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境、职业地位与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情境论文,倾向论文,个体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中国已经成为创业活动发展迅速的国家之一[1]。清华大学发布《全球创业中国报告》(2002-2012)表明十年间中国创业活动日趋活跃，但中国的区域创业活动的绝对差距在扩大。中国创业活动的快速发展和创业活动区域分布的非均衡性需要理论界对中国创业活动进行关注[2]。个体创业倾向是社会个体愿意实施创业行为成为创业者的内在意愿，是将创业者的注意力、精力和行为引向某个特定目标的一种心理状态[3]。虽然创业倾向是社会个体执行创业行为的必要条件[4]，创业倾向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实际创业活动，但是创业倾向目前是创业行为最好的预测指标[5]。因此，研究个体创业倾向对于揭示中国创业活动规律具有较高的实践指导价值。 目前，个体创业倾向的实证研究成果颇丰[6]。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心理特质[7，8]、意愿和能力等个体特征[9]、以及性别等人口背景特征[8，10]等。绝大部分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样本都是高校学生，对具有职业经验的社会个体的关注非常有限。也有一些研究开始关注环境对创业活动和创业倾向的影响[11，12]。环境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创业倾向的形成过程[13]，创业环境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系列要素组合影响创业者意愿，支持和服务创业活动[14，15]。环境为个体相关因素与创业倾向的不确定性关系提供了一个解释角度。但是，创业环境属于宏观层面，而个体属于微观层面，创业环境对创业倾向的影响缺乏可联系的中间机制。创业环境关注的区域宏观特征无法解释同一区域内个体创业倾向和创业活动差异的现象。因此，国外的一些研究尝试建立创业环境和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中间联系机制[16-18]，这些中间联系机制已经触及创业情境的零散要素。在创业领域，Welter[19]指出情境(context)是独立于现象外部的能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的形势、条件、情形或周围状况，并将情境划分为商业情境、社会情境、空间情境和制度情境四个不同维度。虽然Welter进行了创业情境的核心概念界定和综合研究框架的探索，为个体创业倾向的预测提供了新的视角，但并没有基于创业情境开展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因此，创业情境理论框架的合理性需要来自实证研究的证据，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 国内的创业情境研究处于起步阶段[20]，基本上沿用了Welter创业情境的理论框架，并结合中国创业实践进行了修正。有关研究开发了家庭情境、社会情境、商业情境和空间情境对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影响机制，并证实创业情境是创业活动活跃程度的先决变量[21]。该成果为继续开展创业情境与创业活动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综合性实证分析框架。但是，创业情境所涵盖的不同层面的子情境(家庭情境、社会情境、商业情境和空间情境)与社会个体的距离存在亲疏远近，对其创业倾向影响机制不尽相同。因此，需要研究某类创业子情境对创业倾向的影响机理，为引导社会个体影响和促进创业情境的形成，积极利用创业情境提供理论支撑。 鉴于创业倾向对创业行为的较强预测力以及关系在中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地位[22，23]，本文将在中国情境下重点考察社会情境(social context)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预测效果。同时，社会个体均有职业经验，其职业地位会影响社会个体所处社会情境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将进一步考察职业地位对社会情境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关系的影响。 因此，本文依托中国创业活动区域分布非均衡性的客观现实，基于社会网络观，构建社会情境、职业地位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理论逻辑，运用北京地区社会个体的471个样本，实证研究社会情境、职业地位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进行了创业领域社会情境实证研究的初步尝试，其中社会情境测量方法的开发为后续社会情境研究提供实证参考。(2)研究发现社会情境显著影响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表明区域社会情境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具有较好预测效果，为社会个体创业倾向预测提供了新视角。(3)引入职业地位这个调节变量，为揭示社会情境与个体创业倾向的复杂中间机制提供社会学视角的解释，丰富了新兴经济国家创业情境与创业倾向关系的研究。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情境是组织或个体的外部条件，为组织行为和态度提供机会与约束[24]。对创业而言，情境为个体提供创业机会和设定行为边界，将情境与创业理论进行整合有助于解释创业何时、如何和为何发生。社会情境指的是社会个体拥有的网络关系的集合，这个概念可以从社会网络观(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找到理论依据[19]。社会网络代表各种社会关系，经由这些社会关系，把从偶然相识的泛泛之交到紧密结合成家庭关系的各类社会个体或组织进行联接。在创业领域，社会网络观认关系网络能为创业者提供财务资本、信息、潜在的员工以及与客户接触的机会，以及情感上的理解、鼓励和支持。当成立和发展新企业的时候，社会联系(social ties)是克服新进入者和规模小劣势的一种重要资源[25，26]。同时，社会联系也能为创业过程中的融资和团队组建提供资源和机会[27，28]。一些研究也探索了创业机会如何通过社会联系进行发展和扩散[29，30]。社会网络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创业者可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主动调整[26]。这表明社会情境会影响社会个体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活动，同时社会个体也可以改变所处的社会情境。 社会情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证研究需要开发出可操作性的变量。对此，Welter[19]将社会情境细分为家庭情境(family context)和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两类。社会网络是家庭情境的延伸和突破，家庭是建立在血缘和亲缘的关系基础之上，家庭范围的扩大就触及到了家族；社会网络是基于网络成员交往而建立信任基础上的关系集合。家庭情境与社会网络构成的社会情境能为社会个体实施创业决策提供资金、信息、资源以及情感支持。因此，本文将社会情境细分为家庭情境和社会网络两类，构建社会情境、职业地位和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关系的研究假设。 1、家庭情境 家庭情境是距离社会个体最近的、最微观的社会情境。家庭情境是指社会个体成长和生活的家庭氛围，基于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建立的家庭直接影响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意愿和创业决策。创业通常是以包含家庭成员的团队开始，新企业的成立是对家庭关系变革的反映，而不是商业机会的理性发现和利用[31]，同时家庭成员也为创业者提供创业资金支持[32]。因此，需要用家庭嵌入观点(family embedded perspective)解释家庭和家庭成员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家庭成员对创业的涉入程度因创业过程的不同而有差异[33]。家庭系统是资源、规范、态度和价值观等要素的集合，这些要素对创业者的创业活动施加影响的同时，又影响和改变着创业者的家庭系统[31]。潜在创业者并未进行真实的创业活动，当研究家庭情境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时，主要关注家庭价值观的作用。家庭价值观也被称为家庭主义的价值观(Chinese familism value)，由家庭和睦(family harmony)和家庭利益(family interest)两个方面组成[34]。家庭价值观是中国情境里家族成员所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念，直接约束和引导潜在创业者的决策和行为。 家庭和睦指社会个体与家庭(家族)成员关系的亲密状态。家庭是中国社会的细胞单位，追求和睦与稳定是家庭存在和发展的核心目标。创业倾向是社会个体成为创业者实施创业活动的内在意愿，创业倾向的程度以及社会个体将创业倾向转为实际创业行动的决策，受到社会个体心理准备程度和家庭支持的影响。首先，和睦的家庭关系能为社会个体提供精神支持，提高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和心理准备程度。“成家立业”、“家和万事兴”都反映了家庭在社会个体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对社会个体而言，创业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创业过程同时蕴含机会和风险，和睦的家庭关系不仅有助于潜在创业者将精力转移到创业决策的思考和准备，也有助于提升社会个体对创业风险的承受能力。其次，和睦的家庭关系能为社会个体的创业活动提供启动资金等物质支持。和睦的家庭关系能促进各种信息在家族成员的扩散和各类资源在家族成员间的优化配置，从而扩展社会个体在创业活动中的信息和资源获取渠道。家庭利益指由家庭成员构成的家庭整体所追求和崇尚的目标与需求。虽然家庭和睦是家庭追求的目标，但并不能否认个体和家庭间存在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对社会个体来说，当个体创业目标与家庭利益一致时，个体创业活动得到家庭物质和精神支持的可能性会更大，有助于个体获取创业活动所必需的资源，比如创业初始资金、家庭成员直接参与创业团队的组建、商业信息分享等[26]，这些会提高社会个体创业的可能性。综上，良好的家庭情境会为社会个体的创业活动提供物质和精神的支持，有助于个体获取创业信息和资源，提高社会个体的创业意愿。 H1：家庭情境与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正相关。 2、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社会个体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数量与质量的集合。社会关系网络能为潜在创业者提供财务资本、信息、潜在的员工或者接触顾客的机会等资源，也能提供理解、鼓励以及情感等精神支持。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关系网络的维护加深了社会个体对网络节点的了解，有助于降低社会个体在创业过程中利用各种资源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成本。另外，社会关系(guanxi)作为一种工具型的人际联接[22]，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当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不健全时，关系能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为社会个体的创业提供产权保护和合法性支持。创业是一种理性决策和有计划的行为，社会个体在决定创业前会对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状况进行评估，考察社会网络对创业活动的支持程度和降低创业风险程度。因此，当社会个体拥有的社会网络越多，社会网络促进社会个体进行创业的可能性越大。 本文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考察社会网络。一是社会个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数量[35]。网络数量是网络质量的基础，也是潜在创业者从社会网络获取信息和资源的前提条件。社会个体的社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通过参与一些诸如校友会、行业协会等正式组织或老乡会等非正式组织来实现。虽然理论上而言，网络关系越多，为社会个体提供的商业信息或创业资源更多，但是结构洞的存在和社会关系维护成本的上升都会降低社会关系带给潜在创业者的价值。因此，同时需要考察社会网络的质量。二是社会网络质量，即社会网络能给社会个体带来的与创业活动相关的关系资本(relational capital)[35]。在创业领域，关系资本指嵌入社会网络的个体在创业过程中真实获得的精神、物质和情感支持。只有当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社会个体的创业活动提供资源和支持时，此时社会情境才能有助于促进社会个体创业活动的发生。总之，社会网络能为潜在创业者提供有价值的资源，能扩大社会个体获取资源和关键信息的渠道，缩短社会个体获取资源与知识的路径和成本，网络成员的沟通和联系也能创造一些新的机会。 H2：社会网络与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正相关。 3、职业地位 职业地位是具体职业所含有的权力、财富、声望的差别而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的差别[36]，属于客观社会地位的范畴[37]。职业地位可以给社会个体带来不同类型的利益：首先是在特定阶层内部进行社会活动，社会个体可以编织特定阶层的社会网络，高的职业地位能为社会个体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发展机会；其次，高的职业地位衍生的一些权力有利于社会个体获取那些不易在市场里配置的资源；最后，职业地位高的社会个体更容易获得信任、认可和合作机会。在我国，一些社会地位高的组织(比如国家和地方政府机关，高校等事业单位等)不仅能为社会个体提供稳定的工作和发展机会、优厚的福利待遇，还能为组织内成员提供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些组织具有其他组织不可比拟的优势，从而获得社会个体求职的青睐。相比较，创业属于自我雇佣行为，其过程充满风险，过程和结果不确定性导致的高风险性都是社会个体进行创业决策不可回避的问题。高的职业地位不仅可为社会个体提供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薪酬与福利待遇、发展机会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空间，还能为社会个体获得其他资源提供便利条件。职业地位高的社会个体放弃原有职业，从事创业活动则需要承担更多的机会成本。因此，职业地位较高社会个体的创业意愿较低。相反，如果社会个体的职业地位较低，薪酬待遇和发展空间的有限性都会导致社会个体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其中自主创业就是一种选择。这类社会个体的离职产生的损失与创业带来的社会认同感和发展机遇相比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职业地位较低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较高。 H3：职业地位较高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较低。 4、职业地位对社会情境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关系的调节作用 社会个体在社会情境面前并不是被动的，社会个体的职业、工作单位以及学历等都会改变其社会情境。这点与创业环境不同，社会个体对创业环境的影响几乎微不足道。对社会个体而言，高的职业地位和较好薪酬待遇能给家庭带来幸福感，提高家庭的社会地位，社会个体的意见和提议也更容易获得家庭其他成员的认同。同时，职业地位高的社会个体有利于扩展自身的社会网络。社会网络是一种为了信息和资源而建立具有工具型和契约性的经济交换对称关系，职业地位高的社会个体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在社会网络中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因此，这类社会个体决定进行的创业并不是生存型创业，而是社会网络中提供的创业信息能给社会个体带来更大的发展机会和自我价值实现的空间。同时，社会网络提供资源也足以支撑其创业决策，家庭情境对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会变得很弱。因此，对这类社会个体而言，社会网络比家庭情境对其创业倾向的影响更大。 但是，职业地位较低的社会个体的情况并不相同。创业意味着离开原有的工作岗位，直接影响家庭关系的和睦程度与家庭利益。因此，这类社会个体进行创业决策时，首先需要得到家庭理解和支持。如果家庭资源有限，仅依靠家庭支持并不足以支撑社会个体的创业决策和实施创业活动。因此，社会个体需要通过参加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组织主动编织社会网络，获得网络成员的认同，利用社会网络关系获得银行贷款、客户、员工等创业所必需的资源。同时依靠家庭情境和社会网络，是职业地位较低社会个体在我国转型时期应对制度支持缺失和降低创业风险的战略抉择。当这类社会个体面对创业机会进行创业决策时，会客观评估家庭情境和社会网络提供的资源和精神支持，当这两者同时具备时，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更高。因此，家庭情境和社会网络对职业地位较低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的影响都比较重要。 H4：职业地位对社会情境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社会情境、职业地位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关系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模型 1、数据来源与样本 区域内的创业活动反映了该区域的商业氛围和创业习惯，同时创业活动也要嵌入到文化和商业环境中。本研究将北京作为分析社会情境、职业地位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影响的数据来源区域。2011年9月至12月，课题组在一家专业调研公司协助下组建了专业调查队伍，在北京地区进行社会情境和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北京市的普通人群(不包括企业的创立者和创业者)，要求调查者随机抽查一定数量的居住在北京市的普通家庭，一户仅调查一个成年人。调查方式采取面对面的访谈形式，有利于调查员为调查对象就问卷题目和答项提供准确的解释，提高问卷调查的质量。2011年12月底，共获得问卷500份，剔除掉有缺失值的问卷29份，共获得有效问卷471份，有效率是94.2%。 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调查对象的性别比例基本相同，男女比例分别为50.5%和49.5%；未婚或离异的比例是21.2%，已婚的比例为78.8%。他们的平均年龄将近40岁，平均工作经验为15.6年，年收入主要分布在2-15万之间，达到了88.1%。调查对象中国有企业在职人员比例是28%，三资企业在职人员的比例为18.7%，民营企业或个体的比例为26.5%，其他职业的比例均为未超过9%。调查对象的学历主要集中在专科和本科层次，比例分别是38.6%和35.2%。
2、变量设计 (1)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是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测量，采用
和Chen[6]使用的五分李克特量表，运用六个不同题项测量创业倾向的不同方面：我已经做好准备成为一个创业者；我的职业目标是成为一个创业者；我将要作出所有努力来开创和运营我自己的企业；我已经决定未来创业一个企业；我已经认真的考虑过创业的事情；我拥有坚定的目标准备某天创业。本研究反映创业倾向量表信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是0.965，表明创业倾向的信度良好。将六个题项的填答结果取平均值作为社会个体创业倾向(EI)的观测值。 (2)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包括社会情境和职位地位，其中社会情境细分为家庭情境和社会网络。 A.家庭情境。家庭情境(FC)运用Au和Kwan[34]的五分量表从家庭和睦与家庭利益两个方面测量。每个量表包含四个题项。家庭和谐的四个题项是：和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家和万事兴”这一原则必须坚持；和家人吵架是不能接受的；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是很重要的。家庭利益的四个题项是：家庭(家族)的长远利益和我密切相关；如果作出有违家庭(家族)利益的事情，我会被家庭(家族)排斥；我可以分享到家庭(家族)的财富；我有责任维护家庭(家族)的长远利益。家庭和谐与家庭利益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分别是0.644和0.519。同时，本文将这八个题项直接作为家庭情境的测量量表，其Cronbach's Alpha系数是0.655，虽然家庭利益量表的信度不高，但是和家庭和睦量表共同测量家庭情境时，家庭情境的信度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将家庭和睦与家庭利益的所有题项得分的均值用于测量家庭情境。 B.社会网络。社会网络考察个体社会网络的数量与质量。①社会网络数量。社会网络数量(SNS)的测量借鉴De Carolis等[29]的方法，调查社会个体参与的可能为其创业活动提供支持的正式组织或非正式组织数量。这些组织具体包括：工商联合会、行业协会、私营企业主协会、个体劳动者协会、MBA或EMBA等培训项目校友会、非正式的联谊组织(社区、网络、沙龙等)、宗教、信仰团体、妇联、其他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学会、专业协会、联合会、联谊会等)。这些正式或非正式组织组成了社会个体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社会个体在社会交往中获得创业信息、资源和精神支持。②社会网络质量(SNQ)。采用De Carolis等[29]的测量方法，询问上述组织能否为社会个体的创业提供支持。两个题项采取李克特五分量表由社会个体打分评价，题项是：这些组织能帮助成员实施创业行动；这些组织为准备创业的成员提供探讨新商业创意的平台。这两个题项的Cronbach's Alpha系数是0.782，信度较好。第三题是询问上述网络组织是否能够提供信息、供应商、雇员、销售渠道、客户这些类资源。如果能够提供某类资源赋值为1，提供多类资源则进行累加；如果社会个体不属于上述任何组织则赋值为0，该题项取值范围是0～5。最后将三个题项的均值用来测量SNQ。 C.职业地位。职业地位(OP)的测量借鉴齐良书[38]的方法，采用虚拟变量衡量。如果被调查社会个体的职业是国家机关公务员、教科文体卫工作者、国有企业在职人员、军人或警员，职业地位OP赋值为1，表明这类社会个体具有较高的职业地位；如果在其他组织工作的社会个体、自由职业者、离退休/无业人员或其他，则其职业地位OP等于0。国家政府机关、教科文体卫等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或军队都属于体制内的单位，距离政治权力中心较近，掌握更多资源分配权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社会个体在这些组织工作，自然继承了较高的职业地位。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是社会个体的性别、年龄、工作经验、婚姻状况、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对性别(GEN)而言，如果是男性GEN等于1，女性则GEN等于0。年龄(AGE)采用社会个体年龄的自然对数衡量。工作经验(WE)采用(1+社会个体工作年限)的自然对数测量，如果工作不满足一年的将工作年限视为1。社会个体的婚姻状况(MA)，如果已婚则MA为1，未婚或离异则MA等于0。年度收入(AI)属于个人隐私，根据收入分布区间(无收入；0-2万；2-5万；5-10万；10-15万；15万以上)，对AI进行赋值。如果个体年度无收入AI为0，0-2万则AI等于1，以此类推，个体年度收入在15万以上AI为5。社会个体的受教育程度(EL)分为高中或中专以下、高中或中专、专科、本科、硕士及以上五个类别，如果学历是高中或中专以下则EL为1，高中或中专为2，以此类推，硕士及以上为5。 实证分析与讨论 1、描述性统计 如表2所示，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EI均值是3.67，接近4的水平，个体差异较大，标准差是1.170。家庭情境FC的均值是4.419，表明家庭情境(家庭和睦与家庭利益)在社会个体生活和工作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这点社会个体比较赞同(FC标准差仅是0.431)。个体社会网络数量SNS的均值是0.919，表明社会个体加入的社会网络组织较少，很多人根本上没有参加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组织，这种情况在社会个体身上比较普遍(SNS的标准差是0.098)。社会网络质量SNQ的均值是1.644，处于较低水平，而且社会网络能带给个体的关系质量的差异非常大(SNQ的标准差为1.565)，表明社会个体会选择性参与一些能给创业活动提供支持的组织。职业地位OP的均值是0.452，表明被调查对象里45.2%比例的个体在职业地位比较高的单位工作。控制变量，男女比例基本均衡(GEN的均值是0.505)，已婚的占据多数(MA的均值为0.788)。社会个体的工作经验WE、年龄AG和受教育程度EL进行了技术处理，具体特征如表1的样本特征。 表2同时报告了主要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EI的相关系数比较合理，绝对值基本上都小于0.5。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个体的社会网络数量SNS和社会网络质量SNQ的相关系数是0.813，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能与社会个体大部分并未参加任何社会组织(此时SNS赋值为0)相关，因没参加任何社会组织，对应的社会网络质量SNQ的赋值也是0。虽然该相关系数的值比较高，但并不一定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需要进一步检验。相关系数表明，家庭情境FC、社会网络数量SNS和社会网络质量SNQ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EI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职业地位OP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EI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为H1-H3的验证提供初步的证据。控制变量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EI的相关系数均显著。
2、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与讨论 本文研究社会情境、职业地位和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关系，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技术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是考察控制变量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模型2考察家庭情境FC、社会网络(数量SNS和质量SNQ)、职业地位OP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模型3和模型4检验职业地位对社会情境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关系的调节效应。模型1-4的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模型整体是有效的；调整R2除模型1外，均超过了20%，说明解释变量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具有较强解释力；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方差扩大因子(VIF)最大值均小于6，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模型2检验H1-H3，模型3和模型4检验H4的职业地位的调节效应。
(1)家庭情境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模型2的家庭情境FC的回归系数是0.337，并在1%的水平上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显著正相关，因此H1得以验证，这表明家庭情境是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重要决定因素。在中国的文化里，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家庭情境是社会个体接触度最高、感触度最深、最微观的社会情境。成家立业、家和万事兴等一些传统的家庭价值观直接影响社会个体的决策和行为，和睦的家庭关系会提升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和睦的家庭关系不仅为社会个体的创业决策提供精神支持，也会降低社会个体从家庭(家族)成员获取启动资金、创业团队、信息等重要资源的难度和成本；同时创业过程中充满风险，社会个体也会承受较大的压力，和谐的家庭也是创业者疏散创业压力的重要空间。在我国，社会个体的发展往往受制于家庭利益的约束，社会个体(特别是男性)承载着推动家庭(家族)发展的责任。当社会个体的创业追求与家庭利益一致时，会得到家庭更多的物质、精神和心理支持，这会提升社会个体的创业意愿。 (2)社会网络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模型2的社会网络数量SNS的回归系数是-0.041，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网络质量SNQ的回归系数为0.349，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此，H2得到部分验证，这表明社会网络质量比社会网络数量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预测效果更好。社会个体构建的社会网络数量未必都能为社会个体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活动提供支持，只有这些网络关系真正为社会个体提供资源、信息和精神支持时才能促进社会个体创业倾向水平的上升，进而增加社会个体创业的可能性。可能的原因是社会网络数量SNS仅从网络关系的多寡表征社会网络的特征，无法反映与支持创业活动相关的网络属性(网络关系的强度和质量等)。因此，比较而言，社会网络质量SNQ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更重要，可能原因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社会网络直接影响嵌入其中的社会个体的偏好、意愿和行为。社会个体通过参加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组成的社会网络可以提供一些支持创业活动的资源、信息，诱导社会个体将创业倾向转化成真实创业决策和创业活动。其次，社会网络关系本身是一种有价值的创业资源，可为社会个体提供情境和实践的支持。最后，社会网络里创业成功成员的榜样作用也是影响社会个体创业意向和创业决策的重要因素[39]。创业成功成员的榜样作用可以通过了解经历、观察性学习和社会说服来实现。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一个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会影响个体的创业倾向和创业决策，但这些因素不应该与个体的社会网络相混淆[40]。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社会网络质量对预测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重要性。 (3)职业地位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模型2显示，职业地位OP的回归系数是-0.421，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表明职业地位较高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较低，H3获得验证。国家政府机关、教科文体卫等事业单位以及军队等体制内的单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这些机构或组织工作的社会个体就自然继承了单位赋予的较高社会地位。这些组织能够为社会个体提供较高的薪酬和职业地位，社会个体通过努力工作也能实现自我价值，获取较高的成就感。比较而言，创业过程充满风险和创业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社会个体进行创业决策时会权衡离职损失、创业机会成本以及家庭利益等众多因素。上述机构或组织提供的稳定工作环境、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薪酬以及较高的职业地位会降低社会个体的创业意愿。这也和我国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公务员考试想进入政府机关工作的客观现实吻合。因此，职业地位较高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较低。 (4)职业地位对社会情境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关系的调节作用。即使具有相同社会情境的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也不尽相同，职业地位提供了一个社会学的解释视角。职业地位蕴含的薪酬水平、自我价值实现机会、社会声誉等因素会影响社会个体的创业意愿和创业决策；同时职业地位也影响个体社会情境的形成和发展。因此，需要考察职业地位对社会情境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关系的调节效应。鉴于职业地位OP是分类变量，本文通过分组回归[41]考察社会情境回归系数的差异性，回归结果如模型3和模型4所示。模型3显示，对职业地位高的社会个体而言，社会网络质量SNQ显著正向影响其创业倾向(回归系数是0.452，p＜0.01)；家庭情境FC和社会网络数量SNS对其创业倾向并没有显著正向影响。这说明社会网络质量SNQ是具有较高职业地位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重要决定因素，这类个体更加看重社会网络关系提供的各类资源，对社会组织具有较强选择性。模型4表明，职业地位较低社会个体的家庭情境FC(回归系数为0.456，p＜0.01)、社会网络质量SNQ(回归系数等于0.280，p＜0.01)均与其创业倾向显著正相关，而社会网络数量SNS对其创业倾向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家庭情境、社会网络质量是职业地位较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社会情境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机制会随着职业地位的高低而不同。综上，职业地位影响社会情境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关系，职业地位调节效应显著，H4得到支持。 (5)控制变量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模型1、模型2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也蕴含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年龄AGE显著负向影响对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表明年龄越大，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越低，因为年龄大的社会个体比较厌恶风险，寻求事业和家庭稳定，难以接受变革和新事物。模型1、模型2年收入AI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正相关，说明社会个体的收入越高，其创业倾向程度越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的创业活动正由生存型创业向机会型创业转变，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通过机会发掘实现创业。其他控制变量，性别GEN、工作经验WE以及受教育水平EL对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没有显著影响。 3、稳健性检验
进行如下稳健性测试：(1)删除社会网络数量SNS和社会网络质量SNQ为0的样本(社会网络数量SNS为0，对应的社会网络质量SNQ赋值也是0)。鉴于SNS和SNQ的高度相关性，这部分样本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删除SNS和SNQ为0的样本，最终获得262个观测值，回归结果如表4的模型5-7所示。模型5支持H1-H3，家庭情境FC、关系网络质量SNQ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显著正相关，职业地位OP较高社会个体创业倾向显著较低。模型6和模型7的回归结果表明职业地位影响社会情境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关系，职业地位的调节效应显著，H4得到验证。(2)对创业倾向采取不同的测量方法。一些研究采取单条目测量创业倾向，其条目是“我已经认真的考虑过创业的事情”[42，43]。前文使用的创业倾向量表也涵盖了该条目，因此也采用“我已经认真的考虑过创业的事情”的五分量表单条目测量的创业倾向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4的模型8-10所示。模型8的家庭情境FC、社会网络质量SNQ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251和0.403，显著与个体创业倾向正相关，H1和H2均获得验证；职业地位O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职业地位较高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较低，H3也得到支持。模型9和模型10的回归结果显示职业地位显著调节社会情境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关系，H4得以验证。综上所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和前文结论一致，结论是稳健的。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创业活动迅速发展和创业活动分布非均衡性的客观实践，运用社会网络观，构建社会情境、职业地位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理论逻辑，采用北京地区社会个体的471个样本，实证研究了社会情境、职业地位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研究证实家庭情境、社会网络质量有利于提高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职业地位较高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较低。本研究还进一步发现，职业地位显著调节社会情境与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关系，社会情境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会因职业地位的高低有所差异。这表明制定差异性创业支持政策改善社会情境来引导创业活动的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本研究为构建社会个体与创业环境的联系建造了“桥梁”，其研究结论对社会个体创业决策和政府机构制定针对性的创业支持政策具有价值。本研究确认社会情境是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重要预测变量，表明以关系导向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中的亲属、朋友关系对社会个体创业决策起重要支撑作用，是社会网络观解释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具体应用。 社会个体评估社会情境，进行理性创业决策，需要明确以下几点：首先，社会个体可以主动构建和改善社会情境，从社会情境中寻求创业活动所需的资源和精神支持。如果所处的社会情境不足以支持社会个体的创业决策，主动完善其所处的社会情境是将创业倾向转化为创业决策前需要考虑的工作。其次，家庭情境和社会网络都可以为社会个体的创业决策提供支持，但两者对社会个体创业决策的支持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家庭情境是距离社会个体最近的社会情境，创业决策离不开家庭资源、精神的支持，同时创业决策也需要维护家庭利益和考虑家庭承受力。当家庭情境不足以支持社会个体的创业决策时，社会个体应主动构建和拓展社会网络，从社会网络中获得创业资源。当社会网络足以支持社会个体的创业决策，家庭情境的影响会变弱。最后，社会个体应战略性的构建对创业决策和创业活动有利的社会网络。理论上而言，社会网络能为社会个体的创业活动提供资金、信息等资源，但是本研究发现社会个体拥有的社会网络数量对其创业倾向并没有影响，而网络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其创业倾向。因此，社会个体应注重社会网络的质量建设，战略性的选择参加一些与创业活动密切相关的社会组织。只有当这些社会网络真正为社会个体提供资源、信息和精神支持时才能对社会个体的创业决策起到支撑作用。 本研究对政府制定创业政策具有两点启示。第一，政府机构制定创业支持政策应从改善创业环境向优化创业情境方向转移。本研究表明社会情境是联系社会个体创业倾向与创业环境的中间“桥梁”，能较好预测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政府应支持和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的合理发展，有利于社会个体根据自身创业需要选择性参加一些社会组织，构建社会网络支持自身的创业决策和创业活动。社会组织的培育不仅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为创业者提供针对性和专业性的服务，也能促进区域内创业生态系统形成和发展，提高创业活动的有效性和创业活跃度。第二，政府机构应通过户籍制度、分配制度以及体制内单位人才流出机制等相关制度的安排，引导职业地位高的社会个体从体制内单位合理流出，增加社会阶层的垂直性流动，激发职业地位较高社会个体的创业意愿和开展机会寻求型创业活动，促进社会范围内各类创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增加经济活跃度。本研究发现职业地位较高社会个体的创业倾向较低，这点值得政府机构反思。吸引职业地位较高的社会个体进行创业，需要政府机构从制度层面进行引导和支持，逐步减少体制内外单位的隐性利益差异。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仅用中国数据实证研究了社会情境、职业地位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影响，得出的结论仅对以关系和集体主义为主要文化特征的中国具有适用性，但对其他国家社会个体创业倾向的预测是否有效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美国以规则和个体主义为主要文化特征，社会情境对社会个体创业倾向预测效果可能不尽相同。其次，对于职业地位采用虚拟变量进行测量，仅考虑了工作单位性质差异，没考察同类单位中社会个体所处职位的差异。这些问题都有待后续研究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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