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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高科技服务于人类的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而信息产业又是支撑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柱。只有信息资源的共有共享才能大面积地避免无效劳动和重复劳动，“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将使人类在新的起点上进行不同于以往的协作与竞争。最早迎接“信息高速公路”挑战的行业之一是大众传播。在跨世纪之际，要积极改变传统的大众传播观念，培养进入21世纪的崭新传播观念。第一，要树立全球观念，将传播活动纳入世界信息市场，维护我国的传播资源和传播主权，并依据国际惯例和规范要求我们的工作；第二，要树立全民观念，确保广大普通受传者都有均等的传播机会，打破以阶级、等级划分受传者的传统作法；第三，树立全能观念，大众传播人员要重新界定自己的工作范围，掌握多种传播手段和工具，并将全能型人才培养尽早纳入大众传播教育的全过程中。
1995年伊始，国内外有两件引人注目又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是日本阪神大地震。号称有世界第一流防震设施和办法的日本，在大地震面前同样显得不堪一击，令日本朝野着实反省。
二是中国山东小姑娘杨晓霞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由双手开始溃烂向全身蔓延。送进北京军区总医院并经新闻媒介披露后，引起了全北京乃至全中国人民的关注。
这两件事都够有新闻价值的。各种不同的传播媒介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可是，在这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当中却有一个相同的现象，虽没有像这两件事本身一样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而它最终产生的影响却很可能超出事件本身。这就是这两件事都同刚刚形成不久的“信息高速公路”建立了密切联系。阪神大地震发生不久，全球的大众传播媒介都做出了快速反应。但由于通往灾区的公共交通、通讯线路中断，各传播机构主要依靠日本官方的信息来发布有关消息，消息的准确性、及时性都受到了影响。而在这同时，另一条信息通道也在积极地运转并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效率。在地震发生仅数小时之后，震区内就有人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外发布信息。“借助于在150多个国家内拥有大约3200万家个人用户的全球最大计算机网络‘交互网络’，日本网络用户向他们在海外的亲朋好友或者关注此事的陌生人通报自己平安的消息以及地震造成的损害。”（见《光明日报》1995年1月22日的有关报道）
杨晓霞生病且一时得不到准确诊断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军事医学院情报研究所于1995年2月8日晚9时50分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国际计算机互联网络）上发出了有关信息并请求得到国际同行的协助。很快就收到来自美国、新加坡、挪威等国家和香港地区专家通过“公路”发来的近百个“电子邮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参见同期《北京青年报》等报纸的有关报道）杨晓霞的病目前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这过程中国外传来的信息发挥了多大作用，我们没有有关的技术报告。但她成为最早受益于国际“信息高速公路”的中国人之一，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透过这两件事，我们感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春风——现代科学技术的春风。高科技服务于人类的方式正在发生一个历史性的变化。人们已不再将对高科技的钟情只停留在对电视机、电冰箱、电话机等我们曾很是羡慕的东西上了。科学技术转化的有形和无形财富正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也在对我们传统的生活形成新一轮的冲击。这种冲击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和后果，人们目前还没有一致的认识，因而也就从不同的角度对它加以描绘和设计。有人将其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有人称之为“信息社会”，还有人将其称之为别的什么。但无论称之为什么，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即在未来社会中，信息和信息产业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其原因则是因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20世纪以来的变化所一步步形成的。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渔猎、农业、工业这3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这3个阶段中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产活动的手段、工具都有明显的差异。所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而进步的速度却是相当缓慢的。加之在这3个不同历史阶段中，生产和生活的进步与发展建立在单纯依靠或主要依靠自然资源、自然环境的利用以及高资金、高人力投入的基础上，许多先天条件的具备与否就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进步繁荣的主要制约因素。虽然我们并不赞成“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但地理环境确实是影响一个国家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古人所讲成就大业者要具备“天时、地利、人和”3大条件，就包含了对自然条件的充分依赖。这也就造成了截至目前为止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为此，多少年来各民族、国家之间围绕自然资源的占有争夺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甚至是大规模的战争，加剧了世界的紧张局势。
当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成功之后，人们慢慢发现，只将目光盯在现有物质资源的争夺上，最终的结果是导致各个国家都将为此付出极大代价。无论是成功者和失败者，都没有真正获得那种预期中的喜悦。而过多的资源攫取使自然环境本身也向人类伸出报复之手。政治家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发展思路与蓝图，也不得不向自己昔日的敌人举起了和平的橄榄技，重新坐在会议桌旁共同探讨人类发展的新路。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世界环发大会，吸引了众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谁也不愿意落在世界发展新潮流的后面。而且谁也想走出一条既符合世界发展总趋势，又建立在本国本民族现实基础上的新路。
关于这条新路，无疑将有丰富的构成内容和新颖的构成形式，人们早就有各种设想。而其中关于“信息社会”的设想现在越来越清晰地摆在了大家的面前。世界发展的客观、主观两方面因素导致了“信息社会”的设想正在一步步地变成现实。且不论将来的社会是否就是现在人们所设想的“信息社会”，信息和信息产业的地位却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了。从客观的方面说，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和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无限制提高，带来了一次性资源日益减少甚至枯竭的严重问题。在新的世纪中，如果没有新资源和再生资源的发现发明，将使人类陷入不可自拔的窘境之中。而新资源的发现和再生资源的发明又要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信息产业正是支撑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柱。从主观方面而言，人类的认识能力在不断提高，知识更新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传统的教育方式、学习方式远远不能适应这种质量、数量方面同时发展的需要。只有真正打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界限，做到信息资源的共有共享，才能大面积地避免各种无效劳动和重复劳动所带来的能量损失和精力、时间损失，使人类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对现实的理解和对未来的探索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将使人类在新的起点上进行不同于以往的协作与竞争，从而改变人类社会的现行关系状态和生产方式。50年代当美国的白领阶层人数第一次超过蓝领阶层时，人们也许还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变化将带给人类什么，因为那时的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和主权未独立国家还在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中挣扎，世界发展的前景还不十分明确。而进入20世纪末期时，民族文化交流，冲击的结果和高科技发展的现实使世界各国普遍意识到了信息革命的力量和信息产业的重要。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中国等，都在自己并不富裕的国民经济预算中划出了可观的资金投入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即使是由于基础较差而不能一次到位，也纷纷从“中速路”甚至“低速路”开始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国民经济发展并不先进的人口大国印度则赫然宣称，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方面要同美国“并驾齐驱”，气魄之恢宏令人惊叹。
众多国家的这些设想和考虑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幻想。同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不完全一样的是，信息社会的到来不是完全依靠资源和资金的优势，世界现有的科学技术和设备手段，为几乎所有国家都提供了进入信息社会的一些基本条件。只要思路对头，决策科学，完全可能利用有限的资金创造出一些意料外的成功。这一发展，可以称之为“跨越式”的进步，它使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赶上发达国家的速度，远远超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速度。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十几年时间中，通信事业和大众传播事业发展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以往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许多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不敢奢望的设备和手段已经进入了普及化阶段，其水平、其质量同发达国家相比并不逊色多少，在某些领域中可以说已经消灭了近百年来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了信息高速公路和信息产业在全球同步发展的重要性。在信息高速公路上如果缺了某一个环节，在信息社会中如果少了哪一个国家和地区，所造成的损失都将是全球性的。因此在不久前召开的西方7国信息社会部长级会议上，工业发达国家对在发展中国家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发展大众传播事业和信息产业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尽管这种重视由于立场、思想和国情的不同，并没有完全取得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同，但它相对于两三个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一贯性的掠夺、侵略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可喜的进步。
可以肯定地说，信息社会的到来已经不再是朦胧的构思和良好的愿望，它已像一轮红日正在跃出海面，世界各地都将沐浴它的光辉，差别只是时间而已。
面对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现实社会将经受一次全新的洗礼，其中的痛苦莫过于现在的社会中各种正在为人类提供实惠的事业、手段将有洗新革面式的变化。全方位的冲击将要在我们几千年所形成的观念形态上撕开一条大口子！而最早迎接挑战的就有我们庞大的、正在发挥巨大社会作用的大众传播事业。
由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再到电子传播，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利益我们至今仍然津津乐道。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信息产业的形成对迄今为止的大众传播事业的冲击将使人类再次惊叹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正如有的学者所预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将使传统的传播媒介和传播工作者“化为泡沫”。（见《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朱光烈先生文章：《我们将化为泡沫》）是否会真的“化为泡沫”，我们不敢大胆地断言，但面对“信息高速公路”的冲击，我们确实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切实的措施做好应变的准备。在跨世纪之际，要积极改变传统的大众传播观念，培养进入21世纪、进入信息社会、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崭新传播观念。
一是全球观念。信息传播的全球化目前已成定局。借助于人造地球卫星和无线电短波通讯、微波通讯、光纤通讯等手段，跨地区、跨国家的大众传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就逐步实现。“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又将为这种全球化的大众传播和其他形式的信息传播提供全新的手段。在50年代毛泽东同志曾提出的要我们的新闻传播媒介“把地球管起来”的设想已经到了实现的时候（参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大众传播媒介和专业传播工作者要真正地走向世界、服务世界。谁也不否认我们的大众传播媒介首先应该在国内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但国内各项建设如果脱离了全球经济和技术的支持与配合，在目前的现代化建设中将困难重重，最终可能被国际进步社会所抛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和世界各国的积极援助，要通过有效的信息传播得以实现。既要及时得到别人的信息，更要积极地发布自己的信息。信息服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应该是对等的，只有用我们自己高质量的信息传播，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与配合，在国际信息市场上为中国争得一席之地。而这种面向全球的信息传播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应该是为全世界受众（信息用户）都“喜闻乐见”的。只有善于将自己掌握的信息有效地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大众传播机构，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属于全人类的。正像解放初期我们的新华社所进行的由地方向全国过渡一样，现在我们全国传播机构，尤其是有影响的全国性传播机构，要加快向全球化过渡的步伐。
全球观念要求大众传播工作者善于和敢于将自己的工作纳入全球信息市场，敢于、善于维护我国的传播资源和传播主权，敢于、善于在同各国同行的竞争中领先、拔尖，还要善于和敢于以国际信息市场的惯例和规范要求自己的工作。其重点在于应能从自己长期习以为常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中发现带有全球普遍意义的信息、动向，并及时地将其传播出去，使我国大众传播事业在世界信息市场上有权威性和主动性。在已经打破把国外受众区分为左、中、右的阶级集团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受众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人为的界限，最大限度地扩大我国传播机构的服务对象范围。在大众传播活动的操作过程中创造出既有鲜明特色和高度利用价值，又符合国际传播规范和要求的新产品，使我们的信息顺利地进入“信息高速公路”，并能在各个“车站”上留下我们的“货物”。
二是全民观念。“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以及与千家万户的联网，有可能使人人都成为信息发布人。高效高速的信息传播不再是由专业大众传播人员的垄断的一种行业性活动。这是对大众传播工作者最强劲的挑战。当千万普通社会成员利用联结“信息高速公路”的个人终端“制造”出自己的报纸、自己的电视节目，方便地处理生活、生产中的各项事务时，我们的专业大众传播工作者又能做什么呢？肯定地说，我们并不会“化为泡沫”，要变更的是我们的服务方式和原有的服务意识。当成千上万人一起拥有同一传播媒介和相同的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时间的现状逐步被个性化的传播活动所代替之后，我们的大众传播者应跳出老框框，积极寻找一种新的专业活动形式。例如，全民介入传播活动之时，“信息爆炸”和信息市场的多样化复杂化局面可能会使大批缺乏信息传播活动能力、不懂信息传播活动规范、基本素质较差的受传者无所措手足。他们不知道如何驾驭信息市场，不知道如何才能真正成为信息的主人。大数量、多种形式的信息冲击很可能给他们造成“信息过剩”和“信息污染”及“信息不足”的现状同在，冥冥之中他们需要有人将其从“信息奴隶”的地位中搭救出来。专业大众传播工作者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必不可少的。再比如，全民介入传播活动之后，对“信息高速公路”和各种传播通道上所运行的信息的要求，比目前更为多样，也更为严格。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并不意味什么东西都可以自由上路，“把关人”还是分布在各个重要关口维持运行秩序的必不可少的角色。只是这时的“把关人”工作难度和力度都更大了。他们要保证使广大受众最急需、最关心的信息优先，大量地进入传播过程，又要设法将无效、过时信息淘汰“出局”，优化传播过程，提高传播质量。
大众传播的全民观念还要求国家和传播机关确保广大受传者都有均等的传播机会和信息接收机会。这就要制订公平合理的指导传播活动顺利进行的“游戏规则”，而这个规则的执行又要有人来加以保证。专业传播人员就是这场“大游戏”中执法如山的“裁判”。他们能凭借公正的立场和娴熟的专业技巧在极短的时间中准确地判断传播过程中的各种“犯规行为”，并提出妥善的解决办法，使“游戏”更加精彩，更有吸引力。
三是全能观念。“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多媒体的使用，将打破目前各种传播媒介各自为政、互不通气甚至互相封锁的局面，将形形色色的传媒和通信手段融为一体。各种传播媒介之间和单一传播媒介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界限，将有一次新的划分与界定。经过这一次新的划分和界定之后，大众传播人员要向名符其实的全能型发展。“上马打仗、下马种田”又有了新的含义和新的要求。
设备的先进和通信线路的畅通，以及传播活动业务量的急剧膨胀，要求专业传播者渗透到更大范围的信息收集和发布场所之中去。目前以集团性、协作性的工作班子出面的大规模作战方式要逐步被新的“各自为战”式的“麻雀战”所取代。那种一个主持人身后跟着摄像师、录音师、甚至文字记者和翻译、司机等一行人的方法显然不适合新型传播活动的要求。在跨世纪的大众传播人才培养中，如果不及早动手向这方面努力，则有可能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我们又有补不完的课。
大众传播的全能观念要贯穿到目前大众传播教育的全过程之中。作为世界传播人才，从他们进入“预备队”的那一天起，就要不断地灌输这种全能意识，并通过各个教学、训练环节经常地强化这种意识。单一的报学、单一的广播学、单一的电视学、单一的广告学……对于培养上手快的急用人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而对于培养全能型的传播人才来说，这却是一种可怕的枷锁。人才素质的落后真正可怕的不是某种技能的落后，而是观念的保守与陈旧。在“信息高速公路”已经修到我们大门口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训练一批又一批的拖拉机驾驶员，那将使我们无法领到驶往高速公路的资格证。
面对新世纪的大众传播观念是一个内函很广的概念，并不是在仓促中可以表述清楚的。但只要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并积极地面对现实做出主动的应变努力，在全球信息社会发展的促动下，最终我们总会形成完整、进步的大众传播观念。
一孔之见，求教于新闻界前辈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