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协调发展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是，我国是一个近12亿人口的国家，人口问题已经成了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面临此种形势，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一、两种生产的原理是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
两种生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在深刻洞悉人类社会矛盾运动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它揭示了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武器。
首先，两种生产的本身就是人口与社会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这是由两种生产的内容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早期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显然，这里所讲的衣、食、住等生活必须资料的生产，就是指物质资料生产。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另一方面，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活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②。这里所讲的“生产自己生活”和“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就是指人类自身生产，即人口生产和再生产。恩格斯在1884年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序言中，更精确的概括了“两种生产”的思想：“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③由此也可以看出，物质资料生产是社会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类自身生产却是人口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原理，又是我们认识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指导思想。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原理告诉我们，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之间，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就是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这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这种相适应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种生产”的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上。所谓相互依存，就是说两种生产互为存在的条件，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人类就不会从动物中分离出来，也不会有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更谈不到有人类的自身生产；反过来，如果没有人类的自身生产，也就没有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力和物质生产的消费者，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无从谈起。所谓相互渗透，就是说，一方面人类的自身生产通过人的活动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中去；同时，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从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参与其中。另一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可以渗透到人类自身生产中去，同时，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也改变着人类自身生产的方式，例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现与发明，避孕药物、工具的大量生产，为人类控制、调节自身的生产，提供了技术的物质的基础。所谓相互作用，一方面物质资料的生产为人类自身生产提供物质条件的基础，决定着人类自身生产的数量、质量、再生产的类型和速度等等。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生产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表现为在物质资料生产条件已定的情况下，人类自身生产的数量、质量、密度等，可以加速或延缓物质资料生产的发展。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两种生产相互关系的原理，是我们研究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因为“两种生产”的关系实质上是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两种生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人口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基础，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它们之间关系的失调与协调，是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动、人口与社会经济相互关系失调与协调的根源。
二、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协调发展的生动体现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遵循两种生产的原理，对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作过许多重要论述，这里我们特别要研究的是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特殊贡献。
邓小平同志在人口问题上的最大贡献是把人口问题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中来考察和处理。他把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原理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体现了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光辉思想，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的理论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从邓小平同志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时期就开始全盘考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问题。1979年12月与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时就提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社会”等概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目标”确定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他明确提出了整个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完整的战略设想。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④“那时人口是十二亿到十二亿伍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⑤“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为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⑥“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⑦党的十三大报告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正式提出从本世纪八十年代到下世纪中叶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发展战略任务的。三步走的战略思想，深刻生动地体现了我国人口发展必须同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相适应的光辉思想。
首先，三步走战略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人口和社会经济两个因素的客观分析之上。邓小平同志早在1979年就强调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实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⑧人口和经济这两方面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同志在以后的讲话中也作了多次强调。国情范围固然很广，它包括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但基本的国情却是人口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邓小平同志在制定我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时正是抓住了人口和社会经济这两个基本因素作为我国的基本国情。这就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内在实质的深刻认识。
其次，三步走战略的基本内容，把我国的人口发展纳入其中，从而把我国人口问题提高到了发展战略的高度，使我国的人口政策成为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除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进行了具体设想外，还十分明确、具体地对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作了定量化构想。从三步走战略具体目标中可以看到，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2亿，到下世纪中叶，人口规模不突破15亿。它与经济发展的翻两番共同构成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在这个战略中，人口发展目标，已经涉及到人口再生产的全局，涉及到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的联系和比例，以及长期发展目标。这里特别重要的是，人口发展目标，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数字，而是和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人口发展目标和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统一在一个带全局性的大战略之中，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这样在实施三步走战略的过程中，两种生产一起抓，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了。
第三，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基本表述形式，既有国力的要求，又有人均指标的要求。这里特别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引入到了我国发展战略目标之中。例如第一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250美元增加到500美元，第二步增加到800-1000美元，第三步增加到4000美元等。作为宏观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的表述，应有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例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劳动力率与就业率；人均劳动投入量与人均产出量对比；人均积累基金与人均产品增量的比例；人均自然资源数值，主要是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森林面积、人均淡水用量、人均能源和矿产储量等；人均消费基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等。在上述指标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指标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因为它最能综合反映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是人口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最终产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标志着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标志着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低或者发展失调。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在不同的国度里，由于现存的经济水平和人口状况不同，二者的最优结合点也必然不同。但是，却有一个衡量各自不同最优结合点的共同尺度，这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它把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加进人口因素的经济指标。这一人口经济指标的本身特点正好同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的要求相吻合，它既要求社会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又要求人口发展向社会经济适度方向变化，从而很自然地就构成了衡量人口与社会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协调发展的主要尺度。正是由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个指标的自身特点，它就形成了检验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与否的重要指标。所以邓小平同志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引入发展战略，并作为基本表述形式，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人口与经济思想的博大精深。
第四，三步走战略的总体发展进程体现了我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阶梯性。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大体可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初级协调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协调发展，具体表现为人口过剩，属于高生育率——低劳动生产率——高生育率循环模式。其特点是消除和尽可能弱化人口与社会经济之间的消极关系，把它们之间的消极影响减到最小限度，争取人口规模及增长率在较低的水平上趋于协调，消除贫困现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失业率也保持在较低水平，实际上这是一种保持生存的协调发展。目前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正在处于这个发展阶段之中。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尽管目前的人口增长率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属于最低之列，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人口的总量增长还很可观，每年在1400万左右，经济基础仍较弱薄，生产力不够发达，从总体上看仍不能摆脱人口压迫生产力的被动局面，仍处于人口与经济初级协调发展的阶段。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二步的战略目标即2000年以前，达到由温饱到小康，正是根据我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的目标。二是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阶段。它属于低生育率——高劳动生产率——低生育率的高级循环模式。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消除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消极影响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人口与经济二者之间的积极方面，促进和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人口维持在合理的规模，人口增长率接近或达到自然更替水平，人们都能够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实现或接近充分就业，人口素质以及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就业结构等与经济发展相协调。这一高级协调发展阶段，从总体上说，在我国尚未到来。邓小平同志为我们规划的第三步发展战略，正是使我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向高级协调发展阶段的战略。我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阶段性，是由我国国情所决定，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发展经济摆脱落后的巨大压力，一时也拿不出足量的资金用于解决人口问题，也只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解决人口问题。人口与经济的完全协调发展，也只有在社会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人口的数量得到适度控制、人口质量得到较大提高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企求一步到位是不可能的。这也正是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中的生动体现。
三、经济体制改革为协调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在活力
长期以来，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就社会经济发展来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常地出现资源误配置、比例失调、效率低下乃至经济剧烈波动等情况，致使经济的发展缓慢曲折，这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中内在的活力不足所致。就人口发展来讲，长期以来，对我国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走了许多弯路，致使人口的数量迅速膨胀，人口素质低的状况也没有明显改变。自70年代以来，我们开始着手解决人口问题，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由于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意义认识不足，长期以来没有把人口发展放在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中去思考和解决，没有树立大的人口观念。因此，一方面，在认真抓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把人口发展放在同等位置上来抓，在某程度上忽视了对人口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在抓解决人口问题的时候，存在着就人口抓人口，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没有把人口问题与发展社会经济结合起来抓，缺乏解决人口问题的内在活力，因而，在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上也就不能不遇到一系列的困难，使解决人口问题的路子越走越窄。这样下去，也就很难使人口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要想使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寻找启动二者协调发展的内在活力。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内在活力。为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机遇。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遵循公平、竞争、效率原则，它一方面能确保生产力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而为人口发展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条件；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公开性、开放性、流动性的特征，因而又能为人口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激励机制和环境条件。
首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弱化对人口数量控制的难度。当前我国人口数量控制的最大难题是人们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的生育政策、生育计划存在着较大的距离。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和农民所处的现实生活环境，农民为了解决他们生产、生活、养老等等各种切身利益的种种需求，多生子女，特别是生男孩子的欲望强烈。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将会逐步改变这种状况。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使经济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其结果必然导致孩子生育和抚养的直接成本（衣、食、住、行、教育、医疗保健等）和间接成本（因扶养孩子而花费的机会成本）的扩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子女不再成为生活保障的基本手段，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的升级，又使得体力的强弱的重要性减弱，从而男女性别差异不再是一个高低优劣的问题，重男轻女的性别偏好将大为削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将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发展自己，参与社会的激烈竞争，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将被减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大，其生活方式也必然随着改变，势必要改变一些传统的保守的婚育观念。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长远讲，从根本上讲，经济体制的改革给人们带来的种种思想变化，都直接或简接地改变着人们多生多育的愿望，推动我国人口再生产由传统的外延粗放扩大型向内涵集约发展型转变，有利于我国人口数量的控制。
其次，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人口素质提高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力量的增强，为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二是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公平竞争性，市场经济把人们卷入了激烈的社会竞争旋涡之中，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社会的人们就可以在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大舞台上充分施展每个人的潜在才能，从而全面提高人口的素质。三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劳动人口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重要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将得到合理配置，劳动者就能比较容易地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在整个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发挥最佳作用，从而也使每个劳动者素质得到有效提高。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有效地调整人口结构，特别是作为一个国家社会发展标志的产业结构将得到有效调整。在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是一种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农村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在我国全体人口中仍占着主体地位。然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将完成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粮食、价格、住房制度等项改革，将打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的各种界限。农村人口的大量转移和大批中小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大批农民永久性地或阶段性地脱离土地，进入城镇同新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结合，改变其产业。这种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一时难以消除，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还很突出，诸种人口问题尚严重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还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排除出现某些曲折的可能性，新旧两种体制在运动中的摩擦也不可避免，在一定的特定阶段，也不可避免对人口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对我国计划生育的管理工作，势必带来若干冲击，行政手段将会逐渐弱化，有些将被经济手段、法律手段所代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将不可避免地拉开收入差距，对违犯生育政策者采用罚款手段制裁，富者不怕，照样超生；穷者“论堆”，也照样超生。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会使独生子女户的物质鼓励而变得无足轻重，提高奖励标准又会遇到资金来源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将更加迅速，通过劳动力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约束机制将日臻完善，随着户籍、口粮、住房、就业诸方面的改革，流动人口将大量增加，这不可避免地给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带来麻烦等等。因此，要想使我国的人口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在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除了审时度势，将人口问题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来进行外，原来解决各种人口问题的有效措施仍必须坚持并加以完善，特别是计划生育工作在当前条件下，行政约束机制还不能弱化，应当积极探索并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解决各种人口问题的新机制。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2页。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9-30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26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16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6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