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单一视角到历史的多义解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果以1953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为起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 注：参见温儒敏《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载《文学评论》 2003年第1期。)迄今已整整五十年。在学科建立的五十年尤其后二十年间，随着中国社 会文化的急剧变革与国际学术视域的拓展，学术界的思维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化。中国现 代文学的研究也面临并经历着同样的变化。何谓“中国”?“现代”?“文学”?体现的 正是带有某种迷惘却又是执著的文学与历史的思考与追问。
一
较之封闭于世界文化之外的、单质文化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的时 空区间、生存土壤与历史语境，是一个多重文化混杂、多种语义互汇的“历史场”(注 ：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把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历史研究对象称为“历史场”。“历史场 ”是渗透着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贯注着学者的“历史思维”，“预设他为研究而 挑选出来的”历史阐释对象(参见海登·怀特《历史的诗学——<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 的历史想象>前言》，王逢振主编《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选》，漓江出版社2002年版， 第83—84页)。)；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的自主独立与文化发展的世纪性转型 、政治革命与武装斗争等等的多重叠加，是这一“历史场”的真实呈现。而且，这种多 重叠加式的现代中国的历史使命，又是在与殖民者武力、文化入侵的对峙状态中，在“ 己者”与“他者”既排斥抗拒又吸收融入的复杂关系中，艰难而匆忙地从事着意义实践 。其结果，现代中国社会历史呈现的是霍米·巴巴所描述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的“ 混杂”状态。讨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及其研究的得失，必须明确这种历史场景，并作为 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前提。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期。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面对“混 杂”状态，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不是采取历史解释学方法，而是直接援用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的观点，将中国现代文学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1951年老舍、 蔡仪、王瑶、李何林共同编就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1953年王瑶的《 中国新文学史稿》，其后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 和张毕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纲》，奠定或预设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理念与性质：“无 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
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本位观念、革命价值体系，构筑起奠基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的学科意识与叙述架构。显然，这种政治革命一体化的学科理念与叙述架构，是对“混 杂”的“历史场”的简单“提纯”，或者说，是对纷繁复杂的文学历史的特定“裁剪” ，结果是以损耗、遮蔽现代文学的历史丰富性与多义性为代价，体现出所谓文学历史运 动的“新质”与“规律”。对于这种生硬剪裁和简单提纯的弊端，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 并非没有意识。时隔三十年，王瑶自我反省道：“这些以教材形式出现的著作虽然都努 力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说明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但同时也反映了民主革 命胜利初期的时代气氛与社会心理，如对于解放区作品的尽情歌颂，对于国统区某些政 治态度暧昧的作品的谴责，即其一例。”(注：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序》， 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上海文出版社1987年版， 第2—3页。)而刘绶松自知政治革命一体化架构的狭窄，干脆在文学史稿末尾专设一章 “旧民主主义文学”，将“进步”、“革命”文学以外的众多作家作品归于一处，并给 以“消极”、“落后”一类的价值判定。
囿于对权威意志的臣服，对某一现成的文化理论或政治学说的简单套用，使得中国现 代文学学科在奠基期人为冷淡或放弃了对于学科规律与特征的深入研讨。这不仅助长了 日后盛行的按作家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排座次、贴标签式的庸俗社会学、庸俗政治学倾 向，使“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狭窄，‘现代文学史’变成了‘无产阶级文学史’”(注：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序》，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中国现代文 学三十年》，上海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而且使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丧失了 文学史学科应有的历史哲学意识与文学审美意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了政治革命史。
二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有重大突破的时期。有意味的是，正是中国现代文 学学科奠基者的一批弟子，率先从50年代形成的政治革命一体化学科架构中突围，实现 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转型。
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将鲁迅 研究从以往的政治革命意识拓展到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空间，从而获得了较之以往丰 富得多的意义阐释。同一时期，杨义的中国小说史流派研究，赵园的现代文学史知识者 形象与命运研究，刘纳的辛亥一“五四”文学比较研究，都显示出对既定文学史架构的 反叛与超越。其中，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系列论文，钱理群、 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四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引发或体现着80年代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转型。
转型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根本特征在于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启蒙现代性与文 学现代性的张扬与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作者以“古老的封建王国向现代社 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转变”为他们预设的“现代中国”的断代属性，从近代中国的一系 列变革尤其是“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文学观念中发现“‘改造民族灵魂’的 文学”，认为其所特具的“思想启蒙性是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特征”。他们从 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广泛联系中，提倡“文学的现代性，即表现现代意识，现代 思维方式，情感方式，采用与之相适应的现代艺术形式”(注：参见《中国现代文学三 十年》“绪论”，第11页。在1998年的修订本中，作者将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学 科性质重新定义为“文学的现代化”，并在具体阐释中有了较为宽泛的内容。)。启蒙 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学科理念与叙事逻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者的学科自觉与探索精神。他们 不满足于前辈学者对某一现成理论的简单套用，也不止于对陈旧文学史架构的修补与填 空，而是潜伏于现代中国的文学历史深处，试图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特质，并建立 一种新的文学史范式。不论他们的学科意识与文学史范式是否合理，其学科意识的萌发 ，正是现代文学学科步入“自觉”与“自足”的一种标志。二是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 性价值的确立。在繁多混杂的现代中国历史场中，研究者们清晰而坚定地确立了“文学 现代化”的思维坐标和价值体系。他们坚信，“文学的现代化，是与本世纪中国所发生 的‘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适应， 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在促进‘思想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方面 ，文学更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注：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 年》(修订本)“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在此，需要特别申论的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问题。随 着90年代“后学”的引入与传播，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遭遇到来自各种学术理论的 质疑与消解。一些研究者以后现代主义的无深度、去中心解构着80年代研究的启蒙现代 性叙事方式及其意义；全球化理论、后殖民理论研究者以其“文化相对主义”和反对文 化霸权意识，张扬着“价值相对论”，从而消解着历史进化论的历史逻辑与现代性价值 的存在合理性。他们敏锐地辨析出80年代研究者潜在的生硬与陈旧：“新与旧的修辞法 在新文化运动中奠定了传统与现代的二项对立观，而传统与现代的二项对立又同东西方 文化的对立观互相交叠：‘西方文化’优越于‘东方文化’，一如‘现代’胜于‘传统 ’”(注：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 38)》，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8页。)。他们运用福柯的现代性反思话语和知识考古/ 谱系学方法，质疑着“以‘启蒙’为名的思想是如何在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以各种各 样的战略，排斥和贬低其他形式的经验”(注：李杨：《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 》，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的“后学”研究者对80年代转型的质疑与追问，都有相当的学 术价值。但是，由于他们“不再追溯历史发展中的种种因果性和必然性”(注：李杨： 《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5期。)，势必存在着对历 史在场性的有意逃避和悬置，此为一；其二，由于他们以文化相对主义切入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势必形成一味取消启蒙理性、文学思想、现代性文化价值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 中的价值生成作用与存在意义功能(注：有关启蒙思想和现代文化意识与中国现代文学 的关系，参见何锡章《论“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生成与存在中的意义》，载《文 学评论》2002年第5期。)，从而变为由放逐价值到价值迷失与价值虚无的状态。
平心而论，80年代转型期研究者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坚守，对文学现代性价值坐标的确 立，正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在场性的尊重与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不仅 仅是一个断代史的时间标记，而是一种价值概念和意义符号。取消和解构了中国现代文 学的“现代”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取消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存在的意义根基 。
今天看来，80年代转型期研究的缺憾，不在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意义坚守，而 在研究方法论层面出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整体上讲，他们依然遵循着以某一理 念分析、判断历史的传统方法。在他们的前辈那里，是借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政治意识 形态、阶级本位观念和革命价值体系去裁决历史；而在他们自己手中，则以启蒙现代性 和文学现代性作为统摄中国现代文学的“绝对理念”，作为分析、判断历史的价值标签 。从这里可以看出，虽然80年代转型期研究者在价值形态层面实行着对导师辈的反叛与 超越，但在方法论层面，不仅没有任何的超越性，反而却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
简言之，80年代转型期研究的失误在于人为地扩大了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的解释 功能。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只具有价值论意义，而不具 有方法论作用。一旦将它视为统摄一切、裁断一切的方法论，必然就会显出生硬与偏狭 。
三
20世纪90年代以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可以称为“失范期”。80年代转型期所确立 的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研究思路与价值体系，一度成为影响极大的中国现代文学 的新型研究“范式”，或者说，一度成为人们的认同程度极大的隐性思维结构，被普遍 运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类研究之中。然而，时至90年代，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 突然遭到来自变化的中国社会现实与来自新近国际学术话语的多向夹击与多重质疑，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一时呈现为“失范”的状态。
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话语意识，体现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对于20世纪 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参与(介入)意识。学术研究的参与意识必须依赖两个条件，一是研 究者(知识者)的“先觉”感，二是社会大众的“广场”空间(注：“广场意识”，是陈 思和对现代知识者精神存在方式与文学创作理念的形象概括(参见陈思和《论知识分子 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载《上海文化》创刊号)。“广场意识”也是80年代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的精神特征，研究者们以近似于当年伦敦海德公园的学说演讲，将现代文学 研究视为介入当下历史进程的治世良方。))。90年代初，涌动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文 化，使人文知识者迅速地边缘化；当下功利主义与瞬间快感意识，迅速解构着学术研究 者的“先觉”意识，占据后者原有的社会空间。在这样的年月里，对于启蒙与现代性、 学术研究的价值追寻与历史反思，当年的言说者与聆听者都已经失去了它们原以凭藉的 社会结构支撑(注：南帆对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功能的变迁有准确分析：“市场体系扩 张导致知识分子精英主义迅速收敛，……这时的大众正在从购买之中创造利润，而不是 在呐喊之中揭竿而起”(南帆：《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载《文学 评论》2003年第2期)。早在19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已经感受到，“经 济一旦启动，便会产生许多属于自己特点。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 子的乌托邦想象，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参见 《道德、学统与政统》，载《读书》1994年第5期)。)。自然地，80年代兴盛一时的有 关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的研究范型，很快陷入被悬置被质疑被疏远的状态。
导致这种失范状态的另一原因，在于90年代各种新近文化理论的引入与传播。后现代 主义、大众文化理论、全球化思潮、后殖民理论、文化多元主义……各种思潮的引入， 都为中国学术界开启了不同于以往的思维路径，提供着多义启示性的理论背景。比如， 何谓“中国”?何谓“现代”?何谓“文学”?比如启蒙精神、政治革命、大众文化构成 及其功能……这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在90年代的学术理论视域 中，其概念属性及功能义项，都变得复杂而多义了，远非简单运用启蒙现代性与文学现 代性能够阐释与统摄。面对众声喧哗的学术话语，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陷入了某种 举措不定莫衷一是左右为难的尴尬状态。
导致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失范状态的深层原因，还在于研究者没能深切把握各种 “后学”理论与现代中国的复杂关联，往往只是简单摄取、援用单一的理论话语，作为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或意义设定，其结果，往往是以一种看似“新”的理论阐 释遮蔽了中国现代文学原生的丰富性与多义性。
其一，以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平面感、零碎化写作，取代启蒙现代性之于中国现代文学 的意义深度。比如在鲁迅小说研究中，后学理论更看重《孤独者》等篇章流露出的对启 蒙精神的怀疑，从而抽掉甚至否定《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一类作品中 启蒙精神的内涵。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下，学者们仅仅表象地抉取德里达和福柯的后 结构主义、詹姆逊的平面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和利奥塔的反宏大叙事，而没 能从西方文化流变的深层逻辑认识“后现代话语的实质与其说是对现代性的反动，不如 说是对现代性的反思甚至重构”(注：陆扬：《关于后现代话语中的现代性》，载《文 艺研究》2003年第4期。)。于是以后现代性话语取代启蒙现代性价值，成为90年代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由鲁迅及“五四”一代作家，由各个时期的自由主义作 家们长期坚守并实践着的启蒙精神与文学现代性意义，不仅不能得到合理地阐释，反而 遭到“后学”无情地遮蔽与消解。
其二，据于后殖民理论对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霸权的反叛，进而排斥、抗拒人类普遍 的文明精神，以文化相对主义的重视与强调，对抗文化全球化所蕴含的“现代性契机” 和现代性文化逻辑。具体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便是过于强调中国政治革命之于现代中 国民族自立的现代性意义及其应该具有的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性，而没能客观地分析殖民 帝国的隐含的权力结构是怎样地渗透和影响着现代中国民族自立的过程与现代文学结构 。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政治革命现代性及其民族国家叙事文学的多义阐释与当代反 思。我们注意到，对1928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的 研究，早在80年代中后期便陷入相对的停滞或悬置。其根本原因在于，受后殖民理论的 影响，研究者人为地“在西方的‘现代化’之外设立一种能与之抗衡的‘中华性’或‘ 亚洲价值’”，以“中华性”对抗全球性，变文化相对主义为价值相对主义，从而使学 术研究“像排斥一切价值那样排斥自由主义价值，因此也放弃批评那些虽实际存在但却 具有压迫性的文化体制因素”(注：参见徐贲《“后”学和价值相对论》，载《文艺研 究》2003年第4期。)。
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迷误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复选题，学术增长点递减。
90年代以降的现代文学研究，似乎不大愿意从事文学的历史在场性的深度研究，比如 像特定时期的文学时尚、文学制度、文学生产方式、文学与杂志、文学与教育的研究； 比如乡俗符号与乡土叙事、城市经验与都市叙事等等；又比如中国现代文学与其他国度 的文学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领域，在80年代已有一定的开拓，但此后却少有学人继续。 因为，无论是历史在场性的深度研究，还是跨国度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需要严谨的姿态 ，厚实的学养，开阔的知识谱系，沉静而执著的精神。而今，把学术仅视为简单操作工 序的学人，一般不愿从事学术探险一类的“吃力不讨好”的课题。于是，选择常态作家 ，运用常见材料，做出一个个人云亦云的研究结论，是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状 况。像郭沫若研究、老舍研究、丁玲研究、赵树理研究、闻一多研究、张爱玲研究、沈 从文研究、钱钟书研究、张恨水研究等等，存在大量的重复选题人云亦云现象。于是， 选择某一理论话语，构建一套框架，然后在框架内塞进别人的研究材料与观点，组构成 研究专著或论文，就成为普遍的事情，看起来，虽洋洋数万甚至数十万言，却少有学术 新见，更谈不上什么新的学术增长点。时人所指陈的“学术泡沫”，正是这样得以膨胀 和蔓延。
第二，当代学理性与历史在场性的疏离。
面对众声喧哗的当代学术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拼贴与误读。先 说“拼贴”。如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论者多直接援引身份认同、肢体写作、反菲勒斯中 心主义等术语概念，然后对某某女作家创作加以简单比附。其实，只有将当代学理性与 历史在场性紧紧相联，通过二者的融合、创化，才能获得合理的研究结论。如丁玲、张 爱玲、林白、陈染等中国现当代女作家的创作，构成了相当“中国”的、非常“现代” 的、极为“文学”的女性创作风景：丁玲的性爱绝望及其“革命”的救赎方式，张爱玲 的男性残瘴与林白、陈染的“自恋自渎”，构成了看不见的精神逻辑——女性绝望及其 救赎方式。这才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女性写作。再看“误读”。对于后殖民理论， 学术界多接受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及其文化相对主义，像艾勒克·博埃默的殖民话语 及本土资源命名理论，霍米·巴巴的后发国家“混杂”文体形态的分析方法，少有问津 者。因此，研究者容易从文化相对主义走向价值虚无主义。又如对于后现代理论，我们 重视詹姆逊的消费社会和大众文化的后现代，轻视了作为思维方式的后现代和启示着全 球化新意的后现代，因此简单地以“日常叙事”分析替代“宏大叙事”分析。如对从鲁 迅到张爱玲的文学史转型的研究，就缺乏“中国”式的理论解释。
当学理仅仅作为一张“皮”而被拼贴，则显出学界的急功近利时尚与消化能力的不成 熟。因此，如何依托全球化背景，结合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在场性，如何从理论拼贴转 为学理创化，这或许是中国现代文学走出疲惫“瓶颈”状态的途径。
第三，价值迷乱，评价失范。
文学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一样，自身具有价值评判的内在功能。评价功能的呈现，对 于研究者而言，具有先在性和客观必然性。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对50年代的政治意识 形态研究和80年代的启蒙立场进行质疑并对其结论进行消解的同时，一种以学术中立、 还原学术为标识的研究倾向也出现了。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在这种研究思想的指 导下，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和现代思想却在悄然隐退。过分注重于研究文本的“知识之真 ”和技术的规范，这些，对以前研究的反叛具有合理性的一面，强调研究的学术性及其 规范自然是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但是，当研究者真正处于一种无价值的状态时，其研 究的合法性及存在理由便值得怀疑。无论是革命政治评价，还是启蒙立场的现代性评价 ，其核心都具有鲜明的价值评判性质，这些评价也许包含着不合理的因素，甚至是极不 合理，但对研究者尤其是现代文学这一学科的研究者来说，合理的价值评判是必需的， 这不仅是文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内在规定使然。
从一般性而言，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处于“混杂”的历史场，但整体上，这一文学形态 得以存在的基础是现代性价值。因此，以现代性价值去观察、认识、评价现代文学及其 作家，是研究者应持的价值立场。但是，当一些研究者放弃了这一自明的合理立场后，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对具体作家的评价，自然会出现价值的迷乱和评价的失范。他 们丧失了在复杂的文学形态面前进行价值抉择的灵敏性，也缺少以现代中国生存发展所 需的主导价值去正确评价文学现象的能力，甚至一些人以相反的、缺少现实基础的陈旧 价值为一些作家作品评功摆好；还有的更以非理性的方式，不顾历史，对一些文学现象 ，一些作家或者大加挞伐，或者肉麻吹捧，使研究者的价值操守荡然无存。这种状况既 存在于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理解之中，也表现在对文学运动、文学思潮、作家作 品的评价之中。如对鲁迅、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反传统性”、对左翼及其革命文学 、对解放区的文学、对自由主义的文学等等的认识与研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价值的 迷乱与评价失范问题。我们认为，对复杂的文学历史不能简单进行裁决，对具体文学现 象的研究也不能用单一标准去抽绎出符合研究主体的价值内容。一个时代的文学无论多 么复杂纷纭，隐含在其中的，必须有一种为时代、民族、社会及其所属的多数人始终追 寻、探索并视为理想的主导价值，因此，文学研究者理应以此作为观照、认识、评价文 学现象的基本立场，否则，只能使研究走向价值的虚无。
四
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五十年历程的反思，我们发现，从50年代奠基期、80年代转 型期到90年代失范期，中国现代文学三代研究者虽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特征理解 各异，但在方法论层面依然保持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都力图以某一种既定的理论，作为 统摄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本体论理念，并以“裁决”历史的研究方法，对现代中国文学 作出符合某一本体论理念的现象拼贴与历史裁决。5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直接援 引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作为学科的本体理念。80年代转型期，研究者建构了启蒙现代性 与文学现代性的学科理念，并以此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文学史叙述逻辑。此后， “重写文学史”呼声不断。近年，有学者试图以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文学的本体论特性 ，重建文学史的研究系统(注：吴炫的《一个非文学性命题——20世纪中国文学观局限 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对钱理群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 进行了质疑式剖析，并提出审美现代性的文学史观构想。此后，谭桂林的《对文学史观 念的再认识——兼评吴炫的文学观》(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就审美现代 性文学观问题，进行了评说与修正。)，或以民族国家意识与话语系统作为统摄中国现 代文学的本体结构和意义特征(注：参见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载 《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但是，有如哥德尔定理显示的逻辑悖论，如果某一本体 论理念能够将中国现代文学史显得愈清晰，那么，这种叙述逻辑就愈会给现代文学史留 下更多的更为模糊的盲区与黑洞。
在我们看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自救之途，在于研究方法论的转型：从文学历史的 单项裁决，转到文学历史的多义阐释；从黑格尔式的“绝对理念”的逻辑建构，转移到 伽达默尔式的历史解释学。以现代文化价值为基点、以现代中国文学为坐标、以中西文 化(文学)为经纬、以文学审美为路径，回到历史的原点，进入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场 ”，建立多元文化交汇多种学理互参的开放的解释学话语空间。
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建构”风尚兴盛之时，早有研究者自觉地从事着贴近“ 历史场”的历史解释学工作。王富仁的《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逆向性特征与中国现当 代文学发展的逆向性特征》和刘纳的《“五四”新文学创作者对于发难者的偏离与超越 ——兼与辛亥革命时期进步文学比较》便是实例(注：王富仁和刘纳文章，见于中国现 代文学研究会编《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对“五四”新文学的文化反思》，中国城市 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前者从中西文化的复杂性联系中，准确地阐释了中国近 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在西方文化(文学)影响下，并没有形成与西方文化(文学)发展进程 相一致的“逆向性特征”。后者从历史在场性出发，发现和阐释了“五四”文学理论提 倡者与文学创作实践者之间的不吻合现象：“‘五四’先驱者们启发青年的觉悟，是出 于对于民族命运的危机感，是希望‘发展’了‘个性’的青年负担起社会的责任”，但 觉醒了的“五四”作家“却反而常常陷入‘无为’而‘无用’的尴尬处境”。而正是这 种对于新文学发难者的“偏离与超越”，才使得“五四”新文学创作者由启蒙现代性进 入“更多的对自我生命的体验”的文学现代性的意义空间。由此启发我们，对于启蒙现 代性与文学现代性研究，只有通过具体而复杂的历史阐释，才能获得准确而真实的认知 。
解释学方法，绝不是放逐研究者价值立场的静态的历史还原，恰恰相反，它提倡并一 直坚守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代”价值立场。我们坚持认为：“从整体讲，现代性 价值始终是现代文学自觉追求的目标，实现社会、文化、民族以及文学的现代化是根本 的目的。因此，在现代文学的三十年间，启蒙、民族现代性及文学的现代化是根本的目 的。因此，在现代文学的三十年间，启蒙、民族现代性，革命、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学 自身的审美现代性，是贯穿其间的价值主线。”(注：参见何锡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为什么选择西方话语》，载《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与以往的研究区别在于，我们 提倡的历史解释学方法，不是以现代性作为裁决历史的标尺，而是以现代性为价值坐标 ，建立一种现代性坐标的多维度多义项的“历史场”。在这种“历史场”中，具体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形态”的生成与流变。比如用福柯知识考古/谱系学方法，阐释 中国古代文学哪些要素合理地进入“现代”并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构成元素；比如用后 殖民理论，阐释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如何借用西方的“他者”诗思模式，转过来对传统 (唐宋诗词)的承袭与重新命名，从而把握30年代现代派诗歌那属于“中国的”也属于“ 现代”的质素。同样地，对于革命现代性文学研究、民族现代性文学研究，运用历史解 释学方法，我们将会获得更开阔而复杂的阐释空间，获得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系列的 现代性问题的多义结构、复合状态和悖论特征。而所有这些，正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 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欧美现代文学、也区别于亚洲其他国家的现代文学的文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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