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图书馆学流派论评（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流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1983年，青年学者刘迅发表了“西方图书馆学流派及其影响”一文，将19世纪以来西方图书馆学领域所出现的各种思想与思潮归纳为实用派图书馆学和理念派图书馆学两大流派，这种理论归纳至今仍为国内学界所乐道。然而，西方图书馆学果真存在这两个流派吗？
西方图书馆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7世纪。法国学者诺德(Gabriel Naude)是对图书馆作出深刻理解和系统论述的第一人，他由此被誉为“图书馆学的开山鼻祖”。诺德从1622年开始从事图书馆工作，足迹遍及欧洲各地，曾在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任图书馆馆长职务，他所管理的法国红衣主教马赞林的私人图书馆是17世纪西方最著名的图书馆之一。1627年，诺德发表了《关于创办图书馆的建议书》，系统地论述了自己的图书馆学思想。该书的英文版共分13章，内容为：①致赞助人红衣主教麦士姆；②为何要建立图书馆；③准备工作；④书的数量；⑤书的选择；⑥书的采访；⑦图书馆建筑与地点；⑧书的排列；⑨装潢与装饰品；⑩创办图书馆的目的；(11)注释；(12)参考文献；(13)人物索引。如果不涉及具体的内容，诺德的著作给人的印象只是一本“图书馆工作概论”，但诺德之所以享誉图书馆学界，正在于他所提出的超越时代的种种思想：①图书馆应当对公众（主要是学者）开放；②图书馆不能仅限于搜藏古代善本，更为重要的是收藏当今的作品；③馆藏不应当有倾向性和排他性，对宗教书籍与一般图书要一视同仁；④必须科学地管理藏书；⑤要慎重地选择图书馆员，并给予相应的待遇和称号；⑥要为藏书配备分类目录和主题目录，以便利馆员和读者；⑦允许读者入库选书和外借图书；等等。诺德的思想在17世纪是超前的和具有进步意义的，其理论魅力折服了尔后包括莱布尼茨(G.W.Leibniz)在内的许多西方图书馆学者。但诺德的思想还不足以使图书馆学构成一门学科，它虽不时地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但主体却是图书馆工作经验的总结。
诺德的图书馆学思想在欧洲流传开后，很快引起了图书馆界的积极响应，并在17世纪中后期形成了西方第一次图书馆学思潮。与诺德同时代的法国学者克莱门特(Claude Clement)率先于1635年出版了《图书馆组织论》一书，作为对诺德图书馆学思想的回应。1650年，英国皇家图书馆馆长杜里(John Dary)出版《新图书馆员》，认为图书馆是用图书帮助读者学习的中介(factor)，图书馆员的任务是“管理学术的公共库存，增加这些库存并采用对所有人最有用的方式使这些库存成为有用的东西”。杜里的论著和思想开启了英国图书馆学重管理的先河。德国大数学家和大哲学家莱布尼茨则是诺德之后17世纪西方最有创见的图书馆学理论家，他从事图书馆工作长达40余年，其中26年任图书馆馆长。莱布尼茨的图书馆学思想散见于各种书信和建议书中，概括地讲，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图书馆应当是用文字表述的人类全部思想的宝库，通俗地讲，是人类的“百科全书”，是“和一切时代的伟大人物相互对话的场所”；②评价藏书的标准应以质量为主；③图书馆必须有固定的经费，以保证图书馆的持续发展；④图书馆头等重要的任务是想方设法让读者利用馆藏，为此必须配置完备的目录，包括全国性的联合目录；⑤图书馆要尽可能延长开馆时间，允许读者自由外借，并为读者利用藏书提供便利的设施；等等。可以看出，莱布尼茨的思想是诺德图书馆学思想的逻辑发展，它更关注读者，因而也更加全面和更有进步意义。但如前所述，莱布尼茨的思想更多的是一种“火花”，它未能以系统的理论形式出现，图书馆学在此仍处于萌芽状态。
17世纪的辉煌过后，18世纪的西方图书馆学进入了低谷时期，未有理论大家出现。19世纪伊始，在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较为繁荣的大环境中，德国图书馆界开始营建图书馆学的“大厦”，这种自觉的以构建学科体系为目的的行为使图书馆学第一次以学科的形式出现在学科之林中。从此开始，西方图书馆学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并随着认识过程的深入特别是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本质的逐步逼近，形成了技术学派、管理学派、社会学学派、交流学派、新技术学派和信息管理学派等多种流派。据我们的研究，西方图书馆学领域并不存在实用派图书馆学或理念派图书馆学这样的流派。一个流派或学派的形成，需要学说的师徒相承、对学科研究对象的一致认识或共同采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等前提条件，需要多个学者围绕一种学说展开研究或形成相关的学说群，而实用派图书馆学和理念派图书馆学都不具备这些条件。究其原因，实用派和理念派不过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两种倾向，是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必需的两个阶段，若以此为标准，任何一门学科都可以划分为实用和理念两大流派。事实上，两大流派的划分也抹煞了西方图书馆学发展的多样化特征，影响了人们对西方图书馆学的正确认识。
2 技术学派
技术学派是西方图书馆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学术流派。该学派的主要特征是将图书馆看作一个孤立的实体，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图书馆技术、操作方法和工作内容。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莱廷格(M.W.Schrettinger)和艾伯特(F.A.Ebert)、丹麦的莫尔贝希(C.Molbech)和美国的杜威(Melvil Dewey)。
施莱廷格一生从事图书馆工作长达45年之久。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他逐渐形成了对图书馆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系统地写入了1808年出版的《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一书中。施莱廷格认为，图书馆的作用是将所收集到的相当数量的图书加以整理，并根据求知者的各种要求将图书提供给他们利用。图书馆工作的核心是图书的配备和目录的编制。与此相关，图书馆学就是符合图书馆目的的图书馆整理方面所必要的一切命题的总和。施莱廷格还提出了图书馆员培训和教育的问题。施莱廷格的图书馆学体系是第一个以图书馆学教育为目标而建立起来的较为严谨的学科体系，是图书馆学迈入科学殿堂的第一步，其理论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若置于19世纪初期，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体系，但就今天看来，施莱廷格的体系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图书馆学”一词使用不当，即不应以一个具体的社会机构来命名一个学科，二是学科范围过于狭隘，即将“图书馆整理”等同于图书馆学。施莱廷格体系的致命缺陷给迄今为止的图书馆学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了人们对图书馆学的认识。
事实上，施莱廷格体系的缺陷很快就被人们发现了。1921年，年轻的德国图书馆学家艾伯特发表匿名文章，批评施莱廷格的“图书馆整理说”过于狭窄。他认为，图书馆学至少应包括图书馆整理和图书馆管理两部分内容，图书馆学是“图书馆员执行图书馆工作任务时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和技巧的总和”。艾伯特的图书馆学体系得到了丹麦图书馆学家莫尔贝希的支持，他在1929年出版的《论公共图书馆》一书中系统地阐释了艾伯特的图书馆学思想，史称艾伯特一莫尔贝希体系。客观地分析，艾伯特和莫尔贝希的图书馆学体系要全面一些，但它仍不过是施莱廷格体系的补充与发展，其实质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是技术学派图书馆学的集大成者。杜威一生创立了许多图书馆学领域的世界之最：1876年，杜威等人发起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协会——美国图书馆协会；创办了第一份图书馆学刊物——《图书馆杂志》；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十进制分类法——《杜威十进制分类法》。1887年，杜威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管理学校；杜威还开办了图书馆用品公司并主持公司业务长达28年之久。杜威是衔接19世纪和20世纪的图书馆学大家，他的图书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图书馆是最好的教育场所，是“民众大学”；②图书馆工作是一种专门职业，必须对图书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③读者需要高于一切，图书馆员不仅要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也要为读者提供情报，回答读者五花八门的问题，乃至于为读者演唱歌曲和讲故事；④图书馆的目标是“以最低的成本、最好的图书，为最多的读者服务”；⑤倡导图书馆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和规范化，为此，杜威亲自编写了简便易用的十进制图书分类法，提出了“在版编目”的创意，推动了图书馆设备、用品、目录卡片等的标准化进程，进行了缩写字规范化的工作；⑥图书馆藏书应包括图画、幻灯片和其它媒体资料；等等。总之，杜威的图书馆学思想可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不追求理论上的完整体系，只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来设法解决实际问题。杜威是一个实践家，他做过图书馆馆长、图书馆管理学校校长、图书馆用品公司经理等多种职务，丰富的实践经历既造就了他的非凡业绩，也培养了他的思维方式——习惯于从具体的工作和技术角度入手思考图书馆学的理论问题。杜威的图书馆学思想因其巨大的声望而长时间地主宰着美国乃至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学领域，这对于图书馆学而言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从好的方面说，它鼓励图书馆工作人员着眼于实际工作，多做有益于读者的事情，从而推动了图书馆学实践的发展；从消极的方面说，它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延缓了图书馆学的科学化进程。
技术学派的历史贡献是确立了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图书馆学进行了初步的抽象，从而形成了经验图书馆学的体系框架。技术学派是整个19世纪图书馆学的主流，由于它切近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直接经验，迄今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基层工作者中仍有很大的影响。
3 管理学派
管理学派的出现稍晚于技术学派，它也是19世纪主要的图书馆学流派之一，迄今在英、美两国仍有很大影响。《不列颠大百科全书》曾这样写道：“图书馆管理学(library economy)是这门学科最初使用的名称，直到20世纪仍继续使用，尤其是在英国。”这说明管理学派的图书馆学在英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事实上，如果追溯得远一些，17世纪的杜里可以算是管理学派的先驱人物。管理学派的主要特征是将所有图书馆工作纳入图书馆管理过程，并将这个过程视作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管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帕尼兹(A.Panizzi)、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K.C.哈里森(K.C.Harrison)、宾汉姆(R.Beenham)、C.哈里森(Colin Harrison)等人。
帕尼兹是意大利人，后因政治避难到了英国。他从1831年起参加大英博物馆的工作，前后共奋斗了35年，直到1866年因身体欠佳退职。由于他的杰出贡献，人们称他为“图书馆员的拿破仑”，英国政府也为此授予他贵族称号。帕尼兹的图书馆学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国家图书馆要与该国的国际地位相适应，“不列颠博物馆应当收藏世界上一切语种的有用的珍贵图书，英文的藏书应当是世界第一的，俄文藏书应当在俄国境外是第一的，其他外文的收藏也应当如此”；②图书馆必须有充足的经费作保证；③要严格执行呈缴本制度，要善于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图书馆的利益；④要坚持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管理，帕尼兹为此制订了91条著录条例，该条例至今仍是有关国家著录标准的基础；⑤注重图书馆建筑研究，亲自参与设计和建造了著名的圆顶阅览室和铁制书库；⑥注重改善图书馆员工的待遇，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等等。帕尼兹的图书馆学思想严格地说是一种图书馆管理思想，他注重国家图书馆研究，强调用法律手段解决经费和呈缴本等问题，突出标准化、建筑、图书馆员工的科学管理，这些特色都为尔后的英国图书馆学所继承。
爱德华兹因在《英国公共图书馆法》制定和颁布过程中的出色贡献而闻名于世，他也因此被誉为“英国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之父”。爱德华兹从1839年起曾在不列颠博物馆工作了12年，并参加了帕尼兹91条著录条例的编写工作。在他与其他同仁的倡导下，英国议会于1850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图书馆法，他旋即于1851年赴曼彻斯特图书馆（这是根据《英国公共图书馆法》建立的第一所图书馆）出任馆长。爱德华兹一生著述很多，他的图书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1859年出版的《图书馆纪要》(Memoirs of Libraries)一书中。该书分“图书馆史”和“图书馆经营”两大部分。“图书馆史”论述了图书馆业务工作、行政、财政、法律、建筑和图书馆运动的历史，尤以公共图书馆基本原则的论述最引人注目。“图书馆经营”又分4篇：第1篇“藏书”论述藏书原则、寄赠、国际交换、采购等；第2篇“图书馆建筑”论述公共图书馆建筑的原则和采光、温度控制、设备等问题；第3篇“分类与目录”包括目录概论、分类组织、规则、索引等；第4篇“内部组织与公共服务”论述图书馆员工、内部管理、图书馆管理委员会、开架制等问题。爱德华兹的图书馆学思想也是以管理为主线的，即使论述图书馆历史也是如此。应该说，管理是图书馆的灵魂，强调管理是必要的，但过分强调管理又容易使图书馆学流于具体、琐碎和程式化，这正是爱德华兹乃至整个管理学派的不足。
K.C.哈里森是英国现代图书馆学家，他于1950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到1980年已出至修订第5版。该书以英国图书馆学为背景，系统论述了作者的图书馆学思想。全书共分10章，内容为：①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和专业研究图书馆；②公共图书馆；③图书馆的行政和财政；④图书馆之间的资源共享；⑤图书馆协会；⑥图书馆人员管理；⑦图书馆部门和工作方法；⑧馆藏；⑨馆藏组织；⑩参考资料和目录。不难看出，这样的体系结构是与爱德华兹的“图书馆管理学”一脉相承的。与通常的“基础”或“概论”性著作不同，作者没有在开篇论述图书馆的概念和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等，而是直接从国家图书馆和其它类型图书馆开始切入主题，然后以管理为纲组织图书馆学知识，简练、实用，突出英国图书馆现状和具体事例，易学易懂，殊少理论色彩，对初学者尤其适用。
宾汉姆和C.哈里森于1990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基础》也已是第3版了。他们都是英国的大学教师，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教学服务。该书共分12章，内容为：①图书馆、情报服务和其它相关组织的功能与目的；②组织、管理和员工培训；③图书馆资料的获取；④分类；⑤编目和标引：传统方法；⑥编目和标引：机读方法；⑦图书馆日常工作；⑧图书馆资料的排架与贮存；⑨信息源；⑩图书馆合作；(11)图书馆出版物的宗旨、利用、生产以及版权和公共外借；(12)图书馆中的信息技术。与K.C.哈里森的体系相比，该体系也只是增加了一些与现代技术有关的内容而已，总体框架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延续了近两个世纪的英国图书馆学的特色，英国的“保守”在此表露无遗。
管理学派图书馆学主要是指在英国生成并代代相传下来的图书馆学流派，其它国家虽然也有图书馆管理学，有些国家（如美国等）还非常注重图书馆管理，但这些国家的图书馆管理学只是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不像英国图书馆学那样处处刻有管理的烙印。管理学派抓住了管理这个关键环节，以其统率图书馆学，使管理知识与图书馆学副为一体，特色鲜明，丰富了图书馆学的内容。其局限性则在于理论层次不够，不足以在多个层面指导图书馆实践，尤其不利于图书馆的创新与拓展。
4 社会学学派
社会学学派是由于导入了新的研究方法而形成的图书馆学流派。早期的社会学学派也称芝加哥学派，其核心成员是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师生，主要包括威尔逊(L.R.Wilson)、韦普尔斯(D.Waples)、巴特勒(Pierce Butler)、约凯尔(C.B.Joeckel)、比尔斯(R.A.Beals)和谢拉(J.H.Shera)等。另据统计，1930～1950年美国共完成了68篇图书馆学博士论文，这些论文都是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的产物，其主导潮流是历史和社会研究。如果将芝加哥学派置于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中考察，可以发现，芝加哥大学也是最早建立社会学系并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美国大学，在20世纪20～40年代，芝加哥大学还是美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中心，其社会学研究力量如此强大以致于当时芝加哥大学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无不受其影响。巧合的是，社会学中也有一个芝加哥学派，它与图书馆学中的芝加哥学派相互辉映，适成对照。芝加哥学派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进程，其影响进一步扩展到西方世界，从而逐渐形成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学派。社会学学派的主要特征是引入社会学研究方法，将图书馆置于社会之中进行考察，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记忆”或“社会精神”的移植过程。社会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美国的巴特勒、谢拉和德国的卡尔斯泰特(P.Karstedt)等。
巴特勒出生于1886年，191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6年开始从事图书馆工作，1928年被聘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的兼职讲师，1931年正式调入该学院工作，1952年退休，1953年因车祸不幸辞世。巴特勒的著述有多种，但其图书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193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导论》之中，谢拉评论这本书是“图书馆思想发展的真正里程碑”。
巴特勒图书馆学思想的发源是从对当时支配美国图书馆界的偏爱技术而忽视理论倾向进行激烈批评开始的。他在《图书馆学导论》的序言中指出，图书馆员对自己职业的理论领域的淡漠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在理性方面的兴趣似乎仅限于满足使直接的技术过程合理化，而企图将这些合理化概括为专业哲学的做法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危险的。他接着指出，对于每一个图书馆工作者而言，最为重要的是系统地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而这就需要理论的指导。巴特勒为此从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和实践等多种角度对图书馆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论述。他首先从科学和科学方法谈起，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通过图书这种媒体将社会积累的经验（或知识）传递给社会个体的过程，这个过程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就是“获取知识的过程”或“通过阅读而学习的过程”。对图书馆的社会学分析是巴特勒图书馆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社会对于一本书的出版的贡献远远大于该书作者的贡献”，并由此从个人的认知记忆谈到书写形式的发明再谈到书的性质——“书籍只是知识的记录而已”；然后，他又谈到通过阅读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无休止的智能的新陈代谢过程，是现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还指出，“对群体特征和活动的持续的社会学研究是确保每一个社会机构改革成功的唯一的安全指南”，可见社会学方法在巴特勒认识中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心理学分析”和“历史分析”两章中，巴特勒分别论述了阅读行为、阅读动机、阅读类型、阅读效果等心理学问题，以及图书的历史、知识的历史、科学的历史、学术的历史等历史问题。最后，巴特勒从实践的角度论述了图书馆学（理论）的价值和图书馆学与图书馆实践的关系，他在《图书馆学导论》的末尾写道：“……只有当图书馆学将其注意力从过程转向功能时，上述事情才会成为可能；唯其如此，人们才能从图书馆学的层面来认识图书馆现象。”
巴特勒是图书馆学理论家，他所创立的学说具有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巴特勒也是图书馆学理论的鼓动者，他在1943年出版的《图书馆学的参考职能》一书中这样谈到：“一些图书馆员不喜欢也不相信理论，他们只知道社会需要有效的图书馆服务，而不清楚社会也需要理论观点。他们担心对专业理论的探索会导致对实际工作的忽视。另外一些图书馆员则认为，图书馆的全部工作，应接受理论分析的指导。这种分析将揭示基本规律和原则。他们相信一套完美的图书馆学理论是可以在不损害实际工作效率的情况下向前发展的，甚至还相信，必须在建立了这套完美的理论之后，图书馆员才能在他们的实际活动范围内胜任他们的工作。”无疑，巴特勒赞成后一种观点。事实上，理论已成了巴特勒的一种信念。巴特勒的图书馆学理论开启了美国图书馆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但他的理论似乎只是一个宣言书或一个纲要，过于简略且不系统，还有待于充实和发展。
谢拉是继巴特勒之后美国又一位杰出的图书馆学理论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情报学家。谢拉生于1903年，1927年获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开始从事图书馆工作，1938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美国战略服务署中央情报部副主任，1944年获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1952年受邀赴西部后备大学任图书馆学院院长，1953年接办美国文献学会会刊《美国文献工作》，1956年倡议设立“图书馆与情报学”博士学位，1970年退休后主要从事著述和讲演，1982年去世。美国图书馆协会在1982年年会通过的一项决议中称谢拉是一位“学者、先知、圣人、哲学家、教育家，是图书馆事业史上最杰出的人物。”谢拉是一位高产作家，他所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文章共有457部（篇），其中的代表作主要有《公共图书馆的基础》（1949年）、《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1971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基础》（1972年）和《图书馆学引论》（1976年）等。
作为芝加哥学派的成员，谢拉的图书馆学思想深受社会学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社会学学派的代表人物。据文献记载，谢拉早在耶鲁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对图书馆学的社会学方面产生兴趣，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因与社会学博士汤普森进行(W.S.Tho-mpson)交往，这种兴趣益发强烈。1971年，谢拉出版了他研究图书馆社会学的专著《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最终将自己的兴趣化为行动和著作。谢拉认为，图书的集合并不等于图书馆，图书馆也不仅仅是一个保存图书的地方，这里所说的图书馆是一个组织，是一个保存和便于利用的文字记载系统。换言之，“把知识用书面记录的形式积累起来，并通过个人把它传递给团体的所谓书面交流的机关就是图书馆。”可以看出，谢拉的图书馆认识与巴特勒的图书馆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社会学方法是相同的。谢拉图书馆学理论的精华是“社会认识论”，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交流学派”中阐述。
德国图书馆学家卡尔斯泰特也是社会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于1954年出版了《图书馆社会学》一书。他认为，为了建立和维持各种社会形象，必须具有和维持与这些社会形象相应的社会精神，图书馆就是维持和继承这种社会精神的不可缺少的社会机构，它担负着把这种社会精神移入作为社会形象载体的社会成员的职能，它所采用的手段就是搜集、保存和传递社会精神客观化的图书。在此，图书馆是在社会形象中使世代结合的纽带，客观精神是图书馆与社会相互作用与联系的中介。卡尔斯泰特的论述虽带有日尔曼民族长于思辨的特征，但文字本身只是形式，透过这种形式，“客观精神”与巴特勒所定义的“社会知识”的本质是一致的，这也是社会学派的逻辑起点。
社会学学派从社会入手，将图书馆界定为移植人类记忆或客观精神的社会机构，这种认识确定了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坐标，促进了图书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流。社会学学派也改变了技术学派和管理学派“重过程”的传统，它更注重图书馆的功能，注重图书馆与读者和社会的交互作用，这样也就蕴育了“交流学说”的种子。社会学学派的不足在于它过分追求理论的完美，这种热衷甚至令巴特勒也感到“科学得真是太过头了”。社会学学派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广泛的影响，譬如日本和我国都有学者从事图书馆社会学的研究并撰写过有关著作。
5 交流学派
交流学派是随着情报学的分离、发展及其对图书馆学的反作用而形成的图书馆学流派，因此也被称为图书馆学中的情报学派。交流学派的主要特征是融合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注重情报分析和用户研究，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知识交流现象、情报交流现象或科学交流现象。交流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谢拉、奥尔(J.M.Orr)、英格沃森(P.l-ngwersen)、瓦卡里(P.Vakkari)和沃西格(G.Wersig)等。
谢拉是20世纪中后期美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个领域的双栖理论家，他的学术生涯大约可划分为两个时期；50年代之前主要从事图书馆实践与研究，50年代之后则积极参与美国文献学会的重建工作和情报学的创建工作，到60年代，他已成为“世界知名的情报学领域的元老”。他还曾获得国际图书馆学荣誉学会奖、杜威金质奖、美国情报科学学会优秀奖等多项荣誉。谢拉的跨学科实践和研究表现在学术领域，就形成了融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为一体的“社会认识论”，这也是衔接社会学学派与交流学派的理论学说。谢拉的社会认识论萌发于50年代而完善于70年代后期的《图书馆学引论》之中，他认为，文化是维系社会的内在力量，没有文化，社会就不能发挥作用，更无所谓存在了；而文化本身又是一个社会的知识、思想和共同信仰的集合体。广义地说，文化是由物质装备、文化修养和社会组织三个方面构成的，交流在文化的构成要素之间起沟通的作用（见图1），“交流使文化成为一种聚合的整体，并使其有可能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文化通过交流传播系统将我们作为人类这一物种进行着塑造，同样塑造着个人。的确，交流一词的含义就是共享。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交流思想时，他们就是一个共享的统一体。因此，文化可以被看成是人们的交流中所共有的习惯、行为及信仰。由于交流不仅对个人的个性十分重要，而且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及其活动也是重要的，所以它成了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然而图书馆不仅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或者是社会的工具，而且也是交流传播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交流是谢拉社会认识论的核心，一般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的社会现象，交流过程通常包括传递者、接收者、信息和传递媒介物四个因素，整个社会结构中起作用的所有交流形式的形成、流通、协调、消费是社会认识论研究的重点，知识与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则是重点中的重点。谢拉的社会认识论内含着巴特勒图书馆学思想的合理要素，其涉猎领域之广远远超越了图书馆学的视野，并已演化为一种认识社会的普遍的方法论。这是一个庞大的学术工程，谢拉本人是无法完成的，他只是提出了一种设想而已。值得说明的是，谢拉在《图书馆学引论》中多次论及情报学及其理论思想，并请两位青年学者帮他撰写了第4章“机器的神通”和第8章“图书馆与情报服务”，这不仅表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在谢拉的意识中是合而为一的，而且也体现了谢拉虚怀若谷、不耻相师、善待“知与不知”的高尚风范。
奥尔(J.M.Orr)也是美国图书馆学家，他于1977年出版了《作为通信系统的图书馆》一书，在书中，他引入了通讯和传播理论，对人、图书馆和计算机三个系统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图书馆系统是人类社会组织系统的一部分，是人类通信系统的补充，是知识的传递系统，它反映了人类自身的知识体系。奥尔的图书馆学理论准确地说是通信与传播理论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他跳出图书馆学的框架来认识图书馆之“庐山真面目”的做法本身是值得赞赏的，他关于“图书馆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反映”的认识也是正确而切中要害的。
英格沃森是丹麦的图书馆和情报学家。他认为情报学是一个属概念，而图书馆学只是情报学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发展(R&D)活动。在他看来，图书馆学所关心的只是发生在图书馆中的情报过程，它是情报学的特例。譬如，情报检索在图书馆学中称为参考工作，情报管理则演变为图书馆管理。也就是说，英格沃森所称的情报学实际上已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一种聚合体，其研究对象是普遍的情报过程或情报交流现象。
德国图书馆和情报学家沃西格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关系的认识更为激进，他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否认图书馆学的存在。在沃西格看来，特殊类型的机构不能为一个科学或学术领域提供坚实的基础。“只要没有诸如医院学或监狱学这样的学科，图书馆学的概念就不是非常令人信服的”(As long as there are no disciplines such as hospital science or jailhouse science,the concept of library science is not ve-ry convincing)。尽管如此，沃西格并不否认诸如图书馆等机构的问题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解决，这些方法本身可以构成一种知识集合，但这种知识集合更多地是一种研究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沃西格还认为情报学是研究情报机构而非图书馆的一门学科，同时他又将图书馆视为提供情报存取的一类情报机构，这种表述在逻辑上虽然自相矛盾，但它恰好说明了情报学与图书馆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瓦卡里是芬兰著名的图书馆和情报学家，他在“图书馆和情报学：内容与范围”一文中认为，“情报学从概念方面包含了我们的学科（包括图书馆学在内）论域的必要因素”，因此将“图书馆”、“情报学”并列作为学科名称是“不经济的和没有意义的”，“图书馆仅是情报学的一个应用领域”。他还谈到，“情报学从其产生伊始就具有重视目的(purpose-minded)的特征。尽管它的名称从图书馆学变为文献工作(do-cumentation)，再变为情报学，但它的目的却总是为特定的实践活动提供支持。从施莱廷格到布拉福德(S.Bradford)，再到贝尔金(N.Belkin)，情报学领域经历了长时间的、持续的进步，情报学决心达到的目的就是促进所需情报的存取。情报研究正是在这一原则的支撑下发展起来并走向繁荣的，依据这一原则，它在未来将继续拥有自己的领地”。瓦卡里所谈的情报学无疑是指第一次聚变后产生的图书馆与情报学，它排斥了图书馆学的非科学因素而将其核心内容融入了统一的情报学之中，这也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欧洲大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发展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流学派图书馆学是社会学学派图书馆学的延续，巴特勒的图书馆学理论已逻辑地内含着社会知识交流的思想。但我们注意到，交流学派的产生却是与情报学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说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交互作用的产物。情报学具有重技术的传统，这种传统通过交流学派的学说进而影响图书馆学，终至形成了图书馆学中的新技术学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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