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人口发展的新特点及其突出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北地区论文,矛盾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07）06—0085—06
一、西北地区人口发展的新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省区的人口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西北地区人口发展呈现六大特点：
1.人口增长率仍居全国第一，总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的比重不断上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地区的人口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期。1949年～1981年，西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6.39‰，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19.37‰。之后，西北人口快速增长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1982年～1999年，西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5.02‰，但仍然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12.33‰；2000年～2005年，西北地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下降到7.21‰，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25‰。从西北各省区的自然增长率来看，新疆、宁夏、青海依然处于全国的前四位（如表1所示）。在高自然增长率的推动下，西北人口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5.85％提升到2005年的7.24％，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1.08％上升到2005年的1.49％（见表1）。
2.人口空间分布极端不平衡，呈现总体人口密度极低，但局部人口密度却极高的特征
2000年，青海、新疆的总体人口密度分别仅为7.2和12人／平方公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2人／平方公里的水平，但西宁、西安等省会的人口密度已经达到2690和2003人／平方公里，远超过全国平均648人／平方公里的水平。
3.劳动力数量资源较为丰富，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较低
西北人口正经历着由“成年型”向“老年型”人口类型的转变过程，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对还较低。从整个西北地区看，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22％，低于全国9.07％的水平；从分省区的情况来看，陕西和甘肃已经迈入老龄化社会，2005年这两个省区65岁及其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8.63％和7.22％，而青海、宁夏和新疆该比重分别仅为6.03％、6.02％和6.48％，这三个省区正处于由“成年型”向“老年型”年龄结构类型转变的过程之中。总体说来，西北地区劳动力数量资源较为丰富，2005年，西北地区15～64岁的人口数量已达到约6655万，占该地区人口的比重达到70.41％。
4.城镇化水平低，等级差别大，尚未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
2005年，西北地区城镇化水平为35.6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7个百分点。此外，西北地区城市首位度也比较高。2000年，青海、甘肃和陕西三省的城市首位度分别为10％、7.6％和4.4％，比我国的城市首位度高3～8倍。
5.人口素质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高，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
2005年，西北地区1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总比例除新疆（8.32％）、陕西（10.33％）较低外，其他省区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其中甘肃、青海二省高达20.83％、24.07％。
6.贫困人口呈现“发生率和返贫率”双高的特征
在全国592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中，西北地区就有143个，占全国的24.16％，占西部地区的38.13％。其中，有50个国家级贫困县分布在陕西，43个在甘肃，27个在新疆，15个在青海，8个在宁夏。西北地区国家级重点扶贫县的贫困发生率更高达10％以上。从贫困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量来看，西北地区贫困人口总量大，比例高，下降缓慢。2004年，西北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总量为1125.7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为43.13％，总量比2000年减少466.7万（如表2所示）。2004年，西北各省区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陕西16.03％、新疆11.41％、甘肃6.07％、青海24.77％、宁夏2.59％，均明显高于同期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3％②。
此外，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步拉大，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北地区扶贫、脱贫工作的跨越式发展。从GDP比重看，西北五省GDP占全国GDP的比重在逐步下降，由1995年的5.21％下降到2005年的4.7％；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看，1990年西北五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431～683元之间，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86元，然而时至2005年，西北五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980～2509元之间，此时全国平均水平已经迅速上升到3255元。
二、西北地区人口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剖析
1.生态环境对人口变化极其敏感，人口过度增长且极端不均衡分布与环境极度脆弱并存
目前，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水资源短缺、地下水位下降，林草植被覆盖度不高且质量下降、土地投入产出率下降等若干方面。导致西北地区环境恶化的原因十分复杂，除了近几十年来降水量相对减少等自然因素外，人为因素的影响力也相当巨大，主要表现为：人口快速增长对生产、生活的各种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及森林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大部分农民的经济收益仍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农牧业，传统、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推动自然资源的滥采滥用，导致环境质量不断下降；管理制度缺位，农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要求推动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等。总体来说，人口猛增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西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④。
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西北人口总量变动不大，增长较为缓慢，这与西北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50余年里，西北地区人口规模激增，人类活动空前剧烈。2004年，西北地区平均人口密度虽然仅为30人／平方公里，与全国135人／平方公里相比相去甚远，但是西北五省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区，按照联合国确定的干旱区7人／平方公里、半干旱区20人／平方公里的临界值标准，我国西北地区人口密度已经超过了人口压力的警戒线。人口的过度增长驱使人们加大对土地的开发力度，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口快速增长一方面增加了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大面积垦荒和山坡地的开垦造成了土地荒漠化、沙漠化及水土流失的加剧；另一方面也迫使依靠木柴作为能源的当地居民不断扩大对乔木林和灌木林的砍伐，从而导致具有先天不稳定性的生态环境进一步严重恶化，这种不稳定性为草原退化和沙漠化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潜在条件。学界通常使用“人口增长率压力指数”来反映因人口增长而形成的人口压力。指数值越高，人口增长率压力就越大。研究表明，除了陕西省人口增长率压力指数为35.1之外，西北其他几省的人口压力均处于极高水平，青海省高达87.2，而北京、上海该指数仅为0和1.3⑤，这说明西北地区人口数量的增长给西北地区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
由于受到人口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西北地区人口分布范围也逐步向生态脆弱边缘地带拓展和扩散，资源生态环境危机日益严重。过度垦殖、过度放牧、超薄平面的种植、技术条件的限制以及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等，致使绿洲外围及边缘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危及整个绿洲。西北地区最典型的人口分布不均衡间接引起资源环境恶化的案例之一就是塔里木河流域环境的退化。1958年流域人口为172.8万，2003年这一数值上升到453.2万。快速增加的人口引发对流域耕地的大量需求，耕地面积从1958年到2003年增加了61.54％，上个世纪90年代，源流总耗水量竟高达整个源流产水量的82.96％，使得下游来水量占源流产水量的比例由50年代的6％下降为90年代的1％。正是由于来水少且持续下降，导致塔里木河下游地区环境严重退化。流域内胡杨林大量衰败、枯死，土地沙漠化加剧，严重的土壤盐碱化以及下游大量的弃耕现象都与源流的人口过量集中有着密切关系。概括起来，西北地区人口分布不均影响资源环境的作用途径主要体现在直接和间接两种方面：直接方式就是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人口因素直接作用于资源环境，对局部地区的环境造成压力，引起局部地区环境恶化；而间接方式则是通过对稀有生存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将环境恶化这种趋势传递到其他地区。
总体来说，西北地区自然资源分布和环境状况是形成人口稀疏和分布不均匀的自然基础，而人口激增和极端不均衡分布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西北五省主要集中在生态压力上，即各项自然资源的人均压力，而非环境压力，即非工业发展对环境污染产生的压力。这表明，在西北地区人口与环境的矛盾还集中在原始的自然资源的配置和人口数量的关系上，还没有上升到工业发展与环境压迫的层面⑥。
2.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削弱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严重短缺与劳动力大量剩余并存
西北地区面临着在战略机遇期和人口红利期利用资源优势实现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战略的严峻挑战，但西北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低，发展后劲不足，持续发展能力较差，巨大的资源优势难以借助人力资本转化为经济优势。人力资本成为制约社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瓶颈，西北地区面临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开发的双重任务。首先，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教育投入明显不足。2005年，西北地区五省的教育经费仅占全国教育经费的6.81％，而西北地区教育经费中由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高达65.12％。可见，国家财政对西北地区的教育投入较低，西北教育事业对国家财政依赖度较大。在西北地区人口增长的情况下，五省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投资常常呈现杯水车薪的窘境，使得西北地区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人力资源整体素质差和人力资本短缺的问题。长期以来，西北各省区的文盲率虽有所下降，但是文盲的绝对人口在急剧增加。
第二，人力资源大量闲置，极为稀缺的人力资本得不到有效利用。西北地区劳动力数量的增长非常迅速，劳动力的大规模增加造成持久而巨大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西北地区长期以来人才增量不足，人才存量大量外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北地区的一些专业技术人才的知识开始老化，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科技要求，造成从总量上看西北地区技术人才较多，而地方经济技术仍不发达的现象。近些年来，甘肃外流的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专业人员、科研与教学骨干占70％左右，年龄基本都在45岁以下⑦；陕西流失的各类人才中，电子、生物、新材料专业约占50％。人才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是导致西北地区人才存量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
第三，人力资源地区分布和产业分布不均衡，劳动就业层次低。西北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轻，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劳动人口竞争力弱，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无法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西北地区人力资源数量正在不断增多，但大多还停留在低水平低层次上，对经济发展贡献不大。新中国建立以来，西北地区人力资源分布不均，两极分化严重。绝大多数高层次的人力资本大都集中在大城市，而文盲半文盲人口广布农村，造成农业人口素质低下。此外，西北地区还存在着因人力资本区域差异而导致经济发展差异的现象。西北各省区主要是以资本投入带动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粗放式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陕西和新疆，劳动力质量要明显高于甘肃和宁夏，由此可能造成今后一段时期内西北各省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反过来，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又进一步制约了人力资源受教育程度和就业层次的提高。西北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比重较小，第三产业严重短缺的产业结构，强化了人力资源在产业间分布的不平衡性。素质低下、技能缺乏、劳动效率不足的人力资源状况已经成为西北生态建设的最大限制因素。
总之，人力资源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潜力所在，同时也是制约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只有立足于实际，对西北地区潜在人力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利用，才能把西北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发展优势，为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人才智力保障。
3.地区城镇发展失衡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并存，经济结构调整战略有待加强
目前，西北地区产业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前工业化农业经济特征，尚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在第一产业内部，粗放式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占有较大比重，而林业和代表现代农业发展趋势的集约型农业比例很小；在第二产业内部，以采矿业和机械制造等为重点的传统重工业和以纺织为主的一般加工工业所占比重较大，而电子信息等新兴高科技产业比例较小；在第三产业，传统的商业和餐饮服务所占比例较大，而金融、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较为滞后。目前，西北地区的重工业化系数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轻工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重工业超前发展使得工业内部的轻重比例失调，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西北地区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以农副产品和能源、原材料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低层次产业结构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西北地区城市化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不同于内地的特点。首先，西北民族地区各城市的地域空间结构存在同质性特征，即中间密集，四周稀疏；其次，西北城镇化率较低，密度小，聚集与辐射力弱，城市首位度高。青海城市首位度为8.48、甘肃为4.74、新疆为3.77、宁夏为0.68，前三地的首位度明显偏大于正常值2⑧；第三，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因此，西北地区城镇的生态环境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和公共管理成本均较高，城市化水平推进难度高于全国其他地区；第四，西北地区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与双重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糅合在一起，为数不多的现代化大中、小城市与广大贫困的乡村和经济极端落后的老、少、边、穷地区并存，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及时转移，延缓了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而基础设施落后，自我发展能力较低则进一步限制了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总体来说，西北地区经济总量较小，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人口吸纳能力差，新增劳动力被积压在第一产业，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带动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进程问题和产业结构调整问题亟待解决。
4.民族落后、脱贫艰难与环境恶劣并存，经济发展落后与基础设施薄弱并存，民族地区发展的模式选择有待明确
西北地区贫困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生态脆弱与贫困之间相关性较强。西北地区的贫困人口大都集中在边远的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他们为生存所进行的低水平生产活动很容易使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西北地区贫困最主要的特征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存共生，自然资源极度匮乏，马尔萨斯陷阱的规律依然在发挥作用。例如，在新疆南疆的一些贫困地区，人们为了获得烧饭和取暖用的燃料，会不顾一切破坏沙漠中的固沙植被，结果造成天然林减少，沙漠化扩大的恶果。因此，贫困和想要脱贫，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则是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依然是目前西部人口与环境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和矛盾。贫困人口的行为方式与生态环境恶劣的互动关系表现在：①贫困人口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其对于自然资源的强依赖性。贫困地区的大部分人口以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为生，农业的发展不仅耗费了大量宝贵的水资源，而且造成了生态环境的退化。②西北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加剧了人地矛盾，促使贫困人口破坏环境的行为产生和加剧。西北地区的人口增长过快，而且增长的人口多数是低收入人口，这是观念和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西北部分农村贫困地区的人们生育观念落后，加之计划生育政策在有些贫困地区失效，导致贫困地区陷入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困境。人地矛盾的加剧，使得贫困人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他们不得不从满足生存需要角度考虑，为了短期利益采取破坏环境的行动。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循环，即“贫困人口→人口增长加快→贫困→环境恶化”。③西北贫困地区人口素质较低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内在因素。这里主要指人口的文化素质。贫困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西北地区的经济落后状况使得对于文化教育事业投资较少，直接的后果就是人口素质低下。
第二，西北地区贫困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在分布上有相当大的重合性，西北地区民族人口与贫困问题相互交织，消除贫困任重道远。在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四省区部分民族聚居区中，少数民族群众的脱贫和发展仍存在诸多困难。四省区尚未脱贫的少数民族人口约160万，约占4省区少数民族人口总数（1741万）的9.2％，其中新疆、青海、甘肃三省区民族聚居地贫困人口分别约为83.75万、27.8万和37万，分别占本省区少数民族人口的7.6％、12.93％和15.88％⑨。
总之，贫困既是环境恶化的原因，也是环境恶化的后果。正是这样，西北地区才陷入了“贫困→环境退化→贫困”的恶性循环，而这种循环恰恰是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阻碍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贫困人口的人均收入极低，较低的收入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口的购买力降低，不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这就会影响西北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贫困人口对环境的破坏，间接地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基础，削弱了西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延缓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只要西北贫困地区不能从原始落后，低度开发的生产方式及生存困境中完全解脱出来，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贫困地区难以从生存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困境中走出，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就难以实现全面的恢复、保护与治理。因此，西北地区扶贫工作应从生态资源条件入手，积极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进一步加快制度建设，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解决贫困人口就业难题；逐步转变贫困人口生育观念，提高人口素质，根据贫困程度进行适当的生态移民。
注释：
① 数据来源：1982年、1990年数据来源于姚新武、尹华编《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2000年数据来源于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编《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3》；2005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
② 汪三贵、李文：《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③ 资料来源：各省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55年统计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全国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
④ 王乃昂、颉耀文、薛祥燕：《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对我国西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3期。
⑤ 李通屏：《中国人口压力的定量研究》，《人口学刊》2004年第1期。
⑥ 胡鞍刚主编《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2001年。
⑦ 李静：《论西北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社科纵横》2006年3月。
⑧ 秦娟：《简析西北五省区城镇化》，《人口与经济》2005年第1期。
⑨ 陈佳贵主编《西北开发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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