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史学的新趋势：历史研究中微观与宏观方法的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互动论文,史学论文,微观论文,新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4]10-0031-07
当代职业历史学——更广泛地说——历史文化的更新是在下述基础上发生的：近代欧 洲理性主义的危机，摒弃古典的决定论、对客观性的追求和对真理的掌握，摒弃通过普 遍规律来观察世界的企图。在整个20世纪，世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在这些急剧 的变化中，科学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些变化也涉及到了科学本身的状态，开始把 它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捧上了天，但到世纪末——却对它的奠基性的方针也产生了怀疑。 在这种情况下，后现代主义的纲领的破坏性活动却清理出了新的理解世界的途径：在所 有科学中，首先要分析的不是规律性和经常性，而是对个别性、独一性、偶然性的研究 ，同时也寻找普遍化的新方法。
在诸多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中，占中心地位的依然是历史综合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促使 被不同的分析程序弄得支离破碎的历史图景的整体性的恢复，可以使在实际研究中被分 离的系统结构方法、社会文化方法和心理方法重新整合起来。在最近十年，历史学家们 围绕着有关历史过程中个别的与集体的、民族的与普遍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的思考，积极 寻找新的综合途径，为在理论上克服在单个的与群体的、独一的和普遍的之间的二分法 而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在遭受极痛苦的摧残的俄国史学中，这种心智上的寻觅的最初表 现之一是朝向文明方法的。这种方法的基础是在人类普遍的共同体内文明多样性的思想 ，以及经典时期的“年鉴派”原则。这些原则是接近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而当时的 形势却要求激进的革新。
虽然制定新的史学范式以取代过时的范式是极其复杂的和十分矛盾的，但有一点是确 定无疑的——那些把重点放在文化概念上的趋向是最有前途的。它导致对任务的新的理 解，导致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概念体系和方法论基础的质的变化，而结果是导致职业 圈子里整个概念准则的变化和历史学本身形象的变化。在俄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社会 结构和精神生活方面的真正结构性的进展给这个过程带来了意义不一的后果，并使它变 了形。
在1980年代下半期和1990年代初发生的社会一政治危机的条件下，职业历史家团体和 社会之间的传统的相互关系机制被破坏了，学术活动的习惯标准已失去了威信。为了保 持学科本身的认同，需要把智力上的潜力发动起来。这也反映在科学知识的结构和语言 的变化上和科学知识转换方式的变化上。同时，一套最简单的职业准则被谨慎地保存了 下来。这些准则被历史学家看作是职业性的知识类型与业余爱好的知识类型的界线：对 史料的依靠、对历史事实的精心安排、因果关系的确立等等。与此同时，在1990年代的 下半期，出现了大量这样的历史著作，——它们的作者诉诸的是同一的科学标准，但得 出的却是完全对立的研究结果。由此，一些职业历史学家开始不愿接受那些理论一方法 论问题。这些情绪，例如，反映在这样的著作中，它们为历史学是经验的科学和事实罗 列的科学的论点恢复名誉，并提出“回到希罗多德去”的口号。但是，这些行为遭到了 严肃的批评。这些批评是把历史学作为理论知识进行重新论证所需要的。实质上，这是 指在社会上和在职业圈里同时形成不是一个，而是若干个历史学的形象。这些形象是建 立在对历史知识性质、内容和功能的不同的概念上的。史学界就此做出了一些尝试。一 方面，在确定当代的研究与过去(苏联的)史学传统相互关系的基础上解决自我认同问题 ，——对苏联史学传统必须要克服以便取得学术探索的更多成果。另一方面，进行了现 存的研究实践与历史学的理想的(标准的)模式的比较。扮演这种角色的既可以是不同流 派的“外国史学”，也可以是“我国革命前史学的优秀榜样”，又可以是今天的史学实 践正走向的某种“未来的史学样式”。近十年来，在俄国历史学中有两个趋势值得注意 。一个是：在发现过去被禁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消灭“空白点”，探讨过去不重视的或 被禁的题目——这个趋势早在改革初年就已开始出现。根据这种观点，实现了对以前某 些时候不能触及的历史真理的重新探讨，补充文献库、扩大科学研究著作和政论作品出 版的过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但是，出版物的丰富并不意味着它们有高的质量， 很可能相反，这些出版品就像一锅粥：既有早已过时的论断，又有示威性地与其对立的 论点；既有耸人听闻的发现，又有投机。这些投机实质上是社会政治斗争的附庸——是 其手段和论据。最后这种情况既说明，对绝对真理的觊觎对不同的意见是不容忍的，又 说明在题目的阐述上是有偏向的(利用的只是那些对自己观点有利的题材，对其他题材 则沉默不语)。但是为了在完全崭新的基础上建立当代历史研究，只摒弃过去的评价是 不够的。消除外加的政治立场绝不是消除学者和政论家的政治偏见：俄国历史上的所有 事件、现象、人物还是继续根据惟一的标准进行评估——即它们是怎样促进或者阻碍俄 国历史发展的、每个研究者个人所希望的那种可选择的道路的实现的。
这里最明显的进步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知识范式的脱离和把起码的“健全的思想”上 升到方法论高度。这是“改革”年代发生在科学团体约定的界限之外的那些过程的自然 的继续。正是在那时，唯一被承认是现实的只是那些在人的知觉里“赞同的”或明显地 反映在“普通人”命运里的东西：“转变时代”附带地使人明白日常的、平凡的、“非 历史的”东西的重要性以及从实际的经验，而不是从理论经验来说明事件。在摒弃马克 思主义方法论后，多数俄国历史学家把实证主义作为主要的工具。许多历史学家认为， 公布的文献可以自己说明自己，因而宁愿“躲在”文本后面，把文本看成是最终真理， 并把自己的著作变成史料的评注性的文选。在这里，很多史家成了看风转舵的了。而且 他们认为，过去主要都是“负面的知识”；指出，过去的史学解说“不是那样的”，甚 至“根本不是那样的”。并非偶然，一个由“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和《知识就是力量 》杂志联合举办、并请有威望的职业历史学家参与的历史性广播节目就叫“不是那样! ”。毫无疑问，这个任务的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是巨大的，反驳意识形态性的歪曲和职 业性的错误的“无止境的工作”是一直要做下去的，几乎没有尽头。但是，这种方法不 会使我国史学获得转向新质的机会。
从1990年代中期才变得明显起来的第二种趋势要有希望得多——即寻找新的方法，号 召独创的研究法。一些学者和不少科学集体的创造性努力，在与外国主导学派开展有成 效的对话和交流的基础上，为俄国史学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对根本革新方法论的必要 性的认识既反映在许多学术会议和新的专门的定期出版物(《奥德修斯》、《突发事件 》、《与时代对话》等丛刊)的组织上，又反映在讨论历史认识理论问题的众多著作的 出版上，尤其重要的是，反映在采取了措施把新方法引进教学课程和大纲上的行动。“ 方法论多元化”的方针已导致新方法牢固地巩固了自己在俄国历史学家创作中的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形成新的学派。
首先，对历史中的人的问题的兴趣极大地增长。这反映在历史人类学的兴起。虽然在 我国的历史学中，历史人类学方法有很长的传统(Б.А.罗曼诺夫的《古代罗斯的人与风俗》[最早出版于1947年]，А.Я.古列维奇的已成为经典的《中世纪文化的概念》、《中世纪民间文化问题》和发表在1970—1990年代的其他著作)，但这个流派的发展基本上是与俄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在А.Я.古列维奇领导下的历史人类学研讨班的活动联在一起的，是与1989年开始出版的《奥德修斯.历史中的人》年刊相关的。在进一步推动新的研究方法方面起了重大作用的是1994年在同一研究所内创建并持续活动的由Ю.Л.别斯梅尔特内领导的私人生活史研讨班和小组以及1997年开始出版的《突发事件.历史中的个别的和独一的》年刊。这一流派的出现引起了各种不同专业的历史学家的广泛兴趣。对微观分析中关键的理论—方法论问题的创造性的讨论、许多集体研究项目(“家庭圈子里的人”、“情感世界中的人”等等)的完成、这个小组的历史学家(小组后来更名为私人生活和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心)出版的研究著作把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在当代的方法论争论中，历史中的微观方法和宏观方法的相互关系和可能的综合问题 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学家在寻觅：历史的微观方法和宏观方法”——1998年10月在 俄国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行的研讨会的题目就是这样的。这次研讨会的结果对新的 研究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这里，应该详细地讲一讲始于2000年而至 今仍在继续的上述中心的一个集体项目：“20世纪初以前西欧与俄国的社会—文化理想 和日常生活：规范的和独特的”。这个项目的主要点是：研究西欧国家和俄国的社会— 文化理想与个体的人对这些理想的个人解释之间的冲突和对比在冲突中形成的人的日常 生活行为的战略中的普遍的与独特的东西。作者们力图摆脱那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群众 文化准绳的强制力量的方法上。这种方法不注重在变动的生活环境内个人行为战略，把 个人比作社会机器中的听话的、无力做出自己选择的螺丝钉。与此相反，这个项目运用 的方法是不仅对已有的理想的力量，而且对不同社会属性的具体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这 些理想的积极解释的作用进行平行的分析。项目的作者们就两个方面进行了比较：一方 面是对这些理想的规范的解释；另一方面是个别的(甚至是独有的)解释。在比较的同时 ，作者们对历史上不同阶段的人的日常行为进行了研究，说明个人影响历史进程的可能 性，其中包括促使历史产生可供选择的另一种方案的出现。作者们在比较西欧和俄国文 化实践的同时，提供了个人的日常选择的不同方案方面的和个人促进历史进程的潜力方 面的“发人深思的信息”。
由此可见，这一研究一方面详细地分析了存在于西方和俄国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理 想的内容；研究了这些理想在日常生活状况中的作用，包括那些被接受的理想远未全部 实现，甚至根本不是全部实现的状况；分析了在支持社会中传统理想的不同类型的威信 中的权力结构(政治的，宗教信仰的、意识形态的)和心态的规范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考 察了这样的情况，即不同社会属性的个人是如何解释在不同生活状况中的这些理想的， 如何与传统发生冲突，如何提出新的生活准绳的。
显而易见，保存下来的史料，特别是关于远古的史料，并不包含有关于不同时代、不 同社会属性的人们在选择自己的决定时所遵循的动机的直接资料。因此——必须应用各 种各样的迂回的分析途径。要研究某个文本作者对自己的见解和行为的公开的或隐蔽的 反应；要分析一个人对他的行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评估，尤其是当这些评估成为他的亲 人或者反对者的审视对象的时候；要研究所研究的史料作者(或者史料的主人公)与外人 (以及与任何别人)的关系，以便弄清他希望什么，或者相反，害怕什么。还要研究关于 生活中最希望什么(“幸福”包含什么)的说法和关于最可怕的和最不希望的是什么(“ 不幸”)的说法；要比较周围的人关于某个具体的人的褒扬的话，或者相反，谴责的话 ；要探明那些有教益的著作的作者们褒扬人们，或者相反，谴责人们的原因；要弄清不 同等级的统治者对他们的亲信和下属的不同行为的立场，等等。要用类似的方式对“正 确地”或“不正确地”执行礼仪或礼节、法律程序或仪式的记载加以运用。在所有这些 情况下和许多其他的情况下，分析的出发点应是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的俄国符号学派关 于生活行为是一种符号体系(通过这个体系可以研究被接受的理想和偏离的行为)的论点 。根据这种方法，任何一种人的行为都表现为这个体系的一个因素和这个社会成员的内 部世界的一种潜在的反映。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不论是伟大的作品，还是普通的作品 ，包括未公布的档案文本，都是同等的资料。
2000年，这个研究集体通过探讨在不同社会里和不同社会环境(既包括普遍接受的概念 ，又包括个人的、偏离的说法)里对幸福和不幸福的感受这个角度来集中研究项目中的 问题。重点特别放在弄清楚在幸福和不幸福这些概念没有被文字化的社会里与这些概念 相关的概念上。他们根据从古代到20世纪初的西欧与俄国的资料编撰了系列的具体著作 ，涉及的问题有：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不同历史阶段是如何理解“幸福”和“不幸福” 的；这些概念在理论层面上的思考程度如何；这些概念所指的明显的或隐含的意义是什 么；不同的人们是如何把这些概念与生活中的首选和情感上的偏好相联系的；在有关的 范围里，规范性的概念和不同社会群体对它们的个人解释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在 西欧与俄国，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时，什么是共同的，什么是特殊的。上述相应的研究 成果都已收入《突发事件——2001年》发表了，而作者们还在继续研究人的内部世界的 特殊性(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的个人的个性类型、心理结构特点、沟通措施、典范 的作用以及许多其他特征)。
对这样一个项目的详细考察可以使我们清晰地感受到这个项目用以分析社会生活形式 和社会群体的基本方法的独创性和启发性，而这种分析方法是通过在相互影响的个人的 实践活动中对社会生活形式和社会群体的不断的解释来进行的。看来，正是在个人的生 活中，关键的方法论问题——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的相互关系和相容性——才被最尖锐 地和最明白地提了出来。如果说直到最近，历史人类学还没有注意个人认同、个人利益 、目的设定、个人的理性选择和主动精神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归根结底，要回答继承 下来的文化传统、习俗、概念是怎样决定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自然包括事件进程本身 及其后果)人们的行为的这个问题，就需要进入分析个人活动的层面。
纳入个人选择机制是建立综合性的解释模式的必要条件。这种模式在考虑社会—文化 的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同时，必须也考虑个人的和偶然的因素，并恢复历史个人的心理— 社会的整体性。因此，历史学家的兴趣开始从“典型的人”或“普通的人”转向具体的 个人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在这里，通常来说，被看好的是非寻常的个人，或者，较少地 是那些能在复杂情况下作出反常的决定的个人。这样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它 有自己特殊的研究任务和程序。这个流派叫“个人史(пероональная история)”(更确切或可称“个人化史”[перо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或者称新传记史。因为研究的直接对象，与在传统的历史传记中一样，也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生活。
但是，各类传记分析的研究任务是不同的。如果说，推动这种“个人”方法的总的因 素是众多历史学家对历史主体的非人文化和非个性化的趋向不满的话(这种情况不仅在 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的史学中，而且在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的史学中也有)，那么“个人” 方法的支持者的正面的战略方向是根本不同的样式。当前，在俄国史学中，在个人史这 个总标题下，有两种类型，彼此的对象也有所不同。传记作者的主要研究，或者放在构 建心理世界、它的活动，个人的独有的存在的经验(据Д.М.沃洛基希娜的说法，“历史中的存在的经验记实”)上；或者放在社会的和文化的环境上，被描述的生活是根据与这些环境的关系而获得历史意义的。看来，第一种类型的个人研究的方法论更接近文学研究(重点放在独有性，更倾向于个人有意识创作的成品，历史学家完全服从于那些高度密集个人经验的史料，把时代的社会文化氛围作为背景，而事件史则作为充分构建心理传记的骨架)。
我们将较详细地讲一讲第二种类型，确切些说，是它的那些具有十分重要的共同特征 的模式。这些共同特征是：与传统的和“存在的”历史传记不同，在这些研究模式中， 对个别历史个人的个人生活、内部世界和命运的研究，不仅是研究的战略目的，又是认 识既包含他们又由他们创造的历史社会的合适的手段。换句话说，这里指的是本文开始 时就提出的根本方针：把社会语境弄清楚。
广义上的“个人史”可用最为广泛的各种资料作为史料：既包括个人性质的直接述说( 书信、日记、回忆、自传)，也包括间接的证据，这些证据或记载旁人的观点，或有所 谓的客观的信息。自然，对有关古代的传记作品来说，除了涉及少数精英代表的以外， 资料方面有很大的限制。对研究人员来说，类似文本的数量太少，构成的困难不亚于诠 释、理解上的困难。因此，历史学家—传记作者对个人档案中的各种资料和近代的无数 文学作品(它们可以极大地提高重构历史个性的机会)特别感兴趣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 合理的了。这种研究的重要关键是：准确说明在由某个具体社会确定的众多社会角色的 各种可能的生活道路；弄清价值趋向；构建关于生活成就的集体概念，这些成就反映在 “典范的传记”或“幸福的命运”的个人化形式中，不过，这些个人化形式又几乎以同 等的意义“赋予”了著名的历史人物。“个人史”的中心任务之一无疑是揭示人的意识 和行为的个人化过程的具体内容。这一过程反映为个人方向的强化和群体方向的削弱。 这就决定了要对最广泛的不同性质的现有文本进行解读，并从这些文本所包含的个人间 的关系、个人的认同、行为的战略的综合的内容和性质出发。很清楚，传记研究的重点 首先是个人的精神一情感生活，与家庭内外的亲人、密友的关系。通常来说，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非常的、偏离的行为，这些行为往往越出传统规范和社会承认的选择模式的界 线，越出主体为了作出有意识的选择而做出的坚毅的行为的范围。
与此同时，“个人的过去”这一概念，指个人直接“经历”的一切并在他的意识中留 下某种烙印；这种概念会起一种整合的作用，会对分析程序造成的分解性的后果起到补 偿的作用。分解性后果是指把人的活动，以及个性分解为个别的组成部分，并在个人与 社会之间造成一种虚幻的对立和在“个人的”和“社会的”之间造成矛盾。而补偿作用 体现在：这种概念是现实的一个重要的组织性的因素，经常会改变现实和它自己，并在 各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的交织中存在和活动。这样，研究对象仿佛把历史知识领域里的一 切方面都集中到自己的周围，此外，还强调了选择性的存在和历史个人的积极的、创造 的作用。这种作用依靠的是他继承下来的前辈们的记载了集体的历史经验的记忆和自己 的生活经验。由此，一个人的生活史就变成了真正的传记史，变成了通过个人表现出来 的历史。
然而，如果说新传记史在自身的具体历史观察方面的成果是不容置疑的话，那么在综 合的层面上，有关个人性和集体性两端的过度的方法论问题却是迫切需要探讨的。令那 些把个人传记看成历史认识的有效手段的历史学家感到忧虑的所有方法论问题可以分成 两个复杂的症结。其中之一交织了所有与综合化程序有关的一切。首先，还未从议事日 程上取消的是一个神圣的问题是：从根本上说，根据对个别人的遭遇的具体资料作出的 观察是合理的吗，即使关于具体事件的细节的资料是大量的、详尽的，并且外推到集体 经验的领域(甚至更进一步，外推到社会历史语境的总特点)?不言而喻的是，集体经验 在心态规范和行为规范中记载的只是个人的那部分得到社会赞同的生活经验。但是不能 不指出，“被拒绝的”行为模式还是会这样或那样地在集体记忆中保存下来，尽管以“ 坏榜样”的形式保存下来，而某些决定——会作为供备用的方案保存下来。
第二个问题症结涉及促使个人做出决定的环境和机制本身。决定的选择受到什么样的 限制和制约，又是如何进行的?这种选择的内部动机和论据有哪些?群众性的准则和个人 的实际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它们之间的分歧是如何被接受的?外部的因素和内 部的动力有多强大和牢固?在对比有意的选择的各种具体情况时，不得不取的出发点是 ：我们是不是了解在相同情况下的不同行为，或者在根本不同的情况下，或者甚至是对 立的情况下的不同行为。了解下面一点也同样重要：在某个社会/社团里是否存在一种 行为传统，这种传统可以决定对它的自动的遵守；或者存在二至三个平等的(或者，不 平等的，但可对比的)以某种形式为群众意识所接受的模式；而且——相应地——其中 一种模式的实现(也就是个人接受某个决定)取决于外部条件的这样的组合，即允许选择 符合自己意愿的和考虑到周围环境的行为战略。在最后一种情形下，可以说是具有竞争 力的行为模式，相对的选择自由。
在行为主体没有榜样可循时，他只能被迫独立地寻找决定，作出行为方式，以及实现 自己的创造性原则。这种创造性原则的社会效益取决于这样的具体条件的存在，这些条 件有利于个人的创造性决定在集体经验中“保存下去”，也就是说，它们可为社会所接 受和掌握。正是在这个复杂的和矛盾的过程中，历史个体“以其社会实践造就了时代— —不取决于他对此事实的认识程度——布下了不可避免的变化的种子，表现出自己在与 时代关系上的主观性”(М.А.巴尔格语)。
个人选择的活动和创造性的活动是如何被纳入对集体行为、历史事件和微观过程的分 析中去的呢?综合微观和宏观研究的关键问题正在这里。把时代和命运简单地堆积起来 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在传统变化的漫长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阶段：过去不标准的选择(每一模式在其初始 时都是不标准的)，由于在经常重复“成功的”决定时进行有意识的模仿或者自动地加 以稳固(在类似的“不标准的”状态下的类似的“不标准的”反动)，并开始成为具体的 日常生活的准则的基础，后来——可能还成为新的传统的基础。因而，它经历了从独特 的到特殊的，最后到普遍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运行在现存规范和传统的矛盾的“引力 场”之中。而它的动力则是：各种情势凑合情况的改变和经常重复以及重复次数的增多 ，由集体经验多次证实的“不标准的”个人决定的相同性。
远古的历史学家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史料在关于某个决定究竟是如何作出的这个问题上 什么也不能提供，它们提供的只是在作出的这个决定的基础上产生的具体结果。类似的 不可弥补的空缺使得历史学家只能作出简单化的解释，也就使得下述需要格外强烈：即 从含有关于作出一种选择的实际情势和主体本身对这一选择的感受的丰富信息的日记、 书信、回忆中去获得这种复杂的多向活动的行为(按：指选择——译者注)的某种榜样。 一个重要的方法是进行多方面的情势分析。它可以从整体中构建出个别的事件(包括作 出决定的机制)，也就是说，揭示各种条件、动机、行为、感受、领悟和反响的具体的 综合的情况，以及人的行为的后果。
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成千上万件大的、小的，以及看来完全微不足道的、细碎 的事件。这些事件发生在完全不同的层面：在个人生活中，群体生活中，或者在国家机 构范围内。正是由于这些事件的规模不同，它们不可能构成一个连贯的链条，但它们可 以表现为历史情势的更为复杂的和多支叉的链条。在每个历史情势中永远都有人的参与 和行动。这些人“带着自己经受的一切、信仰和由生活的多变带来的刺心的疼痛”(谢 尔日·莫斯柯维奇语)。在每个特定的时间段的个人的和社会的意识里，都可以发现各 种思想、道德价值和建立在这些道德价值基础上的生活模式(这些模式是从前辈继承下 来的，并/或被个人经验固定化的)的广泛的基质。问题是：如何才能从概念、集体意识 ，乃至潜意识过度到对历史事件的分析，这种分析研究的是行动本身而不是其结果?
显而易见，我们因此而需要一种新的整合的历史分析范式。请尝试着想像一下这样的 模式：它不仅能够考虑生活—活动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而且能够考虑融入社会之中 并经受其压力的个人活动转变为历史的集体主体的社会行为的过程。个人与社会的相互 作用，这种作用在社会语境中的功能，只有通过研究程序的复杂的和多步骤的过程才能 揭示，而这种程序的必要因素有如下几点：(一)分析那些对可能的活动方向提供条件和 加以限制的寻常的和不寻常的状况(其中包括收集可供选择的行为模式本身和这些模式 的相对的社会价值)；(二)个人本人的历史重构——他过去的、决定他个人对社会文化 传统认识的生活经验。这种社会化文传统是在继承下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并 继续统治着社会意识。还有：(三)弄清楚他(按：指该个人——译者注)对这种或那种行 为方式、对思维健全程度和实践本能、激动的情绪的心理倾向(也就是当他要对适应或 者背离占统治的集体模式或准则作出个人选择时能制约他这样做的一切)；(四)描述他 的个人活动，包括活动的动机、接受决定的具体过程和决定的实现；以及：(五)已实现 的决定的正面的和负面的后果。再有：(六)从个别的向群体的转变，同时表明众多类似 的或可供选择的非标准的个人决定的存在。这些决定经过了生活实践的检验，在新的生 活准则中被固定下来，并因而溶入群体的和群众性的活动中。最后，(七)对这些活动产 生的社会变化进行分析。
历史学家的论断通常是从事件的结果出发的，是从后果到原因的，而不是相反，因而 就产生了这个结果的不可避免性、严格的决定论、事先预定的印象。但是，可以通过历 史情景的轮转，从植根于个人行为的潜在的可变性(变体)的那个“偶然原因”出发，在 思想上向前走。在每一种历史情势中，一种行为会有多种变体的可能存在。这些变体的 实现取决于无数的和不同的条件和因素，而这些条件和因素在事件的表面就表现为偶然 然性。而人在自由选择的情势中的有目的的行为，与其说是由他对过去和现在的社会现 实的认识程度(对必然性的意识)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对可能的偶然性的理解或本能的预 感，由排除不良干涉的愿望决定的。人应该从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路线中进行选择——行 动(或者没有行动——消极行动)可以把潜在的多种可能变成一种现实。对新条件的适应 总是始于行为的改变，这种改变决定了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模式的其他模式；然后，出 现了与改建个人间关系有关的功能性的变化；最后，完成了形态改建的过程，这种改建 与主体本身心态结构的变化和社会制度的变化有关。
由过去的活动形成的社会结构(物质结构和精神结构)，在每一种新的情势中表现为事 件进展的条件，是个人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预见到的或未预见到的，协调的、不协调 的或对立的个人行为的条件。这些个人可以是个人，可以是社会主体，可以是团体，也 可以是人群。至于整个国家规模的政治事件，那么它们在历史的前台演出，是人的动机 、本能、容易的和艰难的决定、意志力量、实现的希望和被欺骗的愿望这座冰山的一角 。民族的历史剧在自己的范围里纳入了上百个各自具有情节的行省的和地方的历史剧， 并把来自它们的紧张情节推到顶点。
在对历史情势的连续分析中，可以考察事件发展的不同的剧本。这些剧本都指向这样 的情况，即假如在给定的条件下，剧本的主人公已被接受，而可能选择的决定也已实现 。正是在这个剧本的人物生平中，在他们的生活历史中，编织了这种戏剧性的场面。换 言之，这里说的是把个人生平作为历史过程的特殊测度来进行研究的研究目标：正是他 的主观的/个人的方面。这个方面可以在依靠个人的偏离和创新来增加继承下来的集体 经验的基础上反映活动主体本身的发展。这完全不妨害，相反可以帮助理解系统—结构 研究和社会文化的研究的意义，帮助理解完整的历史画面中所有三种配景的互补性。
不论是“个人的”方法，还是微观史取向的其他方法，它们的不容争辩的优点在于： 它们是在实验的小平台上“工作”的。这个小平台可以最大程度地用于解决当代史学发 展向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更甚于此，经常会出现必须回答下述关键问 题的要求：决定的选择是由什么制约的、限制的、指导的；它的内部动机和论据有哪些 ；群众性的准则与个人的现实行动的相互关系如何；它们之间的分歧是如何被了解的； 外部的因素和内部的动力是如何的强大和坚固——历史学家就这样会从微观分析的舒适 的小窠里被强有力地“推出来”，被推到由宏观史学统治的研究空间中去。
微观史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对象的规模上(虽然存在这样的一些说法)，也不在于对 细枝末节的详细观察。同一个对象，也一样可以同时成为宏观史学和微观史学的研究对 象。问题在另外的方面，在于用怎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个对象，在于观察者的立场，而立 场的选择取决于他的理论纲领和所用的展示历史过程的模式。换言之，这个特点在于研 究思想的运动方向：它是不是从现在走向过去，并企图用回溯的方式考察现在的形成， 也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其中的世界的形成；或者是把注意力放在过去本身，把它看作正 处在某个形成阶段。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运动是朝向未来的(从过去向现在)，而研究 者寻找的问题答案是：在历史选择的一连串情势中隐藏着哪些潜在的可能性；在这一过 程中为什么实现的正是这些可能性，而不是另一些，又是怎样实现的；个人的主观的概 念、思维、能力、意向是如何在自由的空间里活动的，而这个空间则受到由过去的文化 实践创立的客观的集体结构的制约。用第一种方法进行俯瞰，我们可以获得过去的现实 在发展轨道上的某种一种量度的投影，因而，只能看到已经完成的历史的唯一的实现形 式；用第二种方法——我们力图考察已经消失的过去本身及其“开放的”、不是命定的 未来，这种未来自身携有不同的发展方案(选择性)——但却与潜在的可能性直接对立， ——这意味着可以看到历史的最大可能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上述“分析视角的转变”极大地加强了认识潜力，深化了研究内容。因为，过去是把 个人对社会团体的从属性看作是某种客观现实，并把主体间的关系看作是先验地确定了 的；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家要研究这些相互关系本身正是如何产生出共同利益和 联盟的，换言之，建立社会团体的。这种“视角转变”在政治史、经济史、心智史中也 产生了类似的效应，并由此形成了这样的流派，在其中偶然性、突发事件成了研究的优 先考虑的对象，但研究者从这种独一的场合中力图看到某种普遍的东西：注意隐蔽的过 程和趋势，从而丰富关于过去的已有的概念。历史学家在分析具体的突发事件时要回答 的问题有如下这些：过去的人是如何作出自己的选择的；他在这样做的时候有哪些指导 性的动机；他的意向是如何实现的，还有——这点特别有趣——这时他表现自己个性的 能力有多大，而他的个人“印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留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
不言而喻，方法的试用并不是目的本身，它的意义在于帮助研究者接近他所提出的问 题的解决。历史学家所遇到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是，如何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具 体的与抽象的相互关系、部分的与整体的相互关系概念化，而又不至于看不到个别性， 终究要做到“见木又见林”，即在认识普遍性时不丢弃其组成部分的独有性质——要有 柏拉图的辩证法精神。
对上述一切只需补充一句：正是微观方法与宏观方法的逻辑的“多向性”和互补性使 得它们的组合的可能性非常有前途。
收稿日期：2004-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