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民经济的次高增长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高增长论文,阶段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格局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化，短缺经济时代已告终结，资源约束已让位于市场约束，“卖方市场”已不复存在。外需持续负增长、内需启而难动，消费无热点、投资无方向，大体是对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直观概括。这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完了它的外延式、粗放型数量扩张与高速增长的路程，逐步进入一个内涵式、集约型持续增长的轨道，即国民经济的次高增长阶段（注：“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是1998年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由我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后来新华社编发的一篇综述中称我“首先提出‘次高增长阶段’概念”（参见新华社《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一文，载1998年12月7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2版）。
一、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的界定
这里的所谓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hypo-high-growth period ），泛指比国民经济高增长阶段低一个层次、但又不是过低增长的那样一种成长阶段。在我国，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则是特指GDP 增长率高于6%、但低于9%的阶段，或者说是GDP增长率以7.5%—8 %为中位值上下波动1.5个百分点左右的阶段。如果展开分析， 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主要包括如下三层涵义。
首先，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必须以年度增长水平为基础，但它绝不是年度增长率的简单平均，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各年增长率大体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的增长阶段。关于国民经济增长率的高低问题，曾有很多经济学家做过分析。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巴罗（Robert J.Barro ）就曾根据GDP增长率、受教育程度、生命预期及出生率、消费价格指数、 通货膨胀率、法律指标、民主化程度以及政府消费等有关指标，对世界86 个国家和地区（不包括未能取得数据的中国和越南等国）1996 —2000年的经济增长进行预测，并得出了一个重要结果：86个国家和地区预期年平均人均收入增长（the average forecast of per capitagrowth）为2.4%，其中属于高增长（high-growth）范畴的20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为3.8%以上，属于低增长（low-growth）范畴的20 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为1.3%以下。在巴罗看来， 由于匈牙利的预期人均收入增长率为3.5%，低于3.8 %， 因此不属于高增长国家（注：参见Robert J.Barro,Determination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The MIT Press 1997,pp.43—47。）。显而易见，巴罗关于高增长和低增长的划分是实证性的。巴罗没有对低于3.8%、高于1.3%的国家和地区属于哪种性质的增长做出明确说明，也没有能够从发展阶段的角度分析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巴罗上述划分的借鉴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将他未曾明确界定的中间层次的增长定义为次高增长（hypo-high-growth），并将与其相统一的经济发展阶段定义为处于超高增长过程结束与中低速增长过程开始之前的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
其次，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本质上仍然属于高增长，只是此间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要比过去曾实现的高增长“低一个层次”。众所周知，我国经济于1996年实现“软着陆”之前一直处于接近或超过10%的高增长状态。粗略匡算起来，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间我国GDP 年均增长率为9.7%。如果把将近5年的调整与准备扣除，那么，从1983年开始我国经济则持续了大约14年的高增长，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63%。此间，GDP年均增长率低于10%的年份先后出现过5次，其中1991年之前出现过四次（1986年8.8%、1989年4.1%、1990年3.8%和1991年9.2%），1991年之后出现过一次（1986年9.6 %）。 如果把这几个年份扣除， GDP年均增长率则高达12.59%。不管是用9.7%、或是用10.63%、还是用12.59%与我国改革开放前相比， 抑或是据此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都毫无疑问地属于高增长。但是，从1996年开始一直到1998年，超过10%的高增长未曾再次出现（参见图1）。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估计1999年我国GDP 大约能增长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是6.6%， 也有人预测全年实际增长率可能为7.9%。总之，除个别乐观估计外， 多数关于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都明显低于1998年。分析比较各种相关因素，我的估计是，可能至少要到2000年以后我国才会在调整逐步到位的基础上真正实现经济增长率的明显回升，并全面进入国民经济持续次高增长的轨道。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既是我国经济增长格局进入新的转换期后实现结构性调整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经济从总体上已经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从而不可能摆脱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下降通道的影响决定的（注：大量资料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曾经经历过一个恢复与重建的过程。此间虽然波动频繁，但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向上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由于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差距即所谓“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因而引发了1974年的“石油冲击”。此后近30年，尽管“冲击源”不同，但结果均造成了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新一轮周期波动的收缩与下降阶段。这一轮周期的冲击不是来自石油，而是来自金融。当前，以通货紧缩为表征的金融形势继续恶化，这种恶化背后潜伏的仍然是实质经济的内在矛盾和结构性冲突，因此，对生产与技术进行全面结构性调整不可避免。我国经济也无法摆脱这种调整的影响。）。
图1.1953—1998年我国国民经济运行轨迹
注：图中趋势线是通过求解3阶多项式做出的。
资料来源：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57页、《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1 页和朱镕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计算。
早在1992年我们曾根据1978—1990年我国GNP 实际增长均值和最大可能增长均值，对到2000年我国“适度经济增长率区间”做过估算，即“下限8.1%和上限10.9%”（注：参见谷书堂、 刘迎秋《论我国经济的适度增长与跳跃式发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第48页。 ）。后来的实践表明，9%（或者准确地说9.64 %）既是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率波动的轴心，也是这一时期国民经济是否高增长的一个数量界限（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论中国经济高速健康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第14页。）。 从发展的角度看，平均低于9%的增长，或者说，平均比9%低一个层次的增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次高增长。国民经济次高增长的突出标志是它不再以9%为轴心，而是以7.5%—8%为轴心，上下波动1—1.5 个百分点左右，也就是上限大约9%、下限高于6%。显然，这是个比高增长低了一个层次的增长。说这种增长在本质上仍然属于高增长，道理就在于，虽然高于6%的增长速度不算高， 特别是相对于近十来年我国实践而言，6%实际上是一种比较低的增长。但是，如果与国外相比， 不管是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水平相比，还是与巴罗的所谓高增长国家和地区相比，持续十几年高于6%的增长，肯定属于“高增长”， 而不是低增长（注：这不仅是因为多年来世界经济平均增长从来就没有超过6 %的时候，而且即使是人们公认的“亚洲新老四小”，它们虽然创造过持续若干年高达6%以上甚至更高增长的奇迹，但进入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其中多数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进入了国民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的过程。与上述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是美国。近8年来美国经济实现了连续90 多个月高于3%、甚至4%以上的增长。虽然对其未来前景多数人并不看好，对此美国总统克林顿甚至也在其1999年国情咨文中直言不讳，但我们还是应当看到，近8年多的时间内美国确实实现了持续性高增长。 考虑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与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如果可以将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现持续高于3%的增长定义为高增长，那么，将我国这种发展中市场经济大国持续实现高于6 %的增长界定为次高增长应是恰当的。）。毫无疑问，任何时候都不能排除在国民经济次高增长过程中出现个别年份低于6%或高于9%的增长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但这种情况并不改变国民经济次高增长的总趋势。
最后，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还是一个内涵式、集约型持续增长和质量主导开始起支配作用的阶段。在传统体制时期的短缺经济条件下，由于“消费饥渴”和“投资膨胀”机制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常态是外延式、粗放型的。改革开放本来是对这种增长方式的纠正，但由于“双重体制”并存与经济起飞过程同时发生，“预算软约束”与体制性“扩张冲动”继续起作用，因此，短缺经济的阴影仍然不散，经济增长方式还经常表现出较强的外延和粗放倾向。随着体制转轨的逐渐到位，特别是随着“买方市场”全面代替“卖方市场”，在需求约束力大幅度上升、资源约束力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市场上必然会出现过多的物品找不到买主的现象。体制改革越是接近到位、“买方市场”的支配作用越大，物品的边际效用和投资的边际收益对市场走势的支配力也就越强。在这种条件下，继续使用传统的外延式增长和粗放型扩张所造成的无效供给就越多。无效供给越多，投资主体投资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投资的边际收益也就越小。这时，如果对投资既无成本约束，也无风险约束，投资主体仍然会重蹈投资冲动的覆辙；反之，投资主体必然对投资采取谨慎态度。改革的深化与逐步到位，强化的正是上述一系列约束，因此，起飞初期和起飞后曾经存在的偏重于外延式粗放型的数量扩张冲动将被迫向内涵式和集约型持续增长与质量主导方面收敛（convergence）。 这既是国民经济进入次高增长阶段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国民经济次高增长阶段的一个突出特征。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并不算慢，但消费需求增长却相对缓慢，充分表明由传统的外延式、粗放型数量扩张所造成的供给已不适应市场需求，内涵式、集约型增长和质量主导的地位已明显上升并开始起支配作用。目前，这种上升过程还在继续，因此还要有一个大的调整过程。
二、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与经济增长阶段
在经济学说史上，最先系统分析和阐述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初创于20世纪40—50年代，系统阐发于1960年发表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篇非共产党宣言》一书。该书首次系统报告了他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即各国经济增长大体要经历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的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的学说（注：参见〔美〕W.W.罗斯托编《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中译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1971年， 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加进了一个第六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在罗斯托看来，经济增长的几个阶段中最关键的是为起飞创造条件、起飞阶段和实现起飞后从自我持续增长向成熟推进的阶段。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提出后曾遇到众多挑战。著名经济学家、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就不赞成罗斯托的看法， 认为“有效的证据并不支持罗斯托教授的意见”（注：参见S.库兹涅茨《评起飞》，见上书，第41页。），“用于检验罗斯托教授的模式的材料并不是确定性的”（注：〔美〕W.W.罗斯托：《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第48页。）。然而，后来的实践表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却是有启发性的，只是罗斯托意义上的起飞没有出现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或美洲，而是出现在20世纪中后期的亚洲。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50年代初中期至70年代前半期日本经济的起飞（注：大量经验材料表明，从20 世纪50 年代初中期开始直到70 年代初（即1952 年至1973年），大约20年的时间内，日本经济增长、储蓄率增长、人均收入增长都经历了一个持续上升的时期，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45 %、 33.3%、9.4%。（资料来源：均据石景云著《经济增长与波动》， 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50、66页提供的有关数据计算，其中储蓄率按1952—1972年算术平均计算、人均收入增长率按第66页提供的1950年和1973年数据平均计算）。）及其后“亚洲四小龙”的起飞和80年代后期至1997年亚洲“新四小”（即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起飞尝试。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便是我国的起飞实践。虽然按官方汇率计算到1997年我国人均GDP仅仅735美元，但是，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多数人估计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实际上接近3000美元，比1978年至少翻了三番还多。这就是说，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间，我国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这个过程表明，连同我国在内的起飞实践大体符合罗斯托的起飞标准：投资率达到了一个较高或者比过去平均水平翻了一番的水平，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部门持续高速增长，存在或迅速出现了一个使高增长具有连续性的政治、社会和制度体系，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经济高增长大体上经历了20年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一个起飞过程之后，一国经济是否能够进入一个“自我持续增长”的过程？或者说进入一个持续的次高增长阶段？有哪些因素对国民经济进入这样一个次高增长阶段起着决定性作用？
关于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早期经济学家比较重视基本生产要素的作用。例如，配第看重土地和劳动两大要素，但他更重视土地的作用，甚至将土地视为财富之母。其次，进入本世纪中叶前后，现代经典经济学家虽然仍然重视基本生产要素的作用，但他们对不同生产要素的评价却与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明显不同。他们往往更看重资本。例如，著名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就把资本置于劳动之前，尽管他们并不否认劳动对增长的贡献可能仍然大于资本。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家多马（Evsey D.Domar ）更是直言不讳地提出：“从理论的观点来说，资本正是和劳动一样的生产要素；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可以更正确地说，是劳动附属于资本，而不是相反”（注：参见〔美〕E.多马著《经济增长理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页。）。正因如此，在他的增长理论中，投资率和资本系数才显得特别重要，并构成其全部理论的支柱。再次，在经济学说史上，真正对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特别是资本如何雇佣和奴役劳动做出精彩分析和阐述的是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专论，《资本论》则进一步全面揭示了这种雇佣与奴役关系的本质。至于决定增长的因素，马克思则比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早70—80年就明确提出了技术进步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注：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865 年正式出版）关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分析以及该书第2 卷（1885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关于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在这些分析中，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技术进步对于推动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最后，现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除了强调以上指出的那些基本生产要素和技术因素外，还对制度和体制性因素给予高度重视，甚至将其视为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罗斯托属于此类经济学家，其他较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还有罗默（Paul Romer）、卢卡斯（Robert Lucas）、雷贝洛（Sergio Rebelo）、格罗斯曼（Gene M.Grossman ）和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 ）等等（注：参见舒元等编著《现代经济增长模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关于经历一个起飞过程之后一国经济是否能够进入罗斯托的所谓“自我持续增长”过程或我们的所谓次高增长阶段，回答是肯定的。大量资料表明，一国经济实现起飞后经过短期调整和制度与技术再创新，尔后重新进入一个新的持续增长过程（即经济增长速度、投资率、人均收入增长率等等都呈现一种低于“起飞水平”的“较高状态”），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目前，我国经济实际上已进入该阶段的初始转换期。
三、抑制我国经济继续超高增长的因素分析
如果舍象掉一般性因素，同时把诸如制度和体制、结构重组和要素重置等因素及其作用分解到其他相关因素中去，则决定我国国民经济次高增长上限（即GDP增长接近9%）的因素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投资率继续提高面临极限
如图2所示，与国民经济实现起飞的过程相适应， 我国投资率始终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的前几年，在经济景气循环的影响下，其上升幅度尤其明显。进入9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宏观紧缩政策的实施和国民经济“软着陆”的实现，投资率则出现了向长期平均水平回归、总体趋于下降的态势。投资率在突破40%的高位以后转为下降、然后在略低于40%的水平上逐渐回稳，既是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变动的表现，也是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发展阶段的反映。这是与我国经济次高增长阶段本身的要求相一致的。
从总体上看，投资率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一国国民经济的储蓄率的高低。在给定储蓄率的情况下，投资率的高低则取决于一国政府的融资能力。
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 我国城乡居民具有极强的储蓄倾向。 以1997年为例，在我国储蓄总额中，企业存款、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仅占各项存款总额的37.7%，城乡居民储蓄则占56.2%。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政府和企业在银行存款所占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相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倾向具有持续上升倾向。例如，据测算，从1993年至1998年，我国GDP 的城乡居民边际储蓄倾向（城乡居民储蓄增加额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的百分比）分别为43.7%、52.1%、69.5%、94.2%、112.7%、133%（注：参见贺力平《通货紧缩：起因和对策》，《国际经济评论》1999年第3—4期，第17页。）。但如果以银行资产账户上的各项存款增量为分子去除GDP， 则由此求得的狭义储蓄率仅为11.8%（注：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司《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9—1第19页和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1 页提供的资料计算。），大大低于投资率。直观地看，这是与经典经济学关于投资恒等于储蓄的原理相悖的。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支撑我国高投资率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图2. 我国近20年投资率变动曲线
注：图中固定投资比指投资形成总额中固定资产形成占总资本形成的比重， 实际投资率是指扣除了存货投资后的固定资本投资形成占GDP的比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67—6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第1页。
首先，传统体制时期国有企业投资冲动所形成的支撑作用已不复存在。目前阶段，虽然我国国有企业仍占支配地位，但由于这些企业负债率极高，企业基本上没有自我积累的条件，因而也基本上没有自有资金进行投资，通过国有企业自我积累实现投资扩张的余地极其有限。从我国的实践经验来看，国有企业投资倾向能否上升，关键是看它能否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贷支持和信贷部门凭什么对其给予资金支持。如果信贷部门普遍信任这些企业，这些企业又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贷支持，那么，它们的投资倾向就会上升；反之，它们的投资倾向就会下降。在我国现阶段，虽然国有企业获得信贷支持的成本仍明显低于非国有企业，但实际上信贷部门选择放贷对象的机制与条件已经变了。除了个别情况下发生的行政性强制放贷外，多数情况下银行要根据企业的资信程度及其实际抵押能力给予贷款支持。这就是说，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它们取得信贷的条件实际上也变难了。由于国有企业自我积累能力很弱、其资信程度又普遍较低，因此，现阶段我国较高的投资率实际上并不是由国有企业投资、特别是其自发性投资（autonomous investment ）支撑的。
其次，非国有、特别是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发展对高投资率的支撑作用具有上升趋势。近20年来，我国非国有、特别是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比较快。非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投资的迅速增长。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带动了外资的大量流入，而且带来了长期资本的大量进入。今年召开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肯定了非国有经济在我国的经济地位及其历史作用。这种肯定对于促进我国非国有、特别是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迅速发展具有强大的法律保证与制度推动作用。因此，今后我国非国有、特别是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还会获得规模更大、速度更快的发展。这类企业的发展必然会有力地推动投资增长，从而会对我国高投资率起到直接支撑作用。
再次，政府财政性直接投资对高投资率仍有巨大支撑作用。这里所说的政府是指中央政府。因为，在我国现阶段，地方政府基本上没有直接融资权。近年来，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进一步弱化。一是撤销央行省级分行、设跨省分行，斩断了地方政府直接干预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手”，实际上等于取消了地方政府直接到商业银行“拿钱花”的机制。二是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建设债券，则等于否定了地方政府通过信贷直接进行投资的权力。三是实施“费改税”，这种改革直接抑制的是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扩大地方投资的能力。这就是说，目前条件下要想让地方政府在扩大投资上发挥更大作用是不现实的。中央政府虽然能够通过增加支出对投资增长发挥较大作用，但通过举借国债支持政府投资扩张也是有限度的。一方面，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虽然可以通过向银行借款形式向社会透支一点，但空间很小；另一方面，在财政还基本上是一种“吃饭财政”的情况下，通过扩大财政借款间接制造赤字的基础还极其脆弱。进入90年代以后，中央政府直接向银行透支不算多，但国债发行不算少。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债偿债率已高达70%（注：即每百元财政借款中有70元要用于还旧债本金及其利息。），如果短期内国家财政占GDP 的比重不能明显提高（1997年为11.6%，其中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5.7%，地方财政占GDP的5.9%）（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55、281 页提供的数据计算。），那么国债发行得越多，国债偿债率越高，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就越大， 偿债与扩大支出的双重挤压所造成的财政赤字规模必然越大。过大的财政赤字，将会形成过高的潜在通货膨胀压力。一旦民众信心出现危机，这种潜在通货膨胀压力就会转化成为外在的通货膨胀现实，其后果可以想象。因此，在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较低的情况下，通过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可以起到支撑较高投资率的作用，但作用仍相当有限。除非改变财政投资的方式，将财政直接投资改成财政贴息、通过鼓励银行扩大贷款规模，直接增加信贷性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改造投资，才有可能使财政投资对支撑高投资率起到更大的影响和决定作用。
最后，当前我国企业行为的理性化程度已相当高。项目预期收益大小，不仅直接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行为，而且也直接影响着银行的信贷行为。在企业和商业银行行为约束加强、企业和商业银行投资选择理性化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即便银行手中有钱、这笔钱究竟该不该贷出去和贷多少，或者虽然企业手中没有钱但能够借到钱、这笔钱该不该借和借多少，如此等等，都将更多地决定于支出的预期风险与收益。在产业结构大幅度调整、投资预期收益普遍下降、财经纪律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企业和银行的行为必然进一步趋于保守。因此，这种情况也会对高投资率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总之，在经济发展向次高增长阶段转换和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以后，投资率继续高位运行的条件具有弱化倾向，这种倾向必然会对国民经济的高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需求约束力度加大也在客观上制约着国民经济的高增长
第一，需求总量约束进一步加强对增长质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从而抑制了经济的盲目扩张。随着“买方市场”逐渐代替“卖方市场”，市场本身的需求总量对市场的约束力度也相应加大。这种约束的一个必然要求就是减少市场低质量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增加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于是便出现了一种与“短缺经济”时代完全不同的景象：并不是什么东西拿到市场上去都有人要，而是不好的东西根本拿不到市场、甚至在拿到市场上去之前就已经成了废品。这种现象的深层涵义是，传统的外延式、粗放型数量扩张与增长再也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
第二，市场需求结构变动对市场供给结构调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也对国民经济的超高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以数量扩张为主导的增长过程必然带来市场供给结构严重落后于市场需求结构的矛盾。市场供给质量低、结构不合理，不适应市场需求的质量与结构要求，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必须进行调整。但真正做好这种调整并不容易。因为，从表面上看，市场供给结构的调整是产品结构的调整，实际上调整的内涵却是资产结构和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需要资金和时间，调整资产结构和技术结构更需要资金和时间。产品、资产和技术等诸结构的调整，影响的首先是中间需求。只有在经历一系列传递过程之后，这种影响才能表现在最终需求上。如果市场效率高，传递过程会短一些，传递本身占用的时间和资金也会少一些；反之，传递过程就要长一些，传递过程占用的时间和资金也就会多一些。另一方面，从中间需求向最终需求的转化过程，既是需求创造供给、供给推动需求的过程，又是市场需求选择标准不断升级、需求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转化过程”需要的时间越长，需求“升级”和质量“提高”所带来的启动成本和代价也就越高。当短期消费出现“空洞”而供给又不能及时满足需求的变化时，要求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快启动”和“高增长”，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使在完成了结构调整以后，由于需求约束的作用，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呈现一种持续亢奋状态。
（三）外需增长大幅度萎缩也会对国民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进入这一轮周期谷底之前，外需确实出现过持续性高增长。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虽然国内金融大幅度紧缩、人民币汇率并轨，但外需却持续高增长并有力地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增长，形成了持续5 年的国民经济持续高增长。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外需出现高增长，主要得益于如下三个特殊条件：一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并轨和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造成了本币贬值效应；二是外币币值相对高估，进一步强化了我国出口倾向；三是结售汇制度的推行恰遇国内银根紧缩，形成了基础货币的第二投放渠道，即通过结售汇将外汇存入国内银行、再将人民币从银行提出投放到市场上去的渠道。货币第二投放渠道由“次渠道”上升为“主渠道”的前提条件是国内金融紧缩和本币相对贬值。1993年，由于国内货币大幅度紧缩、减少了本币供给，从而导致其价格（利率）上升，这种上升反过来又在强化本币供给短缺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货币的投机需求。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出口变得相对容易的情况下，获取外汇的相对成本下降，因而通过出口换取外汇、然后再把外汇兑换成人民币用于国内货币市场投放的倾向就会迅速上升。当这种倾向恰好得到结售汇制度的支持以后，“一紧二松”的循环便开始形成：基础货币“第二投放渠道”趋于活跃，这种活跃反过来迫使中央银行进一步收缩“第一投放渠道”银根、强化信贷额度控制；“第一投放渠道”银根抽得越紧，“第二投放渠道”就越趋于活跃，从而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就越多。于是，“第二投放渠道”实际上成了满足不断高涨的投资扩张要求的主渠道。
从1997年秋季开始，我国外需增长遇到了一系列挑战。一是短期内外币大幅度贬值抑制了国内经济的增长。1997年7 月从泰国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涉及到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并形成了一场冲击我国乃至世界的金融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继续实行保持人民币币值和汇率稳定的政策。这种政策虽然有助于统一对外、防范金融风险，却也造成了外需的大幅度收缩和外汇供给的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投资（投机）者产生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是自然的。这种预期强化了货币第二投放渠道的“过时效应”。去年俄罗斯金融陷入危机，近来巴西金融也动荡不定，欧元出世不仅动摇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而且还有可能使美国经济的潜在矛盾外在化，如此等等，都对加深世界性危机产生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会进一步恶化我国投资者的预期，因而具有明显的抑制投资、强化投机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结构的调整也会在客观上影响国内经济的增长。我国出口结构不能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产品质量及其技术含量较低，缺乏竞争力，在客观上抑制着我国的出口规模。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我国产品的出口结构已经从农副产品为主转到了机电产品、纺织品和服装为主，但这类产品的技术含量均比较低，因而其附加价值也相对较低。当着其他国家币值高估时，我国的对外贸易条件较好，因此，不会感到出口有什么困难；而当着诸如东南亚等国货币贬值的竞争压力形成以后，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必然恶化，出口结构不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改变这种情况势所必然。但是，实现这种转换同样需要资金和时间。由于两者对于我国来说都是稀缺性资源，因此除非我们任人民币持续贬值从而使我国产品廉价到具有足够的竞争力，否则，对于我国来说，外需增长乏力就不会是一个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从而国内经济从高增长向次高增长转换也就不可避免。
四、支持我国经济继续保持次高增长的因素探讨
国民经济次高增长的下限，即国民经济高增长的最低支撑线。决定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不会降至6%以下的因素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
（一）国民经济的大调整要求有一个较高的投资率
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大调整不可能在一二年内完成，一般性调整需要三至五年，全面大调整则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持续高增长向次高增长转换的时期。实现从高增长向次高增长转换的过程，必然是一个结构大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大变革、经济增长质量大提高的过程。结构性大调整要求资产、特别是固定资产的大面积更新。而固定资产大面积更新的过程，首先是一个资金大量投入的过程。因此，在结构性大调整阶段，投资率、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率不会出现持续性大幅度下降，而会继续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当前的问题是，由于外需不足、内需疲弱，我国投资形成总量中存货投资所占比重较高，妨碍了投资效益的提高，因此需要对投资形成进行引导，以便促使投资主体尽可能减少存货投资、增加与技术改造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以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率。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结构性调整还会继续，因此，保持一个较高的投资率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投资结构与投资产出率给定的情况下，较高的投资率必然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二）我国国内市场较大也是支撑国民经济次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我国国内市场规模大。人口多是市场大的一个重要条件。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均消费水平会随之相应提高。因此，较大的人口规模必然表现为较大的市场规模。这是我国国民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的一个特殊前提和特殊优势。
其次，我国国内市场的需求层次也比较多。这是由我国居民收入结构决定的。目前，我国是世界上恩格尔系数和基尼系数均比较高的国家之一。恩格尔系数较高，表明吃占个人收入的比重比较高，也即在整个市场中低层次需求所占比重还比较大。基尼系数较高，意味着居民收入差别还比较大，由此造成的市场需求层次也比较多。有关资料显示，在我国现阶段已经出现了85%以上的城乡居民储蓄被15%左右的人实际持有的现象。这15%的富有人口与其他不富裕人口相比，其消费档次不可能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个别暴富者装修一套私人别墅花费上千万元、而多数工薪族还一时拿不出5—6万元买一套福利住房等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2160元，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5425元（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如果从中剔除高收入者所占份额，我国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更低。这就决定了我国国内市场的多层次性和需求结构的复杂性，从而决定了我国国内市场从较低层次逐渐过渡到较高层次的必然性以及这种必然性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拉动作用。
（三）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第三次产业发展仍有支持国民经济继续较高增长的巨大空间
我国产业结构还处于一个较低发展阶段，其基本标志主要有二：一是第二次产业占国民经济活动总量的比重虽然比较高，但其质量并不高，高附加值产品所占比重还很低。例如，我国电脑生产和销售规模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我国自己开发的硬件和软件产品却很少。在这样一个高附加价值生产与销售领域，到目前为止我国还只有来料加工和组装的资格，远不及已经“成为第二个软件超级大国”的印度（注：参阅1999年1月5日《经济日报》。）。其他方面，比如汽车，我国上百家生产厂家年产汽车一百多万辆，仅相当于美国或日本的一个大汽车公司的产量，其产品附加值之低已经可以由此窥见一斑。这就是说，从总体上看，我国第二次产业所占比重虽然相当高，甚至已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个别方面（火箭生产与发射技术）还走在了世界前列，但产业总体质量与水平却是相当低的，需要有一个大的发展。二是我国第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平衡，也在客观上为实现国民经济持续次高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改革开放后的前17年我国三次产业贡献率走势大体表现为第一次产业边际产出率先升后降、第二次产业边际产出率基本稳定、第三次产业边际产出率持续上升。近年来，这种走势已经被第一次产业边际产出率持续下降、第二次产业边际产出率稳中有降、第三次产业作用不太明显的状态所代替。加上第一、二次产业劳动力的退出速度与第三次产业劳动力的进入速度均过低的影响，第一、二次产业升级迟缓和第三次产业发展滞后，已经对国民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抑制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调整产业结构，大力推进第一、二次产业内部结构的升级，积极发展第三次产业，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生产力梯度推移效应仍然存在，城市和沿海退出性产业向农村和内地转移的过程还远未完成
我国生产力地区分布不平衡，存在一种城市至农村、东部至中西部依次降低的生产力分布与发展梯度。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是，在城市和东部地区已经过时的生产技术与设备，在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却很有用、甚至还比较有效率。这就提出了一个是否“产业结构的梯度推移有着广阔的空间”（注：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格局》，《经济研究》1998年第10期，第8页。）、 从而城市和东部地区待淘汰的生产技术与设备是否需要向农村和中西部转移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有这种需要。这里关键是看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转移城市和东部地区淘汰生产技术与设备的成本与收益以及社会效益。如果转移成本明显小于转移带来的短期收益和社会效益，则这种转移就是合理、有效从而是必要的；反之，就是不合理、无效从而是不必要的。也有人认为，尽管如此，农村和中西部却不能总是跟在城市和东部后边走。因为，农村和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很难靠某几种从东部转移过来的工业繁荣起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断产生和扩大某些新的需求。西部地区要发展新的产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在这些新的需求中培育（注：参见《拓宽资本市场发展思路——访贵州省副省长郭树清》，1998年11月3日《中国证券报》第1版。）。这种观点的道理在于，落后地区有落后地区的优势。落后地区要注意利用自己的后发优势，实现本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是亦步亦趋地跟在其他地区的后面，任本地经济缓慢成长。不过，把这种观点与前述“梯度推移”理论对立起来，可能并不可取。
大量经验材料表明，到目前为止，我国地区性生产力梯度推移效应不仅存在，而且城市和沿海地区退出性产业向农村和内地转移的过程还远未完成。许多生产设备和技术，在城市和沿海地区的边际生产力虽然已经接近零，但在农村和内地、特别是经济发展仍然比较落后的西部地区，其边际生产力却相当高。当然，这种高主要决定于两点：一是在这类地区劳动力价格较低，但资金、技术和生产设备不足，从而此类物品对生产的贡献率较高；二是由此类生产技术与设备生产的产品在这类地区还有市场，产品价格虽然较低但产品销售利润仍然较高。不过，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生产力梯度推移效应实际上是以产品需求的地区性梯度分布为前提的，只要产品需求的地区性梯度分布关系存在，生产力的梯度推移效应就存在。相反，一旦产品需求的地区性梯度分布关系消失，生产力的这种梯度推移效应也就会随之消失。由于产品需求的地区梯度分布关系的消失依赖于交通运输和市场的改善，这种改善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因此，城市和沿海地区产业退出和农村及内地产业进入的过程也就必然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城市和沿海到农村与内地的生产力梯度推移效应将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起作用。正是通过生产力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才使那些在发达地区已经失去生产力的生产设备与技术，在落后地区又被重新派上了用场（注：当然，城市、沿海地区淘汰的生产设备与技术向农村和内地转移的过程中，很可能发生将工业污染向进入地区转移的倾向。对此，要加强管理，坚决防止出现转移生产设备与技术的同时也转移污染的现象。）。这就从总体上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生产能力，增加了我国国民经济活动的总量，从而使我国经济能够继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较高的增长。
总之，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支持和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实现较高增长的因素还大量存在。在上述诸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下，我国经济将不再继续它已经走过的年均9.7%以上的高增长路径， 而会进入一个高于6%和接近9%或者说以7.5%—8%为轴心的持续次高增长过程。国民经济次高增长不是一种暂时现象，而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阶段。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明确当前我国经济正在向次高增长过程逼近并逐渐全面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不仅有助于防止重蹈盲目追求高指标的覆辙，而且有助于将经济工作重心和重点全面转到内涵式、集约型增长与质量主导的发展方式上来，同时还有助于以此为前提正确进行宏观政策选择与操作，使国民经济的次高增长过程给人们带来最大的社会经济福利。
1999年1月31日初稿
1999年4月8日再修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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