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2004中国经济走势分析——中国经济过热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走势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2003年第1季度，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了9.9％；第2季度尽管受到了“非典”疫情的严重影响，经济增长仍然达到了7.6％；第3季度又重新上升为9.1％。前三个季度总的经济增长为8.5％。从长期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在持续和稳定的高速增长中，经过从1998年到2001年的小幅减速后，又重新出现了明显的加速（见表1.1），这标志着中国的经济进入了一轮新的经济增长周期。
表1.1 近10年中国GDP增长情况（按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及公布数据。
伴随着这一加速的经济增长，一些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注意和担心。它们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金供给的变化和国债余额的规模值得重视。
（一）货币供应量显著增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9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其中，一季度末增长18.5％，二季度末增长20.8％，最高时的8月末达21.6％，增幅是1997年5月份以来最高的。狭义货币M1余额7.9万亿元，同比增长18.5％。流通中现金M0余额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8％；前三季度，现金累计净投放1028亿元，同比多投放484亿元。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增速分别比年初高3.9和1.7个百分点，广义货币M2增速比同期经济（GDP）增长加消费物价（CPI）涨幅之和高11.5个百分点。
（二）人民币新增贷款增加迅速。在人民币新增贷款中，一季度为8082亿元，同比多增4758亿元；二季度为9728亿元，同比多增4752亿元。“非典”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加强了对货币信贷总量的调控，从三季度开始，金融机构贷款多增态势开始减缓。当季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6905亿元，比二季度少增2823亿元，但仍比去年同期多增1664亿元。当前金融机构贷款增速总体仍然偏快。
（三）国债余额存量较大。1997年，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前，我国国债余额为6000亿元左右。1998年，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当年就增发国债1000亿元。在2000年末，我国国债余额达到13000亿元左右。2002年末，国债发行的余额总计25600亿。其中，长期建设国债为6000多亿元。今年前三季度，财政部累计发行国债4320.5亿元。虽然和国际标准相比，我国国债余额还没有达到警戒水平，但较高的比率仍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心。
第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迅速。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4351亿元，同比增长30.5％，比去年同期加快8.7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26513亿元，增长31.4％；集体和个体经济投资7839亿元，增长27.6％。在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中，基本建设投资13781亿元，增长29.1％；更新改造投资5149亿元，增长37.2％；房地产投资6495亿元，增长32.8％。第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增长虽然与今年第一季度的31.6％和第二季度的32.8％相比有所回落，但是与前几年相比和去年同期相比仍然有加大幅度的增加。
表1.2 1998—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统计年鉴2003》。
第三，一些工业部门出现了超常规的增长。有些行业的发展已经明显地超出了社会的需求，势头仍然不减。
以钢铁生产为例，前三季度，我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15958万吨，如果不出现特殊情况，全年产量可望突破2亿吨。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目前在建的钢厂的生产规模已经达到了5000万吨。从表1.3可以看到，今年前三个季度，冶金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惊人。在国际钢铁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如果钢的消耗量不象预期的这样增长，这么多的钢生产出来都卖给谁？
表1.3 2003年1～3季度冶金（钢铁）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进度统计数据（2003.10）。
汽车、水泥等的发展也非常得快。生产已经明显超出社会需求，但规模仍然在不断扩大。这些部门的迅速发展，扩大着能源消耗量，使中国已经短缺的能源显得更加珍贵，今年夏季甚至还导致了电力短缺和断电的现象。中国的能源能支持这种发展吗？
第四，部分消费品价格出现波动。
表1.4列出的是今年前三个季度商品零售价格的变化情况。从总体上看，全国的商品零售价格比去年有所降低，但是食品和燃料这两类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的价格却发生了明显的波动。和其它商品相比，这两类商品中包含了更多的初级产品。应该说，大多数的通货膨胀首先都是由初级产品的涨价所引发的，然后再传递到其它商品。那么，这两类商品的价格变动会不会是下一轮通货膨胀的一个信号呢？
表1.4 商品零售价格分类指数（2003年9月）
续表
第五，在一些地区，以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脱离实际，事实上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一些地区搞的政绩工程影响了群众的利益；不切实际地在外地甚至是境外组织的大规模招商活动增加了政府和企业的支出，但回报甚微；在可利用面积已经很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的开发区面积还在继续增加，已经超过了3万平方公里，为国土面积的三百分之一强，但能真正开发的只有43％，还不到一半，已经稀缺的土地资源却被大量闲置。
面对这些在中国25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并且导致了经济过热的现象，有些学者提出了中国的经济可能过热的警示。也有人说经济已经过热，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应该采取适当的紧缩政策，以控制可以到来的通货膨胀，以保持中国的持续增长。
其实，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不要说经济增长达到8％，就是超过了5％，就有经济学家会提出过热的预警，美联储就有可能提高利率，以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同。改革开放以后，每一年的经济增长都在7％以上，1998年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了7.8％，我们仍然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这就说明中国的情况和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别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中国的数量标准，以衡量经济是否过热？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超过9％，就可能出现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但这个标准是根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中国出现经济过热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但在新的世纪里，这种经验就一定会重复吗？
尽管存在着以上种种现象，我们仍然认为，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并不存在总体上的经济过热。局部行业、局部地区虽然存在着某些过热的现象，但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经常出现的一种正常现象。正如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偏冷时期出现过网络经济过热、在更早的时期中国出现过VCD机生产过热一样。而在经济加速过程中，由于经济环境好转，这种现象就更容易出现。对于它们当然可以采取某种对策，如通过产业政策、市场机制和制度建设来减轻这种局部的过热，但那与对整个国民经济采取全局性的宏观调控是完全不同。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处于1992年以来最好的时期，巩固目前的良好势头，并继续通过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来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高速发展，以实现我国世纪头20年的实现小康的战略目标，是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因此，我们认为：
第一、加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过热是有区别的，在加速增长中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的异常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过热也是有区别的，应该采取不同的调控政策措施。
第二，中国确实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可能，但也存在着通货紧缩的可能。中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和前两次经济过热时有很大的差别，合理的宏观调控与市场导向结合起来，是保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第三、就业和再就业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在近期的经济发展目标中，改善就业的任务比防止通货膨胀更为重要。
二、加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过热
中国目前的加速经济增长，有以下一些主要原因：
第一、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对大中型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中型国有企业的问题开始显现，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从1997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的目标并开始实施。到2001年底，这些目标基本实现，改制企业基本构造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实现政企分开、转换经营机制、加强企业管理、分离分流办社会职能和富余人员等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这为今天的经济加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第二、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改善了经济增长的环境。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同时也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实施了一次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由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基础设施的投入带动了基础产业的发展，使得钢材、水泥、建材等工业部门和建筑业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
第三、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始形成。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汽车、房地产、通信、计算机等方面的需求迅速增加，带动了一系列相关产业的生产活动，导致了国民经济尤其是第二产业的增长。
第四、中国经济正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新的活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加入WTO，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五、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受了实践的检验，国民经济在动态发展中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均衡。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此次的经济加速，不是一次突发事件，它是中国经济生活中各种积极因素多年来积累的结果。从表1.1中可以看出，这种增长表现为一种逐渐递增的过程，而不是一次间断的跳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曾经发生过两次经济过热，分别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这两次经济过热，都伴随着中国当时加速的经济增长。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加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过热是有区别的。经济过热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最终导致消极结果（如通货膨胀、失业等）的一种超常规加速。过热是伴随着经济加速而来的，但经济增长加速不一定导致过热。这已经被世界各国的大量实践所证明。中国的这一次加速经济增长，和前两次表现出明显的区别：
从供需关系上来看，前两次的加速增长中，都表现出明显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现象，加速增长与通货膨胀同时出现。这一次的加速增长中，供需关系是比较协调的，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现象，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性比前两次好得多。
从产业特征看：20世纪80年代的加速增长，是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的农业革命为特征的，它首先表现为第一产业的加速增长，从1981年到1984年，中国第一产业的增长连续4年都在4％以上，并由此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以至于城市经济的发展。90年代的加速经济增长，则以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为特征，表现为新兴第三产业部门（金融业、房地产业）短期内迅速扩张，虽然促进了其它产业以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未能重视其中的金融风险，这为经济未来的发展留下了隐患。这一次的经济加速增长，则是以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拉动的，它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主要是工业部门）的加速增长，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创造条件。
从指导思想上看，前两次加速经济增长中，由于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之间存在着的差距，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上存在着急于求成的思想，对于实现现代化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欲速则不达。现在，通过25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前景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这次开展的对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就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在发展经济中的风险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从经济体制看，前两次加速的经济增长都伴随着较大的力度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于中国未来要实现什么样的体制，人们实际上是不清楚的。我们是在不断探索中完善着中国的经济体制，事实证明，中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路是走对了，它避免了像俄罗斯那样的剧烈动荡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害。但也正因为是在探索中前进，就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过热的情况，就需要在事后进行调整。但现在情况则完全不同，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未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有很清醒的思路。这就有可能由于体制的剧烈变化所导致的大的经济波动。
从宏观调控的水平看，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政府的宏观调控的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面对今年某些行业、某些产品的过热局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及时地做出了预警。中国人民银行在货币供给和新增贷款增加过快的情况下，也及时地调整了货币政策。这对中国稳定的高速增长是一个基本的保证。
从总体上看，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的质量较高，经济效益提高，企业财务状况和政府财政收入都得到改善。2003年1到8月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了52.3％，预计前三季度将达到50％以上；国家财政收入增长22.5％。企业效益和国家财政收入的这两个数字充分说明：政府与企业的效益与此次的加速经济增长是同步的，甚至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2003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取得的，在国内，我们受到了“非典”的严重冲击，在国际上，美伊战争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国际经济复苏，一些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我们克服了困难，仍然取得了8.5％的经济增长，这种成绩来之不易。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当然应该认真对待。政府主导和市场拉动的经济增长是有区别的。在传统体制下，政府承担着所有的经济责任，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企业不必承担风险，它们的行为在微观上是不收敛或者说是发散的。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经济增长是由无数企业行为的集合所导致的，市场已经成为配置这些企业资源和获得经济效益的基础，每一个企业都有风险意识和自我约束机制，这就为市场风险的收敛奠定了基础。但由于中国仍处于转型的过程中，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现实的经济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过去发生的那种由于政府主导造成的大规模的经济过热已经不太容易发生；另一方面，传统的体制下形成的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在某些地区和行业仍有发生。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主要作用，是培育市场和为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制订和实施各种政策协调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政府在抓当地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往往从一个个具体的项目入手。但他们忽视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在在扶持某一个具体项目时，地方政府可能牺牲了更多的其它项目的利益，从总体上看不利于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
发展中国的钢铁工业，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业，1958年的大炼钢铁，可以说是中国建国后的第一次经济过热，但是并没有完成中国钢铁业的腾飞。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并没有强调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但是不知不觉，中国成了真正的钢铁大国，是市场的法则成就了中国的钢铁事业。从国际分工上看，这是基础工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依次转移的结果。战后日本、韩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都出现过钢铁工业的迅速发展。从国内工业发展看，这是市场利益驱动的结果。为什么在已经有宝钢、鞍钢这些超级企业的情况下，还要有这么多的企业加入到这个行业中？一方面是社会确实存在需求，今年钢材价格的不断走高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因为它存在着利润空间。实事求是地说，进入这种基础产业的门槛是很高的，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和专门的人材，但却有这么多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不依靠国家的投资进入了这一行业，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件好事。它一方面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的行业进入了竞争性的行列；另一方面则说明通过长期的积累，许多企业已经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入基础行业的建设。这些新进入的企业没有老企业的规模，也没有老企业的那些体制上的负担，更加具有活力。天津、上海曾经是中国传统的电视机生产基地，如果没有市场机制，当年就不会有105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也就不会有这一行业后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天津的北京牌、上海的飞跃牌电视机就不会退出市场，中国今天就不会有四川长虹、深圳康佳这样的新的知名品牌。中国的钢铁工业正在更高的层次上重复着这一过程。
汽车工业也是如此。目前，中国有130家汽车企业，主要的汽车企业都和外商合资。当前的中国汽车市场可以说是国际跨国公司角逐的战场。由于中国的汽车关税政策和不断升温的汽车消费热，一个合资企业年产几万辆轿车就能盈利。很多外商在这一行业进行的是风险投资，130多家汽车厂，终究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美国、德国、日本、韩国这洋的汽车大国都是只有两三家企业，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竞争。中国最后也会形成这种格局，途径也是竞争。
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一竞争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生产力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不经济。如果说当年不是引进了105条彩电生产线，而是50条或者更少，市场竞争仍然能够进行，但从整个国家看，资源的浪费就可能减少。韩国的汽车工业也是从合资开始的，但开始时并没有这么多的合资企业。在国家仍然对某些大型项目根据现行的产业政策实行行政审批的今天，有一些重复建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方面的原则坚持得并不够。钢铁、汽车这些行业的基础投资比彩电生产线要大得多。还应该看到，当这些行业的投资到形成生产能力是有一个滞后期的，当产品需求旺盛时再重新投资，形成生产能力时社会能否还有这么多的需求？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生产经营不可能没有风险，但如策和市场主导的结合形成资源配置的最优和效率最大，仍然是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
三、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2002年12月份，原材料价格由跌转升。全国钢材价格指数比当年初上涨7.6％，石油价格上涨19％。进入2003年，原材料价格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涨势，钢材平均吨价比去年又上涨了数百元；原油及成品油价格涨幅在20％以上；国内铁矿石的价格上涨了120元左右；煤炭价格保持了2002年以来稳中有升态势；铜、铝、化工产品的价格等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化，有国际和国内两方面原因：国际上原油价格的变化影响着国内市场的价格，国内对于某些生产资料的需求（尤其是钢材）增加而带动了价格的上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增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势必导致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升，从而带动整个物价的回升。据统计，2003年1—9月，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4.5％，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2.4％，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7％，零售价格还是下降的，为-0.5％。
四者的关系从总体上看仍然是比较协调的。它说明初级产品的价格变化，已经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生产过程的相互衔接中传递消化。由于这种传递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的幅度有可能超过目前的水平，但是从总体格局上看，仅仅根据钢材价格的过度波动就判断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还缺乏足够的实证依据。
各种市场商品的价格应该是不断变动的，只有在这种变动中，国民经济才能不断形成新的均衡。应该指出的是，对于一些重要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中国目前还没有完全放开。煤炭价格的偏低就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影响了许多国有企业的正常经营，但是以煤炭为主要原料的另一些行业（如电力工业）却能形成较好的效益。这些行业的效益是以另一些行业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的，这显然不合理，但是我们目前的价格体制还没有放弃对于这样一类产品价格的监管。因此，在经济增长的较好时期，需求比较旺盛的时期，这一类商品累积的价格调整问题就会在短期内突出地显示出来，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还不能简单地套用通常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来进行推导。
客观地说，前两次经济过热导致的通货膨胀，有它的具体原因。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僵化多年的价格体制，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在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下，价格调整的动作大了一些，改革的步伐快了一些，最终导致了发生在1988年和1989年的严重通货膨胀。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经济加速过程中第二次经历了通货膨胀的考验。1993年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的基础上，1994年又在继续通货膨胀。从那以后，国家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才控制住了通货膨胀的势头。表3.1列出了这些年份全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情况，将目前的各种价格指数和1985年到1996年这发生了两次经济过热的10年间的价格指数相比，无论哪一个指数都低于表中最低的一年的价格变动，甚至低于我们认为经济较“冷”的1991年的幅度，从这一点看，我们目前的任务与其说应解决潜在着通货膨胀的威胁，还不如说应该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
表3.1 全国各种价格指数（上年=100）
和前两次通货膨胀时期相比，目前中国的价格体制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尽管国家还对很小一部分关键性产品和服务的定价保留着决定权，但是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决定已经交给了市场，市场也逐渐由卖方市场转化为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靠需求拉动摆脱通货紧缩已经有一定的难度，除非财政货币政策有重大调整，类似前两次那样的通货膨胀是很难发生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投资需求带动了某些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并导致一些重要的价格指数的上扬，中国目前的投资增长仍然是正常的。2003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全社会固定投资增长30.5％，虽然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和上一个过热的周期相比并不高。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1992年增长是40.4％，1993年增长率是61.8％，到1994年回落到30.4％。2003年前三季度虽然达到了30.5％，但是全年预计可能只有23％左右，不至于到30％。仍然属于正常范围。从发展的观点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国民经济的增长将对投资提出更多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加速也是必然的。
对于居民消费，从目前情况看，我们也认为它和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相适应的。从民族特性上看，中华民族历来有勤俭节约的美德，这是许多东方民族所具有的共性。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服务体制的变化，居民对于医疗、教育和个人生活保障等方面的考虑也在不断增加着他们的储蓄倾向。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会像西方国家那样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立即发生变化。从历史分析来看，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都超过了人均GDP的增长速度。2003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8.6％，扣除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0.5％的价格因素，实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9.1％，已经高于同期GDP的增长。还应该考虑的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居民对于住宅的购买被计入了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也就是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也是这样处理的。据我们估算，居民的这一部分支出对全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在10％以上。在传统观念中，投资是和生产相联系的，消费是和人民生活相联系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有一部分由居民个人进行的投资也在直接改善着人民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居民支出实际上增长得并不慢。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从长远看，我们认为将有几大因素将促进中国消费总量的提升：一是中国整体经济水平和消费水平；二是新增就业和再就业劳动力人口的消费；三是新增人口的消费；四是劳动力在地区间或城乡间转移所增加的消费。而在目前的条件下，全社会大幅度地提高消费水平的可能性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由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四、就业与再就业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经济的强劲增长，对改善中国的就业和再就业创造了条件。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各地的就业安置工作有了很大的成效。根据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一国的就业率同它的经济增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统计，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为非农产业提供8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2003年前三季度8.5％的增长速度，为改善中国的就业创造了条件。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计，2003年我国的GDP增长速度不会小于8％。在这个大的经济背景下，2003年年初提出的800万人的就业目标是可能实现的。
尽管如此，由于总量矛盾持续加大和结构性矛盾加剧，在现阶段和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改善就业仍然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
第一、总量矛盾持续加大。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还不是很雄厚的国家。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在未来一定时期内难以克服，并且这个缺口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从2003年情况看，全国城镇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共600万人，登记失业人员近800万人，三项合计，2003年全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总量达2400万人。按国民经济增长8％左右测算，全年只能新增就业1000万人，年度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差额在1400万人左右。这些都使得今年以及今后的城镇就业工作压力明显增大。2003年首批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走向社会时所遇到的签约难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表4.1列出了我国近5年城镇职工下岗及再就业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是逐渐增加的。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人数虽然在不断下降，但再就业率也在下降，这一方面说明国有企业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和相关政策的扶持，经营状况已经有所好转，另一方面也说明，再就业工程的难度在继续增大。
表4.1 我国近几年城镇职工下岗及再就业情况（1998—2003）
注：部分数据来源于《1998—2002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编制。2003年数据来源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网站。表中2003年的数据截止至6月底。
*这个数据截至到2003年8月，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张小建副部长2003年9月在北京市再就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3年是1999年高校扩招后本科学生毕业的第一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到212万人，比去年增长46％。据统计，截至6月20日，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一次签约率才达50％。其中，研究生一次签约率约为80％，本科生一次签约率约为60％，专科（高职）生一次签约率约为30％。这似乎预示着未来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波折。
第二、结构性矛盾加剧。作为一个正在经历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就业问题不仅存在总量矛盾，而且还存在结构性矛盾。它一方面体现在我国存在大量的冗余的劳动力没有工作。另一方面，还有很多职业领域缺少合格的从业人员。加强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尽快解决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应该引起关注。
第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对城市劳动力就业和再就业又增加了新的压力。目前我国有8.7亿农村人口，其中4.8亿为农村劳动力，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5亿人左右，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3左右，此外，每年新增农村劳动力也在600万人以上。东部和中部的农业大省，由于人口稠密，人均农业资源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比例在30％～50％。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农村劳动力剩余达60％以上。根据我国的可耕地和世界平均农业生产率推算，我国的种植业最多只需要4000万到5000万人就够了。因此，要达到城乡均衡发展，需要在未来5年～10年左右的周期内，每年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出1500万到2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10年间要转出农村剩余劳动力1.5亿～2亿人。
解决劳动力就业可以有多种途径，但是总体上看，可以把它就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要增加现有企业就业人数；二是增加新企业，吸纳新职工。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现代企业增加吸纳新劳动力时不会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新企业的建立也必须有新的利润增长点支持。如果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改善就业，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经济。中国的人口特点，使得就业和再就业会始终作为经济发展中的最重要目标。但是问题不仅仅在此，问题在于前些年在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得一些地方、一些行业的失业情况比较严重。用本文的术语说，就是就业“过冷”。这些地区和行业在经过一轮调整后，经济开始有所启动，就业状况有所改善。据国家统计局消息，2003年三季度末，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10904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101万人，比二季末增加64万人、继续保持了从上季开始呈现的增人态势。其中，国有单位就业人员7061万人，虽同比减少448万人，但比二季末增加22万人，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了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增加的现象。这一形势来之不易。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加速，有助于改善目前的就业状况，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局面。
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从来都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我国的就业体制的市场程度越来越高，同经济增长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要解决就业问题，积极的态度是保持中国经济高速和持续的增长。
五、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及协调
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来看，我们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确定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还是促进就业？如果要抑制通货膨胀，就要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政策；而要促进就业，就是实行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这和我们对目前的形势判断有关。从前面的分析看，在目前条件下，我国仍然应该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许多内容，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如何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如何使它们相互协调，值得我们关注。我们认为，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时，应注意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不应该出现明显的矛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自不同的机构。为了使宏观经济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这两个政策之间不应该出现明显的矛盾。在美国和日本的调控经济的过程中，都曾出现过两种政策相矛盾的时刻，其结果是抵消或降低了某一种政策的作用，我们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两种政策之间，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财政货币状况实行松紧搭配，使宏观调控达到最佳效果。
第二、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本身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各种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平稳的、连续的和相互协调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货币供应量、贷款规模和财政收支的变动都应该是平稳的，要避免过度的行政干预使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第三、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要更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人比喻说，货币政策是中药，财政是西药，货币政策有利于调理，财政政策容易见效。这个比喻不无道理。由于中国的体制是从计划体制转化而来的，在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时，我们更习惯于运用财政政策，而对货币政策运用不足。对财政的重视超过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其实，财政收支与GDP的比值只达到20％，国民经济中更多的收支行为（如居民和企业的收支）都是通过银行进行的，这些收支的规模远远大于国家财政。但在宏观调控时，政策实施和体制转换不匹配，没有发挥银行应有的作用。治理通货膨胀靠银行，治理通货紧缩靠财政。银行的规模越做越小，财政风险越做越大，这确实是有问题的。
第四、财政政策本身要协调。财政政策不仅仅体现在对财政收入的使用即财政支出上。财政收入本身的调节也体现了财政政策的运用。对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一方面增加财政支出的投入，一方面加税，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作用。支出上有政策，在收入上也应该有政策，不能矛盾。财政收入要培育市场，财政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应该逐渐向公共财政的方向发展和过渡。公共财政的目标一旦锁定了，就不能轻易更改，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更多地通过减免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促使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
第五、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要相适应。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经营，风险意识和风险预期是应该的，但过度强调风险控制，使银行业发展步伐放慢，反而影响了银行解决坏帐和呆帐问题的进程。金融业要在动态发展中改善自身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要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根据我们的研究，美国的货币政策的滞后效应是6—18个月，而中国则需要7—24个月。根据WTO的安排，中国的金融业要逐步向国际金融界开放。在此之前，中国的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还有一段自我发展的时间，应该珍惜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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