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变革与中国近百年文化启蒙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蒙运动论文,中国论文,语言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郑敏先生的文章《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以后，引起学术界的一些反响与争议。从已发表的几篇争鸣文章来看，焦点仍停留在如何评价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以及中国语言变革的未来走向上，远没有像编者所期望的那样深入到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等中国现代化进程急需解决的深层次问题。看来，对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语言变革发生的历史机制尚未达成共识。在我看来，今天的反思，目的在于通过语言变革——近百年文化启蒙运动中最先得手的领域，透示其与整个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及在这一运动中反映出的思维模式、传统心态和精神特征。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认识和描述这一历史过程发生的机制和源流。
一
反思近百年语言变革史，大体而言，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晚清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和30年代大众语运动。这其中，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具典范意义。前者是其源，后者是其流。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反思，忽视其源与流很难得出完备的结论。关于五四白话文运动之源，学界有两种具代表性的观点：
（一）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文学改良八事等涉及语言和文学革命的主张，并非其独创，早在晚明文学先驱如李梦阳、何景明、徐渭、王世贞、李贽、袁宏道等人的言论中已经出现。这一观点最早由周作人、刘大杰提出。
（二）认为以白话文运动肇端的文学革命只是继承晚清文学变革的进一步发展。在此之前，晚清知识分子早已意识到知识普及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性，意识到言文合一才能有效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紧迫性，所以发起晚清白话文运动。五四白话文运动只是顺此潮流，因势利导而成的一种历史必然。这一观点由陈独秀、蔡元培最早指出，学界多所引用。
但这两种观点都无法从根本上说明为什么近百年文化启蒙运动竟始于一场语言变革，为什么仅仅是一种文学语言的反省竟激起了全民族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反省，并进而产生对整个社会进行批判改造的理论自觉？也就无法说明语言与文学革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和典范意义。要说明这一点须从语言是文化的象征符号这一根本属性出发。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指出：“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就此而言，一个民族的语言构造制约着该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的变迁、沿革体现着文化运动的轨迹，语言革命是文化革命的先导。按语言学的理论，语言学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系统，其一是以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其二是以文字为中心的语言学。前者认为文字乃是用以模拟译写、记录语言的符号，其结构与功能均应依据语言而来，甚至不容许写法和语音龃龉；后者则认为文字的主要功能是记录思想、感情及经验，它往往不像口语那样与口语所处的语境有密切关系，而是具有较强的内指性，意蕴远较口语深刻、丰富。中国文化传统相异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字中心观而不是西方的语言中心观。一方面“声成文，谓之音。”声必先成文，始可讨论，言之不文，亦不具任何价值，所谓“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另一方面，以文字能记录垂远，故文章被尊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由言文不分，到以文代言，不是文字仿拟语言，而是语言仿拟文字。在中国文化中，“文”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而言语也以趋近或仿拟文字为常态，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即是一例。这表明自孔子雅言《诗》《书》以来，文与言的区分，其实也是雅与俗的审美判断。文与言所以一雅一俗，是因为文具有超脱时空和随时变异的特征，有突现传承经验和真理知识的力量。故《文心雕龙·原道篇》言：“文之为德也大矣，”“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文是显道明道之媒介，于是宗经、征圣、原道、载道，逐渐发展成一种文字崇拜、文言崇拜的文化传统。
近代语言变革要“变革”的就是这种传统。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文化秩序和价值系统的失衡，导致了传统语言规范系统的崩溃。白话和俗语以及涌进来的西语构成了传统语言系统中的离心力。离心力与向心力相反相成，持续不断地发生作用，伴随着中心化和一体化过程，反中心化和反一体化的过程正在进行。语言梦想着秩序，而言语则发生变异，文言的规范化与白话现象展开了一场生死斗争，这构成了晚清以来文化发展的重要主题：一种语言系统战胜另一种语言系统。在变动不居的现实与用来描绘现实的固定符号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分裂和张力，人们不得不抛开自身文化传统中占统治地位的符号而另辟蹊径。可以说，正是由于符号结构内部非对称的二元关系，一种语言体系才能发展。晚清白话文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展开的一场文化的世俗化运动。其目的在于启迪民智，传播科学文化思想。其中包括汉字的注音，拉丁文化，部分也体现了一种世界化和国际化的文化自觉。作为这种世俗化和世界化运动的结果，白话报纸的蓬勃兴起，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盛行，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市民阶层的独立存在，他们几乎左右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然而，语言的世俗化并未从根本上产生变革整个文化传统的理论自觉，语言变革仍然停留在“用”而非“体”的变革上，晚清的“诗界革命”就是一场“中体西用”的文化尝试，其失败的结局是注定的。
五四以前，胡适、陈独秀等人面临更为严峻的文化空间：(1)意识形态化的八股文，越来越成为中国末代文人运思和构作的唯一工具，古贤先圣微言大义托之以传，为官扬各显宗耀祖由之而定。文人的思想情感文才韬略完全被僵化的形式所扼杀。(2)僵化腐朽的桐城派古文从根本上限制了文学自身的发展，保证着传统社会态度的延续性。(3)迎合市民低级趣味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使文化现实黑暗不堪，庸俗低下的艺术趣味充斥一时。文学革命首先改变的就是这种现状。并由反对文言之僵化古风与旧文学之陈词滥调导向抛弃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周作人把新文学运动解释为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从某种程度讲是确切的。他说：“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对，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历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①周作人着眼的正是这场革命发生的历史机制，不了解这种历史机制对白话文和文学革命作时过境迁的评论难免会割裂历史。新文学运动所反对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针对的就是一种扼杀人的思想情感的奴性文学，提倡人的文学，即有着人的情感与灵魂的自尊自觉自主的文学。
由此可见，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任务远远超出了文学风格的破坏，而把矛头指向了背后陈陈相因的文化传统。这场形式革命之所以激起声势浩大反应强烈的文化运动关键在于胡适陈独透等人从一开始就是要颠覆以文字为中心的文学观世界观。这种颠覆，不是古代文人所提倡的兼采方言俗语，追求清新，不用典，不摹拟前人等等文学主张可比，过去那些主张无非是在“文”的大传统中小有更张补充而已。也不是黄遵宪、梁启超等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②的文化保守主义可比，而是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套信仰、价值、技术的转换，从根本上破旧立新，导向新传统的建立。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胡适、陈独秀等人企图建立的是一个以口语为中心的白话文学史观，借着“文言—白话”的对比，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一文中，痛诟两千多年来文人所作，用死文字做出来的死文学，提倡国语文学。后又写出《白话文学史》将整个“文章的文学史”改成“白话的文学史”。白话，其第一个解释就是“戏台上说白的白，是俗语的土白”，白话文学史把文学的脐带伸到民间，认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文学，本来就是口语传统大于文字传统的，诸如传说、演讲、谣谚、咒语、神话之类。胡适将这种传统充分吸纳发扬之外又进而以此去囊括统摄《史记》《汉书》及佛经译本、杜甫、白居易的诗等一般视为文章传统的作品。因此，如果说明清启迪民智的白话文运动，是着眼于交流功能的语文运动，五四文学革命则扭转了以文字为中心的哲学，打破了中国整个文化传统的内核，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重构，“文”的传统优越性彻底消失了。钱玄同要将中文改成拼音文字，傅斯年认为中国字野蛮，文雅与鄙俗的区分在五四先驱者眼里也消失了。郑振铎作《俗文学史》，顾颉刚展开民俗研究，周作人等人发起歌谣收集活动，文与道的关系也彻底断裂了。宗经、征圣、载道被视为文学的扭曲，礼乐文教，是与文学无关的政治事务，由文字、文学到文化，全面地进行质疑、瓦解、颠覆。五四白话文运动从根本上造成了传统文化言路(discourse)的断裂，从批判文言进而到对文化传统的全面弃绝、批判，这就是五四语言变革运动的性质和意义，也是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形成文化思想与政治伦理整体革命的最根本的原因。
语言变革与文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和性质特点最典型地体现在被誉为“体现文学革命实绩”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文本结构上的双重性——“日记”文本是白话结构，“小序”文本是文言结构，这在语言变革史上具有一种象征意义。鲁迅小说两种语言系统、两套叙述话语的设置，代表了当时五四先驱鲜明的语言观，在艺术上构成了一种有意味的象征文本。在鲁迅看来，文言和白话两种语言系统，显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思维模式和认知结构。日记文本是一个先觉者、启蒙者、反抗者的精神独白，而文前的“小序”文本则相反，它不是将读者引向对日记的认同，而是对日记内容和主人公的否定。也就是说，文言的小序代表的是吃人社会的意识形态，世俗社会的价值观和家族专制的伦理观。由此看来，鲁迅是通过文言与白话的对立，表现封建专制文化整体与个性解放意识的对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语言变革与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之间存在的难以割舍的依存关系。单纯从语言变革或语言学的本质考察这一运动显然无法得出合乎逻辑的完备结论。
二
任何一种民族语言都由多种亚语言或次语言组成，如那些专属于政治层面的强言和行业用语，以及特定时代和阶级的语言。在各种次语言或亚语言之间的不断交流过程中，文学用法只是无数争奇斗妍的话语实践之一。20世纪西方兴起的各种形式主义批评，认为诗歌语言根本不同于语言的其它形态。其实，文学语言也是自然语言的一部分，由于语言的历史变迁总是非常保守和拖沓的，作为常规语言一部分的文学特别是诗歌语言的变迁也十分缓慢。中国近现代语言变革在文学上是从诗歌领域开始的，但其过程和结果却最不尽如人意。黄遵宪的近代诗歌革新曾引起文坛极大的反响。康有为称黄遵宪的诗“精深华妙，异境日辟……无非珍奇矣。”③徐世昌称“公度负经世才，少游东西各国，所遇奇景异态，一写之以诗。其笔力识见，亦足以达其旨趣。子美集开诗世界，为古今诗家所未有的。”④质而言之，黄遵宪的诗仅仅是一种政治哲学和西洋典故在古诗体中的杂糅，这虽然可以使当时孤陋寡闻的中国人耳目一新，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诗体的现代化问题，正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讽刺的，“（新诗派）差能说到西洋制度文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心性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事物，而无新理智。”尤其在几千年诗歌传统的中国，仅仅是表层上的西化与现代化，根本无法抗拒背后十分强大的崇古势力，更难以满足日益膨胀起来的中国知识界对文学革命的热切愿望。在当时，“新诗”的中途夭折也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的不彻底不成熟有很大关系。白话散文尚蹒跚学步，“新诗”自然也不可能成就一种崭新的诗体。正如林庚先生所说的：以“新诗”开始的晚清诗界革命，确实反映了缩小口头语与书面语差距的历史要求，“但当时在散文上还没有变化，因此声势有限，步伐不大。”⑤
当胡适在美国思考文学革命问题的时候，他的前辈在新诗探索上的教训自然会引起他的极大关注。他与梅光迪、赵元任等人反复讨论文学和语言变革的必要性，如文白的优劣，文学观念的改变，小说中心主义，语言的交流功能等，在“白话可以产生第一流的文学”方面可以基本达成共识，但最后的焦点却落到了最使胡适不自信的堡垒——诗歌白话化。白话文用在文学其他任何部门都很适合，就是不能“用之于诗”，这是胡适与梅光迪等人产生分歧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说，胡适必须面对“文言诗国”这个最强硬的敌手，正像他比喻的“我此时练习白话诗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⑥因为就他的历史考察，白话文作为活文学，已在小说、故事、戏曲、民歌等文学领域占据了一定位置，剩下须证明的只有“韵文”了，解决了这一问题文学革命才能畅行无阻。这就是胡适后来发表白话诗集《尝试集》最富革命性划时代意义之所在，他从具体操作的实践方面对新诗变体作了大胆的示范，从根本上打破了“韵文”不能白话化的神话，为文学革命的顺利进行扫清了最后障碍。这也是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先驱真正超越于晚清革新者最根本的原因。
问题在于，文学革命中冲锋陷阵的白话诗并未像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得到应有的发展。五四狂飚过后十年，鲁迅回顾前尘往事，作了如下论断：“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⑦朱自清也早说过：五四以后的文学，“最发达的要数小品散文。”⑧鲁迅后来在给窦隐夫信中甚至不无惋惜不无感慨地说：“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楣运。”为什么得风气之先的新诗，却始终境遇不佳，郁郁不得志呢？这其中的原因恐怕只能从中国文学传统的内在因素和诗的本质上找寻了。文学发展自有其固有的内在规律，文体与内涵的变革往往成功在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相结合紧密的地方。近代散文小品的成功就在于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传统散文中抒情言志、舒缓自如、形式自由的特点，又适应了当时中国文人感怀现实、笔墨时政的启蒙主义理想。主体个性与文学政治，艺术趣味与审美情操在这里可以达到完美的结合。而且从语言变革的角度看，小品文的语言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中国散文传统语言的精华，锻就了简练典雅的“美学”语言，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信息量，浓郁的生活气息、高雅的艺术情趣、深厚的学术功底征服了正处于文化饥渴中的近代中国人，使近代中国小品文成为至今仍拥有相当数量读者群的文学遗产。相比之下，中国现代诗的发展与现化中国人的阅读期待视野始终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形式上与古典诗词的彻底决裂，而一味以白话和欧化语式入诗，从根本上丧失了传统的依托，使之成为无根的浮萍。无病呻吟的矫情和语言苍白的说教破坏了真正意义上的诗美。事实上，现代诗中有限的几首脍灸人口的诗作，很大程度上得益其所保留的古典意境，而当时许许多多模仿西方现化诗派的诗并没有走入人们的记忆，至于当时应时而作的政治口号式的诗也早已随政治风云的消散而被彻底遗忘了。白话没有解决一切问题，白话诗的变革为启蒙文学开了路，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显然远远大于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胡适等人在文学革命成功后未能及时调整文学策略，转移工作中心，这是新诗得不到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梁实秋后来反思新诗发展时点出了这个原因，他认为五四以后，胡适始终未改变他一贯的“明白清楚主义”，胡适的诗论“一直停留在这启蒙的阶段”，与诗歌的发展规律产生龃龉，甚至妨碍了新诗的现代化进程，“因为现在所牵涉到的已经不是诗的文字问题，而是诗的实质的问题。”⑨梁实秋这番话一语中的可谓探本之论。五四时期已从文坛中心退居边缘的梁启超曾就白话诗和文白之争发表过现在看来颇为清醒的看法，作于1920年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是一篇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作为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梁启超对当时反对白话文的顽固派和极端排斥文言的偏激之论都提出了尖锐批评，在资深思想家中颇具代表性。他的出发点和依据正是从语言规律（“文白之分”、“语文之分”），诗的规律（“简约、含蓄、音律”）和文学规律（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出发，主张文言与白话不要绝对的对立，梁启超指出：“极端的‘纯白话诗’，事实上算是不可能。若勉强提倡，恐怕把将来的文学，反趋到笼统浅薄的方向，殊非佳兆”，并可能成为“新八股腔”扼杀文学的活力，有沦入“桐城派第二”的危险。他认为文言与白话的差别不是欧洲的希腊文拉丁文与国语文学之差，而是英国通俗文学与莎士比亚时代英国古文的差别，也就是说不是两个语言系统，而是一个语言系统。在他看来白话绝不能脱离文言而“创成独立的文体”。梁启超尤其对文坛那种不可仰制的通俗化倾向感到极大的不安，担心诗坛“相习于粗糙浅薄，把文学的品格低下了”，并进而预言“我不敢说白话诗永远不能应用最精良的技术，但恐怕要等到国语几番改良蜕变以后，若专从现行通俗的语底下讨生活，其实有点不够。”诗歌的历史发展结果实在被梁启超不幸言中了，正像郑敏先生文中所言，有着几千年诗歌传统的中国竟然没有出现一位可以跻身世界诗坛的现代大诗人，个中原因实在耐人寻味。问题在于从诗歌本质出发，探讨诗歌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以供现代诗人借鉴是一回事，从思想史的发展入手，对五四先驱者的启蒙主义思想作出合乎历史的史学评价则是另一回事，两者的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一味借重前者来否定后者，至少对一位史学家来说并不合适。即便是这两位对五四文学革命提出批评的文学家也没有彻底否定五四文学革命的意义，而是从历史和现实情境出发，作了同情的理解和评判。梁实秋说：“胡适先生提倡白话诗，是针对当时文学状况而发，有时不免矫枉过正，有时不免忽略了细节。”⑩梁启超认为“文言白话之争实在不成问题”，关键在于“文学界得一种解放”。(11)两人都从启蒙的意义上肯定了这次革命，也就是注意到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潜本文”，这才是尊重历史的理性认识。谈论语言变革和文学变体忽视其与近百年启蒙主义文化运动的密切关系，而片面地对历史作时过境迁的评判，显然是不足取的。
三
如果说，胡适思考语言变革问题是从重估中国文学传统开始的，那么，30年代瞿秋白则是从反思评估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进程尤其是五四文学传统来思考同一问题的。瞿秋白有别于他的前辈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是他已经从语言学、文学的狭窄领域上升到社会学的高度，他认为“社会的巨大变动产生‘新的文学’和‘新的言语’的需要，而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也需要白话文学和所谓‘白话’的‘新的言语’的完全形成。”(12)显然，语言问题在这里已经和整个意识形态的整合联系起来，这突出表现在他提出的“文腔”这一概念上。“文腔”概念具有深刻的内涵，它不仅是指说话作文的腔调，而且也代表一种意识结构、文化风貌、社会习俗和精神品格。瞿秋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意义和任务，不仅仅是创造出来一些新式体裁的文艺作品，如诗歌、小说、戏剧等，而且还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文腔’，”要实行文艺革命，就不能够不实行“文腔革命”，所谓“文腔革命”，就是要“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不用文言作文章，专用白话做文章。”(13)与胡适等人不同的另一个方面是，瞿秋白在语言文字问题上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专门研究。他对建立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以及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过程都发表过不少独到的见解。他曾详尽地分析过“古代文言”（上古中国文）、“现代文言”（公文式的古文等）、“旧式白话”（明清小说式的白话）、“新式白话”（五四新文学的白话文）(14)的特点，并且明确指出了它们的缺陷。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方块汉字，以及建立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的问题。瞿秋白的主张与30年代的理论界现状有着很大的关系，这决定了他在30年代“大众化”文艺运动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30年代，理论界出现了一种令人困顿的停滞状态，五四新文化运动使得传统文化分崩离析，旧的意识形态的枯竭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新的意识形态的渴望。而在知识分子中间，旧的热情已经耗尽，新一代由于对那些五四时期的旧争论缺乏深沉的记忆，同时由于没有稳妥的传统可以依靠，正在寻找新的目标，在探索过程中，存在一种深刻的、绝望的、差不多是忧郁的愤怒情绪，他们焦躁地探索一种新的精神上的激进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场以反思批判五四白话文运动为主要目标的激进主义——大众语运动适时而起。(15)针对当时吸收西方语法与词汇来写文章，造成一种“新文言”或“欧化文”的倾向提出尖锐批评，尤其对当时白话文因欧化而脱离群众语言和倾向进行了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瞿秋白的观点代表了当时普遍的坚定信仰：“用不着中国古代贵族的文言，用不着死了一百年的清朝说书先生的腔调，用不着洋翰林的‘意味’……我们群众口头上的白话，能够表现我们的思想，能够描写顶美丽的景致，能够说明科学艺术的道理。”(16)“文艺大众化”是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和创作试验，几乎贯穿了这10年历史期的全过程。30年代大众化的讨论，首先提出的是为大众所熟悉的旧形式（包括民间形式）的采取，对民族传统文化“弃去蹄毛，留其精粹”的批判继承，在“旧形式的蜕变”中探求现代文学新的民族形式，以克服“五四”新文学中所存在的脱离群众的“欧化”倾向。这本是五四文学传统的必要修正和有益补充，但由于倡导者理论上的机械论、形而上学，思想上的片面性、绝对化，行动上的盲动性、冒险性，致使他们无法正确估计当时的形势，无法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性质，因此伴随而来的是对当时中国文学的错误判断。尤其没有澄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政治革命的正确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否定五四启蒙运动及其倡导者的历史功绩，正如胡风指出的“引出了对五四革命传统的新文艺在大众觉醒过程（民族解放运动）上的影响力的抹杀”。(17)从夸大五四文学的欧化倾向入手，走向了彻底否定五四文学传统的左倾道路，把接受较多外来影响的五四新文学的语言及文学形式说成是“非驴非马”的“士大夫的专利”。这些对五四文学传统的偏离与否定，相当程度上造成了理论界的混乱。
从“大众语”运动到“文艺大众化”讨论，再到“民族形式”的探讨，被认为是“抗战以来的文艺运动中特别是创作实践中所引起的最迫切而最实际的问题；它不仅是……通俗化的问题，而且是提高中国文艺水准的问题；不仅是利用旧形式或创造新形式的问题；而且是清算并承继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发扬而光大之的一种继往开来的责任问题。”(18)首当其冲的便是语言改造问题。30年代大众语运动有两个基本的动因：一是对1933年汪祖懋、许梦因等人发起“文言复兴运动”的批判；二是受到苏联语言变革与统一运动的影响。这就必然使得大众语运动带上了明显的意识形态整合的性质。从30年代到40年代，困扰左翼知识分子的不再是语言变革的“体与用”的问题，而是如何整合一种新的工农大众的语言形态，并把这种语言凝聚、提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问题。这种整合在三、四十年代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性，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是创造有利于政治利益，被广泛接受的共同观念、价值和信仰的整合；二是文化盟权的确立，即对精神生产的工具和制度所使用的权力话语的整合，这就是确立以工农兵——抗战主体为主要对象的文艺形式和语言形态，这种整合使知识分子在政治划一，抗身抗战过程中将工农群体的共同价值、规范或信仰等内化为自己文化结构乃至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在这里最直接的途径当然是语言形态的改造和重建。正如胡风所言：“大众语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言语学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以大众底生活需要为基础的文化运动的问题。”(19)与晚清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30年代大众语运动已经是一个由强有力的政党所领导，有组织有系统的一次文化运动。到40年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这种意识形态整合的最终完成。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也就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调的文化。他的这一理论是在分析总结“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20)基础上提出来的，他认为目前摆在知识者面前的还是“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与五四新文化启蒙无论在概念形式还是思想内涵都有了实质性不同。五四启蒙主义是从思想文化领域发起的向封建主义的全面进攻，涵盖着对人情的觉醒与解放、民主与科学的热切呼唤，强调知识分子对人民大众的启蒙精神，而40年代的启蒙运动则是从政治革命，阶级矛盾入手，涵盖着对民族危机意识、阶级压迫意识觉醒的期待，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从而凝聚成一种真正具有变革力量的政治团体，实现迫在眉睫的民族救亡大业。于是从这一原则出发，毛泽东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21)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根本意义上“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作为鲁迅曾企盼的“政治之力”，将30年代以来关于大众语和大众文艺形式争论不休的场面作了有力的收束，标志着一种真正的新型的意识形态的最终形成。这一意识形态的特征是以工农兵为主体，以战时民族文化为特征，以寻求民族解放独立为宗旨，从根本上排斥了封建专制以等级制度和儒家伦理为主体的意识形态结构，排斥了封建社会中的文人传统，从此中国语言变革运动开始走上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系统改造道路，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影响。
注释：
①周作人：《看云集·论八股文》。
②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③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
④徐世昌：《晚清浥诗汇》卷171。
⑤林庚：《谈谈新诗·回顾楚辞》，载《文汇月刊》1980年第4期。
⑥参见《胡适口述自传》第7章、第8章，华文出版社，1992年8月版。
⑦参见鲁迅《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⑧参见朱自清《谈新诗》、《谈中国诗的出路》等文。
⑨⑩梁实秋：《胡适之先生论诗》。
(11)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12)(13)(14)参见瞿秋白《论文学革命及语言文字问题》《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等文。
(15)瞿秋白否定五四传统的时候，仍然沿用的是当年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人矫枉过正的作法，茅盾在一篇回忆瞿秋白的文章中有一段：“有一天，在某处遇到他，我就问他：难道你真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不应估价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见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一文，1949年6月18日《人民日报》。
(16)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卷二，第6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17)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
(18)光未然：《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
(19)胡风：《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
(20)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2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22)(23)（俄）巴赫金：《马克思与语言哲学》，转引自《巴赫金传》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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