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终讫再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司马迁论文,终讫再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司马迁写《史记》终讫的时限，历来学者众说纷纭，迄今未获定论，我曾发表《司马迁写〈史记〉终讫考》一文①，提出“司马迁写《史记》基本上讫于太初，个别文字写到天汉”的看法。现在仍然坚持己见，并就有关问题再作考辨。
一“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不大可信
《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附有褚少孙“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一说。程金造以为褚说有“可靠的证据”；我曾以此表为例，说明司马迁记事没有“尽于孝武之事”，“褚少孙的话不可信”。
据《汉书》的《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和《恩泽侯表》，自太初四年至于后元年间，武帝所封之侯共有十四个：
海西侯 李广利 太初四年四月丁巳封。
新畤侯 赵 弟 （同上）
承父侯 续相如 太始三年五月封。
开陵侯 成 娩 以故匈奴介和王将兵击车师，不得封年。②
秺 侯 商丘成 延和二年七月癸巳封。
重合侯 莽 通 （同上）
德 侯 景 建 （同上）
题 侯 张富昌 延和二年九月封。
邗 侯 李 寿 （同上）
轑阳侯 江 喜 延和二年十一月封。
当涂侯 魏不害 （同上）
蒲 侯 苏 昌 （同上）
承父侯 孙 王 延和四年三月乙酉封。
富民侯 车千秋 延和四年六月丁巳封。这些侯，《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皆未列入，怎能说它“尽于孝武之事”呢！而在《史》表“右太史公本表”一语之后，褚少孙语之前，尚有“右孝武封国名”一语，列有征和（《汉》表作“延和”）三、四年间所封的当涂侯魏不害、蒲侯苏昌、辽阳侯江德、富民侯田千秋等四个侯，这不在“右太史公本表”之内，显然不是司马迁所写而是后人补入，这又怎么说“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呢！所以我说，“褚少孙的话不可信”。
有人深信褚少孙之说而不疑，举出种种论据③。我们不想一一辨析，只是就《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上的问题再考一二。如有人从此表找出两条材料：一是葛绎侯公孙贺，“征和二年，贺子敬声有罪，国除。”一是按道侯韩说，“征和二年子长代，有罪，绝。子曾复封为龙頟侯。”以此证明褚少孙说持之有据，企图重建《史记》“大事尽孝武之末”说。其实，这是一叶障目，而不了解真相。
试将《史记》、《汉书》武帝功臣侯表，两相对照，就可知武帝建元太初间所封功臣侯的事迹，有不少延至太初以后，计有二十七侯之多；而《史》表多不予记载，只间杂有葛绎、按道二侯征和年间事，岂不令人深思。兹将《史》《汉》两表有关的记事，列示于下：
据此可以察觉，《史》表夹杂的葛绎、按道二侯征和间事，只占二十七个侯的十三分之一，凭此数量极其单薄而又可疑的材料，怎能用以支持褚少孙“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之说？又怎能证明《史记》“大事尽孝武之末”？司马迁原表讫于太初，是确属无疑的，他决不会马虎而糊涂地以此两笔去概括“尽于孝武之事”！这个表夹杂葛绎、按道二侯征和间事，定是后人妄增，这是较为合理的猜测，也只能作如此的推断。
或谓《史》讫太初，只有“大事”才“尽孝武之末”，巫蛊案是武帝末年大事之一，故司马迁于《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只记葛绎侯公孙贺、按道侯韩说二侯终始，因均与巫蛊案相关连。”按：此种解说颇有漏洞，不符史实。葛绎、按道二侯固与巫蛊案相关连；难道此表中的襄城侯、散侯、瞭侯、北石侯、下鄜侯、开陵侯、东成侯等七个侯的始终不与巫蛊案“相关连”？对照《史》《汉》两表，豁然明了襄城侯病已、散侯董贤、瞭侯毕奉义、北石侯吴首、下鄜侯黄奉汉、开陵侯禄、东成侯居服（按：《史》表作“居股”）等七侯终始，都与巫蛊案有关而被“腰斩”或“下狱死”，此种“大事”，《史》表为何不尽？看来，计葛绎、按道二侯而不顾襄城、散侯等七侯，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似乎有以伪为真之实。
现在看来，褚少孙之说，还是不可信的。
二“《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大有问题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云：“今观《史记》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也。”此说很有问题。为了使读者明悉，这里烦引《匈奴列传》有关的文字于下：
后二岁（按：指天汉四年），复使贰师将军将六万骑，步兵十万，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将万余人，与贰师会。游击将军说将步骑三万人，出五原，因杅将军敖将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匈奴闻，悉远其累重于余吾水北，而单于以十万骑待水南，与贰师将军接战。贰师乃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战十余日。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得来还千人一两人耳。游击说无所得。因杅敖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
这一段文字，本是记载天汉四年汉与匈奴战事始末，而其中却夹杂了李广利征和三年降匈奴事。这“降匈奴”的文字，能信为司马迁的手笔吗？实在不敢苟同。因为：(1)《匈奴列传》写天汉四年与李广利同时出击匈奴的，有强弩都尉路博德、因杅将军公孙敖、游击将军韩说三将。《汉书》之《武帝纪》和《匈奴传》正是据此而写的；而且《武帝纪》写了“广利与单于战余吾水上连日，敖与左贤王战不利，皆引还”，《匈奴传》写了“贰师解而引归，与单于连斗十余日。游击无所得。因杅与左贤王战，不利，引归”。可见，这里所引《匈奴列传》的文字，写了天汉四年汉匈奴战争的始终，基本完整，“引归”二字是说此年战事的了结。而且，韩说死于征和二年④，公孙敖也死于征和年间⑤，他俩都不可能参与征和三年的汉匈战事⑥，还会写他俩于贰师将军李广利降匈奴后而“引归”吗？于是，显然暴露了“降匈奴”一句，乃掺杂的伪笔，乃妄人所为。《汉书》之《武帝纪》与《匈奴传》所写天汉四年汉匈战事，没有“降匈奴”这种文字，也可作为《史记·匈奴列传》“降匈奴”是伪笔之有力的旁证。(2)唐张守节于《史记正义》说：“贰师闻其家”以下的文字，“非天汉四年事，似错误，人所知。”看来，先贤早知“降匈奴”的文字“错误”了。(3)《匈奴列传》乃记匈奴和汉匈关系史的专传，而此传对于自太始元年起匈奴单于更替问题丝毫未曾提及。这说明司马迁早巳绝笔。(4)此传记天汉四年李广利出征和退师较为详细，而一字未提李广利于征和三年出兵、接战和投降的具体情节，实不可理解。根据上述情况推断，司马迁所写《匈奴列传》止于天汉四年，并没有也不可能写及征和三年的史事。王国维的“《史记》中最晚之记事”说，显然是智者一失。
有人相信王国维“《史记》中最晚之记事”说，还补充了一点理由：《史记·匈奴列传》“结尾所叙李广利叛降匈奴，同‘太史公曰’文意紧密相连，正是司马迁个人愤懑心情的流露，不可能是后人和刘向、褚少孙等加上去的。”“太史公曰”里面的“‘唯在择任将相哉’两个叠句，见出司马迁感慨之深。将指李广利，相指李广利的亲家刘屈犛，可能还有刘的前任公孙贺等。”由此而得出这么个结论：“李广利降敌是在《匈奴列传》叙事终止（天汉四年）后，隔了五年才仓促添上一笔的，而再过一二年后，当李广利被杀时却连一句也没有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合理的答案只有两个：一、司马迁的卒年在李广利投敌之后到李广利死讯传到长安前一、二年间，即征和四年（前89）或后元元年（前88），终年五十七或五十八岁；二、司马迁在征和四年或后元元年失去自由，一直到死都未能执笔。”⑦意思是说，《匈奴列传》所写李广利“降匈奴”，肯定是司马迁的手笔，这不仅标志《史记》中最晚之记事，还可证明司马迁的卒年。
此说之“理”实在欠妥。说者既然知道《史记·匈奴列传》“结尾文字有脱落及颠倒”，也就是明知司马迁不可能犯此错误，为什么还相信王国维的看法呢？奥妙就在于他对“太史公曰”中“唯在择任将相哉”两个叠句的理解。从这两个叠句，确实见出司马迁感慨之深，但所提“将相”究竟指谁呢？司马迁只是暗讯而未揭示。说者猜测是指李广利、刘屈犛等。恐怕不对！因为：(1)说指李广利，尚可勉强；说指刘屈犛，完全不可能，《史记》根本就没有写他为相之事。(2)从《匈奴列传》在《史记》中的卷次位置来看，其前为《李将军列传》，其后为《卫将军骠骑列传》及《平津侯列传》；从《史记》写当代史的思想倾向来看，明显地歌颂李广为人为将，而讽刺卫青、霍去病为将及公孙弘为人为相。由此可以想见，《匈奴列传》“太史公曰”中的“唯在择任将相哉”两个叠句，是惋惜李广而暗刺卫、霍和公孙弘等人的。既然如此，则既不能用以证成“降匈奴”乃司马迁的手笔，也不能用以推断司马迁的卒年。
王国维说的漏洞问题，是无法弥补的，最好的办法是放弃此说。
三、“《史记》中最晚之纪事”新说也有破绽
施之勉先生对于“《史记》中最晚之记事”问题，不取王国维之说，而自己提出了新见。他认为《史记·大宛传》有“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等语，这是《史记》载“昭帝初年屯田轮台”之事，“当是《史记》中最晚之纪事”。又说《史记·大宛传》提到“金城河西”，置金城郡是“在始元六年”，说明昭帝初年“史公尚存”而写及金城郡⑧。我以为，以昭帝初年屯田轮台与置金城郡两事，推断《史记》中“最晚之纪事”，即提出《史》讫昭帝初年说，是有破绽的。
屯田轮台，昭帝初年确实有之，不必讨论；但是否始于昭帝初年？考《大宛传》所言屯田仑头，并不是指昭帝初年屯田轮台之事⑨。《大宛传》云：“伐宛再反，凡四岁而得罢焉。”这是指太初元年至四年（前104－前101）李广利伐大宛。接着，一方面写，汉与宛的直接关系，大宛王位问题；一方面写：
而汉发使十余辈至宛西诸外国，求奇物，因风览以伐宛之威德；而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这段文字中的三个“而”字，表示三个并列的句子；三句的内容，说的都是太初四年至天汉年间的事，其中“仑头有田卒”，说明这时已经屯田仑头。而且，《大宛传》丝毫未写征和中关于屯田轮台之议、武帝下诏罪己，以及昭帝如何屯田轮台之事。
《汉书·西域传》可为佐证。《西域传》开篇谈中原通西域的历史大势时云：
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这基本上是依据于《大宛传》，所说内容是太初以后的事。《西域传》分叙西域各国时，未专列“轮台”，而列了“渠犁”，写渠犁的范围是：“东北与尉犁、东南与且末、南与精绝接。西有河，至龟兹五百八十里。”在谈“乌垒”时云：“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犁。”这实际上是将轮台置于渠犁范围之内。而且，所写“渠犁”，主要是大谈屯田轮台之事：首先写，“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⑩这谈的是征和以前的事，巳明确提到了“屯田渠犁”。再就写，征和年间，李广利降于匈奴，武帝“既悔远征伐”，桑弘羊奏请“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臣愚以为可遣屯田卒诣故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通利沟渠，务使以时益种五谷。……”这是要求恢复和扩大屯田渠犁的范围。武帝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桑弘羊的建议，“由是不复出军”。然后是写，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议”而屯田轮台。这说明，昭帝屯田轮台之前，武帝天汉年间早巳屯田渠犁，也包括轮台在内。这是《史记·大宛传》所写屯田仑头乃天汉年间事的有力佐证。
据《汉书》的《武帝纪》、《匈奴传》、《李广附陵传》和《李广利传》，武帝天汉年间还大力经营匈奴和西域，如：天汉元年，“匈奴归汉使者，使使来献”；天汉二年，李广利、李陵等大举征匈奴；是年秋，“渠犁六国使使来献”；天汉三年秋，“匈奴入雁门”。天汉四年，李广利与公孙敖、韩说、路博德等大军击匈奴。武帝击匈奴，必然加强对西域的经营；而“渠犁六国使使来献”，也说明天汉年间经营西域（当然包括屯田渠犁）的成果。这是《大宛传》写屯田仑头乃天汉年间事的旁证。
其实，《汉书·郑吉传》说：“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征伐之后，初置校尉，屯田渠黎（按：即渠犁）。”这巳将汉在西域渠犁屯田（包括在仑头屯田）的时限交待的很清楚了。屯田仑头必在天汉年间而无疑。至于《盐铁论·西域篇》记载，御史大夫桑弘羊于始元六年（前81）盐铁会议上，所说“先帝（按：指武帝）”通西域，“故募人田蓄以广用”，更是反映了当事人证实武帝时巳屯田西域的口供；所谓“故募人田蓄”，必在征和以前。
置金城郡，时在昭帝始元六年，有《汉书·武帝纪》记载为证，这是不成问题的。《史记·大宛传》记载：“（元狩二年）浑邪王率其民降，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侯者到，而希矣。其后二年，汉击走匈奴于幕北。”浑邪王来降是元狩二年之事，汉击走单于于漠北是元狩四年之事，《大宛传》所载是清楚的，还有《汉书》的《武帝纪》、《张骞传》可供查证。这里面提到的“金城”，并不是此后于昭帝始元六年才置的金城郡，而是指这时存在的金城县，《汉书·地理志》是写有金城县的。
可见，施之勉所谓昭帝时屯田轮台，“当是《史记》中最晚之记事”说，是破绽很大而难以缝补的。
四、“《封禅书》记事乃尽汉武帝一生”不能成立
《史记·封禅书》末段有这么一段文字：
今天子所兴祠，太一、后土，三年亲郊祠，建汉家封禅，五年一修封。……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之迹为解，无有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之后，方士言神祠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这显然是《封禅书》中的总结性文字。据“今天子所兴祠”、“今上封禅”等来看，肯定是司马迁的言语；司马谈不可能这样写，褚少孙等人也不会这样写。末尾几句冷嘲热讽的话，更是出自司马迁之口，他人没有如此胆识和妙语。
有的学者很重视这段文字，由此提出了新的看法，说：“《史记·封禅书》结尾有云：‘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集解》引徐广曰：‘天汉三年。’《封禅书》又云：‘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湖四渎矣。’按自天汉三年（前98年）至武帝卒年后元二年（前87年）恰为十二年。如果《封禅书》未经后人窜补的话，那么这条材料很可以证明《封禅书》记事乃尽汉武帝一生。而司马迁乃死于武帝之后。”(11)这个看法，实在不能成立。
说者肯定徐广解释“其后五年”乃“天汉三年”，这是对的；“如果《封禅书》未经后人窜补的话”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这个考辨的错误在于，将“其后十二岁”上接“其后五年”，而无视其上“今上封禅”一语；这样就从天汉三年下数十二岁，算到了后元二年。其实，只要认真细读《封禅书》，就知司马迁具体地写了自元封元年（前110年）初次封禅以后的历次修封，即元封五年的“至奉高修封”，太初三年至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以禅祠石闾”，“其后五年”，到了天汉三年，“复至泰山修封”；然后就是总结语“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云云，概述武帝封禅事，由元封元年始，过了十二年，自然是天汉三年。
天汉三年以后汉武帝是否还修封呢？还是有的。据《汉书》之《武帝纪》和《郊祀志》，武帝在天汉三年之后，还有太始四年（前93）、征和四年（前89）两次修封，却无后元二年修封之事。说“《封禅书》记事乃尽汉武帝一生”，显然与史实不符，故其说不能成立。
五、“迁所著书成，以示东方朔”之新启示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两处提到桓谭《新论》说过：“迁所著书成，以示东方朔”(12)；“太史公造书，书成以示东方朔”(13)。这就启示人们：司马迁写《史记》成于东方朔生前，《史记》终讫也必定是在东方朔生前的年代。
东方朔的卒年，史无明文记载。根据他的行事推断，大约卒于太始年间；如今有的传记写他卒于太始四年（前93），大致差不多。既然东方朔卒于太始四年，那么司马迁书成示东方朔最晚也不超过太始四年，《史记》终讫最大的可能性也只能到太始初年。我提出的“司马迁写《史记》基本上讫于太初，个别文字写到天汉”的看法，又得到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桓谭是两汉之际著名的学者，其言必有所据。可惜《新论》早佚，无法直接引它为证。但司马贞是唐代的著名学者，他引桓谭《新论》立说，想是慎重而不会有问题的。
同时，从《史记·河渠书》提到“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而未提及太始年间关中所修著名的白渠；《酷吏列传》只写到杜周为御史大夫（天汉三年），而未言及杜周之死（太始二年）；《太史公自序》写“作《今上本纪》”，而不是作《孝武本纪》，自然是写在武帝生前；《太史公自序》还写“陈后太骄，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称说卫子夫（卫皇后）有“德”，丝毫没有卫子夫征和二年死于巫蛊事件的阴影，也可探悉《史记》讫于太始之前的天汉，最晚的记事也只能至于太始元年的消息。
琐碎之考，一孔之见，尚祈读者与方家指正。
注释：
① 载《汉中师院学报》1988年第3期。
② 按：成娩于征和三年三月击车师，才得封侯。其封侯当在征和三年。参考《汉书》之《匈奴传》和《西域传》。
③ 金惠：《司马迁卒年新考证》，见《东方杂志》十四卷一期，1980年7月；张大可：《史记断限考略》，见《史记研究》1985年4月版。
④ 参见《汉书》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及《百官公卿表》。
⑤ 参考《汉书》之《武帝纪》和《卫青霍去病传》。
⑥ 据《汉书》之《武帝纪》和《匈奴传》，征和三年与李广利同时出击匈奴者有商丘成、莽通，而无（也不可能有）韩说、公孙敖、路博德等。
⑦ 徐朔方：《〈史记·匈奴列传〉和司马迁的卒年问题》，见《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8-63页。
⑧ 施之勉：《太史公昭帝初年尚在考》，载《大陆杂志》第五卷第三期，1952年8月。
⑨ 按：仑头，《汉书·西域传》作“轮台”。仑头是否即轮台？班固认为二者是一。历来学者大多从之。其实可疑。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仑头、轮台区分为二，似乎有一定道理。
⑩ “初通西域”，指太初三年。“师行三十二年”，指元光二年（前133）汉匈绝和亲而用兵，至太初三年（前102）汉通西域，凡三十二年。
(11) 苏诚鉴：《司马迁行年三事考辨》，载《秦汉史论丝》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
(12) 《史记索隐·太史公自序》。
(13) 《史记索隐·孝武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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