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本地与外来人口职业排斥的性别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镇论文,外来人口论文,性别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以及依附于户籍制度的一系列偏向城市的保护措施，城市居民享有城市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近乎垄断的特权。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迫于不愿失去既得利益的城市居民的意愿以及当地再就业与政府绩效直接挂钩的压力，城市政府演变为外来人口职业排斥的制造者。外来人口在城市的就业数量和工种、就业的交易费用（必须持有的数种证件及相关费用）、就业收益和就业氛围等领域遭受了种种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曾经成为调节劳动力成本，有效地刺激着资本需求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杠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松动，通过不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分隔来刺激资本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效率已经开始下降。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就业的性质和方式正在发生三大转变：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到追求“平等、尊重和社会认可”转变，就业的公平性和社会排斥问题开始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国务院、劳动保障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部等部门已经先后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关于印发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劳社部发[2006]27号）等系列文件，要求2006年至2008年，全面推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北京、广东等省市也先后出台了城乡平等教育、平等医疗救助，平等公共品供给的系列政策。但1990年以来，中国城镇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就业不平等程度或对外来人口的排斥程度是否呈缩小趋势？影响这种变化趋势的因素有哪些？政府目前出台的相关政策是否能从根本上纠正这种排斥和偏差？
上述问题的回答和界定将有助于提高政府城乡平等就业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和合意性。
关于我国城镇外来人口就业不平等以及受到社会排斥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来人口在工作时间、工资拖欠、子女教育、工作环境、社会保险等方面遭遇的排斥进行分析（杜鹏，2005；张展新，2006）。二是对外来人口与城镇本地人口在工资收入上的差异（Xin Meng,1995; Pak-wai Liu et al.,1996; Zhao Yaohui,1999；李实，2006）以及在行业分布上的不平等（杨云彦，2000；王桂新，2001；蔡昉，2003）进行实证研究。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在职业获得上的差异不仅是他们之间存在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Brown,1980;Knight,1989)，也是导致外来人口处于社会底层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述研究都是把城镇外来人口作为一个整体，与城镇本地人口进行比较分析。实际上，城镇外来人口自身内部男性和女性的排斥程度及其变化趋势存在很大差别，外来女性在户籍歧视和性别歧视双重作用下，受到的排斥程度更加明显，她们是城镇人口中最弱势的群体之一，也就更值得社会的关注。
本文则试图利用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1%抽样数据和第五次人口普查0.95‰抽样数据，通过对本地男性、外来男性、本地女性和外来女性四类人口职业获得差异的比较，研究外来人口就业不平等的根源。在此基础上，比照我国目前城乡平等就业政策的着力点，探讨政策实施的关键领域。
二、城镇本地与外来人口职业隔离程度
在城镇范围的确定上，1990年“四普”数据和2000年“五普”数据中的划分存在一定的差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市人口”是指社区的市所辖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镇人口”是指不设区的市所辖的居民委员会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城镇和乡村的划分是依据国家统计局(1999)制定的《关于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试行）》。由于这种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较小，本文在模型中忽略“四普”数据和“五普”数据在城镇划分范围上的差异。
在本外地人口的划分上，本文选取人口普查表中户口登记状况为居住本乡镇街道、户口在本乡镇街道的人口作为本地人口，选取户口登记状况为居住本乡镇街道半年以上、户口在外乡镇街道，或在本乡镇街道居住不满半年、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或居住本乡镇街道、户口待定的人口为外来人口。
对于城镇本地与外来人口职业获得排斥程度的评判，本文选取国际通用指标——隔离指数(Segregation index)进行衡量。隔离指数公式为1/2∑|Xi-Yi|，其中，Xi和Yi分别代表城镇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职业分布，且∑Xi=1，∑Yi=1。隔离指数取值在0-1之间，取值为0表示城镇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职业分布没有隔离，取值为1表示城镇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职业分布完全隔离。
1990年按照64个职业中类计算，城镇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整体隔离指数是0.5184，2000年按照63个职业中类计算，城镇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隔离指数是0.4624，下降5.6个百分点。即10年来我国城镇对外来人口的职业排斥程度有所下降，这与人们的预期相同。这种变化也暗合了我国户籍制度松动、城乡之间就业融合加速的现实。
但是，不同性别城镇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隔离指数变化情况却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城镇本地男性与外来男性隔离指数大幅下降约12个百分点，（即由1990年的0.5691下降到2000年的0.4525）；而城镇本地女性与外来女性职业隔离指数仅下降1.7个百分点，（即由1990年的0.4926下降到2000年的0.4754）。这说明，1990-2000年这十年里我国城镇对外来人口整体的职业隔离程度下降，主要源于对外来男性职业隔离的大幅消减，而对外来女性的职业隔离仅有微幅下降。此外，就外地男性和外地女性进行比较，2000年对外来女性的职业排斥程度(0.4754)已略高于对外来男性的职业排斥程度(0.4525)。
职业隔离指数降低反映了本外地人口在城镇总体职业机会或职业门槛上的一种改善，但二者职业获得结构（如第一层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层劳动力市场）上的差异程度如何？是否存在本外地、男女性之间排斥程度加深的趋势？本文将采用职业分布和职业获得估计指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三、城镇本地与外来人口职业排斥程度
（一）职业分布比较
1.分性别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
“四普”数据和“五普”数据对比显示，我国男女性的基本特征差异较大（见表1）。虽然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但外来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始终低于本地人口。其中，外来女性在四类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最低。而且，外来人口的平均年龄、工龄和已婚比例远低于本地人口。另外，就不同区域外来人口的比重而言，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的外来人口只占很小份额。但2000年各地区外来人口的比重大幅提高，其中东部地区外来人口比重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低。这也体现了经济发达地区的集聚效应，吸引劳动力要素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
2.城镇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的职业分布
城镇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第一层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层劳动力市场。第一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有较大职业发展空间。第二层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较差，职业发展机会较少。在这里，本文把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看作是第一层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把商业服务工作人员、生产运输操作人员、农林牧渔生产人员等其他职业者看作是第二层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
观察不同性别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的职业分布表①（见表2）可以看出：1990年本地人口从事第一层职业的比例远远高于外来人口的比例。在四类人口中，本地男性从事第一层职业的比重最高(34.74%)，其次是本地女性(32.98%)，第三是外来男性(3.94%)，最低的是外来女性(2.65%)。2000年四类人口从事第一层职业的人数比例都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总体就业质量呈现出逐步提高的趋势。
（二）职业获得估计比较
利用Multinomial logit模型，本文分别对四类人口的职业获得进行估计。模型的形式为：
其中，N是样本量，J是职业分类数，x[,i]是影响职业获得的变量。
在估计muhinomial logit模型时，取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生产运输操作人员五个职业进行分析，其中生产运输操作人员为参照组。
影响四类人口职业获得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个人人力资本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家庭责任因素和市场机制完善程度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对男性进行估计时，选用的自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年），工龄（年），工龄平方，已婚（未婚为参照组）以及中部、西部虚拟变量（东部为参照组）。对女性进行估计时，选用的自变量包括受教育年限（年），工龄（年），工龄平方，已婚（未婚为参照组）以及中部、西部虚拟变量（东部为参照组）、孩子数量。本文参照Mincer(1974:48)的做法，从受教育程度推算出受教育年数（未上过学＝1，扫盲班＝3，小学教育＝6，初中＝9，高中＝12，中专＝13，大专＝15，本科和研究生＝17）。同时，参照Mincer(1974:48)计算工龄的方法：用现在的年龄减去参加工作时的年龄。参加工作时的年龄从受教育程度来估算（小学或小学以下＝14，初中＝16，高中＝19，中专＝20，大专＝22，本科和研究生＝24）。这样选择参数变量是由于模型的需要，模型要求把受教育程度按照受教育年数来估算，这样可以把教育当作人力资本的投资；而且模型中的影响职业获得的自变量是工作经历而不是年龄。男性和女性本地人与外来人职业获得的multinomial logit模型回归结果分别见表3和表4。
注：(1)参照组为从事生产运输操作人员。
(2)*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3)人口普查中只由女性填写生育孩子个数，故男性没有这一变量值。
1.本地男性与外来男性职业获得变化的影响因素
(1)人力资本因素。从表3可以看出，1990年本地男性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发生比是成为生产运输操作人员发生比的e[0.7304]=2.08倍。而2000年本地男性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发生比是成为生产运输操作人员发生比的e[0.6682]=1.95倍。这说明对于本地男性，教育程度仍是其能否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影响作用略有下降。类似数据显示，相对于1990年，2000年受教育程度对于本地男性成为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的影响作用有所上升。而受教育水平对外来男性获得第一层职业的促进作用在减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们职业选择观念的不断提高。1990年高学历可以很容易帮助个体获得较好的职业，但2000年以来，一方面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高端职位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学历对职业的获取作用也在不断的弱化；另一方面，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等职业观念的更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从事商业服务或专业技术职业概率的提高。
此外，工龄对本地男性和外来男性从事各类职业的作用普遍减少。随着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国企改革逐步深化，简单的高工龄已不足以成为帮助他们保住“铁饭碗”的有力工具，商业服务人员等第二层职业反倒成了大龄人口的合理选择。
(2)社会资本因素。从表3可以看出，相对于1990年，2000年本地男性结婚与否对其获得各类职业（除专业技术人员以外）的影响都有所降低。但婚姻状况对外来男性获得各职业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差异。结婚将提高外地男性成为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的概率，降低其成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员，对其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没有影响。
一般而言，婚姻有助于个人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扩大，从而增加个人获得较好职业的机会概率。这种社会资本网络的作用显然在1990年本地男性的就业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发挥，2000年以来，社会资本网络在帮助本地男性获得各类职位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机制的不断完善逐步弱化。
(3)市场机制完善程度。1990年，相对于市场经济较发达、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开放地区的本地男性，较封闭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本地男性更容易进入第一层劳动力市场。到2000年，中西部地区本地男性的这一优势已逐步消减甚至消失。与本地男性恰恰相反，1990-2000年间，中西部地区外来男性比东部地区外来男性获得各职业的机会明显增强。这表明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开放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本地男性受到的保护程度逐步消减。当然，这也可能是各地区产业结构不同所导致的结果。如何将市场机制完善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分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2.本地女性与外来女性职业获得变化的影响因素
(1)人力资本因素。从表4可以看出，虽然相对于1990年，2000年教育水平对外来女性获得各类职业（除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员外）的促进作用在提高。但是教育水平对外来女性获得各类职业的促进作用远小于其对本地女性获得各类职业的促进作用。在教育水平对外来女性获得第一层职业的促进作用增加，外来女性整体教育年限也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其受到的排斥程度依然有增无减，这说明人力资本以外的因素在外来女性职业获得过程中的排斥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2000年工龄长短对外来女性获得各类职业几乎没有作用，较长的工龄对本地女性从事各类职业的作用普遍缩小。这与外来男性的情况基本类似。这说明市场经济竞争机制对我国职业结构变迁产生了较大影响和促进。
(2)社会资本因素。2000年结婚与否对本地女性从事各类职业（除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以外）已经没有影响。但相对于1990年，2000年已婚外来女性更容易进入第一层劳动力市场，婚姻状况对外来女性进入第二层劳动力市场没有影响。目前现代商业服务人员和生产运输人员是外来女性从事的主要职业领域。但外来女性一旦结婚，部分人就可通过其婚后家庭的社会关系进入第一层职业。
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进行比较，本文发现社会资本对外来女性进入第一层职业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自身教育水平提高对其进入第一层职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由于社会资本因素的差异引起的外来女性受到排斥程度远大于由人力资本因素差异引起的外来女性受排斥程度。这可能与我国目前职业资格准入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相关。
(3)市场机制完善程度。与1990年相比，2000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来女性从事各类职业的概率大幅增加。这说明对于外来女性的排斥随着市场机制不断完善逐渐消减。这与外来男性情况相同。因此，市场机制完善程度、劳动力市场开放程度是影响外来人口受排斥程度的因素之一。
(4)家庭责任因素。1990年孩子个数多少，对外来女性获得第一层职业没有影响；而2000年孩子数量越多，外来女性越不容易获得第一层职业。由于外来女性大多从事门槛和垄断程度低的职业，生育孩子数量越多，中断职业生涯发展的时间越长，就越不太容易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这说明在第一层职业上，由于生育和抚养子女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是引致外来女性遭受排斥程度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
注：(1)参照组为从事生产运输操作人员。
(2)*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水平上显著。
（三）职业分布估计与差异分解比较
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在职业获得上存在的结构性差异，表明两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不同待遇。我们依据本地人口职业获得的Multinomial logit模型参数，来估计外来人口的职业分布，它表示如果外来人口受到与本地人同等的待遇，其职业分布将会如何。外来人口估计的与实际的职业分布差异，表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排斥的程度。同样，按照外来人口职业获得Multinomial logit模型参数来估计本地人口的职业分布，得到本地人估计的与实际的职业分布差异，它表明在劳动力市场上本地劳动力受到偏爱的程度。
对男性和女性在1990-2000年间本地人与外来人实际与预测的职业分布差异变化进行比较（见表5），可以看出：
1.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城镇对外来人口的职业排斥主要表现在第一层劳动力市场上。
如在1990年，如果外来男性受到与本地男性相同的待遇，原来从事第二层职业（在第二层劳动力市场上工作）的外来男性中将约有2%的人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如果本地男性受到与外来男性相同的待遇，只有8.98%的本地男性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其他原来在第一层劳动力市场的本地男性中将有高达26%的人进入第二劳动力市场。
2.1990-2000年，外来男性在第一层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程度略有下降。2000年如果本地男性受到与外来男性相同的待遇，则从事第一层职业的本地男性的比例将降低25.21个百分点，比1990年减少了0.85个百分点。如果外来男性受到与本地男性相同的待遇，从事第一层职业的外来男性的比例将提高1.17百分点，比1990年减少0.7个百分点。
3.1990-2000年，外来女性在第一层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排斥程度没有消减，反而明显增强。2000年如果本地女性受到与外来女性同等待遇，从事第一层职业的比例将大幅降低41.81个百分点，是1990年(25.25%)的1.7倍。如果外来女性受到与本地女性相同待遇，则从事第一层职业的本地女性将增加2.82个百分点，是1990年的1.3倍。这说明本地女性在第一层职业上受到保护程度较大，外来女性在第一层职业上受到较大排斥。
四、结论
从总体上看，城镇对外地人口的职业隔离程度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表明，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与教育的发展，城乡劳动力市场开始逐步趋于统一，社会总体就业观念正在不断更新；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变化是职业变化的核心因素，我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是引致城镇就业质量和职业结构改善的主要动力之一。
从结构上看，城镇对外来人口的职业排斥主要体现在第一层劳动力市场。外来男性在第一层劳动力市场受到的排斥已逐步下降，但外来女性在第一层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排斥强化”。2000年外来女性在第一层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排斥程度是1990年的1.7倍，也远远超过外来男性受到的排斥程度。原因在于导致二者遭受职业获得排斥的因素存在差异。数据对比显示，市场机制不完善是导致外来男性受到职业排斥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因素的作用较小。而社会资本、家庭责任和市场机制不完善等因素都对外来女性遭受职业排斥产生较大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外来女性进入第一层职业的促进作用远远大于自身教育水平提高对其进入第一层职业的促进作用。
因此，要实现城乡平等就业，政府政策应更注重如何消除外地女性遭受的职业排斥。对于外来男性，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市场机制是政策的基点；对于外地女性，弱化社会资本在职业获得过程中的不公平程度，在国家职业资格准入、规范企事业单位招聘行为等领域制订配套性的措施则是当务之急。
注释：
①为便于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较，本文将第四次人口普查职业大类中商业工作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合并成一类为商业服务人员，故第四次人口普查中职业大类分为七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