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学研究：何以成立？何以为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学是否是一门学科？文化学在学科体系中占有什么地位？文化学有何价值和用途？笔者在此作一概述，以就正于方家。
文化学的兴起
1838年，德国学者列维·皮格亨第一次提出“文化科学”一词，主张全面系统地研究文化，试图建立一门认识人类与民族的教化改善之法则的文化学。此后，德国学者C.E.克莱姆的《人类普通文化史》(十卷本)于1843-1852年分批出版，《普通文化学》(两卷本)于1854-1855年出版，其中均使用了“文化学”一词。克莱姆给文化下了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定义，认为文化即“习俗、工艺和技巧；和平和战争时期的家庭生活和公共生活、宗教、科学和艺术”[1]，他把文化进化分为野蛮、养驯、自由三大阶段，强调了地理与人文的关系。
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克莱姆的文化定义基础上，在《原始文化》一书“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提出一个经典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2]泰勒被认为是西方文化学之父。
1901年，美国学者霍尔姆斯(W.H.Holmes)首次提出“Cultur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概念，以与从生物特性角度研究人的体质人类学相区别。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与人”，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的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兴起，标志着对文化现象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
1908年，英国学者J.弗雷泽提出“社会人类学”的名称，近几十年欧美一些国家则代之以“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社会文化人类学)。实际上，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与1607年出现的“民族学”(Eyhnology)指的是同一门学科。但文化人类学有逐步取代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
1909年，德国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奥斯瓦尔德在《文化学之能学的基础》中积极倡导在社会学之外另建文化学。他正式提出文化的科学——“文化学”的概念：“把人类种系与全部其他动物物种区别开来的这些独特的人种特性，都被包括在文化一词之中。因此，对这门关于人类特殊活动的科学可能最适于称作文化学。”他在1915年发表的《科学的体系》中说：“很久以前，我就提出将正在讨论的这个领域称作为文明的科学或文化学(Kulturologie)。”[3]他主张把研究人类根本特征的文化学置于“科学金字塔”的顶端。但是，这一创意未能引起重视。
可以说，文化学伴生于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人类学演化形成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脱胎演变出了文化学。
20世纪，西方出现许多文化学家，如美国的博阿斯、本尼迪克特、米德、杜威、克罗伯、林顿、怀特、斯图尔德；法国的杜尔凯姆、布留尔、莫斯、布罗代尔、斯特劳斯；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布朗、汤因比；奥地利的施密特、弗洛伊德；德国的奥斯瓦尔德、韦伯、卡西尔等。马克斯·韦伯对宗教和经济这两种文化现象做了关联性解释。社会学对文化的研究，给文化学注入了营养。在杜尔凯姆建立了“文化社会学”体系之后，文化被视为社会生活中的主要事实，成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研究了文化哲学、价值哲学以及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生命哲学家狄尔泰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把社会和人文科学称为“精神科学”，而以“文化体系学”作为精神科学的主干。
美国学者A.克罗伯最先从事现代文化学理论研究，著有《文化成长的形貌》、《文化发展的结构》、《我们和文化》等。他认为，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层面，有自身的规律，有必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文化学，以对人类独特的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他提出了一整套概念，后来成为现代文化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如文化构架、行为模式、符号系统、原型文化、文化价值观、文化系统、文化动力学、文化工程学、文化心理学等。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论是一种统一所有社会科学并充当其基础的理论科学。
194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一书中，主张将文化学从一般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划分出来。他说：“随着科学领域的拓展，从心理现象与社会现象中划分出另一类现象，它被那些发现和分离出它的人们命名为‘文化’。对于事件的这个独特类别的分析与说明，被称为文化的科学。……文化的科学若不是文化学，又能是什么呢？”“文化学一词揭示人类有机体与超机体的传统，即文化，双方之间的关系，它是创造性的；它建立并确定了一门新的科学。”[4]他把文化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工艺、社会和意识形态三个分体系；倡导研究文化的普遍进化。以该书和怀特的《文化的进化》(1959)为标志，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学初步形成。怀特被誉为“文化学之父”。
20世纪50年代，苏联学术界开始从一般意义上对文化进行研究。1969年，出版了Э.C.马尔卡良的《文化论纲》。1976年苏联出版了A.N.阿尔诺利多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原理》。1980年代，“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得到公认。1983年，出版了Э.C.马尔卡良的《文化理论和现代科学》。1984年出版了A.N.阿尔诺利多夫主编的《文化进步与哲学问题》。此外，还有鲍戈柳勃娃的《文化和社会》、恰夫恰瓦泽的《文化和价值》、捷明丘诺克的《人和文化》，等等。1985年，当时的苏联哲学研究所在制定1986-1989年的研究规划中，把文化学的某些理论问题，列为五个主要研究方面的第四个方面。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推荐高校大学生使用的教材有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玛尔科娃的《文化学》、叶琳娜·米哈伊洛芙娜·斯科瓦尔佐娃的《文化理论与俄罗斯文化史》，这是在俄罗斯有着重要影响的文化学著作。《文化学》一书对“文化学”的定义是：“文化学是关于文化的科学，它所研究的是全人类和各民族文化进程的客观规律，以及人类物质及精神生活的遗产、现象和事件。”[5该书介绍了文化学的本质、功能，科学与文化，文化与宗教，20世纪的文化等。
在我国，李大钊最早提出“文化学”一词。他在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历史学的系统》一书中指出，最广义的历史学有三大系统：普通历史学、特殊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特殊历史学又分理论与记述两部分。理论之部，指政治学、经济学、法理学、伦理学(道德学)、宗教学、文学、哲学、美学、教育学等的综合，当称作人文学或文化学。此处所谓“文化学”与我们现在理解的文化学还不一样，但其首倡之功不可没。
1926年，张申府在《明或文化》一文中使用了“文化学”一词。20世纪30-40年代，我国学者对文化学进行研究的有黄文山、陈序经、阎焕文、朱谦之、孙本文、费孝通等，他们或开设文化学课程，或出版文化学论著。黄文山1932年发表《文化学建设论》、《文化学方法论》，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学学科的较早提倡者。他著有《文化学体系》(1968)、《当代文化论丛》(1971)、《文化学及其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1983)，在借鉴西方文化学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论。阎焕文撰有《文化学》。朱谦之1935年出版《文化哲学》一书，1948年又出版《文化社会学》一书，他还写了《中国文化之命运》一书。1932年，孙本文的著作《社会的文化基础》出版。1940年，费孝通翻译了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
陈序经于1934年出版《中国文化的出路》，1939年起在西南联大讲授文化学课程。1947年，陈序经的《文化学概观》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文化学学科内容的著作(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度印行)。该书分四册，各分两编。作者从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的分类导引出文化的概念，并通过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比较来确定“文化学”的研究范围；第二册评介了伦理、宗教、政治和经济的文化观，论述文化的、地理的、生物的、心理的和社会的基础；第三册涉及文化的性质、重心、成分等，分析文化的发生、发展、层累及发展的方向；第四册对文化进行回顾与前瞻，论述了文化发展中的几对关系，如自由与平等、模仿与创造、个人与社会、国家与世界等，对东西文化、南北文化做了比较。
据统计，1919-1949年出版的文化与文化史著作有100多种。1949-1979年的30年间，国内仅出版过《中国文化史要论》(蔡尚思，1979)一种，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学则无人问津。而从大陆到港、台及海外的一批学者仍然进行文化学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掀起了“文化热”。1982年，钱学森就呼吁建立文化学，他说：“分散地提这门学问、那门学问不行了，要综合地提、全面地提，所以建议称这门学问为文化学。”[6]他主张从整个社会系统来研究文化事业并建立这门学科。
近年来，出版了一些文化学方面的著作。如：覃光广等编的《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赵常林、林娅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中国文化书院，1988)；顾晓鸣的《追求通观——在社会学、文艺学、文化学的交点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萧扬、胡志明主编的《文化学导论》(1989)；郭齐勇的《文化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胡潇的《文化现象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刘守华主编的《文化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李荣善的《文化学引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陈山的《痛苦的智慧——文化学说发展的轨迹》(1997)；向翔的《哲学文化学》(1997)；刘敏中的《文化学学·文化学及文化观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陈华文主编的《文化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吴克礼主编的《文化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蔡彦士、叶志坚主编的《文化学导论》(2003)；蔡俊生、陈荷清、韩林德的《文化论》(人民出版社，2003)；叶志坚主编的《文化学发展轨迹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陈建宪主编的《文化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王玉德的《文化学》(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陆扬、王毅的《文化研究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等等。
文化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和探讨文化的产生、创造、发展演变规律和文化本质特征的科学。文化学以一切文化现象、文化行为、文化本质、文化体系以及文化产生和发展演变的规律为研究对象，它从总体上研究人类的智慧和实践在人类活动方式(包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表现及其发展规律。从构成方面来看，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有纵向的历史文化、现实文化，也有横向的不同区域、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从层次上来看，有理论文化和实践文化。[7]
狭义文化学研究是关于文化的“元研究”，必须界定文化概念、文化现象、文化形态，探索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阐述文化的要素、结构和功能，分析文化的生产、传播、冲突、变迁和控制，解释文化的应用、渗透、浸染，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文化，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文化。广义文化学是所有关于文化的研究领域，打破了学科界限。
文化学研究的兴起，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需求。文化学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总体上全面系统地研究文化成为迫切需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相互交往，需要互相了解其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文化的民族性构筑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从学科发展还是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文化学都大有可为。
英国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约翰逊说，文化研究有三个前提：“第一，文化研究与社会关系密切相关，尤其是与阶级关系和阶级构形，与性分化，与社会关系和种族的建构，以及与作为从属形式的年龄压迫的关系。第二，文化研究涉及权力问题，有助于促进个体和社会团体能力的非对称发展，使之限定和实现各自的需要。第三，文化既不是自治的也不是外在的决定的领域，而是社会差异和社会斗争的场所。”从阶级、种族、性别，到权力和社会斗争，这些清楚地表明了文化研究的政治意味和指向，这也许是文化研究应运而生的根据。
大众文化现象处于传统学科的视野之外，而批判理论、文学批评、话语分析、妇女研究、社会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等则以不同的视野审视大众文化。
以往各门学科涉及文化研究的状况已不能适合形势的发展，文化学便应运而生。文化研究的兴盛是社会转型的产物，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打破传统学科界限，重新确定学科研究对象、重新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文化作为各相关学科共同面对的对象，自身也是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立体的、复合交叉、有机融合的。文化是多样统一的。它不是为学科研究而剖分、区划或存在的，而是自在的、浑然一体的、不断变化发展的。为了把握和研究它，人们设定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径。学科的划分起因于人类认识把握对象的需要，是从某个方面、某个角度进行的，而现实的文化却是多样性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研究的学科指向概括为“总体性”追求。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的努力。[8]
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文本的边缘，而应该探究文本如何适应生产体系，不同的文本如何成为生产类别或类型体系的一部分，如何具有文本间的结构，如何表达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话语。文化研究打破了学科界限，现实本身是跨学科的，任何学科的边界都是相对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重大突破和重大成果都是在多学科交叉处取得的。
文化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过程，从来没有固定化。英国的文化研究就发生了不同的变异，尽管都已进入学科建制。事实上，文化研究一直处在不断变动、发展之中。文化学如今已渗透进各领域，形成众多分支学科，大致有两类形式：一类是以“文化”置于开头的学科，如文化管理学、文化哲学、文化生态学、文化地理学、文化比较学、文化经济学、文化市场学、文化心理学、文化史学等；另一类是以“文化”置于学科名称之后的学科，如企业文化学、城市文化学、民族文化学、建筑文化学、语言文化学、旅游文化学、区域文化学、人口文化学、时间文化学等。此外，还有几个学科交叉的文化学分支学科，如文化管理心理学、文化符号解释学、文化生态历史学、经济文化信息学、地理人口文化学、城市文化比较学，等等。
在国外社会科学中，对文化现象以及文化理论的研究，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有人认为，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三大基础学科，其他诸多人文学科(如历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文艺学)，都可以或者迟早要归并到这三大门类中去。
S.南达认为，文化学主要“研究文化的起源、演变以及文化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中变迁的多样性；考察文化传播的手段；文化与人(生物学意义上物种)的关系；对特定的文化也颇感兴趣，想了解各个不同的社会怎样适应各自的环境；文化人类学设法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人类社会行为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可变性和稳固性；‘宗教是否有国界？’‘不同的社会是否有不同的家庭结构’？”[9]等，研究范围非常广泛。日本学者水野佑则将文化研究确定为十个范畴：时代论、景观论、民族论、语言论、国家论、日常生活论、宗教论、社会组织论、经济论、艺术论。
西方文化学有以下几个特点：
在理论和方法上，注重整体性研究。强调文化是一个整体系统，吸收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也吸收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向上，加强对“后工业社会”、“后现代”文化、文明适应性的研究，更注重文化作为一种知识被生产、储藏、传递以及应用等方面问题的研究。突出的研究课题如“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公众参与与文化生活”、“信息时代的文化管理”、“新科技革命与文化环境”等。在研究范围方面，较多关注媒体、信息传播特别是互联网对文化的影响，关注大众文化问题。
文化学的基本问题包括文化概念、文化的起源、文化现象及其本质、文化的要素、文化的特征和形态、文化的结构和功能、文化的类型和模式、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文化的多样性和个性、文化的传播和变迁、文化的浸染和渗透、文化演进的规律、文化冲突、文化控制、文化整合、文化创新等。
文化学的走向，从当初研究史前时代，逐步发展到研究现代、后现代；研究范围从村落社区，发展到民族、国家，直至全球；从侧重精神文化，发展到全面研究物质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社会文化、生态文化；从关注精英文化，发展到关注大众文化；从研究的单一性、简单性，发展到多样性、复杂性。
文化学的体系结构
文化学学科体系包括文化的本体论研究、文化的认识论研究、文化的价值论研究、文化的方法论研究、文化的实践应用研究等。文化学的各个流派，包括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功能学派、心理学派、后现代学派等。文化研究已进入一些大学的学科建制，授予专门的学位。
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文化学应列为“一级学科”，处于和经济学、哲学一样的地位，可分设如下二级学科：文化学原理、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组织文化学、文化地理学、文化产业学、中国文化史、世界文化史、比较文化学，等等。
文化学的体系结构有不同的划分，一般来说，包括文化学原理、文化史、文化学说史、文化学分支学科等。
陈建宪主编的《文化学教程》分三编，论述文化、文化学、文化史。作者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信息文化，分析了文化的起源、类型、模式、传统、变迁等，并对古今中外的文化学说、理论思潮做了梳理。他提出文化学的分支学科包括：文化学原理、文化志与文化史、文化学说史与方法论、分支文化学(如民俗文化学、宗教文化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地理学等)，该书每个章节后附有阅读材料。王玉德的《文化学》为“高等学校文化管理类专业系列教材”之一。分为两编，上编为文化学理论，包括文化释义、文化学的创建、文化学流派、当代文化学的发展趋势、文化学理论范畴、文化学的方法等内容；下编介绍中国文化和当代世界文化思潮，探讨了哲学思维、宗教、信息传播、科学技术、人生与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叶志坚主编的《文化学发展轨迹研究》分为孕育篇、初创篇、形成篇和中国篇，总结了文化学发展的历程。吴克礼主编的《文化学教程》，分析了原始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历史类型，并分别介绍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简史。
文化研究本质上的多样性，呼唤哲学社会学科的“综合治理”，这就需要大尺度的“文化学”，形成由不同学科切入、遵循不同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多元综合方式，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学研究方法。各种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的融会与集合，它们之间由部分而整体、整体而部分的循环，把我们引向当代文化的原生、本真形态。
关于文化的价值体系，包括三层：(1)经济价值，突出功利，体现在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上；(2)科学、道德、艺术的价值，即真、善、美；(3)宗教的价值，追求圣洁、理想。这几个层面可归结为真、善、美、圣。
文化研究领域很广，其中要重点研究：文化多样性与个案研究；传统文化与文化创新；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等等。只有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开展具体的研究基础上，才能高度概括、提炼出一般的文化学理论。也只有建构起文化学原理，才能更好地开展各分支文化学科的研究。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文化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在现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中，有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史学、艺术学、教育学、新闻学，等等，却没有“文化学”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失！我们需要逐步完善文化学学科体系的设置。
1.从时代特点看
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生态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文明化、人文化、科学化的时代。以人为本、全面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共存，正成为时代的共识，体现为新的时代精神。“文化”就是“人化”。文化概念经历了演变，众说纷纭，歧义丛生。一般地说，文化是人的思想观念及其物化存在，体现为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要素在综合国力中的比重越来越大，文化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文化多元化、多样化，各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密切。文化产业化、商品化，文化与经济联系紧密，文化实力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民族的灵魂就是其文化。不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无视其他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生存和发展。当今时代，人们普遍追求文明，崇尚文化，重视科学、道德、艺术、信仰，寻求精神家园，真正意义上的人必然是“文化人”、“文明人”。如果研究文化、文明不能上升到学科层面，何以体现时代特点？
2.从学科门类和结构看
目前授予学位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门类包括：哲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文学、史学、艺术学、教育学。这是传统的学科划分，是来自于西方对学科的分门别类。
从社会结构来说，包括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结构的学科领域，其二级学科有政治学原理、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国际政治、中国政治，等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结构的学科领域，其二级学科有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等等。对文化结构的研究，却分成众多的学科领域，如哲学、文学、史学、艺术学、教育学、科学、宗教学，等等，而没有超越这些学科层次的“文化学”。
有人提出，从文化系统整体看，自然、社会和人是人们从不同侧面从事文化创造与研究的三大领域，由此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的科学三大基本学科群，加上哲学、思维科学和工具科学，并列为六大学科门类，共同构成一个学科体系。如下图：
这是基于把人与自然系统关系中的一切产物都当做文化现象看待，把文化学定义为“一门研究文化系统的结构、功能、类型、属性和动态演变过程与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科学”[10]。我们不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共有的对象从属于文化系统，也认为自然科学各学科根本性的学科对象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就现行的学科体系而言，我们认为，文化学应列为“一级学科”，处于和经济学、哲学一样的地位，可以涵盖很多领域。
3.从中国特色看
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传统。中华文明有数千年历史，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发端。“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和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体系和框架。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佛教、道教等，逐渐形成中国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历经几千年而没有断裂，一直在传承和发展，这是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优秀的文化传统是进行新的文化创造的基础和前提。中国文化体系必须在继承中创新。中国文化也吸收了其他文化的成果，以海纳百川的气度，积极与域外文化交流，具有包容性。总结、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学体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丰富的文化实践，需要从最一般意义上总结和提升文化学理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学体系。
文化学的价值和意义
文化学研究大有可为，也应当有大作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
1.理论价值
文化学是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对于理论创新不可或缺。文化学对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能提供思想启示、概念阐释、方法导引。
2.教育价值
文化学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基本学科，包括思想道德、科学、宗教、艺术，等等。文化学应该作为高等学校的基础课程之一。文化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可以作为专题选修课程。文化学专业的毕业生可以在各种与文化相关的部门工作，在企业、事业单位也大有用武之地。
3.国际交流价值
文化交流是国际交流的重要方面。文化学研究成果可以提高国际交流的质量，增加深度。
4.应用价值
文化与政治、经济形成社会的三维结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都与文化密切相关。文化学研究与文化有关的所有现象、实体、形态，找出其规律，努力倡导和谐文化理念，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文化学对社会文化生活发挥着评判功能、凝聚功能、教化功能、定向功能等，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协调发展。可以说，没有“文化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就不能完全体现时代特点，结构就不能算合理，门类就不够齐全。而我们建立“文化学”，正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
总之，建立文化学学科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对人类文明和文化成果，进行总体性的认识，可以开阔视野，理解自身的历史使命。文化与人类共生，了解文化是每个人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素质。帮助人们了解和认识文化发展的规律，促进文化的发展。第二，没有“文化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能全面体现时代特点，结构就不能算合理，门类就不够齐全，我们亟须填补这个空白。第三，文化学研究是加强国际交流，使世界各民族相互了解和理解的桥梁和纽带。我们应了解文化多样性，相互学习，共同发展。第四，把“文化学”列入学科体系，正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建设的体现。要正确评估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第五，文化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促进文化的发展，并在根本上推动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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