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的技术性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性要求论文,思想史论文,方法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5)03-0030-06
一、科学分界标准与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
在科学方法论上，K·波普尔(K·Popper)提出了分界及分界标准问题。所谓分界问题就是确定一个理论的科学性质问题：科学的、非科学的或伪科学的。波普尔给出的分界标准是可证伪性。一个理论的可证伪性就是指从该理论推导出的结论（解释、预见）在逻辑上或原则上有可能与一个或一组观察陈述发生抵触。凡可以证伪，是科学的；凡不可证伪，就是非科学的或伪科学的。证伪是演绎逻辑的一种形式，它是否定后件的推理，结论的假设必然要传递到前提上。（注：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42-43.）波普尔的分界标准可以运用于自然科学，也可以运用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一些理论体系、概念范畴能否被证伪决定了它的科学性质。从次一级层面看，一个理论体系或学科体系的研究内容及研究对象如何界定，也是决定这一体系的科学性质的核心要素。构成一个“体系”的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并不是杂乱无章、包罗万象的，而是有范式规定的。库恩(Kuhu)认为有无范式(Paradigm)是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范式是包括定律、理论、概念、模型、方法、范冽的结构整体，人们在范式框架内进行研究活动，就是常态科学。（注：T.S.Kuhu.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Second Thoughts on Paradigms.In:Suppe,F.(ed):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而如果一个研究领域没有范式，没有通约的基本原理、话语系统和研究方法，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观点和理论，则属于“前科学”、“非科学”。
经济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在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大抵有两种认识。第一种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应是专业性的，而是相当宽泛的，只要是有关经济的论述，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经济思想史研究就是对已成为历史的经济观点、经济论述、经济政策、经济理论进行研究。由于没有范式要求，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学科的边界是不明确的，以至于要讨论这些学科究竟是归经济学还是归历史学。也有观点认为它们是介乎经济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看，也确实是经济学的、历史学的乃至哲学的都有。第二种认为经济思想史如果是一种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就必须要具有“专业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即这一体系要由专业理论要素构成。经济思想史研究就是对具有共同专业基质的思想的发生、传承、发展作过程描述和线索勾勒。从此要求看，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就有限制性，因为“过程”的提炼必须有专业的规定和理论的准确性要求。范式的认识论功能在于对问题的识别和对研究工作的定向。识别和定向都需要选择，都是一种限制。但唯有这种限制，研究工作才具有科学性，才能逼近精确性和可靠性。
从科学史考察，当一种学科处于“前科学”(Prescience)阶段时，它没有范式的规定，基本原理不一致，缺乏共同的信念，学科边界是散漫的、模糊的。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中是普遍的。当18世纪的牛顿(Newton)为光学提供了第一个范式之前，当19世纪的富兰克林(Franklin)为电学建立了范式之前，以及拜耳(Boyle)为化学建立了范式之前，光学、电学和化学都是前科学。大抵在16世纪以前，科学还没有与哲学分离，知识被视为一个整体。在16-17世纪，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经济学都还不曾为一门科学。有关经济问题的论述，夹杂在哲学和政治的论述中。在欧洲，经济学起先是被看作国家政治管理的一部分，称为“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这门学科较早的名称是“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出现在法国重商主义思想家安东尼·德·孟克列钦(A.de.Monchrétintn)1615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论文》。(A.Wolf,1935)政治算术及早期政治经济学虽然考察和讨论了各种经济问题，但在亚当·斯密(A.Smith)于1776年出版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前，经济学一直没有“科学共同体”和“专业基质”的范式界定，因而称不上是科学。亚当·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是致力于范式框架的进一步形式化，其重要方面就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在实证经济学研究中，需要运用数学以保证逻辑推理的严密性，需要运用数学工具（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实现理论的经验实证，数学的准确性和通用性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话语系统、概念系统、研究方法的界定严格性和公理化程度，使经济学更符合科学界定的要求。
经济思想史是研究经济理论、经济学说发展演变过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学科界定应该有范式框架的识别和限制。因为只有在一个统一的范式框架内，科学才能够实现分析技术的积累和理论的发展。经济学与其他科学一样，有它的“前史”即“前科学”发展阶段。对经济学前史的研究一般难以符合范式规定性，因为那时经济学还没有范式。但是，即使是经济学前史研究也不能满足于漫无边际的“跑马”，还是要探究经济学从“前史”到“科学”的演变过程。“政治算术”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配第(W.Petty)、约翰·格劳恩特(J.Graunt)和格雷戈里·金(K.Gregory)对人口、土地面积、人寿保险年金的统计估算，对于经济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定量或统计方法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经济规律的探索。17世纪经济思想中最有价值的特征之一是日益意识到在社会经济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规律性或秩序。“政治算术”的思想家运用统计学探求人口生产、农业生产的规律性，这种思想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的“唯科学主义”方法论基础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主流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的。因为既然社会经济有着自己的规律和秩序（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那么就不应对经济作人为干预，而且人为干预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分析出经济学前史到经济科学的方法论积累和理论发展线索。所以，即使是研究经济学前史，也应力求有学科界定和理论的专业规定性。对18世纪以后的经济思想、经济学说发展过程的研究就应该符合范式框架的定向标准，对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做出专业的识别和界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界，对研究对象的宽泛界定是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这可能与中国文化的思维形态或称思维方式(Philoso Phizing)有关。如果将中国传统思维形态与西方传统思维形态作比较分析，它们在概念系统和话语系统上是有差别的。根据哲学界的研究，中国既念系统对事物的属性比较淡漠，满足于对基本属性的把握而疏于对本质属性的探究，在形式上是多元的，注重内涵的丰富性。西方概念系统则专注于对事物本质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定义形式的思考。由于本质性是唯一的，因此西方概念系统是单质的，注重外延的确定性，概念系统与话语系统相关。西方概念系统关心事物本质性问题，即关心“是什么”，因而要求话语系统有严格的规范性，陈述要符合修辞学的格式。由于规范性和格式化，话语系统的统一性相通约性大大增强，这更符合范式要求。与中国概念系统相联系，中国话语系统不象西方那样注重词形和语法，而是注重词意和语用，不受逻辑形式的严格规定，而显得较为随意和散漫。（注：吾淳.中国思维形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我并不打算在这里讨论中西文化及思维形态的孰优孰劣，只是想说明经济思想史、经济学乃至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在学科界定上的散漫性和随意性与传统思维形态有联系。而中国传统思维形态在分析哲学、实证科学方面的弱势已是一种定论。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注：爱因斯坦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时至21世纪，我们在经济思想史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要注重中西文化、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结合，注重吸收西方认识论、方法论的科学成分，以有利于经济思想史学科的现代化、科学化发展。
二、经济思想史学科界定与研究方法的关联性
不同的学科界定有不同的研究方法要求。如果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内容不需要有专业的识别和限制，没有一种“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的约定，学科边界是相当宽泛的，那么研究方法也就没有技术性要求，没有一种通约的、可识别、可积累的形式。如果认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内容要有专业限制，经济思想史学科要有“科学共同体”界定，那么研究方法也就要有相应的标准。约瑟夫·熊彼特(J.A Schumpeter)所谓的经济分析史，是指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两方面的历史。这里的“分析”是一种逻辑思维方法，是一种思维把事物或对象分解、并沿着“结构准确性”路径进行考察的方法。16世纪以后，在分析思维及实验的基础上，西方自然科学发展起来了。所以，分析思维又称科学思维。熊彼特的经济分析由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构成。经济史是经济学家分析材料的主要来源；统计学是从统计数字中获得信息的工具；经济理论是解释经济现实和预测经济现象的模型。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这三个要素构成了“科学的”经济学。在熊彼特的论述中，“分析”是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分析性”的经济学也就是“科学的”经济学，经济分析史也就是“科学的”经济学发展史，即运用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进行经济分析的经济学发展史。（注：J.A.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Ed.E.Boody[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54.）科学发展史表明，分析与归纳的形式逻辑思维是近代科学发展所必须的。而中国传统思维注重综合，偏重经验性的整体直观，形式逻辑不发达，分析与归纳较欠缺。（注：张岱年.中国思维偏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由于缺乏分析思维和分析技术的累积，缺少对于定义形式的深入思考和概念界定的认识论法则，因而很难就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乃至近现代经济思想整理出一个“分析史”。但我们也不能一直局限于传统思维的笼统含混、泛泛而论、界说不清、直观顿悟的学术款式。在科学发展的现代，在中西文化学术广泛交流的背景下，应该吸收西方有价值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弥补中国传统思维及学术研究的缺陷。中国的经济学界、经济思想史学界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领域，长期存在着话语系统、分析工具不一致，有多少个研究者就有多少种理论和观点，争论各方各自沿着自己的逻辑述说而集中不到一个点上的状况。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那么所谓学术研究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自娱自乐，进入不了科学的范畴。从学科的“科学共同体”界定要求看，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应该符合分析思维特性，从思想材料中分析提炼出经济学要素，并且将陈述安排成一个形式化的理论系统。如果说经济学“前史”的思想材料达不到这种要求，那么近现代以来，尤其是现代经济思想史研究就应该力求遵循这一要求。经济思想史要提升科学品质，在学科界定及研究方法上必须要有范式规定，通过研究工作能够实现理论要素的提炼、理论演进的累积和理论线索的勾勒，揭示出随时间运动而演化的经济思想“过程”的节奏和脉络。
三、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要求
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不同界定标准及不同研究方法在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方面有不同要求。知识可以释义为信息。根据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知识信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与“世界1”即物质世界相联系的知识，它反映客观物质体的物理特性和运动状态。第二类是与“世界2”即人类主观意识或精神状态世界相联系的知识，它反映人们的主观感觉、感受、意识的思维状态。第三类是与“世界3”即思想内容的世界相联系的知识，它反映人类精神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认识关系，包括用语言、文字、图像、数据、分析工具、科学理论，社会机构等载体来表述的事物存在及运动状态。世界1、2、3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知识信息是互相联系并有传递性因果作用的。但世界3作为人类思想的产物，一旦产生以后便有自主性发展逻辑。从发生学意义看，世界3的知识形态与人的思维形态直接相关。中国的思维形态及由此所决定的概念系统和话语系统缺少一种以理论的方式探求知识的传统，因此世界3的知识体系也缺少统一的分析方法和通约的科学理论。“历史主义”是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上，自然主义历史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受到了克罗齐——柯林武德——波普尔主观历史认识论的严峻挑战。他们认为，历史的解释不是科学，因为它是不可检验的。科学知识和理论只能是通过试错法，通过猜测和反驳而前进。历史是人类思想活动的产物，而思想活动并不是一种因果机制，从中抽绎不出规律，也无法运用试错法。（注：K·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因此，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经济学除外）只是一种没有科学方法标准、没有范式规定的思想活动表述。波普尔用客观的逻辑方法论推出了反历史主义的结论，这被认为有不少谬误。但他力求在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打通，主张寻求一种统一的科学方法论来规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路径，这种思想在国际上已被广泛认同。国际学术界已形成一种共识，作为科学而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应该有作为科学的共同之处，即在认识论、方法论上有统一性。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自然史就是自然科学，人类史也就是社会科学。如果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科学，那么在逻辑上，两者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就应该是统一的（并非是同一的）。倘若上述论点可以被认定，则对应于某一具体科学领域或科学学科，波普尔世界3的知识信息就不会是没有边界、杂乱无章的。科学是人的一种有条件的认知过程。科学理论是一种公理化系统，理论语言、基本定律、对应规则应该具有统一的认识意义。科学研究对知识背景、知识结构、理论训练有选择标准和定向标准，理论要明确、可识别、给出信息量，这就是范式要求和可证伪要求。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接受了证伪主义和拉卡托斯(I.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精致证伪主义），实现了所谓“研究框架的进步”，使经济学理论研究更符合公理化、体系化、逻辑化特征。
也许是由传统思维形态所决定，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甚至包括经济学研究缺少方法和范式的通约，缺少基本陈述的约定，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没有一种学科的技术规定性，因而研究和论述难免五花八门、百人百样。这种状况是与科学发展趋势不相符的。就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而言，知识背景散漫，理论训练杂乱，“体例”、“体系”层出不穷，但基本上都是自成一家。要使经济思想史学科达到形式化，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就要可限制，就要有专业化定向标准。举例而论，中国古代有轻重思想，在《管子》中阐述最详。历来多将轻重思想理解为货币理论，至多理解为一种比价分析。但若用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分析，轻重思想包涵有多种商品间的比价运动、因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致的价格运动、货币数量论等理论要素，轻重思想探讨的是经济均衡及非均衡的运动过程。（注：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上册，330-334.）一般均衡分析是假定一个社会中所有各种商品及要素的供给、需求和价格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每种商品或要素的供求均可以看成是价格体系的函数。在此基础上，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角度考察每一种产品和每一种要素的供给需求同时达到均衡状态的条件，以及相应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供需量的量值。在经济学说史上，法国经济学家莱昂·瓦尔拉(Léon Walras)被认为是最先充分认识到一般均衡问题的重要性，并在其1874年出版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首先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但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思想即各种商品（要素）、各个市场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关系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的轻重思想中已有充分体现。人们可以从哲学、文学、政治学等领域研究轻重思想，但若要从经济思想史领域研究轻重思想，可能就需要具备经济学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不然，对这一思想中所包含的经济学理论要素就难以把握，更无从提炼。
中国传统思维所决定的大而无当的思想方式，以及“不确定”的学术基本形态缺少一种以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思想学术的逻辑严密性。（注：F.I.芬利.希腊的遗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从现代科学发展要求看，这一偏向需要修正。在学术研究中，学科、方法、知识背景和理论训练的技术规定性及形式化还是需要的，这决定了学科发展的科学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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