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丹与《代达罗斯》（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霍尔论文,罗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他出身名门，却鄙视阶级社会赋予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特权；他是社会主义理想的拥护者，却毫不留情地批判极权制度，甚至不惜与过去的盟友决裂；他从伊顿、牛津、剑桥一路攀升到英国学术殿堂的高台，晚年却自愿放逐到物质条件匮乏的前殖民地并选择印度国籍；他在孩童时代就被父亲带进实验室体验科学生活，在牛津大学本科却主修古典人文，后来又成为将数学引入生命科学的先驱之一；他是孟德尔学说的忠实拥趸，却对“选择”这一达尔文的天条情有独钟，开创了群体遗传学与综合演化论的崭新方向；他在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却终身关注社会、文化和伦理问题，同时又是一名高产的科普作者；他的某些工作和作品早已被介绍到中国，但是至今鲜见有关其生平与贡献的介绍文字；他在剑桥发表的一篇演讲曾引起轩然大波，其中的多数内容却成为今日社会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事情。这位兴趣广泛、博学多才和充满矛盾的人就是著名的遗传学家霍尔丹，那篇令人兴奋、不安甚至愤怒的演讲就是《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
一 霍尔丹的家世与早年
1892年11月5日，英国各地都在燃放烟火庆祝盖伊·福克斯(Guy Fawkes)节①，牛津一个显赫的知识分子家中诞生了一名男婴，他注定要成为未来世界的又一位造反者，这就是本文将要介绍的主人公霍尔丹(John Burdon Sanderson Haldane，1892-1964)。
霍尔丹系出名门，其远祖可以上溯到13世纪的苏格兰，他自诩14世纪西班牙一位叫“残忍者彼得”(Pedro the Cruel，1334-1369)的卡斯提尔王(King of Castile & Leon)是家族先人。其传记作者称，他从父系和母系两支血脉都获得了珍贵的生物学遗产：“出众的智力、坚韧的精神、高贵的自信，以及那种总是有些招人喜欢的残酷；另一方面时而表现出老妇人式的小题大做，容易被激怒，藐视权贵，对年轻人和下属反复无常，与其骨子里的平等亲善形成鲜明的对照。”[Clark 1968，Ch 1②]
霍尔丹的父亲约翰·斯科特(John Scott Haldane，1860-1936)是牛津大学教授、英国当时顶尖的生理学家，以研究呼吸时的气体交换和血液中的成分而著名，对生物学与物理学、化学的关系非常关注，同时他也是一位哲学家和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为了研究不同成分的气体对身体和大脑的影响，他把自己关进密闭的实验室中亲身体验，这种自残式的实验方法后来被儿子继承了。老霍尔丹还经常奔赴矿难现场调查事故原因，有时带着好奇的儿子，这使霍尔丹很小就见识了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他也清楚地记得，一天夜里由父亲领着穿越爱丁堡贫民窟时的见闻及感受。如果说幼年霍尔丹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有关平等和正义的启蒙，他从母亲那里得到的更多是为帝国荣誉而战和做一名高贵绅士的“托利信条”。母亲露依萨·凯斯琳(Louisa Kathleen)来自一个产生了许多军人和乡村绅士的家庭，是保守党的坚定支持者，她精力充沛地投身一个叫做“帝国儿童”(Children of the Empire)的青少年教育活动，一到假期就把儿子送到该组织的训练营——按照某个作者的说法，这是去接受“社会帝国主义”(social imperialism)的洗礼[Werskey 1988，pp.53-54]。成年后的霍尔丹在战争与敌人面前表现的大无畏气概，与这一早年经验不无关系。霍尔丹有一个长寿的妹妹内奥米(Naomi Margaret，1897-1999)，她活了102岁，成年后成了作家与工党政治家麦奇孙男爵(Baron Mitchison，1894-1970)的夫人。
伯父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don，1856-1928)也是英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闻人，他是第一代霍尔丹子爵、下院议员(先是自由党，后来属工党)，支持与南非的布尔人作战，后担任陆军大臣和大法官；又曾当选英国亚里士多德学会会长，翻译过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③，还出版过一本讨论爱因斯坦理论对哲学影响的《相对论的统治》(The Reign of Relativity，1921)。
霍尔丹很小就显示出超人的天赋，三岁阅读英文，五岁阅读德文。父亲想把孩子培养成一名科学家，经常把他带到自己的实验室，令其充当助手。据霍尔丹回忆，八岁那年父亲曾带他到皇家学会，听了一场有关被重新发现的孟德尔工作的演讲。那是1901年，以贝特森(William F.Bateson，1861-1926)为代表的孟德尔学说的支持者们，与以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为首的正统达尔文主义者们，围绕着变异的连续性这一基本问题，正在展开激烈的辩论[玛格纳1985，页560-572]。尽管有望子成龙且不乏耐心的父亲的指导，我们还是很难相信年幼的霍尔丹能够听懂演讲的内容；然而正是这种充满智慧和挑战性的启蒙活动，激发了小霍尔丹探索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若干年后，他成功地将遗传理论应用于生物演化，力图说明孟德尔的遗传理论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是可以调和的，他也因此成为群体遗传学(population genetics)的奠基人之一。
如同那个时代许多显赫家族的男孩子一样，霍尔丹被送到伊顿公学去接受贵族教育。据内奥米回忆，他在这一时期就表现出对动物驯化的兴趣。有一年夏天，兄妹俩同几位少年朋友一道前往英格兰北部乡村徒步旅行，他们的最大收获是，认识到在贵族气派的家庭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属于多数人的世界。
从伊顿毕业后霍尔丹进入父亲所在的牛津大学，但没有主修科学，而是选择了古典人文学科，并以优等成绩(First in Greats)④毕业。这一选择的合理性在于，他可以在浸淫于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学与诗歌的同时，继续跟随父亲从事生理学的实验与研究。牛津大学动物学教授古德瑞奇(E.S.Goodrich)也对培养他的科学兴趣有所影响。1912年，20岁的霍尔丹开始在《生理学杂志》上发表科学论文，第一篇由他与父亲及父亲的一位学生合作⑤，第二篇则独立署名⑥。
霍尔丹家族与英国另一显赫的知识群体赫胥黎家族有密切的关系。老赫胥黎(Thomas H.Huxley,1825-1895)的两个聪明绝顶的孙子朱利安(Julian Sorell，1887-1975)和奥尔德斯(Aldous Leonard，1894-1963)与霍尔丹一样，先后在伊顿和牛津求学，而且他们在牛津属于同一个学院，尽管并非同年。兄弟俩是霍尔丹家的常客⑦。1911年奥尔德斯患上严重的眼疾，不得不从伊顿休学，一度寄居在霍尔丹家里，深受老霍尔丹夫妇的宠爱。奥尔德斯曾劝告霍尔丹夫人开放对女儿阅读的限制，告诫这位长辈不应禁止有教养的闺中少女阅读诸如《汤姆·琼斯》和《包法利夫人》等作品。赫胥黎兄弟与霍尔丹兄妹在许多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最重要的是他们都鄙视所谓的维多利亚生活方式与布尔乔亚家庭的矫揉造作。作为青春反叛的成功例子，他们在霍尔丹家里排演了一出由内奥米执笔的先锋戏剧。[默里2007，页29-37]
霍尔丹在伊顿与牛津的同学中，还有一位出生于演员世家的刘易斯·吉尔古德(Lewis E.Gielgud，1894-1953)，后来成为知名的国际活动家，与朱利安·赫胥黎一道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期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刘易斯的两个弟弟则继承家业成了著名的演员和导演，他们都是霍尔丹兄妹的早年玩伴。
在此期间，霍尔丹还与妹妹等人一道，用老鼠和大鼠进行过“遗传性状组合再现”(reduplication)的实验⑧，不幸这项工作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初步结果于战争开始后第二年发表在《遗传学杂志》上⑨。文章发表时，它的第二作者斯普朗特(A.D.Sprunt)已经死于战场，他是霍尔丹在牛津的本科同学；作为第三作者的内奥米的身份是“校外学生”(home student)。有趣的是，后来霍尔丹成了这份杂志的主编，晚年又将它带到了印度。奥尔德斯·赫胥黎因视力不合格未能入伍，眼疾好转后正式转至牛津大学读书，就长期借宿于霍尔丹家。出于对文学和艺术的共同爱好，奥尔德斯与内奥米成为终身的好友。也正是由于活泼开朗的内奥米的媒介，性格怪僻、好勇斗狠的霍尔丹后来结识了许多当时的知识精英，这一点后文还要提到。
战争期间霍尔丹应征入伍，先在训练营接受信号兵的训练，希望学到有关无线电通讯的技术，后来则服役于著名的苏格兰高地警卫团。该兵团先后被派往伊拉克和法国，在底格里斯河畔与土耳其军团对垒，在法国前线与训练有素的德国兵激战，霍尔丹经历了残酷的堑壕战，见识了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种种恐怖战争手段。不知是出于爱冒险的天性还是早年的贵族式教育，他把战争视为一场大型游戏，先后担任爆破兵和阻击营副营长，还曾两度受伤。1915年4月战事最惨烈的时候，陆军中尉霍尔丹三个月未曾脱过军靴。他的英勇表现得到英国远征军司令黑格将军(Sir Douglas Haig，1861-1928)的高度赞赏，称之为“我麾下最勇敢和最凶狠的军官”(the bravest and dirtiest officer in my army)。1917年夏天在一次扑灭飞机库大火的行动中霍尔丹严重受伤，之后被战地医院船送往印度治疗。在船上他开始阅读有关四元数和无穷小分析的著作，到印度后又开始学习乌尔都语。霍尔丹在印度停留了一年多，1918年战事结束才返回英国，此时他的身份仍是英国军事情报局的军官。始料不及的是，印度的这段养伤经历为他的晚年生活作了铺垫[Clark 1968，Ch 2]。《代达罗斯》开头有一段关于战争场面的描写，就来自霍尔丹对战场上恐怖经历的追忆。
1919年霍尔丹重返牛津，成为新学院(New College)的研究员。他身材高大，体格魁梧，声若洪钟，活像一个罗马角斗士而非人们想象中的桂冠诗人。这时候朱利安·赫胥黎也来到牛津教书，是动物系主任古德瑞奇手下的得力干将。朱利安对青年霍尔丹的举止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他是另一个怪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喜欢就随地乱扔东西——通常是在下午茶的时候，风卷残云般地扫荡盘中的甜点，就像没吃过一点面包屑的饿鬼一样；同时他可以在穿越庭院时背诵雪莱、弥尔顿和任何你挑选的诗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渊博的古典人文知识，而且喜欢当众炫耀自己。有一次他背诵很长的一段荷马而我不得不奉陪，他口中滔滔不绝地涌出希腊语，就这样从楼下一直来到大门前，此时他终于打住，说了一句“多么糟糕的记性”，这才摇摇晃晃地穿门而出。[Huxley 1970，p.137]
朱利安的弟弟奥尔德斯1923年出版了一部名为《滑稽的舞环》(Antic Hay)的讽刺小说，内中有个古怪的人物谢尔沃特(Shearwater)，一个全神贯注观察友人与自己妻子上床实验的生物学家，据说就是以霍尔丹为原型塑造的，不过霍尔丹当时还没有结婚⑩。若干年后，奥尔德斯在一部更有名的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将霍尔丹《代达罗斯》中的许多素材一锅端进了自己的书中。
尽管霍尔丹的科学生涯是沿着父亲的足迹开始的，他的个人志向却更为远大，他要在相对传统的生理学外开辟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而年轻的遗传学正好提供了机会。霍尔丹后来写道：
一名优秀科学家所做的一项研究，应该使他能够以精确和完美的高标准转向另一个研究领域……我想对于大多数科学家来说，偶然的兴趣转移是值得的，因为我们非常正确地倾向于这样的观点，那些在本世纪令人感到激动的问题，仍然是最重要的研究题材。(11)
另一个促使他转向的因素是，桀骜不驯的霍尔丹想尽快摆脱父亲影响的阴影；在牛津，人人都知道他是大牌教授约翰·霍尔丹的儿子。于是在1923年，他接受剑桥大学的邀请，成为那里生物化学系的高级讲师(reader)与三一学院的研究员。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发表了那篇题名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著名演讲。
来到剑桥的第二年，还是单身的霍尔丹接受了《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女记者夏洛特(Charlotte[Franken]Burghes，1894-1969)的采访，后者是一位出身犹太移民家庭的女权主义者，虽然比霍尔丹小两岁，但已结婚六年并生有一子。俩人旋即陷入爱河，此事闹得纷纷扬扬，霍尔丹还险些失去在剑桥的位置。不久夏洛特离婚成功，俩人遂于1926年结为连理(12)。
二 生物科学家霍尔丹
遗传学尚未在大学登堂入室之前，涉及这门学科的许多题材已经由生理学转移到生物化学方面来了。创建于1914年的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在整个1920-1930年代成了这一全新研究领域的重镇。领导这一学术中心的是以发现多种维生素及其功能闻名的霍普金斯(Fredefick G.Hopkins，1861-1947)，霍尔丹与一位俄国出生的生物学家基林(David Keilin，1887-1963)则是他的左膀右臂。这里云集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生命科学家，包括中国读者熟悉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和以后成为其妻子的多萝西(汉名李大斐，Dorothy Moyle，1896-1987)。霍普金斯以发现色氨酸、谷胱甘肽和多种维生素，以及系统地研究维生素在生命过程中的作用而名扬天下；基利研究昆虫尤其是寄生性昆虫，首先为细胞色素(cytochrome)命名并揭示其系统功能；李约瑟成了从生物化学的角度研究胚胎学的权威，多萝西则是肌肉化学方面的专家。[Needham & Baldwin 1937]
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教职员合影.1930年(Courtesy of the Colman Library,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University of Cambridge,UK)。前排正中是系主任、全系唯一的教授霍普金斯，霍尔丹双臂抱胸器宇轩昂倒是更像个老板。前排左三是显得还有些青涩的李约瑟，旁边的女子则是他的首任妻子李大斐。
至于从生物化学的角度去考虑基因的活动，霍尔丹则是剑桥同侪中最为突出的一位，这方面他明显受到曾任剑桥大学生物学教授的贝特森的影响。霍尔丹在1920年写道：“化学家可能认为基因是大型的核蛋白分子，但是生物学家大概会想到它们展示了生活有机体的最根本特性之一：它们在不同的环境中毫不走样地复制自己……在某些例子中我们有强烈的证据表明它们产生定量的酶，而一系列等位的(基因)在不同的量级上产生同样的酶。”(13)这实际上是转述贝特森1909年提出的观点。
霍普金斯于1929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1930-1935年担任皇家学会主席，他是系里唯一的教授，设置新的教授职位是不可能的。霍尔丹则于1932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在剑桥工作九年之后，他于1933年移座伦敦大学学院，担任遗传学教授；又过了四年，被聘为该学院新设立的韦尔登生物计量学教授(Weldon Professor of Biometry)。这时候的霍尔丹，已经是遗传学领域的一流专家了。他在伦敦大学学院工作了24年，一直到1957年移居印度为止。
实际上，霍尔丹在遗传学方面的工作，从一战后重返牛津时就开始了。1919年他发表了一篇通过遗传重组率来计算连锁强度的论文(14)，文中提出了比摩尔根(Thoman H.Morgan，1866-1945)等人的已有理论更为合理的基因图谱(mapping)计算方法，并指出此前实验得出的连锁强度单位比实际的度量单位“摩尔根”要小差不多一百倍，所以应该采用“厘摩”(centimorgan，cM)作基本度量单位。1922年，霍尔丹发表了一篇有趣的论文，其中包括他对杂交性别所作的一条归纳：“在两种动物或家系的杂交后代中，如果雌性或雄性的个体稀少、缺乏或者不育，这种性别通常是由杂合遗传因子决定的(heterozygous sex)。”(15)这就是被广泛引用而为学习生物科学的学生们熟知的“霍尔丹法则”(Haldane's rule)。
霍尔丹最重要的科学工作是系统地发展了有关选择对遗传性状之影响的数学理论，在1924-1934这十年之间，他以《关于自然和人工选择的数学理论》为题发表了九篇系列论文(16)。
他的第一篇论文讨论完全显性、严格孟德尔式分离的基因，在完全随机交配、世代不重叠的无穷大种群中，选择强度保持不变的理想状况下的变化规律；第二篇论文讨论自交、近交、选择性交配的情况；第三篇论文讨论不完全显性的问题；第四篇论文讨论世代存在重叠时的情况；第五篇讨论新形成突变能否保持，以及突变压力和选择压力平衡的问题；第六篇论文讨论隔离(isolation)和迁移(immigration)的问题；第七篇论文讨论选择压力不断变化的情况，尤其是选择压力与死亡率相关时的情况；第八篇论文讨论种群处于近似平衡状态时，两个单独存在时有害、同时存在时有益的基因的变化情况，还讨论了交互作用遗传系统彼此交换的问题；第九篇论文讨论迅速选择时可能发生的情况。[平立岩2009，页270-271]
他的专著《演化的原因》是其早期遗传学研究成果的总结[Haldane 1932]。1925年，霍尔丹与剑桥大学植物学家布里格斯(George E.Briggs，1893-1985)合作，将数学方法应用于酶动力学，基于准稳态的近似情况导出“布里格斯-霍尔丹方程”(Briggs-Haldane equation)。这一结果对酶动力学提供了新的解释，扩大了麦克力斯(Leonor Michaelis，1875-1949)和门腾(Maud Menten，1879-1960)十多年前基于稳态条件所建立的方程的有效范围(17)。
霍尔丹的工作极富创造性，当代遗传学中的许多思想和方法都是他引进的，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之外，他还大量地应用统计学工具来处理遗传变量，例如借助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来估计人类连锁图(human linkage maps)，提出估算人类基因突变频率(human mutation rates)的方法，计算引入一个基因突变位点后带来的突变负荷(mutational load)等。他还提出了种群准稳定平衡(metastable equilibrium)中物种特化(speciation)与断裂(rupture)的关系，引入“自然选择的代价”(cost of natural selection)思想等。
霍尔丹也强调对单个基因选择机制的研究，著名的例子是对桦尺蛾工业黑化的研究(Industrial melanism of Biston betularia)(18)。尽管有些新的调查对凯特威尔(Henry B.D.Kettlewell，1907-1979)在曼彻斯特地区从事的实验提出质疑，一般当代支持达尔文学说的学者仍将工业黑化现象视为20世纪阐述选择学说的一个重要案例。
霍尔丹从事的一些生理学实验亦曾引起争议。他在篇名为《论适中的尺度》的论文中，提到将体格不一的哺乳动物抛进矿井深坑后的结果，如老鼠、人、马等等，其描述令人毛骨悚然。好像是故意挑衅似的，文中还有意拿教皇与基督徒来调侃(19)。在宗教人士和今日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眼中，这种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实验(哪怕仅仅是想象的)是大逆不道的，他们却无法真正了解作者的弦外之音。正是在此文中霍尔丹提到，在同样的实验中，昆虫则安然无恙，因为它们不需要携带笨重复杂的血液循环“设备”，仅靠自身细胞的活动就可以胜任供氧的任务。他写道：“每一种动物都有一个最适合于其生存的尺度，这一结论同样适于每一种人类制度。”这一来自生物学的隐喻后来被用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中，被称为“霍尔丹原理”(Haldane's principle)。
霍尔丹在科学实验上的胆大妄为并非以残害动物为代价。在有关人体血氧饱和度的实验中，他自己与少数志愿者一道充当实验室的白老鼠，冒着被击穿耳膜的风险多次进出压力舱，结果造成一侧耳聋。他在二次大战结束后写的一篇关于《如何处理德国的科学》的短文中说，许多参与屠杀犹太人或用他们来做药物实验的德国科学家，应该像其他杀人犯一样地被吊死。大概是想为有关自己残忍的流言辩护，到这里他笔锋一转，写道：
我并不反对用男人和女人来做实验，甚至危险的实验也可以。我就曾经做过，但我自己总是被实验的一个。说老实话，假如不是我自己也试过的话，我从未曾对动物做过任何可能发生痛苦的实验。因为单就一种反常的生理状态而言，如果要想完全知道它究竟如何就非亲身尝试到它的感觉不可。[海登1947，页98-99](20)
霍尔丹移居印度后仍然进行生物计量学和群体遗传学的工作，吸引他到那里去的原因之一是完全不同于欧洲的自然环境与人群。他长期主持一个位于加尔各答附近的人口统计研究室，并指导多项研究计划。他也热衷提倡廉价的研究，一度专注于植物学特别是花的形态对称性。他的妻子海伦则研究野生蚕蛾并协助他编辑《遗传学杂志》(21)。
1963年，霍尔丹在一篇名为《人类未来千年生物学展望》的演讲中首先使用了“克隆”(clone，源出希腊文klōn)一词，用以代表无性繁殖复制后代的技术，如今克隆技术已在医学、生物学和生物工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这里强调一下霍尔丹在当代生命科学领域的地位是必要的。他的独特贡献在于结合数学方法与孟德尔学说，对达尔文以来的自然选择理论进行了重构，进而促进了现代生物演化理论的综合发展。在这方面，他的名字经常与另外两个科学家联系在一起：英国生物统计学家费歇尔(Ronald A.Fisher,1809-1962)和美国遗传学家怀特(Sewal G.Wright，1889-1988)，他们三人一道被称为群体遗传学的开创者。
群体遗传学是研究生物群体的遗传结构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它借助数学工具特别是统计学方法研究生物群体中基因频率的变化，以及影响这些变化的选择效应、遗传突变作用、迁移及遗传漂变等因素与遗传结构的关系，由此来探讨生命演化的机制，是对传统的达尔文学说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诚如《进化思想史》一书的作者所说：“群体遗传学之所以重要，主要不是由于它提供了新的概念，而是在于它摧毁了遗留下来的反达尔文主义情感，并将注意力放在新的研究上。”[鲍勒1999，页390]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反达尔文主义情感”的纠葛，有必要对群体遗传学诞生之前生物学与数学的关系作一简要的回顾。
孟德尔在其豌豆杂交实验中首次将数学方法引入生物学(22)，但是直到20世纪来临之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工作。最先提倡在生物学中广泛应用定量分析的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他有一句名言——“无论何时，能算就算”(Whenever you can，count)。1901年，高尔顿与皮尔逊、韦尔登(Walter F.R.Weldon，1860-1906)等人创办了《生物计量学》(Biometrika)杂志，逐渐形成一个以伦敦大学为基地的生物统计学派。实际上，孟德尔和高尔顿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生于同一年，又都力图从数量上揭示遗传现象的奥秘，高尔顿在回忆录中提到获知对方工作时的心情，说自己在一瞬间突然感到同那个死去的奥地利神父是心有灵犀相通的。但是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是明显的：孟德尔着眼的是间断的、显性的遗传性状，高尔顿关心的是连续的数量变化的关系。本世纪初，两派观点的拥护者们围绕着遗传因子是颗粒性的还是融合性的、变异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演化的机制是突变还是自然选择或者获得性遗传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1894年英国皇家学会应高尔顿的要求成立了一个“演化委员会”来对生物的可测量性状进行检验，孟德尔派的领袖贝特森起初拒绝了该委员会的邀请，后来又加入并担任秘书，高尔顿的拥护者们则以辞职来表示抗议。染色体的发现使这场争论的天平迅速地倒向孟德尔派一边，但是早期孟德尔主义者们过分简单的理论不能解释诸如人类身高、面貌等连续变化性状的遗传规律，而高尔顿的数学方法正好在这方面大显神通。现在我们知道，基因的显隐性并非绝对的，而且，尽管基因型的变化是不连续的，但表现型是可以连续的，因此连续的变异也可以是遗传的。费歇耳说：“如果遗传的决定因素确是按孟德尔方式遗传的话，那就必须接受生物统计学的结果。”这是对本世纪初这场大论战的一个恰如其分的总结。[刘钝、苏淳1988]
霍尔丹生前获得了许多荣誉，包括1952年皇家学会的达尔文奖，1956年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以及1958年伦敦林奈学会的达尔文-华莱士奖。还有来自欧洲、美国和印度的多种荣誉。
三 《代达罗斯》：挑战与争论
刚逾而立之年的霍尔丹能在高手如林的英国学术界崭露头角，不仅是他发展了关于遗传与演化的数学理论，更由于其广博的知识、敏锐的眼光和对科学前景的大胆推论。在最后一点上充分显示了他对当时生物、化学、物理、天文、数学、神学、哲学以及伦理的综合能力，这在他名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的演讲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早在1912年，在牛津读本科的霍尔丹就写过一篇预测科学未来的短文，但是从未发表。1921年他应新学院散文学会之邀发表演讲，结合最近年的科学发展以及个人在一战时的经验，对九年前的旧作作了补充。1923年，31岁的霍尔丹刚刚从牛津转到剑桥来，除了在科学实验上的胆大妄为之外，他还以秉持“战斗的唯物主义”立场而小有名气。此时，一个自称“异教徒讨论俱乐部”(Heretics Discussion Club)的团体向他挥舞橄榄枝；这是当时活跃于剑桥地区的一个不信仰基督教或任何宗教的知识分子团体，后来成为其亲密盟友与著名物理学家的研究生贝尔纳(John D.Bernal，1901-1971)就是这一团体的中坚分子。演讲于2月4日举行，内容在牛津旧稿基础上又有所扩充。听众中有一位奥格登(Charles K.Ogden，1889-1957)先生，是“基本英语”教育计划的创议者和《剑桥杂志》的前主编，在英国出版界有许多熟人。他建议霍尔丹将讲稿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并向伦敦的Kegan Paul出版公司推荐。
《代达罗斯》年底就在伦敦面市，但这个初版发行量不大。第二版则于1924年出现在纽约，当年印刷了五次，共售出15 000册，次年又印刷三次，1926年印刷两次，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好的成绩。
演讲的题目来自希腊传说中为弥诺斯王修造迷宫的工匠——代达罗斯。这一人物具有多种象征意义，正如后来仿效霍尔丹的学者在借用这个角色时的解说(23)——
他兼有科学家与工匠的声名，同时又是难题的提出者与揭谜人；他是一个具有所有人类缺点的个人，也是一名建筑师、雕刻家、博物学者、金属工人、铸币者；斧头、铅垂、螺旋钻与胶水的发明者；一个神灵般的人物；在有些事情上面他像梦幻一样地证明自己是最好最实际的现实逃避者。……(他是一名)雅典技工，同时具有斯巴达的现实意识。不但有能力产生出设计迷宫的观念，还能在危机到来时找到逃避的办法。[McCord 1955]
更重要的是，霍尔丹又给他戴上了古代遗传工程大师和“弑神者”这两副新面具：
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他在实验遗传学方面取得的唯一一次有记录的成就，后人无以匹敌。如果米诺陶(Minotau)吃住的成本不是那么高昂，代达罗斯也许会在孟德尔之前发现遗传定律。但弥诺斯(Minos)认为，迷宫和每年提供的50名少男和50名少女，是一笔过于高昂的研究成本。为了摆脱这一无情的经济困境，代达罗斯被迫发明了飞行术。弥诺斯追赶代达罗斯一直到西西里，自己却在那里丧了命。代达罗斯除了发明宝贵的胶水外，其他事情很少为人所知。但最重要的是，尽管他对宙斯之子弥诺斯之死负有责任，但他既未被宙斯以锁链拴在岩石上遭受雷击，也未被复仇女神追逐。……他是第一个宣告科学工作者不关心神祗的人。……未来的科学工作者将越来越像孤独的代达罗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的可怕使命，并为之感到自豪。[Haldane 1924](24)
这里有两个隐喻。第一个意思比较明显：遗传学并非横空出世的怪物，早期人类对生命奥秘的探索正是它的思想源泉；第二个则比较隐晦，在这里霍尔丹公然与那些企图为科学探索设置禁区的社会势力叫板，宣称为孤独“感到自豪”。霍尔丹又写道：
早期希腊人醉心于代达罗斯这个迷人形象所代表的微弱的弥诺斯科学传统，他们可能无意中知道这件事。这一在所有人类传统中最可怕、最不自然的行为，在今世或来世并未受到惩罚。甚至伊卡洛斯之死，对这个因谋杀外甥(25)而被雅典人放逐的人来说也微不足道。但如果说代达罗斯逃脱了神祗的报复，他却遭到人类普遍而持久的谴责，对人类而言，生物学发明是可恶的。
《代达罗斯》很快就成为剑桥与牛津两个大学城中的时髦话题，在学院的餐厅与小巷中的咖啡馆里，人们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霍尔丹关于生物学发展的可怕预言在专业领域也搅起了波澜，特别是他提到了多种在当时属于禁忌的话题，如迷幻药物的临床应用、人类的无性生殖、体外胚胎、计划生育、优生控制，甚至暗示了人兽杂交和安乐死。他骄傲地宣告“生物学家是现在地球上最罗曼蒂克的人”，“是腐朽的帝国与文明的破坏者，是怀疑者、动摇者和弑神者。”
政治上并不保守的父亲也为儿子肆无忌惮的言论感到不安，不过此时的霍尔丹正竭力摆脱父母的控制，当然不理会他们的任何干预。母亲给霍尔丹的同事与年长好友朱利安·赫胥黎写了一封词意恳切的信，称“我发现SP(26)被《代达罗斯》弄得极度烦躁”，请求后者看在两家多年友谊的份上帮助自己儿子加以收敛，同时劝说其他友人不要追随他的想法而令其益发疯狂；但是她又补充说知道霍尔丹会拒绝自己的忠告[Huxley 1970，137-138]。
母亲显然是病急乱投医。朱利安·赫胥黎与霍尔丹在科学与社会等方面有着相当一致的兴趣，他自己就是一个善于利用媒体扩大学术知名度的人。数年前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个通过注射甲状腺荷尔蒙使蝾螈幼态延续的实验报告(27)，立刻被发行量很大的《每日快报》加以利用，宣称“小赫胥黎找到了长生不老的秘诀”。对此霍尔丹还提出过批评，警告朋友说如果任由媒体炒作将使自己的学术声名受损；不过这一次俩人正好对换了角色。值得一提的花絮还有，1926年朱利安·赫胥黎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中大谈生育控制，也曾遭到包括BBC老总在内的众多名人的讨伐。1927年，他与霍尔丹合作编撰的《动物生物学》问世。
霍尔丹当然不在意父母的焦虑，他是喜欢向传统挑战的人，更不怕聚焦在公众的目光之下，而一些重量级人物的批评反而大大提高了《代达罗斯》的知名度。
《代达罗斯》出版的第二年，著名哲学家罗素就写了一本名为《伊卡洛斯，或科学的未来》的小册子，针锋相对地批评霍尔丹对科学未来的乐观态度。伊卡洛斯(Icarus)是希腊传说中代达罗斯的儿子，戴着父亲制造的翅膀飞上天空，但忘记了父亲的忠告而飞得太高，致使沾粘翅膀的蜡被太阳融化，最终坠海身亡。这一标题的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罗素宣称科学不能替代道德与理智，而技术的盲目应用使今日的世界更加危险而不是相反。他写道：
霍尔丹先生在他的《代达罗斯》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诱人的未来图景，通过科学发现的利用来促进人类的幸福。我多么希望自己同意他的预言，但是政治与政府运作方面的长期经历令我对此产生怀疑。我不得不为科学将被用来增强统治集团的力量而不是促进人类的幸福而感到担心。伊卡洛斯被父亲教导如何飞行，但是自戕于轻率。我担心当代科学家在教导人民飞行时，同样的命运也许会突然降临。[Russell 1924]
罗素年长霍尔丹整整20岁，此时已是蜚声世界的大学者与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在批判现行政治经济制度与挑战上流社会虚伪习俗等方面，他们是某种程度上的盟友，但是对于刚刚结束的世界大战以及科学日益膨胀的影响，俩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当霍尔丹勇猛无畏地投身战场时，罗素却因反战言论遭到监禁并被三一学院除名。罗素在《伊卡洛斯》中表现出来的对科学的质疑，可以说是20世纪初滥觞于西方知识分子中间的一种流行思潮，它与不久前发生的那场人类浩劫有关，是对启蒙时代以来有关“科学导致进步”观念的深刻反思。按照今日中国学术界习惯的说法，罗素及其《伊卡洛斯》是属于“反科学”的，霍尔丹及其《代达罗斯》则是典型的“科学主义”。但是这种简单的二元图谱很难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况；实际上，《代达罗斯》中提到许多技术滥用的后果，例如能源枯竭、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等，他也对物理科学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还原论思想在未来科学中的有效性表示了怀疑。在罗素的批评以后，霍尔丹在一些场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特别表现在优生学方面，对此我们将在下面详述。[Ezrahi 1995]无论如何，罗素与霍尔丹、伊卡洛斯与代达罗斯，在公众眼中都是极富戏剧色彩的广告元素，这一思想交锋吸引了众多媒体的注意，霍尔丹的知名度也陡然上升。
另一场争论由霍尔丹主动发起。1930年，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前印度事务大臣伯肯海德伯爵(F.E.Smith，1st Earl of Birkenhead，1872-1930)发表了一本题为《2030年的世界》的书，对100年后的世界图景作了乌托邦式的描绘。霍尔丹很快在《周末评论》(Weekend Review)上发文，称该书有40处来自他的《代达罗斯》，公开指责这位炙手可热的大人物抄袭。后者迅速反击，回应刊登在《每日快报》上，正是霍尔丹希望看到的那家拥有广大读者的报纸。前大臣嘲笑霍尔丹缺乏历史知识，辩称自己不过是参考了其他作者的脚注而已。这下正中霍尔丹的下怀，他继续在《周末评论》上著文，提醒尊敬的伯爵注意，他可是牛津人文学科优胜荣衔的拥有者，又说他不反对一名作家引用别人的脚注，却要当众揭露抄袭行为。伯肯海德于当年去世，争论就此偃旗息鼓，霍尔丹显然是胜利者与获益者。
第三位批评者是爱尔兰出生的著名作家刘易斯(Clive S.Lewis，1898-1963)。他与霍尔丹在早年经历方面有些相似点：同就读于牛津大学，同参加一次大战，同在法国前线受伤；他们最大的不同在于刘易斯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神学家，而霍尔丹是著名的无神论者和生物科学家。刘易斯的作品带有强烈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味道，在西方有很大的市场。他也写幻想小说，为了抗衡正在英国社会流行起来的“科幻”小说对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他和牛津同事托尔金(John R.R.Tolkien，1892-1973)一道，倡导一种不依赖科学推理而凸显超自然力量的“魔幻”风格的写作，通过作品讽刺近代科学而粉饰中古时代(28)。他们批评威尔斯(Herbert.G.Wells，1866-1946)等人是科学主义的代言人，说这种人将生存当作最高的道德目标，即使以牺牲怜悯、幸福与自由为代价也在所不惜。1938年至1945年之间，刘易斯发表了一系列以星际旅行为题材的《太空三部曲》(The Space Trilogy)，书中的主角是一个叫兰塞姆(Elwin Ransom)的剑桥大学哲学教授和中世纪学者(刘易斯本人的化身)。在第一部中兰塞姆被一个叫韦斯顿(Weston)的物理学家绑架到火星，那里生活着三个智慧而有德行的生物物种，由一位善良而贤明的天使治理着，韦斯顿企图在那里建立殖民地，他的主要帮凶则垂涎火星上的黄金。在第二部里韦斯顿跟踪兰塞姆到了金星，化身为蛇引诱那里新人类伊甸园中的夏娃，后者只被赋予了灵魂而没有思想。总之，刘易斯笔下的韦斯顿是个不讲道德的科学家，书中的许多情节都影射霍尔丹和他的《代达罗斯》(29)。霍尔丹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946年他在《当代季刊》(The Modern Quarterly)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皇家学会会员Auld Hornie》的书评，Auld Hornie是苏格兰人对魔鬼的称呼，这里指的是刘易斯。霍尔丹首先夸奖刘易斯的文笔堪比但丁，然后说但丁比其同代的多数人更了解地球是圆的而使物体改变方向的引力来自地心；与此相反，刘易斯的作品则充满常识性的错误，如太空船中的重力、火星上的大气、其他行星的外表等等，不一而足。刘易斯的三部曲相继完成于第二次大战的前夜、中间和结束时，他笔下的科学家差不多都是为邪恶势力工作的人，因此给读者造成的印象是——霍尔丹为他总结道：“科学对人类事业的应用只能引向地狱，而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是由魔鬼统治的。”霍尔丹在文中指出，战争期间德、意以外的西方科学家中没有什么人为纳粹服务，大概只有一个例外：一名法国天主教生物学家从美国返回参加维希政府。他的结论辛辣而尖锐：“我与刘易斯先生的主要争论不是因为他攻击了我的职业(profession)，而是他攻击了我的种群(species)”。这里的“种群”当然指人类，霍尔丹认为将超自然力量凌驾于科学之上是对人类智慧的亵渎。[Haldane 1946]
四 《代达罗斯》：目的与内容
有人对《代达罗斯》的目的作了归纳，提出七点(30)：
(1)反映当时的反叛情绪，有意震动当局和挑衅社会；
(2)对可能出现的错用或滥用科学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提出警告；
(3)鼓励生物科学中的某些方向；
(4)预言未来科学的发展；
(5)对有关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的作用进行比较；
(6)讨论科学在战时与和平年代的应用；
(7)开启有关科学应用于伦理的探讨。[Dronamraju 1995，pp.9-10]
关于第一点，前文已经有所交代。《代达罗斯》为什么会引起社会上的争议和某些人士的不安呢？主要是后面几点特别是(3)和(4)所致。为了更好地认清支撑以上目标的材料，我们还是先对《代达罗斯》的内容作一个快速的扫描和简要的点评。
文章一开头描述了两幅有关人类自相残杀与世界末日的图像，由此提出一个在战后欧洲知识界中普遍流行的疑问——“人类是否已经从物质的子宫里释放出一个魔鬼，它开始反对人类，而且随时随地可能把人类抛入无底的深渊？”霍尔丹随即问道，是否应该思考一下有无可能阻止科学研究进步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既无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与政治制度保持下去，科学研究就毫不可怕”，因为
资本主义虽然可能使科学工作者经常得不到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资，却总会保护他们，因为他们是为餐桌下金蛋的鹅。即使我们防止了全部或大部分战争，防止了富于竞争性的民族主义，也将很难放弃科学研究所积累起来的国家优势。
在对一些科学发展将停滞的预言给予嘲讽之后，霍尔丹提到了他所尊敬的科幻作家威尔斯，指出这是一位严肃的预言家而不是什么浪漫的空想者，而自己在本文中作出的预言也绝非异想天开。所不同的是，在威尔斯的时代，科学的中心议题在物理化学方面，而现在科学兴趣的中心是生物学。他认为：
如同数学物理学摧毁几何学那样，将会出现一个生理学侵入和摧毁数学物理学的新时代。
在新的物理学革命刚刚爆发甚至还没有彻底完成的20世纪初，这可是一个相当超前的观点。霍尔丹还提醒人们改变“生物学将仅仅是物理学和化学的发现在人、动物和植物上的应用”的陈旧观念。
谈到物理，自然离不开爱因斯坦，霍尔丹称之为“耶稣之后最伟大的犹太人”。说在那些声名显赫的政客、军人和演员被人遗忘之后，“人们仍将记得和崇敬爱因斯坦的名字”。接着他开始讨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对形而上学的冲击，这是一个直到今天还会引起世界顶尖思想家争执不休的大议题。从下面摘引的片段可以看出，霍尔丹的唯物主义绝不是教条式的或机械论的；相反，他从新物理学对传统时空观和物质观的质疑，隐约感觉到了对牛顿物理图景的某种颠覆力量最终将迫使人类不断修正自己的世界观与认识论：
康德观念论将如同唯物主义在牛顿走红之后那样，成为物理学家乃至所有受教育者的基本工作假说。
康德观念论作为基本的工作假说，首先对物理学，然后对日常生活的主宰，很可能持续若干世纪。
未来的孔多塞、边沁和马克思们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无情地批判他们时代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但对自身就不会那么肯定；他们不会有我们可以在功利主义和社会主义那里看到的某种笨拙手法。
如果量子假说被普遍接受，那么我们的思想中将必然出现甚至更激进的替代物。但考虑到目前量子力学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我感觉，推测它的发展方向还为时过早。
关于物理学的具体问题他讲得较少，但是后面用了五段文字谈能源与社会发展。他认为地球上的煤田和油田将在数个世纪内耗竭殆尽；另一方面，水力资源不但少而且受限于季节和地理分布，因此无法取代煤和石油。为此他提出了开发风力和太阳能的建议，想象400年后，
国家将布满一排排的风力发电站，其发电机为大型电网供电。在适当的距离设有大型电站，在风力持续的日子，利用多余的电力把水分解为氧气和氢气。……在无风的日子，氢气和氧气将成为发动机的燃料，推动发电机发电，或者更可能成为氧化电池的原料。
他对原子能开发前景的展望则显得过于保守，这不能不归结于他专业知识的局限。
不过对于能源耗竭将导致工业文明崩溃的意见，霍尔丹持不同的观点。尽管此时还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他在《代达罗斯》中谈到了科学、生产力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实际上非常接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
人类经过数千年产生的稳定的农业社会，构成了欧洲生活的基础，其道德观很容易被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发展一个稳定的工业社会应该只需要较短的时间。实现这一过程的人将统治整个地球。总而言之，我相信，科学的进步最终会使工业的不公平产生自我毁灭性，就像现在人们制造国际间的不公平那样。
相对于物理学，霍尔丹用了较多的篇幅谈论化学，他预测未来最有意思的化学发明将出现在生物化学领域。他把有用的物质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具有对人类有用的物理或化学性质，例如钢铁、木材和玻璃；另一类具有对人类有用的生理学性质，包括食物、饮料、烟草和药物，而染料与香水介乎二者之间。第二类物质的价值依赖于它们与人体组织的特殊关系，他举咖啡因、尼古丁和酒精为例，声称没有理由认为这类物质已经发现完毕。由此他切入到一个敏感话题：迷幻药物的应用。他提到德国生理学家使用磷酸钠延长肌肉工作时间的实验，一组煤矿工人连续服用9个月后使煤炭产量大为提高；他还暗示了敢死队员服用类似药物的效果。接着，霍尔丹开始讨论将化学知识用于制造食品的前景，例如用煤炭和大气中的氮来合成蛋白质。他说：
人人皆知食物最终来自植物，我们吃的动物或动物产品只是第二手或第三手的植物。但普通植物的大部分糖并没有转变为人可以吃的淀粉，而是变成了构成其木质骨架的纤维素。有蹄动物已经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的肚子变成一个巨大的消化纤维素的细菌箱，自己则依靠其副产品过活。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身体之外做同样的事情，这可以通过化学方式进行。
接着他为听众(读者)描绘了一幅令浪漫主义者非常沮丧的未来图景：
这意味着农业将变成一种奢侈，人类社会将完全城市化。我个人不会因农业工人而不是工厂工人的消失而感到遗憾，我认为从大多数方面看，后者似乎是一种更高级的人。人类进步的历史一直是城市拉着不愿前进的农村而进步。合成食物将代替花园，工厂将代替粪堆和屠宰场，使城市最终能自给自足。
在进入对生物科学未来的预测之前，霍尔丹对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重要发明作了回顾。他说，六项发明中的四项是在有文字之前出现的：驯化动物、驯化植物、驯化真菌(制酒)，以及他没有明白写出来的有关“性行为方面的发明”；两项当代的发明是杀菌剂和人工控制生育。
谈到作为生物科学重要应用的医学，他指出“医学的进展对西欧社会几乎已经(如果不是完全)产生了像工业革命那么深刻的影响”，而医生已取代一部分牧师对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现在霍尔丹开始把他的听众(读者)引向最敏感的话题：生物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在社会方面的一些应用。为此他杜撰了一篇150年后的论文，由剑桥大学“一名相当愚笨的新生在第一学期向他的导师宣读”，文章的主旨是综述20世纪生物科学的主要发展，内容、事件、人名、场景虚虚实实，实际上是霍尔丹自己对生物科学在未来几十年发展的预测。例如，他提到“霍尔丹”1925年(实际上这是演讲两年后)开拓性的老鼠胚胎实验，1946年由另外两名科学家用猪胚胎获得成功，之后有人成功地使一名空难死亡妇女的新鲜卵巢在培养液里存活了5年，1951年第一个体外发育的婴儿诞生，法国率先立法认可这种体外生殖，1968年用这种技术每年已生产了6万个婴儿，以致教皇与伊斯兰教主哈里发都发布了严厉禁止的谕令等等。
霍尔丹又通过这名虚拟论文的作者写道：“现在体外培育胎儿很普遍，目前英国妇女直接生育的婴儿不到30％。始于19世纪、完成于20世纪的性爱与生殖的分离，对人类心理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决非完全令人满意”。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曾祖父母比我们更为优越”，另一方面，
挑选生育者不仅是为了减少邪恶。被挑选来生育下一代的少数男女，无疑要比普通人更优秀，每一代人在各方面的进步非常明显，包括一流音乐作品的增多和被定罪盗贼的减少。如果没有体外培育胎儿，文明无疑会在可数的时间内崩溃，因为几乎在所有国家中，劣种人的生育力都比优质人更强(31)。
这是明目张胆地宣传优生学了。霍尔丹还假借作者之口，说英国在采用非常严格的选择标准方面比德国晚了一代人，但英国目前在这方面也走到世界前列。他自己补充道：
这篇论文的作者可能接着继续讨论了大约在1990年出现的一些激进得多的发展，但我只引用了他对生物学早期应用的描述。对我来说，这些应用显得既可能又不荒谬，但它具有我在前面叙述的生物学发明的特点。如果生殖与性爱完全分离，人类将获得一种全新的自由。现在，民族性格正在按照我们一无所知的某些规律缓慢地发生变化。政治方面的问题是找到相应的制度去适应它。未来人类很可能像改变政治制度那样，通过生殖选择迅速地改造民族性格。
这里他还附带地提到性别平衡的问题，预测“理想的性比率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
霍尔丹还通过这位假想的剑桥新生之口，编造了一个实验室事故引起生态灾难的故事：1942年，一种具有固氮功能的人造海藻中的菌株逃逸到大海并迅速繁殖，很快大西洋热带海域的水面变成凝胶状，给欧洲气候带来灾难性结果，全球的海洋变成深紫色，未来的孩子们对文学作品中关于蔚蓝色海洋的描述感到奇怪。
在这篇虚拟论文之后，霍尔丹继续抛出一些在时人眼中属于匪夷所思的想法，如利用药物刺激内分泌腺，“用生理学而不是监狱来处理人的邪恶本能”；在“完美的生活结束之后平静地走进坟墓”，“一起生活的一代人将一起死亡”；还有借助催眠术与心理学为人类“开启与另一个世界的灵魂进行系统性沟通的大门”等等。
在《代达罗斯》的最后一部分，霍尔丹主要是为科学进行辩护。他声称“生物学的进展与我们的某些社会罪恶是不相容的，正如工业进步已经证实与战争或某种私有制不相容一样”。他深知这一任务的艰巨，面对布尔乔亚们的误解与嘲讽，面对世俗与精神世界的统治者们，他感觉自己越来越像孤独的代达罗斯，因为他意识到了科学家的使命并为之感到自豪。
《代达罗斯》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它出现在一战刚刚结束的西欧，与1920年代英国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反叛思潮有关，更反映了霍尔丹这个特立独行人物的广博学识，以及他对科学前途与人类命运的关心。如同他的学术研究一样，霍尔丹的社会理想和政治立场也非一成不变。尽管一般的中国读者并不熟悉《代达罗斯》及其引起的争论，霍尔丹的名字和部分著作很早就被传入中国。所有这些，都将留待文章的第二部分予以进一步的论述。
作者感谢平立岩博士对文中有关生物学内容的评论和诸多被采纳了的建议。
注释：
①1605年11月5日，盖伊·福克斯等人企图在议会大厦引爆火药炸死国王詹姆斯一世未遂，以后这一天就成为全英国的烟火节。
②笔者参阅的这一文献系未标示页码的电子版。
③罗素对这位“老迈的黑格尔学派”人物颇为不敬，称他的会长演说“肯定会出丑”；若干年后罗素因反战言论入狱，其家人四处活动安排他在待遇较好的第一监狱服刑，以便能够从事哲学写作；此时霍尔丹家这位有权势的长辈不计前嫌地提供了帮助[克拉克1998，页82、357]。
④这是牛津大学古典人文学科考试中的最高荣誉，类似于剑桥大学数学考试中的Wrangler。
⑤Douglas,C.C.,Haldane,J.S.,and Haldane,J.B.S.1912.The laws of combination of haemoglobin with carbon monoxide and oxygen.Journal of Physiology,44,pp.275-304.
⑥Haldane,J.B.S.1912.The dissociation of oxyhaemoglobin in human blood during partial CO poisoning.Journal of Physiology,45,p.22.
⑦朱利安与奥尔德斯都是以“国王学者”(K.S.)的身份进入伊顿公学的，朱利安后来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干事长，奥尔德斯则成为著名的作家。朱利安的夫人在一次采访中提到赫胥黎家族的人经常承受着“要为伟大的爷爷争气”的压力。俩人中间的一个兄弟特瑞夫也有很高的天赋，曾为在牛津的古典文科考试中获得第二名而感到羞耻，后因陷入与女仆的恋爱不能自拔而自杀，年仅23岁。他们的一位同父异母弟弟安德鲁(Andrew Fielding，1917-)是1963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
⑧Reduplication是一个关于遗传性状“协同”与“排斥”的早期概念，与linkage(连锁)有关但不完全对等；后者是建立在染色体理论之上的，reduplication的支持者则不支持染色体理论。
⑨Haldane,J.B.S.,Sprunt,A.D.,Haldane,N.M.:1915.Reduplication in mice(Preliminary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Genetics,5:2,pp.132-135.
⑩该书并非刻意挖苦霍尔丹，讽刺的对象是战后的英国上流社会，奥尔德斯的父亲在书中发现了自己与逝去的妻子的影子，写信怒斥儿子“在你母亲的坟头上研究植物”。[默里2007，页144-147]
(11)Haldane,J.B.S.1963.Some lines about science.In the Rationalist Annual.转引自[Dronamraju 1995，p.6]
(12)因政见不合，俩人于1942年分居，1945年离婚。霍尔丹后娶生物学家海伦(Helen Spurway,c.1917-1978)为妻。
(13)Haldane,J.B.S.1920.Some recent work on heredity.Transactions of Oxford University Junior Scientistific Club.1,pp.3-11.转引自[Dronamraju 1995,p.5]
(14)Haldane,J.B.S.1919.The combination of linkage values,and the calculation of distance between loci of linked factors,Journal of Genetics,8,pp.299-309.
(15)Haldane,J.B.S.1922.Sex ratio and unisexual sterility in hybrid animals.Journal of Genetics,12,pp.101-109.
(16)实际上霍尔丹用这个题目共发表了10篇论文，前9篇的内容被收录到合集[Haldane 1932]之中；1934年他又针对人工选择的规律作了一些补充说明性质的归纳。
(17)Briggs G.E.& Haldane J.B.S.1925.A note on the kinetics of enzyme action.Biochemical Journal.19(2):pp.338-339.
(18)Haldane J.B.S.1956.The theory of selection for melanism in Lepidoptera.Proc Roy Soc Lond B,145:pp.303-306.
(19)Haldane J.B.S.1926.On Being the Right Size.Harper's Magazine March.该文后被收入其文集《可能的世界与其他文章》[Haldane 1927]之中。
(20)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受试时的体验：“J.H.(霍尔丹的缩写)气喘沉重，在三十秒钟内呼吸十六次，微发汗。他说没有头痛。”[海登1947b，页96]
(21)海伦与霍尔丹一道移居印度，并同他一样最终死在那里。
(22)关于孟德尔在生物学中引入数学方法的意义，参阅饶毅2010。
(23)1955年5月总部设在波士顿的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将自己已有170多年历史的院刊更名为《代达罗斯》，仍沿用原来的编号，是为86卷第1期。引文即为诗人麦克柯德对刊名的说明。
(24)本文引用的《代达罗斯》中文文本系由戴开元翻译，见本刊同期，以下不再说明。
(25)相传代达罗斯因嫉妒外甥塔洛斯(Talos)的才华而将其从雅典卫城的悬崖上推下致死，伊卡洛斯之死见下文。
(26)露依萨·凯斯琳对丈夫的称呼，“老伙伴”(senior partner)的缩写。
(27)其实这个实验已由德国人劳夫伯克(Vilem Laufberger)做过，但J·赫胥黎当时不知道。
(28)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刘易斯的《纳尼亚》(The Chronicles of Narnia)系列和托尔金的《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系列，在当代“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下被好莱坞相中，拍成的大片及相应的书籍、光碟、游戏软件等文化产品在全世界大行其道，中国亦不例外。近年来流行的《哈利波特》也因袭这一“魔幻”路数，不过意识形态色彩有所弱化而已。
(29)三部书先后是《逐出寂静的行星》(Out of the Silent Planet，1938)，《佩里兰德拉》(Perelandra，1943)和《那种可怕的力量》(That Hideous Strength，1945)。第三部中又出现了两个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科学家，他们管理一个危险的“国家协调实验研究所”。故事梗概参考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Space-Trilogy。
(30)作者实际上列出了八点，最后一点是“综合上述”。
(31)随着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优生学在1930年代的滥用，霍尔丹逐渐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并成为这一思想的批评者，后文将予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