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汉语论文,语法论文,现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将从五四以来汉语语法所受印欧语言、特别是英语影响的事实出发，探讨欧化对现代汉语语法的影响，以及汉语语法欧化的方式和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对间接语言接触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一些讨论。本文是对作者近年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关于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的具体考察的一个总结。
一 欧化语法现象及其识别
1.1 现代汉语中的欧化语法现象
本文所谓的“欧化语法现象”是指现代汉语在印欧语言、特别是英语影响下产生或发展起来的语法现象。“欧化语法现象”既指汉语在印欧语言影响下通过模仿和移植而产生的新兴语法成分和句法格式，亦指汉语中罕用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言影响的推动和刺激作用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
五四以来，随着西学东渐日益广泛，随着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加剧，以及汉语书面语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换，西方语言对汉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面貌。王力(1944:434)曾指出：“从民国初年到现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之间，文法的变迁，比之从汉至清，有过之无不及。文法的欧化，是语法史上一桩大事。咱们对于这一个大转纽，应该有一种很清楚的认识。”
自白话文取代严重脱离现实口语的文言文之后，许多人都认为现代汉语达到了言文一致，实际上这种感觉是不准确的。一致是相对的，是相对于文言文的情况而言的。从理论上说，说话和写作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因此言文的完全一致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可能存在。那么就现代汉语、特别是现代汉语语法而言，书面语和口语究竟有哪些差别，这些差别究竟有多大，由于缺乏充分的考察和研究，人们目前还难以系统地回答这一问题。根据我们的观察，现代汉语中的欧化语法现象基本上是一种书面语现象，这些语法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革新的结果（注：五四白话文运动及其后续过程实际上经历了文言白话之争和白话文改造两个并行的过程，前者以白话全面取代文言为结局，后者则以融入欧化成分的新型白话代替以通俗小说为典型的旧白话为显著结果。），因此研究欧化语法现象对揭示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别有着直接的意义。
作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对象的普通话，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其内部是驳杂的，而非均匀一致的，不同来源、不同性质的成分混杂在一起，其中包括汉语原有的与外来的语法成分的并存。（参看朱德熙，1987；胡明扬，1993）如果不对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成分加以区分，要想得出严整一致的语法规律是有困难的。因此，研究现代汉语中的欧化语法现象，弄清楚哪些语法现象是汉语本身固有的，哪些是在外来影响下产生的，将有助于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化和精密化。
着眼于语言接触发生的社会环境以及语言接触的后果，可以把语言接触分作两种不同形式或类型，即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直接接触也称作自然接触，是指彼此接触的语言社团在空间上不分离的语言接触，这种语言接触依赖于口语交际，至少不脱离口语交际。直接语言接触常常是在不同语言社团因地理上相邻或同处于一个社会的条件下发生的，如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接触，美国社会中外来移民与当地社团的语言接触等。间接接触也称作非自然接触，是指不同的语言社团在地理空间上分离的语言接触，间接语言接触的这一特征有学者描述为“远距离的”或“跨地缘的”（参看Loveday,1996:17-20；洪波、意西微萨·阿错，2007），也有学者描述为非“面对面的”（参看Thomason & Kaufman,1988:66-67）。这种语言接触通常要以文字和书面文本为媒介，如隋唐时代日语和汉语的接触。语言接触可以具有不同的接触强度（注：关于“接触强度”，参看Thomason(2001:66)、吴福祥(2007)。），接触强度越高，接触所引发的语言影响也就越广泛、越深刻，不同语言社团交往的密切程度、语言社团的双语化程度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接触强度的等级，而间接接触是一种强度较低的语言接触类型。单纯的间接语言接触通常是在不同语言社团交往的密切程度不高、双语化程度较低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那些对这些社会条件要求较高的语言接触后果，如语言的转用、语言联盟等都不大可能通过这种语言接触而发生。
现代汉语中的欧化语法现象是间接语言接触的结果，因为汉语语法接受印欧语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书面翻译，而不是汉语使用者和印欧语使用者的直接接触，汉语和英语等印欧语言之间也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足以影响整个汉语社会的直接语言接触。以往的语言学理论更多的是讨论在不同民族相互直接交往（通过口语交际）的过程中发生的语言接触现象，而对间接语言接触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间接语言接触，特别是对间接语言接触可以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也缺少对有关事实的系统考察，因而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的研究在语言接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自五四以来，汉语的欧化问题曾经并仍在引起知识界的广泛关注。20世纪初至30年代，胡适、钱玄同、傅斯年、鲁迅、周作人、郑振铎、瞿秋白、茅盾、朱自清等都对汉语欧化问题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不过他们所论的都只是对汉语欧化的态度和评价，或者是对如何吸收印欧语言有益成分的建议，出发点要么是白话文的改造，要么是新文学及新文学语言的构建，而不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欧化现象本身进行客观、系统的研究。对汉语欧化，特别是汉语语法欧化问题的语言学研究是从语言学家王力开始的；20世纪40年代，王力在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中国语法理论》(1944)中专设“欧化的语法”一章，梳理和讨论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中的种种欧化现象；20世纪50年代，王力在他的《汉语史稿》(1958)中，对汉语欧化语法现象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观察和描写。王力之后，专门讨论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变化的论著有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1959)，该书虽不是讨论汉语语法欧化问题的专门著作，但在描述五四以来的新兴语法现象的过程中，往往谈及这些新兴语法现象所受到的外来影响。除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之外，海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汉语的欧化语法现象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论述比较全面的有Kubler的A Study of Europeanized Grammar in Modern Written Chinese(1985)和谢耀基的《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1990)。
1.2 欧化语法现象的识别
语言的演变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一是接触引发的演变。这两类演变的后果往往是相同的，而差别仅在于引发演变的因素不同。在接触引发的演变中，引发演变的因素是其他语言的影响；在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中，引发演变的因素则是某一语言系统内部的结构压力。由于演变的引发过程难以直接观察到，所以对这两类不同来源的演变的识别和判定就只能依靠间接的证据。（参看吴福祥，2007）现代汉语书面语是五四以来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汉语的自然发展与欧化带来的演变交织在一起。从共时角度来看，则是欧化成分与汉语固有成分混杂在一起，欧化现象和汉语固有传统并存在一起。因此，对欧化语法现象的研究来说，如何判定汉语中哪些语法演变是汉语自身自然发展的结果，哪些语法演变是接受印欧语的影响而产生的，就是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以往的汉语欧化现象研究中既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
我们对五四以来汉语中的欧化语法现象的识别和判定建立在以下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语法的自然发展通常采取渐变的方式；如果一个语法演变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并通行开来，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一演变可能是一种接触性演变。
（二）五四以来发生重大变化的是汉语的书面语而不是口语（注：在我们看来，区分口语和书面语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话语所凭借的物质条件不同，而是正式程度的差异。正式程度很高的口头表达，如演讲和报告，与书面语没有多大的差别；正式程度很低的书面表达，如口语化的小说和剧本，又与口语十分接近。所以我们所说的“口语”并不等于口头表达，而是指正式程度较低的语体，这种语体的典型样式是日常生活口语，特别是日常生活对话。），汉语语法的欧化是间接语言接触的结果，其产生有比较严格的语体限制，即它们一般都只限于书面语，而不大会深入日常口语。所以在当今日常口语中通行的语法现象不大可能是欧化语法现象，而日常口语不说且五四以前的旧白话文中也未见的语法现象就有可能是欧化的结果。
（三）大部分欧化语法现象与汉语固有传统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某个语法成分的出现频度上，是罕见与广泛使用之间的差别，而不是绝对的有和没有的差别。对这些欧化语法现象，如果不采用频度统计的方法，将难以准确刻画它们的特征。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采用对比方法和频度统计方法来对五四以来汉语中的欧化语法现象进行识别和判定，我们的对比分析通常按以下三个层次展开：
首先，通过14世纪到19世纪末的旧白话与五四以来的新白话的对比，确定哪些语法现象是五四前后才出现的。我们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封神演义》《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儒林外史》《红楼梦》《镜花缘》《儿女英雄传》等14世纪到19世纪的明清白话小说作为未受印欧语影响而代表汉语语法传统的样本，将五四以来具有代表性的汉语书面作品作为受到欧化影响的样本。对这两类样本进行对比分析，以确定哪些语法现象五四之前就已存在，哪些语法现象是五四前后才出现的。根据需要，我们还对先秦两汉以来的文言语料做有限度的考察。为了尽可能排除某一新兴的语法现象是汉语语法传统的自然发展的可能性，根据需要，我们将代表汉语传统的样本的选择范围一直延伸到20世纪初，以保证所讨论的新兴语法现象的确是以突变的方式发生的。
其次，通过当代书面语与当代口语的对比，确定哪些新兴的语法现象仅仅是一种书面语现象。这种对比实质上是把当代口语样本（日常口语，而不是书面语化的口语）当作汉语传统的代表，而把当代书面语样本当作已受到印欧语干扰的代表。只有上述两项对比结果一致的情况下，即旧白话中和当代口语中都没有的现象，我们才会怀疑它们是受外来影响而产生的。
最后，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新兴的语法现象与英语等印欧语言语法之间进行对比。如果能够在英语等印欧语言的语法中找到明显的对应关系，我们便判定该语法现象是在印欧语影响下产生的，是一种欧化的语法现象。
前两个层次的对比一般都最终体现为频度统计的结果。
二 欧化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就我们的考察结果来看，五四以来汉语语法所受到的印欧语言影响是显著而广泛的，由这些影响所引发的语法演变涉及到新的构词法、新的功能成分以及新的句法结构形式的产生，涉及到词类的功能、句式的用法以及语序的变化，还涉及到功能成分用法的发展等。尽管这些具体的语法演变都是局部性的，但当这类局部性的演变达到一定的数量并汇集在一起，就会对汉语语法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使现代汉语书面语，即我们所说的新白话，具有不同于五四前旧白话的面貌。五四以来由汉语与印欧语特别是汉英语言接触带来的这种全局性的影响包括由重意会向重形式标志的转向、对词类功能和格局的影响以及语法形式的语体分化扩大等。
2.1 由重意会向重形式标志的转向
我们所说的“意会”，是指语句中的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不用外部标志显明，而需通过语义和逻辑关系以及语境来体会。人们通常认为汉语是“意合”的语言，而英语等印欧语言是“形合”的语言，“意合”与“形合”的区别在于句子中的词语和分句是通过语义和逻辑关系，还是通过介词、连词等形式标志来连接。实际上，汉语偏重依靠语义和逻辑关系以及语境来表达的语法意义比“意合”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所涉及的范围包括词语的功能意义、时体意义、数的意义、被动意义、结构关系意义、分句间的逻辑关系意义诸多方面，所以“意合”只是“意会”的一个局部。在汉语传统中，外部形式标志的使用要比现代汉语书面语少得多，许多语法关系和语法意义常常都是通过意会的方式来表达的。五四以来，汉语受到重形式标志的印欧语影响，原有传统逐渐发生变化，外部形式标志的使用有了显著的增长，许多依汉语传统只需意会而不必使用形式标志的地方，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也都以使用形式标志为常。我们所考察的欧化语法现象中有相当一部分都体现了这种由重意会向重形式标志的转向，例如“一十量词”的名词标记用法的兴起和发展（参看贺阳，2004a）、新兴介词和介词结构的产生、介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频度的增加（参看贺阳，2004b）等。下面我们再以连词使用频度的变化来说明这一转向。
依汉语原来的习惯，两个或多个词语构成并列结构时，虽可用“和”“与”“并”“及”等连词来连接并列的词语；但更常见的是不用连词，只是把这些词语排列在一起，例如，“袭人催他去见贾母、贾政、王夫人。”（《红楼梦》九回）五四以来，英语等印欧语言的形合法习惯通过翻译影响到汉语书面语，使人们渐渐习惯在写作时给并列的词语加上连词，结果在汉语书面语中，并列连词的使用频率有了明显的增长，表1是我们对汉语名词性并列结构中连词使用情况进行考察的结果（注：考察所依据的样本共计40万字，即从每部语料中各随机抽取5万字，本研究所有随机抽样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卫国教授编制的随机抽样软件完成。《北京话口语语料库》包括录音音档和文字转写两部分，文字转写部分约95万字。该语料库的内容除个别部分为正式程度较高的谈话、会议发言、大学生辩论赛等外，绝大部分为家人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同学或同事之间的日常生活对话。这些对话的采录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末。该语料库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张卫国教授制作，语料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劲松教授和本文作者采录和整理。），从中可以看到从旧白话到五四以后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并列连词使用频率的显著变化。
表1 汉语名词性并列结构中连词的使用情况
语料语料年代 使用连词 不使用连词 小计
《水浒全传》14世纪31/13.9% 192/86.1% 223
《西游记》 16世纪30/25.6% 87/74.4% 117
《红楼梦》 18世纪32/29.1% 78/70.9% 110
小计 93/20.7%
357/79.3%450
《骆驼样子》1936 101/80.8% 24/19.2% 125
《张贤亮小说自选集》 1979-1995
73/81.1%
17/18.9% 9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1937-1941
276/83.6% 54/16.4% 330
《胡绳文集》 1979-1994
242/71.8% 95/28.2% 337
小计 692/78.5% 190/21.5%882
北京话口语语料库1989 6/19.4%25/80.6% 31
在汉语里，具有转折、条件、假设或因果等主从关系的两个或几个分句可以用连词连接；不过，依汉语的习惯，更常见的是依靠语序和意合法来表达分句间的主从关系和逻辑关联，而不是使用连词来连接，例如，“你死了，别人不知道怎么样，我先就哭死了。”（《红楼梦》三十一回）五四以来，一方面由于英语等印欧语言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表意严密化的需要，原先可不用连词的地方，在书面上人们也往往习惯于加上“但是”“如果”“既然”“即使”“因为”“所以”等连词。这种由偏重意合法到偏重形合法的变化，使得主从连词在汉语书面语中的使用频率有了明显的提高。表2是我们对具有转折、条件、假设或因果关系的分句间连接形式进行考察的结果（注：考察样本抽取情况与表1相同。），从中可以看到从旧白话到五四以后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主从连词使用频率的显著变化。
表2 汉语主从连词的使用情况
语料语料年代 使用连词 不使用连词 小计
《水浒全传》14世纪 127/31.4% 277/68.6% 404
《西游记》 16世纪 133/33.1% 269/66.9% 402
《红楼梦》 18世纪 194/33.7% 381/66.3% 575
小计454/32.9% 927/67.1% 1381
《骆驼样子》1936307/57.7% 225/42.3% 532
《张贤亮小说自选集》1979-1995
219/64.0% 123/36.0% 34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37-1941
285/81.0% 67/19.0%
352
《胡绳文集》1979-1994
337/91.1% 33/8.9%370
小计1148/71.9% 448/28.1% 1596
北京话口语语料库198957/25.8%
164/74.2% 221
此外，表1和表2的统计数据都清楚地显示，五四以来汉语连词使用频率的显著提高只是一种书面语现象，人们的日常口语依然保持着汉语原本的传统。进一步说，五四以来汉语所发生的由重意会向重形式标志的转向，只涉及书面语而并未波及到日常口语。
2.2对词类功能和格局的影响
五四以来，在印欧语言的影响下，汉语一些词类的功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些甚至会对汉语的词类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五四以来，以谓词为中心语的定中结构在汉语书面语中得到复苏和发展，“N的V”结构，如“决议案的执行”“国家的昌盛”；“NV”结构，如“环境保护”“火箭发射”；“PP的V”结构，如“对经费的滥用”“对于围棋的迷恋”等，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得到日益广泛的使用，这反映出在印欧语行为名词用法的影响下，人们在书面上常常按照名词的模式来使用汉语的动词，使它们经常出现在一些名词的典型句法位置上，结果使相当一部分动词开始向名词漂移，动词和名词这两个基本词类之间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起来，以至传统的动／名二分格局已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些词的功能特征。（参看陈宁萍，1987；贺阳，2006）
汉语的形容词有基本式和复杂式两种形式。基本式是指一般的单音节和双音节形容词，如“新”“大”“老实”“聪明”等；复杂式是指形容词的重叠形式和带后缀的形容词，如“0慢慢”“干干净净”“红彤彤”“香喷喷”等。汉语双音节形容词的基本式从类的功能上看，原本并不具有做状语的功能，结构助词“地”（旧白话中也写作“的”）作为状语标记，通常也只用在形容词复杂式之后，而极少用在形容词的基本式之后。（参看吕叔湘，1943）我们考察了《红楼梦》前30回，共发现用于形容词之后的“地”（写作“的”）129例，其中用于形容词复杂式的有126例，占总数的97.7%；用于形容词基本式的仅3例，占总数的2.3%，这说明在旧白话中，“地”用于形容词基本式是很少见的。五四以来，在英语副词后缀-ly用法的影响下，结构助词“地”迅速扩大了使用范围，突破了通常只用于形容词复杂式的限制而可以经常出现在双音节形容词基本式之后，从而使这些形容词可以出现在状语位置上。据我们对现代汉语中917个常用双音形容词基本式的考察，这些形容词中有约49%的成员可以带“地”后作状语。（参看贺阳，1996）结构助词“地”对英语副词后缀-ly用法的模仿，使大量的形容词基本式获得了做状语的功能。
五四以来，由于成批仿译英语中由名词复合或组合而成的复合性计量单位，汉语量词增添了新的次类，即复合量词，如“人次”“吨公里”“公斤米”等；（参看贺阳，2004a）区别词也由于大量吸收英语的不可分等级形容词和一些前缀而在数量上迅速扩张，从而为其独立成类提供了更为充分的理据。这些牵涉整类词以及整类词的功能变化对汉语语法系统的影响要比孤立句法格式的引入来得更为深刻。
2.3 语法形式的语体分化的扩大
词语的借用往往出于填补表义空白的动机，（参看霍凯特，1958：下116）句法格式的移植也可能出自这种动机，如五四以来，汉语模仿英语的“one of the most…”格式，产生了“最……之一”格式，这一句法格式的移植就显现出明显的填补空白动机。但就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而言，五四以来绝大多数从印欧语言移植过来的句法格式都不是、或主要不是由于填补空白的动机而产生的；因为这些新兴的句法格式，如人称代词受定语修饰、动态助词的平列使用以及各种共用格式等，所表达的意义用汉语原有的句法格式也都能够表达，从表义的角度看，并不存在非移植不可的需要。在我们看来，这些欧化句法格式的出现是出自或主要出自语体分化的动机，是为了追求特殊的语体色彩而从外语中移植过来的，而这些句法格式本身在样式上与汉语传统格式的显著差别，又使它们能够满足汉语语法语体分化的需求。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它们都带有鲜明的书面语色彩，正是由于这种语体色彩的浓重，它们今天才没有，将来也不大可能进入日常口语。其实，不仅是这些句法格式，几乎所有的欧化语法现象都不同程度地与语体分化的动机相关，因而它们几乎全都带有明显的书面语色彩。
五四以来，在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形成过程中，旧白话的缺陷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引发了改造旧白话的强烈诉求。由于文言文在书面语中长期居统治地位，白话文只能占据通俗文学这一隅之地，这种使用范围上的局限造成白话文缺乏丰富的语体变体，难以充分满足社会书面表达的需求。这种语体的单一贫乏是旧白话最明显的、也是与新时代要求最不适应的缺陷之一，这一缺陷与现代社会语体多样化要求之间的矛盾促使人们对白话文产生了强烈的语体分化愿望。（参看林玉堂，1918；傅斯年，1919；周作人，1922；吕叔湘，1942:5）五四白话文运动把文言文从所有的书面表达领域驱赶出去之后，旧白话的这一缺陷便立时突显出来，针对白话文的语体分化动机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贬斥文言文，推行白话文，倡导言文一致；另一方面又大力推进对旧白话的改造，追求白话文的语体多样化，使写的话不等同于说的话，使政论文章、学术文章里的话不等同于小说里的话。五四前后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汉语书面语接受了如此多的外来影响，语体分化动机乃是最主要的社会推动力之一。
五四以前的书面语，除开文言而仅就白话而言，语体分化是极不完善的。由于旧白话通常仅用于通俗文学这一正式程度较低的语体，因而这种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差别不大，二者的语法形式基本上是共享的，因此就当时的情况而言，除开文言成分，汉语的语法形式不存在明显的语体分化。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系统中产生了许多模仿印欧语语法的成分和现象，这些成分和现象大都带有显著的书面语、或曰正式语体的色彩，与保留汉语传统的口语语法成分有着明显的距离，于是汉语的语法形式逐渐出现明显的语体分化。就五四以来的汉语语法而言，虽然口语和书面语共享的部分依然是主要的，但二者间的差异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并有进一步加深和扩大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汉语语法的欧化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和强化作用，欧化造成了一批基本上只能由书面语、或曰正式语体独自占有的语法形式和语法习惯，这些语法形式和语法习惯的产生使语体分化逐渐成为汉语语法的重要事实。
三 汉语语法欧化的方式
就我们观察到的汉语欧化语法现象而言，汉语接受印欧语语法影响的主要方式是模仿。这种模仿所追求的是汉语表达形式与印欧语表达形式的对应，但这种模仿通常并不能摆脱汉语语法已有资源的制约，而只是对这些已有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这种与汉语已有语法资源或多或少的关联，是这些欧化的语法现象能够融入汉语语法系统而并未被排斥掉的最为重要的原因。综合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来看，这些欧化现象的产生，从与汉语语法资源相关程度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五种方式：
（一）汉语语法资源中原有与外语语法形式对应的语法形式，但长期属于非典型的边缘现象而很少使用，对外语语法的模仿，使其迅速转变为典型形式，从少见甚至罕见转变为常见。就我们现在观察到的现象来看，这是汉语语法接受外来影响最为常见的方式之一。这类欧化现象又有两种不同情况：其一，汉语语法资源中原有与外语语法形式对应的语法形式，但长期处于萌芽或休眠状态，尚未发展起来，尚未得到广泛的使用，对外语语法的模仿刺激并激活它们，使其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迅速发展起来，扩大使用范围，提高使用频率，并在与其他语法形式的竞争中，急速改变原来所处的弱势地位，甚至成为最为通行的形式。依汉语原来的习惯，两个或多个词语构成并列结构时，可以使用两种连结方式，一是不使用连词而依靠停顿，一是使用“和”等并列连词。前者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常用方式，后者并不常用。这种情况在五四前的几百年时间里始终没有改变，五四后，在印欧语连词用法的影响下，后一种连结方式迅速流行起来，在很短的时间内便一跃成为最为通行的连结方式。（参看表1）其二，汉语语法资源中原有与外语语法形式对应的语法形式，但由于存在某种约束条件，使得这一语法形式的使用受到很大的限制，因而长期以来始终是一种非典型形式而很少使用，甚至只能算是一种例外；对外语语法的模仿，使其所受到的约束条件迅速消解，这一语法形式随之由非典型形式转变为典型形式，由少见甚至例外转变为常见。汉语的被字句原本通常被用来表达不如意、不企望的情况，在这一消极义语义约束条件的制约下，中性的和积极义的被字句很少出现。根据王力(1958:430-433)对汉代至唐代语言材料的考察和崔宰荣(2002)对唐宋语言材料的考察以及表3所显示的我们对部分明清小说被字句语义色彩分布情况的全文考察，可以知道这种消极义语义约束在从西汉到五四前的两千年时间里始终如此。
表3 部分明清小说被字句语义色彩的分布
语料 语料年代消极义 中性
积极义小计
《西游记》16世纪586/95.4%19/3.1% 9/1.5%614
《儒林外史》 18世纪 98/98.0% 2/2.0% 0/0.0%100
《红楼梦》18世纪209/88.2%
24/10.1% 4/1.7%237
《儿女英雄传》19世纪156/89.1%16/9.1% 3/1.7%175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902 301/91.2%20/6.1% 9/2.7%330
小计
1350/92.7%81/5.6%25/1.7%
1456
表4 五四以来现代汉语被字句语义色彩的分布
语料 语料年代 消极义
中性积极义
小计
现代文学作品1923-1936
129/61.7% 63/30.1%17/8.1%
209
当代文学作品1956-1995
218/60.2%109/30.1%35/9.7%
362
当代学术著作1994-1996
168/43.0%197/50.4%26/6.7%
391
小计515/53.5%369/38.4%78/8.1%
962
北京话口语语料库1989 46/92.0%
4/8.0% 0/0.0%50
五四以来，由于对英语被动句用法的模仿，被人们恪守了两千年的这一语义约束在五四以来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汉语书面语中就基本上被消解了。非消极义被字句，特别是中性被字句随之大量出现，并取得了与消极义被字句同等的地位，这是五四以来被字句所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表4是我们对五四以来现代汉语被字句语义色彩分布进行考察的结果（注：我们考察的样本共计175万字，其中《北京话口语语料库》中的日常口语语料85万字，现当代文本语料90万字，这些文本是：1）现代文学作品：鲁迅杂文集《三闲集》（1927年—1929年）、《二心集》（1930年—1931年）、《南腔北调集》（1932年—1933年），《冰心全集》第二卷（1923年—1931年），老舍小说《老张的哲学》（1926年）、《赵子曰》（1926年）、《二马》（1929年），茅盾小说《子夜》（1932年），朱自清散文集《踪迹》（1924年）、《背影》(1928年)、《欧游杂记》（1934年）、《你我》（1936年），从中随机抽取30万字样本；2)当代文学作品：《王蒙小说精选》（1956年—1992年），《张贤亮小说自选集》（1979年—1995年），《张炜作品自选集》（1984年—1994年），《梁晓声作品自选集》（1986年—1995年），《余华作品集》（1986年—1994年），从中随机抽取30万字样本；3)当代学术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朱学勤著，1994年）；《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莫伟民著，1996年）；《西方哲学初步》（彭越、陈立胜著，1996年），从中随机抽取30万字样本。），表中的数据清楚地显示出五四以来被字句的这一显著变化。在现实世界中，如意的事情、不如意的事情以及无所谓如意不如意的事情是共存的，既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意的，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不如意的，现实事件的这种分布状态折射到语言上，势必会使消极义被字句与非消极义被字句以一定的比重并存，除非有某种语义约束不允许如此，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认为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五四前的消极义语义约束在现代汉语书面语中已经基本上被消解。
（二）汉语中的功能成分没有外语对应成分的某种功能，对外语语法的模仿促使该功能成分跳过渐变的演化过程，直接发展出与原功能有关联的新功能。例如，汉语的并列连词“和”原本只用来连接名词性成分，但在英语连词and用法的影响下，产生出连接谓词性成分、副词性成分与连接小句的新功能。表5是我们对部分明清小说中“和”的连接功能进行全文考察的结果（注：表5中“和”连接非名词性成分共3例，其中连接谓词性成分的2例均出现在诗歌这种特殊的语体中。），表6是我们对五四以来现代汉语中“和”的连接功能进行考察的结果（注：考察所依据的样本共计145万字，其中《北京话口语语料库》中的日常口语语料85万字，现当代文本语料60万字。与注（注：我们考察的样本共计175万字，其中《北京话口语语料库》中的日常口语语料85万字，现当代文本语料90万字，这些文本是：1）现代文学作品：鲁迅杂文集《三闲集》（1927年—1929年）、《二心集》（1930年—1931年）、《南腔北调集》（1932年—1933年），《冰心全集》第二卷（1923年—1931年），老舍小说《老张的哲学》（1926年）、《赵子曰》（1926年）、《二马》（1929年），茅盾小说《子夜》（1932年），朱自清散文集《踪迹》（1924年）、《背影》(1928年)、《欧游杂记》（1934年）、《你我》（1936年），从中随机抽取30万字样本；2）当代文学作品：《王蒙小说精选》（1956年—1992年），《张贤亮小说自选集》（1979年—1995年），《张炜作品自选集》（1984年—1994年），《梁晓声作品自选集》（1986年—1995年），《余华作品集》（1986年—1994年），从中随机抽取30万字样本；3）当代学术著作：《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朱学勤著，1994年）；《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莫伟民著，1996年）；《西方哲学初步》（彭越、陈立胜著，1996年），从中随机抽取30万字样本。）相比，少30万字，即不含当代学术著作类语料。），对比表5和表6的数据，我们便可以看到“和”的这种功能变化。
表5 部分明清小说中“和”的连接功能
连接非名词性成分
语料连接名词性成分小计
连接动词性成分
连接形容词性成分
连接小句
连接状语
《三国演义》
12/92.3% 1/7.7%
0/0.0%
0/0.0%0/0.0% 13
《水浒全传》
320/100% 0/0.0%
0/0.0%
0/0.0%0/0.0%320
《西游记》 56/98.3% 0/0.0%
1/1.8%
0/0.0%0/0.0% 57
《红楼梦》325/99.7% 0/0.0%
0/0.0%
1/0.3%0/0.0%326
小计 713/99.6% 1/0.1%
1/0.1%
1/0.1%0/0.0%716
表6 五四以来现代汉语中“和”的连接功能
连接非名词性成分
语料 连接名词性成分
小计
连接动词性成分
连接形容词性成分 连接小句连接状语
现当代文学作品
688/81.7%87/10.3%
58/6.9%
5/0.6% 4/0.5%
842
现当代社科论著 1629/70.4%
519/22.4% 111/4.8% 45/2.0% 9/0.4% 2313
小计2317/73.4%
606/19.2% 169/5.4% 50/1.6% 13/0.4% 3155
当代口语 255/98.5% 4/1.5%0/0.0%
0/0.0% 0/0.0%
259
（三）汉语语法资源中虽然没有与外语相对应的功能成分，但有意义上接近的实义成分，对外语语法的模仿促使这些实义成分跳过渐变的词化和语法化过程而直接转变为功能成分。例如，汉语中的“关于”本是动词“关”和介词“于”组合而成的动词性词组，并从汉代一直沿用到清末，如“利害关于天下，是非公于人心。”（《宋史·陈贵谊传》）五四以来，在对译英语介词about，on，over，to等的过程中，动介词组“关于”跳过词化和语法化的过程，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直接转化为一个介词。（参看王力，1943:359；贺阳，2004b）
（四）通过对外语句法格式的移植，汉语产生了原本没有而又不违背汉语语法规律的句法格式。这些句法格式虽不是汉语所固有的，但汉语的结构规律并不排斥这些新格式的出现。换言之，按照汉语的句法规律，即使没有语言接触所带来的外来影响，这些句法格式也是有可能出现的，只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实际出现。正因为如此，当这些新格式于五四前后产生后，很快便被人们接受。例如，在翻译印欧语言作品的过程中，汉语产生了动态助词并列使用的句法格式，如“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有组织地克服了和正在克服着各种困难。”（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动词并列的格式汉语原本就有，可以带动态助词也是汉语动词的语法特点，对印欧语言的模仿，只不过是对汉语原有的句法规则略加调整和整合，并没有违背汉语原有的结构规律，因而这种句法格式很快便能够在汉语书面语中通行开来。
（五）通过对外语词语或语句的仿译，将汉语原本没有的结构形式引入汉语。这些结构形式与汉语原有的语法资源和语法习惯有较大距离，但如果这类引入可以满足人们填补表义空白的需求，能够实现独特的表达效果；那么尽管这类形式与汉语习惯相去较远，尽管在其传播过程中可能会遭遇语言心理的抗拒，但最终还是有可能得到汉语社会的认可。例如，汉语里的程度副词“最”原本具有排他性，即同类事物在某一方面称得上“最”的只能有一个，而不能有多个。但五四以来，人们仿译英语“one of the most…”格式的词组，引入英语的这一结构形式，仿造出“最……之一”的格式。由于这一格式具有独特的表达功能，因此尽管曾遭遇过很多指责，但最终还是融入了汉语书面语。（参看贺阳，2004a）又如，五四以后，汉语从英语中成批引入了表示复合性计量单位的词语，同时也将这类词语的构词方式吸收进来，使汉语增添了复合量词这样一种新的构词方式，而这种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量词性语素复合为一个单位的结构方式，汉语传统中是没有的。
上述五种方式中，从（一）到（五），欧化语法现象与汉语固有语法资源的相关程度逐渐减弱，欧化的程度逐渐提高。
四 汉语语法欧化的特点与间接语言接触
根据我们对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的观察，五四以来间接语言接触中，汉语语法受外来影响而发生演变的过程具有突变性、局部低度异质、明显的语体制约、受语言态度影响等特点。
（一）演变过程具有突变性
语法是语言各个子系统中最为稳定的部分，语法的自然演变是极为缓慢的。一个功能成分的语法化过程，一个句法格式的形成过程往往要经历漫长的岁月，通常所谓语法的“渐变性”就是对这一特点的概括。但五四以来的欧化给汉语语法造成的变化和发展却往往不是采取这种渐变的方式，而是呈现出突变的特点。这里所说的“突变”是指一项语法演变从启动到完成只经历了很短的时间。就我们观察到的各种欧化语法现象来看，一些延续了几百年、上千年的语法传统，在书面语的范围内，在五四前后的二三十年或三四十年内就被打破了。在白话文发展的悠久历史中，动词和形容词通常是不做定中结构中心语的，这一语法传统至少从14世纪的《水浒全传》开始就已存在，并一直延续到五四之前；但在五四以来短短的二三十年内，“N的V”“NV”“PP的V”等以谓词为中心语的定中结构便在汉语书面语中流行开来。（参看贺阳，2006）如前所述，汉语的被字句以往通常带有不幸、不如意的语义色彩，这种消极义语义约束延续了两千年而几乎未发生变化，但在五四以后短短的几十年里就几乎完全消解。我们所观察到的由欧化造成的汉语语法变化，绝大多数从产生到广泛使用都只经历了很短的时间。
根据本文所描述的汉语史事实，我们可以推测，在语言接触中，外语的摹本和刺激作用可以对一种语言的语法演变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大大缩短演变的进程。另外一个可能的因素是，语言特征的跨语言迁移是现成特征的移入，因而会比语法自然演变中某一语法特征的逐渐演化来得快一些，这或许是接触引发的语法演变不同于语法的自然演变的一个特点。
（二）演变呈现局部低度异质
就我们观察的范围而言，凡是最终能够融入汉语的欧化语法现象，虽然与汉语语法传统不同，但大都与汉语固有语法资源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往往只是对这些已有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这一点在我们对汉语语法欧化方式的分析中已有说明。由于这些欧化语法现象与汉语语法传统不同，所以它们是异质的；但由于它们又与汉语语法资源相关联，在汉语内部又并非毫无根据，所以它们的异质又是低度的。我们所说的低度异质是针对一个个具体的欧化现象而言的，这些具体的演变细节如果汇集在一起，逐渐积累起来，也有可能对汉语语法产生明显的、全局性的影响，这一点在我们对汉语语法欧化后果的分析中也已有所说明。因而我们说这种低度异质是局部的，而由此积聚而成的全局性影响的异质则未必是低度的。五四以来，在汉语语法接受印欧语影响的历史过程中，有些欧化现象未能融入汉语，而是很快被人们所摒弃（注：如五四以后有人模仿印欧语言的名词复数形式，滥用“们”字，甚至写出“商品们”这样恶性欧化的形式，（参看Gunn,1991:268）这样的形式自然难以为社会所接受。），有些欧化现象则未遭遇抗拒或未遭遇强烈抗拒，而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便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后者一般都具有我们所说的低度异质特征。
汉语语法中的欧化现象之所以具有这种局部低度异质特征，是与间接语言接触的特点密切相关的。间接语言接触与直接语言接触不同：直接语言接触通常是在不同语言在同一空间叠置的情况下发生的，这种地理空间上的条件，使不同语言社团之间往往存在密切的接触，这种密切接触又使广泛的、高频度的双语使用（注：我们主张区分双语使用和双语能力，双语使用是交替使用不同语言的实际过程，双语能力则只是能够使用不同语言的潜在可能。在双语使用中，需要激活人的外语知识和能力，从而可能引发语言间的相互干扰；在只有双语能力而无双语使用（即只使用本族语）的情况下，不需要激活人的外语知识和能力，也就不容易引发语言间的相互干扰。所以对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而言，双语使用比双语能力具有更为显著和直接的意义。）成为必要和可能；而语言特征的跨语言迁移，就主要发生在不同语言的交替使用之中，因此双语使用的程度会直接影响语言接触的强度等级和外语影响的深度等级。在接触的时间长度为常数的情况下，双语使用的程度越高，语言接触的强度就越大，语言特征的跨语言迁移就越广泛、越深刻；在高强度的语言接触中，语言系统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借用。（参看Thomason & Kaufman,1988:67; Thomason.2001:70-71；吴福祥，2007）由于不同语言社团的直接接触为广泛和高频的双语使用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条件，因此，这类语言接触最有可能成为高强度的语言接触，最有可能引发语言间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间接语言接触则是一种不是在同一地理空间内展开的语言接触，不同的语言社团之间没有密切的接触，因而一般也不会存在广泛和高频度的双语使用，不同语言间的接触实际上只涉及语言社团中有双语使用行为的少数成员，因而间接语言接触在接触强度上通常都比较低。五四以来，汉语与印欧语言的接触属于间接语言接触，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开始于少数双语使用者（如翻译家）；而这些演变的结果最终是否能够进入汉语，却需要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单语使用者的认同。这就决定了这些演变既是新兴的、与汉语已有形式不同的，即异质的；同时又不能离汉语原有的传统太远。只有这样，这些接触引发的演变才可能得到广大单语使用者的认同，因此这些演变具有低度异质的特征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三）演变的产生和传播受语体制约
作为间接语言接触的过程和结果，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的产生和传播受到明显的语体制约，它们通常只存在于书面语之中，而很少能进入口语。从这些新兴语法现象的产生上看，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主要是在印欧语和汉语的书面对译过程中产生的，因而它们在翻译文字中往往具有高于汉语原创作品的出现频度。就我们观察到的欧化事实而言，这种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这些新兴语法现象的传播上看，这些欧化现象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书面语中流行开来，但却难以进入正式程度较低的日常口语。许多欧化现象在书面上的使用已十分普遍，有些甚至在与传统形式的竞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但人们的日常口语却依然故我，而没有受到外来的影响。从本文的表1、表2、表4和表6所反映的当代口语与书面语的明显差异中，就不难看到这一点。
另外一个体现这种语体制约的典型实例是汉语口语中有标志被动句的情况。如前所述，延续了两千年的被字句消极义语义约束在五四以来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在书面语中基本上被消解了。但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叫”字句、“让”字句、“给”字句这些口语中的有标志被动句形式却不受外来影响，依旧主要用于表达不如意、不企望的事情。（注：崔宰荣(2002)的考察发现，“被”字句之外的其他有标志被动句，其绝大多数也是用来表达不如意、不企望的事情。我们对《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明清小说的全文考察也发现，这些文本中的“叫（教）”字句、“给”字句90%以上是表达不如意的事情（“让”字句在这些旧白话文本中还没有出现）。）表7是我们对五四以来现代汉语文本中“叫”字句、“让”字句、“给”字句这三种有标志被动句语义色彩分布情况进行考察的结果（注：考察所依据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及当代学术著作样本与表4相同。），从中可以看到，这些口语被动句式依然受到消极语义约束的强烈制约，在印欧语言影响下所发生的被动句语义色彩变化，并没有对这些口语句式产生影响。
表7 五四以来现代汉语三种被动句语义色彩的分布
语料
语料年代消极义
中性
积极义小计
现代文学作品 1923-1936
36/90.0% 3/7.5% 1/2.5% 40
当代文学作品 1956-1995
28/90.3% 2/6.5% 1/3.2% 31
当代学术著作 1994-1996
0/0.0%0/0.0% 0/0.0% 0
小计 64/90.1% 5/7.0% 2/2.8% 71
欧化语法现象之所以有明显的语体制约，其原因大概在于，欧化现象是从翻译印欧语书面语作品开始的。由于印欧语，如英语，已具有比较充分的语体分化，翻译者如果不仅要传达外语原文的含义，而且要将原文的风格特征也保留下来的话，那么一些因直译而出现的欧化形式从一出现便会带有明显的书面语语体特征。在从翻译作品扩散到一般言语作品的过程中，语体分化动机的驱动，又会使这些欧化现象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和积极采用，所以它们能够在书面语中迅速流行开来；但由于在语体风格上与口语强烈冲突，因而它们又难以进入口语。
汉语语法中的欧化现象之所以具有这种语体约束，也是由间接语言接触的特点决定的。如果说直接语言接触是在人和人面对面的接触中发生的，那么间接语言接触则主要是在人和文本的接触中发生的。由于空间距离的阻隔，书面文本成为间接接触的主要媒介。（注：在现代社会里，间接语言接触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等非书面媒介发生。）在以书面文本为主要媒介的间接语言接触中，双语使用，即交替使用不同语言的行为最主要的方式是不同语言的对译，这种对译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语码交替(code-alternation)过程：翻译者需要用外语来理解待译文本，然后再用本族语来表达对外语文本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翻译者需要在外语和本族语之间不断进行切换，本族语译文因此而容易受到外语的干扰，从而引发语言特征的跨语言迁移。（注：关于“语码交替”(code-ahernation)及其引发的干扰，请参看(Thomason,2001:136-139)、吴福祥(2007)。）由于这些干扰和迁移都是在书面文本对译的过程中发生的，因而它们首先会对一种语言的书面语产生影响；由于是书面语文本的对译，因而这些干扰和迁移现象往往会带有书面语的色彩，语体差异的阻隔使得它们往往只能在书面语范围内传播而难以进入日常口语。五四以来的汉语欧化语法现象是间接语言接触的结果，其产生和传播只限于书面语而很少波及日常口语是很自然的。
（四）演变的程度与语言态度相关
五四以来的欧化语法现象是间接语言接触的结果，在间接语言接触中，除了会发生词汇上的借用现象之外，一种语言的某些句法特征也有可能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而发生演变。日语和汉语的接触也属于间接接触。仅就有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这种接触至少从公元8世纪的奈良时代就开始了。在长期的接触中，日语从汉语借用了大量词汇。据有关统计，现代日语中48%的词汇来自汉语，而日语的本土词汇仅占37%。借用的汉语词汇中还包括一些基本词汇，如第一人称代词boku（男性的“我”）以及整套的数词。（参看Loveday,1996:26-43）在大量借用汉语词汇的同时，日语自身的结构特征也受到汉语的一些影响。例如，日语里表示“（他）说”“据说”的动词原本应位于引语之后，在汉语语序的影响下，后来在书面上却常常像汉语那样放在引语之前；（参看Thomason & Kaufman,1988:80）但相比之下，日语在语法方面所受到的汉语影响不及词汇系统显著。如前所述，接触强度决定语言间影响的深度，根据接触语言学家普遍认同的借用等级序列，即：词汇成分（非基本词）＞句法成分／音系成分＞形态成分（注：这个等级序列可以诠释为：左边成分的借用要易于右边成分，左边成分借用的可能性要大于右边成分。（参看吴福祥，2007）），对间接语言接触这样一种强度不高的接触形式而言，最为显著的语言影响应该发生在词汇层面而不是句法层面；但从我们对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的考察结果来看，五四以来汉语在语法上所受到的印欧语影响是十分显著的，而从汉语与印欧语言接触的强度上看，汉语语法似乎并不应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集中又如此广泛地受到印欧语言的影响。
五四以来，汉语语法之所以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集中又如此广泛地受到印欧语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当时的社会，特别是当时的知识界对汉语和印欧语的语言态度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五四白话文运动经历了文言白话之争和白话文改造两个并行的过程，从五四时期一直到30年代，人们在消除文言、推崇白话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对以往的白话传统提出各种批评和责难。这些批评和责难起因于旧白话对于新时代、新思想的不适应，反映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创造新型白话以满足时代需要的渴求。而这些批评和责难又集中在白话语法的不精密和表达形式的贫乏上，改造旧白话的语法成为改造旧白话的主要目标之一。同时，对西方文明和西洋语言的崇仰，又使人们普遍认为西洋语言的语法精密、完善而尊其为效仿的典范，将“欧化”视为改造旧白话，特别是旧白话语法的利器。在这一时期，对旧白话，特别是对旧白话语法的极度不满和对欧化的大力倡导，绝不只是个别知识分子的语言态度，而是形成了一股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思潮；当时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胡适、钱玄同、傅斯年、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陈望道等都是这股思潮的积极推动者。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人们对旧白话改造的关注更多的是在语法上而不是在词汇上，改造的主要途径则是汉语语法的欧化。人们对于印欧语语法的影响不是被动的承受，而是主动的吸纳；印欧语语法特征的迁移，不是无意识的潜移默化，而是出于自觉的模仿和仿造。正是这种普遍的、有利于汉语语法欧化的语言态度，使得汉语语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接受了如此多的印欧语影响，也正是由这种语言态度构成的特殊历史条件，才使得五四前后及其后的一二十年成为汉语语法欧化的高潮期；而随着这股思潮的逐渐消退，这一欧化高潮也随之终结。这之后，在语言接触中，汉语语法依然可能受到印欧语的影响，但像这样如此集中如此剧烈的接触性演变，恐怕不会再度出现。当然，除了语言态度的作用，现代汉语书面语本身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历程对欧化语法现象的消长也有重要的影响。
从以上描述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间接语言接触是一种强度较低的语言接触形式，但在社会的语言态度有利于外来影响的条件下，依然有可能引发广泛的语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