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众文艺到通俗文学——《故事会》（1979-1986）在新时期的转型兼及“80年代通俗文学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俗论文,故事会论文,文学论文,新时期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量的回忆、访谈和历史记录支撑着我们对于20世纪80年代作为“纯文学”黄金年代的想象和构造，似乎除此之外别无它物。然而，一场贯穿了80年代始终的“通俗文学热”却足以打破这片光荣的幻象。作为在“通俗文学热”高潮时期“1984年到1986年”，“连续三年发行量居全国期刊之首”，1985年第2期更是“攀升达到了七百六十万册，创造了世界期刊单语种发行的最高数”①53的《故事会》，无疑呈现了可资考察的绝佳途径。因为当我们试图追问通俗文学是如何崛起并最终占据80年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时，《故事会》以旧刊转型的姿态真实而完整地向我们展示出“通俗文学热”的某些孕育痕迹和演化路向。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本文将目光推进至《故事会》创刊伊始，借以透视80年代甚至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生态和文学场域的变动。
最开始，《故事会》完全是与意识形态密切互动的产物。在1963年前后，为配合“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上海郊区兴起“大讲革命故事”的热潮，这一群众性的文艺实践很快在全国范围内被大力提倡和推广。与“革命故事”广泛讲述相适应的是，“为帮助故事员解决故事脚本的困难，向广大工农兵群众推广优秀作品，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②，1963年7月，《故事会》在上海创刊，至1966年5月一共出版了24辑，这24辑完整地覆盖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政治生活的所有重大主题。不过，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各地区正在继续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被“文化大革命”所取代。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附属物，《故事会》也就最终停刊。直至1967年，一直负责编辑发行《故事会》的上海文化出版社于8月至10月又接连出版了三辑《革命故事会》。1974年3月，《故事会》便以《革命故事会》的刊名正式复刊，到1978年12月一共出版了39期，除1978年的6期以外，整个刊物的激进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9年1月，《故事会》第40期出版，“革命”二字悄然消失，除1978年《革命故事会》第6期也就是当年最后一期出版，第88页刊登了一则启事：“本刊自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起，恢复《故事会》刊名，仍为双月刊，每逢单月出版，欢迎订阅”之外，编辑部并没有对之进行说明和大肆宣扬。2月即总第41期的一篇理论文章《恢复优良传统遵循艺术规律——漫谈故事创作为工作重点转移服务》却有某些关联。该文一个显而易见的动机就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回应，认为“就故事创作怎样为当前工作重点转移服务而言，只要有利于‘四化’早日实现的，不管今天的，还是过去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是正面配合的，还是反衬的；不管是喜剧的，还是悲剧的……都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与之相联系，有一个问题值得商榷。那就是‘革命故事’这个名称是否科学？因为它的含义，只局限于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故事。把其他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故事，反映过去阶级与阶级对抗的故事，一概排除在外。反动文痞姚文元把反映现实生活以外的一切故事，都诽谤成‘为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作品加以抹杀，否定‘新故事’与‘传统故事’对立统一的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因此，‘革命故事’这一名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反映。好像不冠以‘革命’两字似乎就不革命了。而且这种提法，也是作茧自缚，把故事创作的题材局限在一个小天地里，搞得非常单一和狭窄。”③有意思的是，这里涉及姚文元与“革命故事”的关系问题。
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大讲革命故事”成为“一种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进行的群众文艺活动”以来，姚文元对“革命故事”的推崇就不遗余力，他先后撰写的两篇文章《创作更多优秀的革命故事》(1964年9月《故事会》)、《向革命故事学习》(1965年9月《文艺报》)对“革命故事”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规定，并形象地把“革命故事”叫做“新故事”，认为“新故事同新民歌一样，将要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提供有益的经验”④。
“四人帮”倒台之后，《故事会》及时组织了对姚文元故事理论的批判，最为集中的两篇文章是曹树钧的《支持革命故事是假贩卖修正主义黑货是真——批判姚文元对革命故事创作所散布的谬论》和刘守华的《包藏祸心的“彻底革命论”批判姚文元关于故事创作的谬论》。在曹文中，由于姚文元是“利用革命故事这块舆论阵地”的罪恶黑手而被清理出革命故事的谱系以维护“革命”血统的单纯和清白；在刘文中，姚文元被认为“在贩卖他的反革命黑货时，他的一贯手法就是用革命的词句来装璜门面。”⑤“革命”尚且看做是被利用的词语，其本身的合法性并没有遭到任何质疑。而1979年随着“四人帮”被重新定性为“极左”，“革命故事”也就理所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反映”。稍加留意，可以发现重心并不在“故事”二字，而在于“故事”的前缀，因为故事本身是作者要极力从“极左思潮”的污染中挽救和发展的对象。对“革命”的质疑和否定使作者在文中的某些微妙越界也变得异常清晰，除“革命故事”术语，文章中同时出场的还有久未提及的“新故事”。可以追问的是既然“革命故事”已经被认为是不合时宜，那么又应该如何来看待“新故事”呢？在分析当时创作中“标语口号和图解式的故事还占有一定的比例”时，作者表示“造成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新故事从一开始就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同意有些同志这样的看法，故事遭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绝非‘一日之寒’，而是由来已久的。当时，不管作者有没有这方面的生活，光是强调直接配合，正面配合和所谓‘立竿见影’，一些作者只能把政治概念和公式化的情节硬糅合在一起，那么，就必然出现一批名为配合，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配合的作品”。③显然，反思的视野已经超越了“四人帮”和“文革”而延伸到了1963年起的新故事创作，即“新故事”要挣脱“极左思潮”的束缚就必须与“革命”离婚，寻求新的结合对象。“新故事”因此将不再与“新秧歌”、“新歌剧”分享同一个“新”的逻辑，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反映新生活的短小的用于讲述的艺术形式。因此，除了内容上的教育意义之外，还必须具有便于记忆和易于流传的特点”。⑥这意味着故事创作有了一个鲜明的指向即“民间文学”。
1978年的6期《革命故事会》重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几乎每期都登载论及民间文学的文章无疑已经显露端倪。第2期的《学习、借鉴传统艺术形式的一点体会》介绍了由长篇小说《李自成》中的一个情节段落改编而来的《闯王平叛》如何借鉴评书艺术的经验，作者同时追问道：“我们编写革命故事为什么不下点功夫向传统的评书艺术学习、借鉴呢？”；第3期则把革命故事的源流追溯至“民间口头故事和古代说唱故事”，而不是之前所说的1963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信号；第5期开始连载张紫晨的《介绍几种散文体民间文学样式》，“编者按”对之说明道：“为了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批判吸收有益的传统手法，作为今天搜集新传说和编写新故事时的借鉴，我们请张紫晨同志写了这篇知识性的文章，介绍几种散文体民间文学样式(民间传说、童话、生活故事、寓言、笑话)的创作特点和手法，陆续在本刊刊登。”；在政治格局并不明朗的情况下，第6期再次借用了鲁迅权威：“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战斗的一生中，和民间故事的关系始终十分密切。他一贯喜爱和赞美民间故事，善于从民间故事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把大量的养料溶化在自己的著作中，将民间故事作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从而使作品增添了光辉。鲁迅对待文学遗产的正确态度是很发人深省的。学习鲁迅的宝贵经验，对深入揭批‘四人帮’，对民间文学领域拨乱反正，繁荣新故事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⑦
当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强调故事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就非常直接了，1979年第3期《不胫而走 历久不衰——从故事的人民性谈起》称：“故事称为民间艺术，是一种人民性特强的艺术形式，它发源于民间，根植在群众的沃土中，老百姓为了寄托自己的意愿和思想，撷取生活中的实例、轶事、趣闻等，进行口头加工，编织成动人的故事，然后在人民中间流传。而且在流传中，逐步进行再创造，不断完善，不断提高，因此大家又把故事称为口头文学”，1981年第3期《要明确新故事的属性》则进一步：“我们把新故事划入民间文学的范畴，是为了在搜集整理、创作、改编和编选新故事时，指导思想更加明确，能够按照民间文学的基本性质(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适合人民群众口头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等)，严格要求它，以求提高新故事的质量，促使它在人民中流传，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
值得探究的是，为什么《故事会》在去“革命”的同时要反复凸显自身的民间特性？这当然和《故事会》60年代初期创刊时下属于上海文化出版社民间文艺编辑室①22以及故事本身作为口传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划归为“民间文学”的范畴有很大关系，但是，如果仅止于此必然会遮蔽很多复杂的历史成因。洪长泰在考察1918年至1937年中国民间文学运动的兴起时，指出当时“民间文学家们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生存方式，在它的控制下，没有哪一类真正的民间文学体裁能够得到充分发展。所有的文学样式都必须服从儒教社会的道德教化需要，判断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是至圣先贤的古训遗教。这一整套旧观念就是众所周知的‘载道说’，与民间文学家们提倡的天籁自由、顺乎性情的文学主张背道而驰。它的实质是‘五四’知识分子强烈反对的‘礼教’和这种礼教对上层文学想象力的扼制”。“民间文学家们因此重视民间文学。他们在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探索中，反复强调下列文学观念，即他们对浪漫主义情歌的价值的重新评定，对妇女遭遇的深切同情，对尝试搜集猥亵歌谣的满怀自信，对传统社会的叛逆者徐文长的引类自譬，以及对发展儿童文学和运用谚语的意义的认识等。这些观念综合起来，就是他们反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基本理论的核心。他们新的民间文学观的内容要素，也随之建立并逐渐走向成熟。”⑧281—282“文革”之后，为配合深入揭批“四人帮”，社会上广泛流传讽刺“四人帮”的笑话、传说，这些民间文学样式针砭时弊的作用被逐渐认识，因而迅速突破狭小的题材限制涌现出形形色色的生活故事、寓言等等，以街谈巷议的方式和民间的伦理判断对抗和消弭空洞的政治口号和宏大宣言。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语境就是来自同时期主流文学的“影响的焦虑”。1979年9月20日至26日，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河北、辽宁、浙江、江苏及上海的故事工作者和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人员30余人在上海文艺会堂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故事工作者座谈会。“随着粉碎‘四人帮’之后小说、诗歌、电影、电视等各种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生活和欣赏水平的提高，故事乃至《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有无发展前途，《故事会》有无继续办下去的必要，成了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①14—15针对于此，故事作者任嘉禾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打回老家去”，并明确指出：“‘老家’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就在人们休息和闲余的时间里。”⑨显而易见，对于“老家”的这个阐释在某种意义上不啻于是历史语境变迁之下对《故事会》角色和定位的全新建构和明确宣言，它在会议上引起了普遍认同和广泛共鸣，透露出《故事会》在80年代的办刊理念和基本走向，即在主流文学产生广泛社会影响时选择让渡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转而突出自身的民间本色和娱乐作用，占据社会风尚的另一个高地，赢得生存和发展的一席之地。
在“民间文学”这个有效策略之下，《故事会》刊登了大量为人“喜闻乐见”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形塑、再现了普通读者的现代化想象和实践。正因为如此，1979年至1983年《故事会》销量一路攀升①53：
更大的变化始于1984年，“1983年底，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文件，规定文学刊物除个别的外，‘自负盈亏’”⑩239，期刊的生态环境急遽变化。在供不应求中，《故事会》顺理成章地从双月刊变更为月刊，并且开始固定增设“中篇小说连载”的栏目，吊足读者的胃口。订阅数量继续激增。与之相对的却是，部分主流文学期刊销量持续下降，苦苦挣扎，难以为继。在与主流文学期刊的较量中，《故事会》毫无疑问地占据了上风，不过，这是以商业因素的全面渗透为代价的，对读者趣味的迎合自不待言，最为明显的例证即是在1983年还在探头探脑的广告已经相当普遍。刘守华在初版于1988年的《故事学纲要》中回顾当时的新故事，“大都是书面创作，而且受着文化消费市场的强烈制约，难以避免媚俗趋向，这就和传统民间文学园地中活在民众口头，而且完全由民众自娱自乐的自发机制所支配的情况有了巨大的差别。”“实际上只是通俗文学的一角，因而难以纳入民间文学范畴来进行评判。”(11)166
1985年前后，一场关于“通俗文学热”的讨论伴随文艺商品化论争在全国上下兴起。通俗文学全面达到高潮，期刊数量达200多种(12)285，除《故事会》之外，影响较大的还有“北京的《啄木鸟》、武汉的《今古传奇》、河北的《神州传奇》”等等，“发行量都在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份”(13)1，各级文化单位创办的各种小报也层出不穷，以《文艺报》1985年年初对广西通俗文学所做的调查显示，“广西27种小报，每期销售量可达4，000万份之多”(14)。在近乎白热化的市场争夺下，通俗文学期刊为吸引眼球，“首先在标题、插图上煞费苦心，以广招徕……其次，内容上力求情节性、猎奇性、趣味性，包括一些社会秘闻，野史轶话等”(14)，可谓全面向“俗”定位。当时形容通俗文学现状常用的两个词就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通俗文学与“庸俗文学”、“地摊文学”有时已经成为可以换用的词，各自的生存被摆在了第一位。更有意思的是，《故事会》一纸风行所引发的经济效应使仿效者瞬间云集：“仅从1984年下半年的统计，全国故事类刊物已多达六七十种。除此之外，故事又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即从刊物向着报纸延伸。《中国故事》《故事世界》《故事大王》《故事林》《故事家》《外国故事》《古今故事报》《今古传奇·故事版》等等，这些新创办的故事类报刊，让人顿感‘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①89除了在栏目设置和故事内容上继续玩出花样，1985年的《故事会》为求发展可谓费尽心思：第1期登出了开办“故事创作函授班”招生启事，每位学员收取学费30元，这是各类刊物当时为应对危机而广泛采用的一种创收手段；第5期发布了与其主要广告客户之一的司其乐洗衣机总厂以及其他单位如上海市普陀区工商银行等联合举办全国优秀故事大奖赛的信息，奖项设置在80年代中期无疑相当震撼：“一等奖2至3名，奖金1355元(现金1000元，司其乐双缸洗衣机一台)；二等奖6至7名，奖金655元(现金300元，司其乐双缸洗衣机一台)；三等奖12名，奖金329元(司其乐三缸洗衣机、脱水机各一台)；四等奖30至40名，奖金100元。”
更具有象征意味的是，1986年，曾经一度标志《故事会》革命血统又一度被勉强赋予新的时代意味的“新故事”作为一个在1985年还奄奄一息短暂挣扎的栏目名称最终无形消散于形形色色的“中外传奇”、“武林故事”、“法制故事”、“想发财的故事”、“生意经的故事”，可以说，《故事会》与“革命”已经前缘殆尽，全力放逐到了激烈的商业竞争之中，成为“通俗文学”的代表刊物之一。
《故事会》从“群众文艺”到“通俗文学”的演化过程从另一个视角投射了整个80年代文学场域的分化转型，长期以来在中国大陆居于统治地位的“大众文艺”出现了衰落和瓦解：一方面，如李陀而言：“由于‘寻根’文学的兴起，我以为‘工农兵文艺’的历史终于走到了它的终点”，以对抗政治姿态出现的“纯文学”获得了发展空间(15)18，然而容易被忽略的另一方面则是“群众文艺”不断地去除自身携带的政治意识形态转而面向市场经济和随之而来的消费群体释放回归被压抑的娱乐潜能，最终耗尽了这个概念本来所承载的内涵，而在悄然之间过渡为依附于另一种意识形态的“通俗文学”并与港台、域外通俗文学相互融合激荡汇成一股在80年代绵延数年的“通俗文学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故事会》让我们对一些关于“80年代文学”已经定型的记忆和讲述始终保持警惕并清醒地感觉到“80年代”的挖掘工作无论如何也没有穷尽。
注释：
①沈国凡：《解读故事会一本中国期刊的神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②《编者的话》：《故事会》，1963年7月1辑。
③嘉禾：《恢复优良传统 遵循艺术规律——漫谈故事创作为工作重点转移服务》，《故事会》，1979年2期。
④姚文元：《向革命故事学习》，《文艺报》，1965年9期。
⑤刘守华：《包藏祸心的“彻底革命论”批判姚文元关于故事创作的谬论》，《革命故事会》，1978年4期总第37期。
⑥张紫晨：《新故事需要创造便于流传的艺术手法》，《故事会》，1981年1期。
⑦宗廷虎、鄂基瑞：《鲁迅和民间故事》，《革命故事会》，1978年6期总第39期。
⑧洪长泰著，《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董笑萍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⑨任嘉禾：《打回“老家”去》，《故事会》，1980年4期。
⑩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1)刘守华：《故事学纲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2)范伯群、汤哲声、孔庆东：《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3)张志英、张学正选评：《缤纷的小说世界 新潮小说选评(二)》，花山文艺出版社，1988。
(14)《广西“通俗文学热”调查记》，《文艺报》，1985年2期。
(15)李陀：《1985》，《中国前卫艺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