不是机械地产生于字面意义，这就在语言学的意义上为怀疑精神和创造能力准备了一个“可能世界”。有了创造的“可能世界”，人们通过隐喻才创造了“现实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是创造的机制。在科学中，在道德与政治中，以及在艺术中，一些新思想被第一次说出的时候，往往只是被当作“隐喻”来处理。而这些新颖的、令人惊讶的或隐喻性的思想起初都被当作是不真实的思想而被言说。
隐喻作为观看事物的“透镜”之一，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立体思维方式。借助隐喻思维，可以超越事实设置的藩篱，克服思维的障碍。当碰到这样的复杂事实而不能沿着线性思维的道路进行下去时，思维可以通过隐喻这一具有透察力、立体性的媒介，另辟路径，进行“逻辑跳跃”。隐喻思维本身不能归结为思想的多余物和思想的庸俗化，相反，它本身是一种创造性思想的机制，是思想创新的发源地。一个成功的隐喻就是一种思想创造。
虽然隐喻思维构型不能表示喻体与本体之间的本质关系或实际联系，这是其局限，但同时也是其区别于演绎思维和归纳思维的优越性所在。隐喻思维既不遵循从一般到个别的模式，也不遵循从个别到一般的模式。它是通过类比，从一种事物推及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由于隐喻脱离了简单的从属关系和制约关系，所以给思维造成了宽松的条件，使其所受的限制要小于演绎与归纳，有利于思维的跳跃性和大跨度飞跃。这对于那些不能直接考察的客体及其结构与属性来说，对于那些处于科学前沿、探索性极强而其他思维方式又无能为力的研究来说，是一种便利的启发装置或认识机制。事实上，启发性隐喻——隐喻性模型可以推导出新领域的概念知识。
4.隐喻是精神成长存活的重要依托形式
语言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家园，是因为语言的隐喻本性之存在，如果语言的使用被限定在与经验事实的对应中，精神就无从进入创造性活动；如果我们把“内在世界”逻辑化和实体化，我们就将失去精神。罗蒂说：“隐喻是在编织我们的信念和欲望的过程中的基本工具；没有这个工具就不会有科学革命或文化的突进。”[13]如果直接对隐喻加以机械解释，一切隐喻都是荒谬虚假的，可是就是在这种语言外观上的“虚假性”背后，却潜藏着一种智慧源泉，它能使我们从既定世界进入可能世界，更加接近一类特殊的“真实”知识。所以，“隐喻较之事实更牢不可破”[14]，“隐喻创造一种新的现实，相形之下，原本的现实倒显得不真实了。”[15]这种现实就是精神的现实。精神的进入必须等待语言的敞开，只有当我们知道精神的喻词非为实体，而更加变化多端地使用喻词，我们才会进入语言的敞开之中。洞察到语言的隐喻本性的哲人常常比一般人更加极端而本质地使用隐喻。
隐喻之所以成为思想的超越之梯，就在于它突破了“真实”与“虚假”的绝对界限，隐喻是对“真实”与“虚假”之间那道绝对界限的消解。一个初始看上去是虚构的隐喻，当它成为令人确信的假设或信念时，就会产生重大的实效，它不仅能构建理论，而且也能构建现实。精神的力量往往直接表现为隐喻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欣依格尔创造了“仿佛哲学”——他从“仿佛”(as if)的文法结构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个观念并不因为它在理论上被指责为不真实，从而也就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尽管它不真实，但在实践中却有莫大的用处。这恰恰证明了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殊异。
隐喻还有许多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它为人类的直觉（直观）、想象、体验准备了语言学条件。人类文明的发展首先取决于想象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想象不仅不是理性退而求其次的结果，而且它是先于理性，引导理性的。想象的引导性决定了它永远走在理性的前面，想象一旦不再向前发展，理性活动就只能原地踏步。而隐喻本身就是一种想象性活动。逻辑分析往往把事物搞得支离破碎，而隐喻恰恰是整体性的。直观的和体验的就是人性的，而隐喻正是这样一种人性化语言。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心理学家已发现，利用隐喻暗示可治疗精神病人。比如德国心理学家偌·佩塞施基安的“积极心理治疗”就大量采用隐喻和东方故事进行精神病治疗，我想现代精神病很可能由于语言的隐喻衰微了，精神家园破坏了，要重建家园，就必须恢复隐喻。可见，隐喻是精神存在的依托，心灵存在的方式，思想提升的路径，想象的温床。隐喻的遗忘导致存在的遗忘。人文教育就是要从数字化、符号化、机械化的语言中重拾语言的隐喻。让我们的人文课堂闪烁出不尽的“灯一样的语言。”
总之，隐喻之对人文教育，不仅具有认识论、方法论上的实用价值，更加具有本体论的基础意义。从人文教育视野深入研究隐喻，将为教育学的新方向拓展出一个独特而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