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增长的大国效应与“合成谬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谬误论文,中国论文,大国论文,效应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9)10-0036-11
一、引言
自从“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提出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通过立足比较优势促进工业制成品出口，进而带动经济增长成为非石油出口国的理想选择。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出口导向的比较优势贸易战略广泛地被发展中国家采纳。但这一战略受到两方面的质疑：一是贸易条件恶化，甚至出现“出口贫困化增长”，二是“合成谬误”论。
即使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了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的转变，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还是没有得到改善，其工业制成品出口价格在1970-1987年间累计下降20％(Sarkar and Singer，1991)，发展中国家制成品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Singer，1999)。Sawada(2003)针对非洲、亚洲、欧洲、美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等115个国家1950-1988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其中34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出口贫困化增长”状态。众多学者基于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Maizels，1999，2003)。Prebisch-Singer假说，即自由贸易并没有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传统贸易理论所预言的贸易利益，反而使自身的增长好处被发达国家无偿占有，甚至形成“贫困化增长”，在发展中国家某种程度上依然成立。
立足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受到的另一个质疑来源于“合成谬误论”(Fallacy of Composition)，即一个国家采用某种外贸战略可以获得成功，但是当许多国家都采取相同战略时，则会受到需求的“加总约束”(Adding-up Constraints)，导致所有国家都失败，所以出口导向的比较优势贸易战略并不能被一般化(Cline，1982)。“合成谬误论”得到了一些经验支持，如Grilli and Yang，1988：Faini et al.，1992；Ocampo and Parra，2003等。虽然有些经济学家一度消除了“合成谬误论”的疑虑(如Riedel，1988；Balassa，1989)，但随着中国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努力扩张制成品出口，“合成谬误论”再度引起学界(如Lall and Albaladejo，2004；Kaplinsky，2006；Razmi and Blecker，2005，2008)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
就中国外贸发展而言，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但近年来，有关我国作为贸易大国的贸易增长绩效也引起广泛讨论。很多研究表明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但由于出口量的快速增长，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并没有带来所谓的“贫困化增长”(如林丽，张素芳，2005；林桂军，张玉芹，2007)。而陈晔等(2007)，林林等(2005)用“贫困化增长”的前提条件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经济指标相比较，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基本上属于贫困化增长，或者说有贫困化增长的趋势。但中国外贸增长的大国效应已初步体现(张平，赵志君，2007)，如李炳坤(2002)认为我国在粮食进口贸易中具有典型的“大国效应”。由于大国效应存在，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导致贸易增长福利不高引致了对比较优势战略有效性的质疑(如王佃凯，2002；郭克莎，2003，2004；李稻葵，2006)。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结构的相似性，使得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其他新兴亚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呈竞争关系(Bhalla，1998；Prakash，2000；Robert et al.，2005：Gordon and Raymond，2008)，当众多具有类似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实行贸易自由化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贸易条件就更难改善，合成谬误出现的概率也大为增加(Razmi and Blecker，2008；徐建斌，尹翔硕，2002)。
本文认为，大国条件是产生“出口贫困化增长”的重要条件，产生“出口贫困化增长”根本原因是对外转移的福利超过增长的效应，而出口增长的福利对外转移受到“合成谬误”的影响。如果国际市场上众多出口类似产品的国家都扩大出口，那么大国贸易条件就会更加恶化，出口增长的福利对外转移就会更多。但贸易条件的核算是相关研究的立足点，诸多关于我国外贸增长效应的研究之所以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是由于贸易条件，特别是价格贸易条件的计算口径及方法的差异。而UNCTAD给出的我国贸易条件与众多文献测算的贸易条件差异很大(如林桂军，张玉芹，2007；汪素芹，史俊超，2008)。本文基于UNCTAD1995年以来的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中国外贸发展的大国效应，发现中国外贸增长的“大国效应”得以凸显的重要原因是其他以制成品出口为导向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即大国外贸增长的“对外支付效应”在“合成谬误”的趋势下更加明显。
二、中国外贸增长的“大国效应”
图1 大国出口增长的福利转移支付效应
1.外贸增长的“大国效应”
Bhagwati(1968)指出，对于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大国，如果其出口供给的变动足以影响世界价格，经济增长可能会由于出口增加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抵消部分经济增长利益，以“转移支付”的形式为他国享有。
如果贸易条件严重恶化，转移至他国的利益超过了增长利益，总的福利效果为负，则导致“贫困化增长”。外贸增长产生“大国效应”和福利“转移支付”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增长国外贸在国际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其出口供给的增加能影响世界价格：二是增长国进口边际倾向较高，即增长国对进口的需求会因经济增长而显著增加，而增长国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需求价格弹性较低。
2.中国外贸增长的“大国效应”条件分析
那么，中国外贸增长是否满足“大国效应”产生的条件呢？
(1)中国经济增长满足出口偏向型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就目前状况来看，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贸易政策，仍倾向于刺激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发展，以此扩大出口。1995-2007年间中国出口平均增长率达到20％，远远超过同期9.3％的GDP增长率。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出口偏向型的经济增长。而大国出口偏向型经济增长可能会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对外转移经济增长的福利。
(2)中国外贸增长较快，在世界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满足“大国效应”产生的大国条件。中国外贸持续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在最近30年的绝大多数年份，中国的出口增长率都远远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率(见图2)。这一较高的出口增长率，使得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25616.46亿美元，中国进口占世界总进口百分比从1995年的2.55％上升到2008年的7.06％，中国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百分比高达9.02％，位居世界第二位。特别是，中国制成品出口占世界比例不断提高，2006年达到10.80％(见表1)，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份额。中国通过“干中学”的技术进步、低成本竞争和外部扩张，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低成本制造中心，成为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经济“大国”(张平，赵志君，2007)。
同时，为维持高速的出口贸易增长，也导致了金属、矿产品及其他原材料的巨额需求，对原材料的边际进口倾向较高。如随着我国外贸增长，我国未加工铝的消耗量占全世界比例在2004-2006年间达到22.87％，精炼铜达到20.98％(见表2)。中国对石油、钢铁及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也随着出口贸易的扩张急剧上升(见表3)，这就导致采购时价格上升(见表4)。
(3)中国进口边际倾向较高，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需求价格弹性不高，影响世界市场价格的形成。中国出口的增长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消费品和其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供给国，虽然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高，但比较优势并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仍来源于低技术行业(文东伟，冼国明，2009)。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缺乏品牌，国内企业低价竞销等原因造成我国出口产品数量大，替代性强，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国际需求价格弹性不高。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和剑桥能源研究协会的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占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40％，2006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47.3％，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在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同时也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其中铁矿石、铜等重大战略性资源的进口量在全球举足轻重。中国对主要基本金属(铝、铁矿、铜、锌等)的需求占全世界的份额随着外贸增长急剧上升，2003年达到了20％-25％(Kaplinsky，2006)，这些原材料的国际市场价格随着中国需求而水涨船高(见表4)。实际上，中国进口增长与世界硬金属价格变动紧密联系，中国外贸急剧扩张对世界市场价格的重要影响已得到较普遍的认同(Kaplinsky，2006；Gordon and Raymond，2008)。
更重要的是，由于加工贸易已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0％以上，以“两头在外”、“体外循环”为特征的加工贸易的边际进口趋向较高，加工贸易对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依赖程度较高，加工能力的扩大所引起的“大国效应”也自然会导致半成品的国际价格上升(王允贵，2004)。
总之，中国外贸增长基本满足“大国效应”产生的条件，外贸增长的“大国效应”意味着随着中国外贸增长，贸易条件恶化，外贸增长的福利将以“转移支付”的形式为国外享有。
三、中国贸易增长的“转移支付”
中国外贸扩张，大国效应逐步显现，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出口贸易的不断扩张，工业制品在国际市场上比重上升，影响贸易条件；另一方面，为维持高速出口贸易扩张，进口所需的资源、能源产品也不断增长，近年来，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涨幅高于制造业产品价格，初级产品进口与工业品出口的两相扩张导致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图3给出了1995年以来我国商品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与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比较。
图3 商品贸易条件指数比较(2000年为100)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8 On-line，Ⅳ International Merchandise Trade Indicators整理。
Hossain et al.(1999)计算了因贸易条件变化而导致的福利转移，其计算公式为：
△U=-X/
(1-TOT/100)
其中△U代表福利向国内或者向国外转移，△U为正表示因为贸易条件改善而获得改进的福利，为负表示因贸易恶化而对外转移支付的福利。X为以2000年不变价格衡量的出口额，为出口价格指数，TOT代表贸易条件。表5核算了由于我国贸易变化而导致的福利效应。
贸易条件的变化直接导致了福利的转移，1995-2002年，由于我国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获得外国的福利转移年均为80.34百万美元，而2002年以后我国对外贸易条件急剧恶化，贸易增长的福利损失日益增多，因对外贸易条件恶化而对外转移的福利年均达到853.134百万美元。2006年我国外贸增长的福利损失达到17.41亿美元，为GDP的0.09％。虽然我国贸易条件恶化导致了福利的对外转移支出，但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出口购买力指数)不断改善，说明并没有出现贫困化增长。
四、“合成谬误”与中国贸易增长
为什么2002年以来我国外贸增长福利对外转移支付的效应逐渐明显？首先，这与我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地位相关。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占世界比重越来越高，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高度集中于机械及运输设备、杂项制品及轻纺产品，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因而出口产品还处于较低的价位水平，出口的需求价格弹性不高。并且为维持高速出口增长，我国对中高技术产品、特别是对资源密集型初级产品的需求进口不断增加，边际进口趋向较高。这两方面因素使得贸易条件恶化，导致外贸增长的对外“转移支付”效应逐渐明显。
但更为重要的是“合成谬误”对我国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遵循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我国外贸发展采用了立足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亚洲“四小龙”参与国际分工的国际经济环境比较特殊，当亚洲“四小龙”(甚至日本)大量向国际市场出口劳动密集的工业制成品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没有真正参与到国际分工中去。所以虽然亚洲“四小龙”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不断增加，占全部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60％以上，但还是取得较好的发展绩效。然而，当那些既没有丰富的石油等资源出口也没有自主高新技术的新兴国家参与贸易，他们只能高度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出口结构高度雷同的现象(Lall and Albaladejo，2004)。根据表6，墨西哥、韩国、泰国、土耳其、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商品结构高度相似，出口商品都比较集中在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与杂项制品上，进口商品比较集中在矿物燃料、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上。
进一步，借鉴Glick-Rose(1999)出口相似度指数对中国与主要新兴国家在世界市场的进出口贸易结构相似度进行测度，该指数用公式可表述如下：
根据表7，2008年，中国与部分新兴经济体的进出口贸易结构比较相似，如中国与墨西哥出口相似度指数达到74.6，进口相似度指数高达84.5；中国与韩国、泰国、菲律宾的进出口结构都比较相似；中国与巴西、南非出口结构相似度稍低，但进口贸易结构相似度却比较高。
2002年以来，墨西哥、韩国、泰国、土耳其、菲律宾等贸易结构非常相近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张。如2003-2008年，土耳其在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与机械及运输设备两大类产品的出口上，每年分别以21.6％和21％的速度增长，非食用原料进口增长速度年均达到24.3％。
根据表8，新兴国家进出口增长速度都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2002-2007年，新兴发展中国家出口增长率年均达到10％，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为11.7％，而同期内世界平均水平为6.4％。新兴国家外贸的高速增长使得与中国有类似比较优势的工业制成品供给急剧增长(见表9)。当巴西、墨西哥、土耳其、泰国等具有类似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也实行贸易自由化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大量出口结构高度雷同工业制成品时，贸易条件就难免恶化了。
新兴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至今大多属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产品，长期国际需求价格弹性小，出口量的扩大必然导致出口价格的降低。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同质性是导致贸易条件波动的重要原因(Baxter and Kouparitsas，2006)。同时，由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石油和钢铁等原材料的需求不断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际原材料价格，在许多原材料进口价格逐步上升的情况下，新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出现普遍恶化态势(见表10)，体现了“合成谬误”的发展趋势。虽然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贫困化增长，如巴西收入贸易条件从2002年的117.07增长到2006年192.73，印度收入贸易条件从2002年的122.99增长到2006年的173.71，但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①
五、结论及政策含义
大国的外贸增长使得恶化贸易条件，导致福利对外转移支付，这使得立足比较优势实现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受到置疑。本文基于UNCTAD 1995年以来的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中国外贸发展的大国效应，认为中国外贸增长基本满足“大国效应”产生的条件，即中国外贸增长的同时会因为贸易条件恶化而降低增长的福利。虽然中国外贸持续了30年的扩张，但中国外贸增长的“大国效应”真正产生是在2002年以后，正是由于其他与中国贸易结构高度相似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外贸增长的“大国效应”才得以凸显，即中国外贸增长的“对外支付效应”在“合成谬误”的条件下更加明显。这一结论对我国外贸发展的指导含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出口产品的多样化，避免“合成谬误”。我国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强调劳动密集型产业与价值链环节的发展，但随着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介入相同产业的发展，“合成谬误”就不可避免。通过出口产品的多样化，以降低与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相似度是避免“合成谬误”的根本途径。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不必完全消极地按照外生比较优势介入国际分工，而可以通过“母国市场效应”、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投资以获取内生比较优势，从而改变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产业间贸易上，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产业内贸易上，实现从低档品向高档品升级；在产品内贸易上，实现从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环节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价值链攀升。以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和出口产品的多样化，增强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互补性，避免外贸发展的“合成谬误”。
第二，降低外贸增长“大国效应”的不利影响。中国制造产品在世界上已经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这就需要充分利用贸易大国的地位，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善贸易条件。在出口方面，充分利用目前具备的出口大国的地位，形成对外贸易中的卖方垄断力量，提高我国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尽量分散出口市场，引入买方竞争，避免市场集中，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减少贸易摩擦：同时加强我国出口企业合作，组建出口企业之间的行业协会，并促进商会、商检、海关和企业的沟通合作，建立和健全信息反馈机制，做到有序出口，规范企业出口行为，不要盲目竞争。在进口方面，作为能源等重要的战略物资的主要买主，我们要充分利用目前具备的进口大国的地位，对重要大宗物资进口进行长远规划和全球战略布局；分散进口市场，打破卖方垄断，获得比较有利的进口条件，改善贸易条件。
第三，实行鼓励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产业政策。我国长期采取出口偏向型技术进步已成为贸易条件恶化的根本原因(王平，钱学锋，2007)。同时，进口边际趋向较高、进口价格指数的不断提高也导致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国家在产业政策导向上应重视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以改善贸易条件。根据我国贸易结构特征，鼓励进口偏向型技术进步，一是要注重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本土企业的配套能力，以降低加工贸易“两头在外”、“体外循环”特征，降低对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对外依赖程度；二是注重选择资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机制，依据我国国情选择能够最有效节约和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资源节约型技术进步机制类型，培育和形成有效的资源节约技术进步与创新机制，降低对原材料的对外依赖程度。
第四，探索实施兼容性的大国外贸发展战略。现阶段我国劳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在提高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上的巨大效应还必须利用，同时，为避免“合成谬误”，还需要大力提高科技进步的作用，在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关键部门实现“重点突破”。那么，就需要把发挥比较优势与培植竞争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实施兼容性的外贸发展战略。一是将技术进步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结合起来，以多元化的技术进步模式改造和提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实现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并发挥大国资源的运用与整合优势，集中资源实现关键技术的“重点突破”。二是根据大国的多元结构特征，不同区域立足于各自的要素禀赋结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特征采用不同发展战略布局，实行复合型外贸发展战略。三是健全区际间协调联动发展机制以实现贸易结构的协调发展。如组建“国际分工—沿海与内地的分工—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分工—省市区间的分工”的“区域经济圈”和“中心城市—卫星城市—外围农村”的“城市经济圈”，通过产业合理分工，以产业转移和技术扩散为纽带，实现以“圈层经济”带动贸易结构的“圈层升级”。实施这种兼容性的大国外贸发展战略可使我国外贸发展既能反映我国劳动力丰富这一重要的资源禀赋条件，又能顺应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实现贸易结构向高质产品和高技术价值链的推进和升级。
注释：
①数据来源：根据UNCTAD Handbook of Statistics 2008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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