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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中，评价某个人是否有“家教”，主要不是指文化知识，而是指道德修养。其外在的表现就是行为举止是否合乎礼仪，通俗地讲，就是是否懂礼貌或懂礼数。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交往非常频繁，但不能待人以礼的现象却颇为普遍。这与时下缺乏较为完整的礼仪教育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让礼仪回归家教，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传统才能得到继承和发扬。
礼仪是传统家教的核心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个西方文化所没有的概念，一个是“礼”，一个是“族”。在他看来，“‘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至于“族”，“家族的形成是与‘礼’所规定的准则从家庭成员延伸到所有亲戚相联系的，只有‘礼’被遵守时，包括双方家庭所有亲戚的‘家族’才能存在。换言之，当‘礼’被延伸的时候，家族就形成了，‘礼’的适用范围再扩大就成了‘民族’。中国人之所以称为民族，因为‘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的准则”。这就是说，由于作为全民族社会关系准则的“礼”首先是以家庭为原点，然后扩展到家族和民族，所以，中国传统的家教就把礼仪放到极其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了。
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家规的形成和延续无疑是依赖于家教的，各家的家规会有不同，但它们都以普遍性的“礼”为基础。因此，旧时所谓书香门第，在住宅的大门上，往往写着“诗礼传家”四个字，以标榜门风家教。这样的家教传统在孔子那里就已经存在了。
《论语·季氏》记载，陈亢问孔子之子孔鲤：“你是老师的儿子，一定得到老师特别的传授吧？”孔鲤答：“父亲对我的教育，其实和大家是一样的。如果说有单独的传授，那只有两次。有一次，他老人家独自站在庭中，我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于是我开始学习诗。不久，他又站在庭中，我又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我又开始学礼。我独自受到父亲教导，就是这两次。”陈亢听后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诗、礼的用处，还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后来，儒家思想被称作“礼教”，其中的重要涵义就是以礼为教，通过礼制实现教化的价值。因此，传统社会把礼仪教育作为家教的基本内容，并以是否知书达理来评价某个孩子是否有家教。
传统家礼以育德为内核
人们常常把中国称作“礼仪之邦”，这固然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还要进一步说，中国更是“礼义之邦”。中国传统文明不只是讲究形式上的礼仪，更注重“礼”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义”，更强调礼所依据和蕴含的道德之义理，因为这是礼之所以成立的伦理基础。而“礼义之邦”又是和“礼仪之邦”相联系的：只有从礼仪着手，才能让礼之义理入耳入脑。中国传统的家庭礼仪教育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的，即礼仪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美好德性的君子。这和现在的职业礼仪培训（如时装模特的礼仪训练）仅仅把礼仪作为谋生的技能，是很不相同的。
道德规范是当然之则，道德教育是要人们懂得这些当然之则的义理，即为何应当如此。但是，这对于儿童来说，显然是不太容易明白的。但如果从行为准则尤其是家庭生活的行为准则入手，对于儿童来说，就比较容易达到习得以至于遵守道德规范的目的。在起居、就餐等家庭生活琐事中，每天按照礼仪来规范自己，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而习惯成自然，遵守这些习惯仿佛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氏家训》）。于是，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举手投足似乎并不刻意而为，却合乎礼仪。由此，这些礼仪所蕴含的道德规范就内化为了人们的德性。
由于儒家的礼仪教育是由养成习惯来培育德性，因而就十分注意生活习俗与礼仪的关系。人们常常把“礼俗”连在一起。因为礼既源于俗，又是对俗的变易。不过，儒家的移风易俗，并不是简单地把原来的风俗彻底破除，而是主张“因俗制礼”，尽量利用原有的风俗形式和其中的合理部分，灌注新的精神，加以整理、提升，从而在人们本来熟悉的习俗中受到教化。很多家庭礼仪也是这样的。
比如冠礼，在远古氏族社会时代，曾流行过“成丁礼”。氏族中的未成年人享受氏族对他们的抚育，不用参加生产劳动和战争。但当他们达到成人年龄后，氏族要用一些方法来测定他们是否具备了生产、战争的技能，以确定他们是否能够成为氏族的正式成员。在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样的“成丁礼”慢慢地在很多地区消失了，而儒家看到了它的合理性，将它加工改造成“冠礼”。举行冠礼，不仅意味着生理上进入成年人的年龄，而且意味着，应当具备与承担成年人社会责任相一致的道德品行。《礼记·冠义》有言，“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责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欤？”可见，将原来的“成丁礼”变易为“冠礼”，是提示行冠礼者，从此要践履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的德行，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角色。
今天如何进行家庭礼仪教育
首先，要将传统礼仪中蕴含的合理思想提炼出来。
比如，礼仪的“节”和“文”。什么是“节”？儒家讲“礼让”，就是注意到了礼的节制作用。孔子说，“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北宋学者邢籨对此解释道，“礼节民心，让则不争”。人们之间的欲望、利益是有矛盾的，这就需要由礼仪予以节制，从而使得人们的礼让行为起到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作用。孔融让梨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于是也成为传统家教在进行礼仪教育时经常讲述的故事。什么是“文”？儒家之所以礼乐并举，是为了使礼成为美化的艺术形式。从《论语》等古代文献中可以看到，儒家的一些礼仪就是以歌舞、诵诗为载体的，于是人们在艺术的陶冶下认同了由礼仪所表现出来的伦理关系。这些珍贵的思想遗产，应当在今天的家庭礼仪教育中发扬光大。
其次，可以借鉴司马光、朱熹等对传统礼仪简化、改革的经验，把礼仪纳入到学校教育中去。
隋唐以来，佛、道两教盛行，乡风民俗多为其所化。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如果听之任之，儒家传统意义上的“礼义之邦”很有可能不复存在。司马光首先编撰了以家庭礼仪为内容的《书仪》，对繁琐的传统礼仪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朱熹的《朱子家礼》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使其适用于其所在时代的普通百姓家庭，“虽贫且贱，亦得以大节，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我们不妨吸取他们的做法，选择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家庭礼仪，融入一些具有传统色彩的礼仪，使家庭礼仪教育在与时俱进中得到延续。与此同时，还可以借鉴宋、明、清的韵语化蒙学读物，编写成能够朗朗上口的读本，在中小学推广。
再则，家庭可以和社区联手，在举办各种青少年活动的过程中，融入传统礼仪。在这方面，韩国的有些经验是颇有启发意义的。至今，韩国大约有234所乡校。这种乡校与中国传统的民间乡校、社学类似，每逢假期为7岁到14岁的少年开设“忠孝礼仪”体验课程。课上，学生必须穿着传统韩服上课，学习传统的生活礼节。这些乡校也为举行传统成年礼仪和传统婚礼提供支持，还举办耆老宴并表彰孝行者和善行者。总之，这种乡校通过各种中小规模的课程或传统仪式，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实践传统儒家礼节的标准，使普罗大众都能体会到儒教的价值观念及其所倡导的生活方式。显然，这样的体验课程，会加深人们对传统礼仪的理解。
中国传统社会崇尚礼义，提出了以文明交往的礼仪来养成和体现良好的道德品性，而礼仪教育首先就是从家庭教育开始的。这里面蕴含着“在家庭的日常生活场景中，以温情和亲情来塑造道德人格；在以礼仪培养习惯的过程中，使道德行为成为自然而然的行为”等道德建设的传统智慧。就此而言，让礼仪回归家教，就是让道德回归生活，让道德回归自然。这样的智慧是“礼仪之邦”的传统在当代中国复兴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