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元元[1]2001年在《白居易与牛李党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牛李党争作为唐朝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身处其时的唐代诗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白居易作为身处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牛李党争对其政治态度、诗作内容及风格的影响，学术界还没有作过系统的研究。本文从原始材料出发，通过对白居易与牛李两党主要成员的人事关系的梳理，探讨牛李党争对白居易的影响。 本文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着重分析并澄清关于牛李党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细致分析白居易与牛李两党成员的关系。第叁部分探讨牛李党争对白居易政治态度、诗作内容及风格的影响。
于元元[2]2005年在《试析白居易与牛李党争两党主要成员的关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诗人及其作品,必须了解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社会关系,白居易作为身处牛李党争时期的诗人也必然受到党争的困扰,要全面、深刻地了解白居易及其作品,就不能忽视对其在牛李党争中的处境的研究,本文从相关的原始材料入手,对白居易与牛李两党主要人物的交往情况进行了梳理。
孙羽津[3]2017年在《元和政治与奇诡诗风之关系窥管——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新证》文中研究指明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向以奇奥诡怪着称,诗史上罕有其匹。此诗并非"止是竞奇""咏野烧",其于铺叙火象之余,旁涉雷、水二象,全面托寓了唐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和制举案。其中,火象寓指宦官集团势焰熏灼、主谋其事,雷象寓指宰相李吉甫推波助澜,水象寓指包括皇甫湜在内的制举人及考官群体遭受屈抑。后半引入上帝形象,将火、雷、水叁象化归为汉易卦气说之《离》《震》《坎》叁卦关系,托出唐宪宗制衡南北衙势力之态度,反映了韩愈对时局的细微体察和对宪宗的无尽属望。全诗藉由超越现实而观照现实,藉由思想文本敷衍文学文本,在文本与现实的互动中,形成了繁复而隐秘的托寓结构,有效地弥缝了原作"出真"之疵病,在将奇诡诗风推向新高度的同时,诗旨亦臻深淳之境。由此可见,韩愈的奇诡诗风非仅审美好尚使然,更与托寓现实的创作动机密切相关,兼具目的性与工具性。
丁鼎[4]2002年在《牛僧孺与“牛李党争”研究二题》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牛僧孺在“牛李党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与两党人物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客观的考察和论述。文章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订,认为牛僧孺实际上并非“牛党”的党魁,“牛李党争”之名也与历史实际不符。此外,文章还对牛僧孺与牛、李两党人物的关系分别进行了考察,文章发现牛僧孺与李党主要人物的关系很耐人寻味:除了李吉甫、李德裕父子屡屡对他进和排挤打击外,其他李党主要成员不仅极少与他有矛盾冲突,而且还大多与他有着良好的交谊。由此可见他与李德裕、李宗闵、杨嗣复等汲汲于党同伐异的党魁是不同的。
傅绍磊[5]2010年在《唐代后期政治与士风文风研究》文中提出从元和到咸通是唐代后期一个前承后续而又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在此期间,唐代后期宦官集团进行了长期的分化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唐朝在政治上经历了元和中兴和会昌振兴的局面后出现的是长期的姑息、苟安的局面,政治局势难以挽回。在当时宦官专权的政治背景下,士人与宦官之间的关系已经是整个士人阶层与整个宦官集团之间广泛而颇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当时士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甚至是当时士风的主要方面和整体特征,对当时的文风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身处不同的政治层次和不同的政治背景,所以,当时士人与宦官之间的关系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具体差异。元稹作为高层士人直接卷入了宦官集团的分化,李商隐、杜牧则是作为中下层士人在政治的边缘间接地受到宦官集团的影响,但是,宦官集团对于李商隐、杜牧的影响却复杂而曲折地反映在二人与牛李党争之间的关系中。白居易因为激进的民本主义思想和对理想政治的憧憬,所以,在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时忽视了特定时期的政治局势的发展而陷入政治困境,思想、文学创作也出现了转变。当时政治复杂多边,陷入政治困境的士人不止白居易一人,在河朔复叛的过程中,内廷的元和逆党和外朝的宰相都主张对藩镇姑息,而且大肆排斥对河朔复叛不满的朝臣,河朔复叛在《续玄怪录》等唐传奇中得到了曲折反映,这也说明河朔复叛在当时的士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也是贤能标准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就温庭筠的贬谪制诰而言,温庭筠的仕途沉沦很难说与当时贤能标准的转变没有联系。“甘露之变”前后的唐文宗朝翰林学士的特征代表的是当时一个特定的士人群体与宦官集团的关系,是当时士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河、湟归唐与当时士风、文风的关系说明的是特定的政治事件甚至比政治局势更能够影响士风、文风,因为河、湟归唐的影响,当时的士风、文风在这个阶段中极为特殊。
王西平[6]1985年在《杜牧与牛李党争》文中研究表明牛李党争,从唐宪宗元和叁年(公元八○八)开始,到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八四八)李德裕死于崖州贬所结束,前后延续了四十年之久,是晚唐社会叁大政治祸患之一。牛李党争对当时的文学影响颇大,尤其是与一些作家的政治态度和身世遭逢直接相关。如与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都有牵涉。杜牧恰好生长、仕宦于这一时期。他出身于贵族世家,官至刺史、中书舍人,和牛李党人都曾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关系。曾得牛党要人牛僧孺厚遇、周墀援引;杜牧在给牛、周写的书信、歌诗、墓志中,对他们也多有
周建国[7]1987年在《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兼评《李德裕年谱》》文中研究表明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的关系是历代学者所关注过的论题。近年来,这一论题又引起人们的探索兴趣,以中晚唐某一作家与牛李党争关系为题的论着时有所见,成果可观。但由于这一研究兼涉文史,范围很广,有的论着从拘于一隅发论,其史实的采摭及评价就难免有所偏颇。傅璇琮先生的近着《李德裕年谱》(下面简称《年谱》)对这一历来争议纷纭的老问题重新作了全面的研究。
严正道[8]2011年在《李绅及其诗歌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中唐着名新乐府诗人、重要政治人物李绅及其诗歌的专题研究。绪论部分简要论述了在中唐文学新变意识下,李绅对中唐乃至中国古代诗歌的贡献,并对本选题的研究现状、意义和方法作了说明。正文部分共七章。第一章主要论述李绅的生平经历与思想。首先对李绅所自称的山东旧族赵郡李氏的家族身份提出质疑,认为他实是庶族出身。其次在考证李绅生年的基础上,把李绅一生主要经历分为四个阶段进行简要叙述,勾勒其具体行踪。最后从李绅一生谨守儒家思想的观念出发,分析了构成其人格追求的几个方面,以及构建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理想。第二章考察的是李绅的主要交游对象。李绅与中唐的重要诗人和政治人物都有一定的交往,首先是元稹和白居易,李绅与他们关系密切,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并结成终生友谊。其次是刘禹锡与韩愈,李绅与他们交往虽不多,但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诗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最后是裴度与蒋防,与李绅是提携与被提携关系,可以看出李绅的一些政治观点和他对后辈人才的奖拔。第叁章考察李绅与牛李党争的关系。选取其中对中唐政治生活有着重要影响的叁个事件：长庆元年科试案、李绅与李逢吉长庆年间的相争、吴湘案,通过对史料的考辨,具体了解和分析李绅在牛李党争中所采取的立场、态度,澄清史书中的一些偏见和误解,认为李绅在党争中的行为并非完全出于私心,而是以国家、朝廷利益为重,光明磊落,但在具体行为上有时失于偏激。第四章主要阐述李绅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贡献。首先辨清李绅的新乐府诗人身份,然后追本溯源,从元白的和作中大致推知《新题乐府二十首》中失传的八首诗题,还原其主题,形成对《新题乐府二十首》的完整认识。并由此从两方面比较具体地分析评价李绅对新乐府运动的贡献。第五章论述李绅诗歌学习的主要对象。首先,受当时追求新变、复古齐梁风气的影响,李绅远效六朝,特别是齐梁诗人,如何逊、吴均、萧纲、丘迟、谢惠连、鲍照等。同时,也师法前辈优秀诗人,如杜甫、韦应物、大历诗人等,兼取众家。诗歌表现出不拘一格,追求多样性的特点。第六章是对李绅流传诗集《追昔游集》的内容分析。从其抚今追昔的回顾心理出发,其诗集主要反映和表现了四种情感：对无故被贬的冤屈与对造谤者的怨恨；流贬远荒与游宦异乡的羁旅思愁；对高官厚禄的满足与炫耀；流连自然美景的闲适自得。第七章分析李绅诗歌风格的变化。早期的诗歌不管是乐府诗,还是叙事诗、咏物诗,都具有通俗易懂、明白浅近的特点。贬谪端州之后,社会环境、自身处境以及个人情感的变化,导致诗歌内容雍容典雅,追求艺术技巧,形式工整、音韵谐畅。附录一是对李绅年谱的重新编定,补充了较多史料,亦订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附录二是对李绅《全唐诗》及《全唐诗补编》中收录的《追昔游集》之外的诗歌考辨真伪。附录叁是对《古风》二首的专题研究,对作者问题、创作时间、时代背景进行了考论。
罗进军[9]2007年在《人心莫厌如弦直 淮水长怜似镜清》文中研究说明李绅是中唐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和诗人。他素有政治抱负，但身处党争漩涡之中，历经宦海浮沉，襟怀难展；长达数十年的“牛李党争”，基本上与李绅一生主要政治生活相终始，对其生活、思想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李绅刚直不屈的个性在其中也得到充分展现。李绅积极参与“新乐府运动”，与元、白等一道推动了中唐叙事诗的发展。李绅晚年自编《追昔游集》，收录其大量诗歌作品，或纪游抒怀、或托物咏志，表达了他的思想情操和人生感慨，情真意切，意境深远，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其诗歌成就的主要代表。本文旨在对李绅及其诗歌做全面的探究。论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介绍李绅研究的概况。第二部分是李绅与“牛李党争”：着重探究李绅与两党主要成员的关系、以及党争倾轧下李绅的政治态度，并分析党争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第叁部分是李绅与“新乐府运动”关系考：重在强调其创作新乐府诗歌的现实功利性，考察交游对其创作的影响，并探讨其新题乐府散佚的原因。第四部分是李绅诗歌类析：从其纪游诗、咏物诗、酬答诗和叙事诗，深入探讨其诗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第五部分是结语：评价李绅的为人及其诗歌创作的成就。
傅绍磊[10]2012年在《李德裕抑杜牧质疑》文中研究说明许多事实表明,即使是在牛李党争激烈的政治背景下,李德裕抑杜牧也并不存在。会昌年间,杜牧出任外州刺史是仇士良宦官集团在起作用。大中年间,杜牧在文章中流露出对李德裕的不满不仅与当时特定的政治背景有关,同时,与杜牧长期以来对宦官集团的顾忌也不无联系。
参考文献：
[1]. 白居易与牛李党争[D]. 于元元. 黑龙江大学. 2001
[2]. 试析白居易与牛李党争两党主要成员的关系[J]. 于元元.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3]. 元和政治与奇诡诗风之关系窥管——韩愈《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新证[J]. 孙羽津.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 牛僧孺与“牛李党争”研究二题[J]. 丁鼎. 聊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
[5]. 唐代后期政治与士风文风研究[D]. 傅绍磊. 浙江大学. 2010
[6]. 杜牧与牛李党争[J]. 王西平. 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5
[7]. 论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兼评《李德裕年谱》[J]. 周建国. 文学遗产. 1987
[8]. 李绅及其诗歌研究[D]. 严正道.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9]. 人心莫厌如弦直 淮水长怜似镜清[D]. 罗进军. 兰州大学. 2007
[10]. 李德裕抑杜牧质疑[J]. 傅绍磊.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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