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犹太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犹太论文,近代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中叶后，大批犹太人来到中国：先有来华经商的塞法迪犹太人，接着有来华谋生的俄国犹太人，后来又有来华避难的欧洲犹太难民。这些来自西方，但又与一般从基督教世界来的西方人不一样的“洋人”，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兴趣。同时，随着西学东渐，西方人的犹太观也传入中国，对中国人产生了影响。于是，中国人自己的犹太观逐步形成，并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又与中国自身的内部剧变及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入侵密切相连。
清末民初中国人犹太观的形成
虽然古代就有犹太人来到中国，还有过十分繁荣的开封犹太社团，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古代中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十分肤浅和零碎，且缺乏文字记录，更谈不上什么系统的犹太观。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人对“犹太”这个民族的认识仍然是十分模糊的。据美国著名学者迈可·波拉克的不完全统计，从古代直到19世纪中，汉语中用来称呼犹太人和犹太教的词汇就有20个之多：术忽、竹忽、主鹤、主吾、术忽特、朱呼得、诸呼得、犹太、攸特、刀筋教、挑筋教、蓝帽回回、回回古教、一赐乐业教、天竺教、天教、希伯来、摩西教、翰脱、教经教（注：迈可·波拉克(Michael Pollak)编：《罗文达中犹研究文献目录》(The Sino-Judaic Bibliographies of Rudolf Loewenthal)，美国辛辛那提希伯来联盟学院和加洲帕罗奥托中犹研究会合作出版，1998年，第5-7页。）难怪一般中国老百姓实在搞不清犹太人和犹太教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我的同窗费成康教授考证，“犹太”一词在中国首次出现于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又译郭士立）于1833年至1838年编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此书中第一次出现了“犹太国”一词（注：费成康：《传教士安的什么心？——谈‘犹太’译名最早出典》，《社会科学报》1994年12月8日。）。此后，1836年出版的《耶稣降世之传》中出现了“犹太民”，1840年出版的汉译《圣经》中出现了“犹太人”，中国士大夫编著的《瀛环志略》以及太平天国颁布的官书也都沿袭了“犹太”这一译名，于是“犹太”成了通行于中华大地的标准译名。
众所周知，反犬旁在汉语中带有贬义，带反犬旁的“犹”也有贬义，如在《康熙词典》中，“犹”的第一个字义是“猴属的一种野兽”，第二个字义是“犬子”，即狗崽子。因此有学者认为，郭氏用此译名乃是因为他的故乡德国有着强烈的反犹主义传统，同时他也深知中国封建统治者盲目自尊，蔑视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其他民族，往往在其名称上带有贬义的反犬旁（注：前引费成康文，另见费成康：《改‘犹太’为‘尤太’说》，《文汇报》1994年1月23日。）。笔者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但要补充一点的是，中国统治者接受这种译法主要由于盲目自大和无知，并非出于反犹主义的意识，因为他们也曾将法国人译为“
”人，将英国人译为“
”人，此外中国也无反犹主义的思想基础，这点后文再详叙。至于一般学者和百姓逐渐使用“犹太”一词，则主要是随大流，且对犹太人本身知之甚少。当时不少人将开封犹太人称为“兰帽回回”，也说明那时中国人连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差异也不太清楚。
然而，正因为对这个问题不了解，一些中国学者开始对犹太民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不同角度对犹太人、犹太教、中国国内犹太人等问题展开了执着的探研，推出了一批成果。蒋观云最早从民族学和人种学的角度对犹太人进行研究，称犹太人是源于闪族的“高加索种族”，外貌特征为椭圆形的脸，大眼睛，薄嘴唇，高鼻子（注：观云：《中国人种考》，《新民丛报》第40-41期（1903年—1904年）第81页。）。洪钧于1897年发表的《元世各教名考》一文，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首次对中国境内犹太人进行独立研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注：洪钧：《元世各教名考》，载《元史译文证补》一书，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版。）。此后张相文，叶瀚，陈垣，张星烺等陆续发表著述，对开封犹太人等进行研讨，俞颂华、育干、葛绥成、潘光旦等也继续从民族学（人种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宗教学等方面对犹太民族进行研究，或将一些西方的著述译成中文。这些学者的开拓性研究和探索，使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开始对犹太这个神奇民族的了解逐步趋于全面，也更加符合实际。
同时，由于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特别是其高潮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一些学者型的中国政治家、报人和外交家也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文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和评论往往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试图从犹太民族的曲折经历中吸取有益的借鉴，以促进中华民族的自强和振兴。
著名报刊政论家王韬认为，犹太文化能在西方文化中生存下来并发挥重要影响，而在中国却被同化了，这说明中国文化远比犹太文化优越，也比西方文化优越。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人不必害怕西方文化，向西方打开大门不会破坏优越的中国文化（注：王韬：《弢园尺牘》，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页。）。
著名外交家薛福成指出，犹太人被说成善于经营致富并非贬义，这种发展商业的精神正是中国所缺少的。他在游历英法等国后写道，英格兰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之一，但是伦敦最富有的人是犹太人，连英国皇室也无法与犹太人竞争，现在几乎没有国家敢与富裕的犹太人竞争；每一个想借几百万英镑的国家不得不与犹太人商量，否则就借不到钱，犹太人最终成了许多国家贷款的资助人，犹太人还拥有世界上每一个大银行的股份；人们认为英国人善于经商，但他们自己承认不能与犹太人竞争，因此犹太人才真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注：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93页。）。尽管薛福成的这些描述并不十分精确，但其言中之意却非常清楚：如果中国人能积极发展商贸达到犹太人那样富有，则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意思的是，许多海外华人后来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薛福成所说的意思去做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经艰苦拼搏而致富，以致被当地人称为“东方犹太人”。
清末著名改革派领导人梁启超则把“犹太人”看作是落后的“中国人”的反照，认为犹太民族精神正是自己所倡导的“新民”即集体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最好例证，这种精神也是中国进步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他在访问美国后评述道：犹太人是美国移民中最强大最有影响的团体，听说30-40%的美国银行是犹太人的，50-60%的美国银行职员是犹太人，犹太人完全控制了纽约地方政府；在现代，犹太人是最著名的民族，英国首相迪斯累里是犹太人，纽约的金融巨头是犹太人，纽约《每月丛报》报道的世界名人中有48位是犹太人；犹太人如此强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十分团结，从这方面来讲，没有其他种族可与犹太人相比；犹太人几千年来无国可归，但却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来了，还有着强大的权力，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种族特性，相反许多古老民族却没能象犹太人那样生存下来（注：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载《新民丛报》专辑（1903年，第12卷，第49-52页。也可参见《新大陆游记》单行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40页。）。他内心的想法也十分清楚：中华民族要发展进步，就应向犹太人学习，以团结自强的精神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拼搏进取。
也有些学者和政治家从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中吸取反面教训，以告诫中国人不要重蹈覆辙。如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事件发生后，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危机，正好这时传来了犹太人在俄国和东欧被屠杀的消息。有篇题为“犹太遗民”（意为“没有国家的犹太人”）的文章对此评论道：“没有国家，即使有钱，也不能拯救他们（犹太人）。”（原文：“无国之人，虽有财产，岂可保乎。”）（注：《犹太遗民》，载《东方杂志》第4期，1904年，第10页。）文中还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国），那么就不能保存自己的种族（保种）”。（注：《犹太遗民》，载《东方杂志》第4期，1904年，第10页。）这些文章都是要告戒国人不能只顾自己、只顾发财而忘了国家民族，否则中国人就会象犹太人一样无国可归。
从某种程度上说，当时关于犹太人的这些切合中国实际的分析和评论要比前面提到的那些纯学术的探研产生更大的影响，对一般民众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清末民初一般中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大致上是由以下这些观念和印象拼凑而成的：没有国家而离散于全球，遭到歧视、迫害和屠杀，精明能干而善于发财致富，十分团结而具有社团意识，以高度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控制着全球的金融业，对欧美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潜在影响。这些概念和印象虽然还比较零碎和片面，但已大致勾画出了犹太民族和文明的一个模糊轮廓。可以说，这时中国人的犹太观基本已经形成。
中国人看反犹主义
反犹主义系指基于宗教偏见和种族歧视的反对犹太人的思想和行动。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从古至今，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没出现过自发的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古代开封的犹太人与当地的汉、回等民族和睦相处，逐渐融为一体。在犹太民族大离散的历史上，象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其原因之一就是：开封犹太人从没遭遇来自中国人的反犹歧视和偏见，始终与客居的其它民族和宗教集团享有平等的权利。近代以来，犹太人又在上海、香港、哈尔滨、天津等地安居乐业，也没感到中国人中有什么反犹情绪。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中国就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反犹主义。正是在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之后，源于基督教欧洲的反犹主义才传入了中国，笔者称之为“进口”的反犹主义。此后，外来的侵略者也在中国的土地上策划反犹活动，似乎可称之为“强加” 的反犹主义。不过，它们都不是在中国土地上自发产生的，也从没对中国人产生实质性影响。
实际上，在20世纪初之前，中国人不但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什么反犹主义，而且对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反犹主义也一无所知。在当时一些中国学者所写的关于犹太文明及开封犹太人的著述中，虽然也讲到犹太人亡国离散的历史，但却没有提到“反犹主义”(anti-Semetism)这一概念。直到20世纪初，犹太人在俄国东欧遭杀戳的消息传到中国，特别是一些俄国犹太人为逃避迫害屠杀来到中国后，中国人才开始逐步了解外部世界存在的反犹主义。此后一些中国学者如俞颁华、育干、葛绥成等先后写了一些文章介绍犹太人的离散史、锡安主义运动、巴勒斯坦阿犹冲突、俄国犹太人的移殖运动等等，开始谈及反犹主义，但对其根源、实质及后果等均无深入的分析。因此，一般中国的知识阶层对反犹主义仍知之甚少，略知一二者也只是表示不可理解而已。
就在这同时，我们前面提及的“进口”的反犹主义却已慢慢地渗入中国。这一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欧美人来到中国定居，势必要将源于西方基督教地区的反犹主义带到中国，二是由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西文著述被译成中文，其中也必然会有反犹主义或对犹太人怀有偏见的内容。到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侵入中国，在哈尔滨、上海等地发生了由日本人、白俄和纳粹分子策划的反犹活动和事件，伪满和汪伪两个傀儡政权中也有人参与。这些都可归入“强加”的反犹主义一类，因为策划者基本上都是外国人，即使有少数中国人卷入，也绝非自发的或自愿的。与这些“强加”的反犹主义相比，“进口”的反犹主义来得更早，其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而且往往是中国人不自觉的主观行动所造成的客观后果。如蒋观云从学术研究出发将德国亚述学专家德利兹赫(Friedrich Delitzsch)的著作《巴比伦还是圣经》译成中文，该书就具有强烈的反犹色彩（注：译文最早发表于1901-1903年的《新民丛报》上。）。又如兰伯(Charles Lamb)的《莎士比亚的故事》于1904年被译成中文后，不少中国读者便将高利贷者夏洛克视为犹太人的典型。1911年，在《东方杂志》上出现了一篇题为“犹太人之帝国”的反犹文章，但仔细一看，却也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进口货”（注：前刘：《犹太人之帝国》（译自日本万朝报），《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九号（1911年），第17-19页。）。直到20年代，戴季陶及其追随者在大力宣传“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思想时，也使用了法国反犹主义者德鲁蒙特(Edouard Drumont)和莫拉斯(Charles Maurras)的思想。
总体来看，这些“进口”的反犹主义虽然会使一些中国人产生对犹太人的负面看法或偏见，但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还谈不上使中国人当中产生系统的反犹主义理论和思想，更谈不上由此在中国人中引发反犹主义行动。如果与中国人当时对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等的负面看法相比，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负面看法相对而言要少得多。而就犹太人在中国人眼中的整体形象而言，正面看法也大大超过负面看法。需要指出，这些“进口”的反犹主义有时过于刻薄和恶毒，也会产生另一面的效应，使中国人对反犹理论产生怀疑和抵触情绪。至于那些“强加”的反犹行动，则无一例外地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和抗议。如1933年在哈尔滨发生了犹太富商之子西蒙·卡斯帕(Simon Kaspe)遭绑票并被杀害的事件，使那里的反犹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发现，凶手系白俄中的反犹分子，其背后则有日本人插手。哈尔滨和上海的犹太社团都就此事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抗议。哈尔滨犹太社团为西蒙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许许多多中国人参加了这一葬礼，并高呼反对日本当局，要求惩办凶手的口号（注：万斯白：《揭开大秘密——日本在华间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6页。）。可以这么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人对反犹主义的看法正处于从不太了解到有所了解再到深入了解，从有所相信到半信半疑再到不相信，从漠然视之到反感抵制再到抗议反对这样一些演变过程。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发动大规模反犹活动，这才使正面临日本侵略的中国人大为震惊，对反犹主义的认识一下子大大加深，而且从不理解或不关心转向坚决反对。1933年5月13日，还在希特勒刚展开反犹运动之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即率代表团向德国驻沪领事R.C.W.伯赫瑞德递交了抗议书，强烈抗议纳粹的暴行。她的代表团里有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等几乎所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领导人（注：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30年代中以后，伴随着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升级以及日德法西斯的逐步合流，对欧洲反犹暴行的谴责和抗议在中国日趋高涨。1939年，白石撰写的通俗读物《犹太人与巴勒斯坦》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书中严词斥责纳粹的反犹暴行（注：白石：《犹太人与巴勒斯坦》，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出版。）。倪秀章翻译的布拉恩所著《犹太民族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译序中赞扬犹太民族在亡国后仍保持“始终不渝的思想、精神和信仰”，并对希特勒的反犹暴行表示愤慨（注：P.布拉恩：《犹太民族史》，倪秀章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需要指出，在20世纪头30年里，上海、哈尔滨、天津等城市接纳了大批遭受反犹主义迫害的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特别是在纳粹大屠杀期间，上海成了全球唯一无条件接纳犹太难民的大都市；最近披露的材料还显示：重庆国民政府1939年曾计划设立“犹太寄居区”以接纳大批欧洲犹太难民，同时中国当时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也以发放签证的方式救助了许多犹太难民。这些，也都是中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反对反犹主义，援助犹太人民的表现。
为什么在中国土地上不但从无自发的土生土长的反犹主义，而且还存在着抵制反犹主义的强烈情绪？这大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到原因。
1.反犹主义源于基督教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宗教偏见，这点在欧洲基督教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而中国就整体而言基本上是属于受儒家文化和佛教、道教文化影响的地区，因而在中国没有反犹主义的宗教根源，不存在欧洲那种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犹偏见。
2.中国历代王朝都在异族人不干预中国内部政治的前提下倡导“中外一体”，实行“取异教异族之长”，即对异教异族之长处采取兼融并蓄的政策。因而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乏民族纷争和冲突，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一直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犹太人自进入中国后一直表现出杰出的经商本领和文化才能，且善于与各级官员建立和保持良好关系，成为历代统治者眼中的“模范臣民”。因而在中国从没出现欧洲那种由统治者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反犹主义运动。
3.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都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中犹两大古老文化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如重视教育，重视家庭等。这里，有一段古代中国犹太人对这个问题的评论。开封犹太人在1489年树立的石碑上写道：“我们的宗教与儒家学说只有很小的区别。两者都在言行上尊重天道，敬重祖先，忠于君王，孝敬父母，善待妻室。两者都重天伦，敬官长，广交友。”（原文为“其儒教与本教，虽大同小异，然其立心制行，亦不过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而不外于五伦矣。”）（注：陈垣和叶瀚：《开封一赐乐叶教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页。）这些共同之处也正是反犹主义难以在中国人中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4.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一样深受民族压迫和法西斯蹂躏之苦。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遭受了英、法、俄、美、德等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强国的侵略和压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600万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之时，有3500万中国人在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下死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几个世纪以来，针对海外华侨和华人的反华排华运动时有发生，与反犹排犹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如1998年5月在印尼发生的反华暴行，就是最近的一次，不禁令人想起当年沙俄和纳粹的排犹暴行。
战后50多年来，即使在中国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的年代里，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的友好情谊也从没有中断，反映纳粹大屠杀的小说和电影在中国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应，使广大中国人民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骇人暴行深恶痛绝，对犹太民族的悲惨遭遇更感同情。
需要指出，中国人民反对、批判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侵略和掠夺，这自然要涉及到英籍塞法迪犹商集团，如曾经贩鸦片、卖军火的沙逊集团等，但这主要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而决非是反对犹太民族，与反犹主义完全是两码事。同样，50年代中以后中以两国在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争端上持完全相悖的看法，中国曾严词批评以色列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这只是政治和外交上的分歧，也不能与反犹主义混为一谈。
中国人眼中的锡安主义
锡安主义是反犹主义的产物，兴起于近代欧洲反犹狂潮之中，其核心思想是将犹太人惨遭迫害归因于犹太人没有自己的祖国，因而力主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当中国人对反犹主义不甚了解之时，他们自然也不可能理解锡安主义。1897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代表大会及世界锡安主义组织的建立，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但是，只过了几年后，当上海犹太社团开始组织锡安主义活动，而关于俄国反犹暴行的消息也传到中国之时，中国人开始对锡安主义有所知晓了。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所说的犹太人“没有国家，即使有钱”也不行的观点，虽说是要告诫中国人不忘国家民族之存亡，但也道出了锡安主义的核心思想：重建犹太国家是解决犹太人无家可归问题的唯一出路。那篇文章于1904年发表于上海《东方杂志》，而中国第一个锡安主义组织——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正是在前一年——1903年建立的，而且也于1904年开始在上海出版自己的刊物——《以色列信使报》，鼎力宣传锡安主义思想。可见当时锡安主义思想已不但在上海这些大城市中的犹太人中传播，也开始影响中国人。因此，中国人也写出了自觉或不自觉地附和锡安主义的文章就不奇怪了。此后10多年，由于越来越多的在华犹太人加入锡安主义队伍，锡安主义组织和报刊也在中国各大城市纷纷出现并日趋活跃，锡安主义思想在中国人中的影响也日趋扩大。在一些中国民族主义者看来，既然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文化精神的民族，那么他们要复兴民族，重建民族家园就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注：隐青：《民族精神》，《东方杂志》第16卷第12号，1919年，第11页。另见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东方杂志》第24卷第17号，1927年，第26-27页。）。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次长陈录于1918年12月4日致信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主席伊利·嘉道理，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尊重“贝尔福宣言”的精神，即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注：锡安主义中央档案馆(Central Zionist Archives)：文献Z4/2039号，耶路撒冷。）。
比官方的反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族民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逐渐发现主张重建国家和复兴民族的锡安主义运动在许多方面与自己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强烈的民族主义，崇尚民主与自由，复兴民族文化，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后来还有反法西斯主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及其战友们把锡安主义运动视为犹太人争取解放和复兴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为这种将犹太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犹太民族精神”所鼓舞（注：前引隐青文第11页，另参阅孙逸仙：《三民主义》，上海1927年版。）。孙中山先生1920年4月24日写给埃兹拉的信就集中体现了他赞扬和支持锡安主义运动的思想。孙中山先生的信全文如下：
埃兹拉先生阁下：
我怀着极大兴趣拜读了您的来信和《以色列信使报》。我希望您能确信，我对这场运动——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满怀同情之心。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一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
孙逸仙
1920年4月24日于上海（注：根据英文原信译出。可参阅《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6-257页。）
同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胡适也高度赞扬犹太人的治学本领和排除万难的精神，称犹太民族为“智慧型民族”（注：唐德刚编：《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俞颂华更主张将犹太人奉为重振中华民族的楷模，认为中国人要努力拼搏争创世界一流，才能使中华民族象犹太民族一样人才辈出。他充满信心地指出：“我敢信我们中国的同胞对于开发本国的宝藏，促进本国的文化，如果能够具有犹太人对于他们复兴运动那样的热心与毅力，则收效之宏，远在犹民复兴故乡之上。”（注：俞颂华：《犹太人与犹太的复兴运动》，《东方杂志》第24卷第17号，1927年，第28页。）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孙夫人宋庆龄也一直热烈支持犹太人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她曾对上海锡安主义组织的领导人J.汉瑟说：“我支持你们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注：笔者采访J·本－伊莉埃泽（J.Ben-Eliezer,J·汉瑟婚后的姓名）记录，1993年6月9日，特拉维夫。）她周围有一批同情支持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如爱泼斯坦、魏露丝等。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先生也在1947年7月4日复信上海锡安主义修正派领导人J.汉瑟，重申其父亲对锡安主义事业的支持（注：J·本－伊莉埃泽(J.Ben-Eliezer)：《上海失去，耶路撒冷重获》(ShanghaiLost,Jerusalem Regained)，以色列1985年版，第348-349页。）。
总体来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贝尔福宣言发表到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中国舆论对试图重建犹太国家的锡安主义运动是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这期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这一阶段，中国报刊上出现了介绍锡安主义的译文和文章，基本上都对它持同情态度。第二阶段从1933年希特勒掀起反犹运动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阶段，纳粹的反犹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使中国舆论对犹太民族和锡安主义的同情更趋强烈，许多文章直接表示支持重建犹太国家。第三阶段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这一阶段，中国舆论已注意到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所遭受的伤害和苦难，但受到纳粹大屠杀的震撼，仍然认为犹太人要求重建国家是合情合理的。1947年11月联合国就巴勒斯坦分治方案进行表决时，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亚非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中国国民党政府犹豫再三，最后由原计划投反对票改投了弃权票。由于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这一改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48年5月以色列国宣告成立，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舆论普遍表示欢迎。5月27日，华北解放区的《冀中导报》指出：“定名为‘以色列’的新犹太国家，于14日宣告成立。两千年来没有祖国而到处流浪受着侮辱与屠杀的犹太人民，他们要求建立犹太国家的愿望，开始实现了。”（注：《冀中导报》1948年5月27日。）
新中国成立后，众所周知，从50年代中到80年代初，中国舆论界和学术界对锡安主义采取了批判态度。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1)中以关系受全球冷战愈演愈烈这一特殊国际环境之影响而进入冻结时期，双方之间的一切联系均告中断。(2)中以双方在阿以冲突和中东问题上产生了深刻分歧，中国对以色列的扩张政策持强烈批评态度，并将其与锡安主义思想联系起来。(3)中国对锡安主义的看法受到前苏联官方观点的影响，在一些书中甚至照抄照搬了苏联的观点。文革结束后，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文化学术事业迅即全面复苏，犹太学研究也出现了勃勃生机。在这样有利宽松的环境里，中国学术界对锡安主义再次进行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评价，即确认锡安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其目标是重建犹太国家，复兴犹太民族，但由于其是没有家园的民族主义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损及其它民族的利益。应该说，这样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