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权威型”的教师——中小学生道德发展与教育之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做一个论文,中小学生论文,之四论文,道德论文,权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字经》说，“子不肖，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也算是咱们老祖宗的一条古训了。即便从现代心理学、教育学的角度分析，这话说得也一点没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学校教师，则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我们现在依然是这样认为的。“严师出高徒”，中国人如是说，外国人其实也一样。不要以为在标榜“自由教育”的美国，教师对学生就不提什么要求。一个中国留学生写她在美国留学的经历时谈到，教《文学史》课的教授，一副学者气，看上去十分和蔼，平时上课也从来不点名，似乎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并不留意。但到了学期末，当学生们把开卷考试的答卷交上去以后，令人大为惊讶的是，这位老先生居然能说出全班每个学生全学期的准确出勤情况，并结合考试卷面成绩给每个人打了分。这位留学生，因为考试写得认真，又是全班不多的几个全勤的学生之一，结果获得最高分。
美国教师对学生的“严”，还体现在他们对教育教学工作的认真、负责态度上。我的一个在美国的亲戚，回国时和我谈论起子女教育问题。我问他：“美国学校有没有道德教育？那里的教师是怎样教育和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据他的介绍，那里不但有德育，而且也相当严格。像我们在小学才开始的学唱国歌、每天升国旗等教育，美国在学前学校，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幼儿园大班，就开始了。我们从电视转播中看到奥运会上美国运动员登台领奖时，只要场上奏响美国国歌，他们就把手放在胸前，这动作正是在学前学校学会的。虽然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德育大纲，但是像诚实、公正、利他、助人、合作、互惠、守信这些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培养，却始终贯穿在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教育中。每个教师根据他自己的习惯和偏好，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可能由于每个班的学生人数较少（美国中小学每个班大约只有20～30人），教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都很清楚，个别谈话、个别教育、个别约见家长是那里的惯例。我这位亲戚的两个儿子，都在小学读书，每个学期，两个孩子的老师都至少个别约见家长一次。面谈一般在学期中间的期中考试之后，每次都提前打电话和家长预约。虽然每次交谈时间一般只有20分钟～30分钟，但可以看出，教师对孩子的学习、个性、身体等各方面的优缺点了如指掌，提的建议非常具体，令我的这位亲戚十分感动。
在现代中国，我们敢说“知子莫如父”，却不敢说“知生莫如师”，这样说不是没有证据。在我们的调查中，有的学校班主任老师就反映说：有的科任老师教了一年，还叫不出几个学生的名字。这样，老师怎么可能了解学生，进行个别化教育呢？1996年我曾参加在加拿大举办的一次国际心理学研究方法培训班，担任教学任务的是一位英国教授，学习班有来自十几个国家的20多人。培训班总共有一周，而那位英国教授，在第一天结束的时候，就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所有学员的名字，并且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他始终能够根据每个学员的具体情况和性格特点对待学员。是他记忆力超人，还是他的工作态度认真？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除了要了解学生之外，对待学生的宽和严，是教育当中的另一门艺术。宽和严是一个两极性的变数，在这条“宽严”线上，我们应该取哪一点呢？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有的老师对学生非常严，严到近乎苛刻的地步，学生稍有过失，就严加训斥，甚至体罚。有的老师则对学生非常宽，宽到放任自流，听之任之，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在多数教师心里，还是特别推崇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师道尊严”传统，他们总认为，哪有学生对老师不敬不畏的道理呢？
在这里，我想借用国外一个关于家庭教育的理论，谈谈教师应该怎样掌握对学生的宽严度。
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叫戴安娜·鲍姆琳德，是美国的一位女心理学家，她和她的理论在西方声名显赫，直到最近，还有一些研究跨文化现象的学者在探讨美国家长和中国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时，引用鲍姆琳德的理论来说明问题。
鲍姆琳德在70年代曾经追踪观察了美国200 多个家庭教育孩子的方式。请注意，她并不是简单地让家长填写一份调查表就得出结论，而是深入到每个孩子的家里，直接观察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态度和教育方式，她的观察对象包括白人、黑人、亚裔美国人的家庭。结果她把家庭教育的方式分为三种基本类型：权威型、专制型和放任型。
按照鲍姆琳德的解释，权威型家长认为自己在孩子心目中应该有权威，但这种权威来自他们与孩子经常的交流，来自父母对孩子的尊重和理解，以及父母对孩子的卓有成效的帮助。这种家长对孩子要求严格，能够随时根据孩子的情况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并且帮助孩子努力达到目标。但是，他们向孩子提出一个要求之后，孩子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对这个要求提出异议并说出自己的理由。如果孩子说得有道理，家长就会适当改变自己，再提出另一个更适合于孩子的要求。权威型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很好，父母子女之间彼此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思和愿望。在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会不惜时间和力量给他们以切切实实的帮助。
宽容型父母很少向孩子提出要求，他们给孩子最大的行动自由，把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放在首位，甚至采取听之任之态度。宽容型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有很好的沟通和交流，在孩子需要帮助时，他们也愿意提供帮助，但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地帮助孩子克服困难。
专制型父母要求孩子绝对听从自己的意见。“我养大了你，你就得听我的！”这是专制型父母的基本信条。在专制型家庭里，孩子的自由很有限，因为家长希望孩子的所有行为都受到保护和监督。他们希望孩子按照自己为孩子设计的发展蓝图去成长。他们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是一种“大人”和“孩子”的关系，是“管”与“被管”的关系，因此，相对来说，他们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是困难的。尽管这样的家长满怀着善良的愿望，他们对孩子常常是“恨铁不成钢”，但他们却往往不能向孩子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鲍姆琳德还对比了三种家庭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她发现，相比之下，权威型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成绩最好，而且品德也最好，出现的问题行为最少。而专制型和放任型家长的子女学习成绩较差，问题行为较多。
前不久，我接到我的一位美国心理学同行的来信，她研究了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大陆和台湾移民家庭的教育类型及其子女的学校表现，结果发现，如果按照鲍姆琳德的分类标准来划分，那么多数中国移民的家庭教育方式是专制型的。可是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的学习不但不差，而且往往还超过白人和黑人家庭的孩子，只是中国孩子在其他方面容易出问题，比如他们的交往技能较差，人缘不太好，经常被白人和黑人孩子欺负，喜欢和亚裔孩子扎堆儿等等。
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后裔，在学校的学习竞争中不比美国儿童差，但他们同时也作出了牺牲，这就是他们牺牲了对自由、自主的追求。他们在学校里有着胜过美国人的聪明才智，但在走上职业岗位以后，从总体上看，他们的职业成就不比美国人强。尽管他们也加入了美国籍，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公民，但他们更多地是在欧裔美国人的领导下工作。例如，在美国最有名的微软公司、IBM公司和许多所美国大学里， 中国人很多，他们在自己的技术岗位和研究岗位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总经理、总裁，到部门经理和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却大多是欧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只能支配自己领域里的技术问题，却很少能支配别人，也不能支配自己创造出的产品。
这是否因为中国人从小在自己家庭里就习惯于被支配，习惯于在别人的颐指气使和发号施令下生活和工作？
虽然鲍姆琳德研究的是家庭教育，但其理论完全适合于对学校教师的分类。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这一理论，来分析教师的教育类型和方式。我估计，如果让鲍姆琳德老太太到中国的学校看一看，让她给咱们的老师们分分类，大概80%的老师得被她归为专制型。中国的教师和中国的家长不会有多大差别。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作文课上，美国教师会告诉学生们应该看哪些参考书，到哪里找这些参考书，他们强调，自己的作文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和别人一样的构思和语言是不好的。但是中国的教师更重视让学生背千篇一律的“范文”，自觉不自觉地限定了学生的自由想象，如果哪个学生的构思“溢出”了老师的要求，往往被指责为“乱写”。在道德教育上，同样也存在着这种提倡个性与提倡共性的区别。这一点，我们在上一期的文章中已经作过分析。
面对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我们的教师们究竟应该继续对学生“专制”下去，“共性”下去，还是应该反思一下，朝着“宽容”和“个性”的方向松动松动？
还是做一个“权威型”的教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